第四章 站在丑化与歧视的背后——为什么丑化河南人
三、歧视者的心理素描
所有对弱者的丑化,都是为了借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显示优越,显示高贵。尽管一个人在歧视、嘲笑别人的时候,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动机,但在潜意识中这种欲望一定是存在的。
这是人类天性中丑陋的一面在作祟。这种天性是人类在几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是从动物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但却不是天性中高尚的部分,而是原始和野蛮的部分,低劣的部分。
还是先让我们看看吧。在猴群中是没有平等的观念的。猴王对于它的任何一个子民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猴后则常常剥夺其他雌猴与猴王的交配权,发现其他母猴试图引诱或响应猴王,便死命地殴打,甚至弄瞎眼睛。猴王总要作出各种显示自己优越地位的举动,而其他猴子则必须表示臣服。
人,有时真的像猴子。当一个城里人欺侮一个乡下的农民时,当一个小贩恣意呵斥一个收废品的民工时,当一个商人在眉飞色舞地讲一个关于河南人的“段子”时,他其实都在向所有的人宣示:我比他优越。人在没有受到高尚情操感染的前提下,总是很容易表现出动物本能的一面。毕竟,几千万年遗传下来的基因,是很强大的。但人之所以是人,正是因为他能够超越动物的本能,将精神升华到崇高的境界。
当然,世界如此之大,人与人的差别如此之大,歧视河南人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呢?还是让我们分别来看一看吧。
“一览众山小?”——某些大城市居民的心态
每一个地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地域歧视。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大城市的人看不起小城市的人,我们在县城里就已经能够感受到对农村同胞深深的歧视了。在每一个省会城市和较发达的城市都能够感觉到对其他相对落后的地方的歧视。东部沿海地区不大看得起内陆地区的人,而最大、最发达的城市的居民则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这是地域歧视的规律。尽管这种歧视有时表现得十分显著,有时比较含蓄。有什么样的城市就有什么样的城市人,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成为地域歧视最严重的地方,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先看看北京吧。北京的段子文化特别发达,关于河南人的段子多数来自北京。常常有一些北京人问河南人:“你们那里是不是很穷啊?”被问的往往是刚刚走进大学的学生,当地穷不穷其实跟这些宰宰学子并没有多大关系,他自己也不知道河南是不是很穷。其实问你这个问题的北京人也并不想听你的解释,他只是想把这句话说出来而已,让你知道,你是一个穷地方来的穷鬼。
北京人的骄傲是有原因的,毕竟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千年古都,王气所钟,中国数百年来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有雄伟壮丽的紫禁城,有秀美绮丽的颐和园,奇--書∧網有比比皆是的王公府第。整个城市无处不显示着一种尊贵无比的皇家气派。北京城人精神面貌也和外地人大不一样。他们见多识广,什么事都不放在眼里,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在外地,一个县委书记、县长是何等的威风啊,但县处级干部在北京不过是一个小兵而已。据说,北京军以上的干部就能编一个军,一个县处级干部又算什么呢?
在改革开放以前,北京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能够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种光荣往往只属于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入物或政治上特别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人们怀着崇敬和羡慕的心情目送他们登车而去,期待他们带回可以分享的光荣,比如和中央领导的合影或者和毛主席握过的手。即便没有这份光荣,能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宫、颐和园,也是令人羡慕的。所有的外地对于北京人来说都意味着基层。不过,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一些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些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在这种气氛下,产生地域歧视其实是很容易的事。一些北京人大有“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概,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觉得自己比外地人见多识广,比外地人能说会道,自己说话、做事比外地人有派头。我们经常可以在人行道上看到一两个北京青年骑着自行车,大声呵斥一群河南民工,责怪他们挡了道。真是莫名其妙,这是人行道啊,谁挡了谁的道了?北京的一些面向市民的报纸,也是常常一不小心就流露出对外地人的歧视,而且笔者总是怀疑它是故意的。
上海也是地域歧视比较严重的地方。尽管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似乎并没有多少资格自高自大,然而许多上海人偏偏比“天子脚下”的北京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话中有许多歧视。蔑视外地人的专用词汇和语言,其中又尤以歧视、蔑视苏北人为最,苏北人甚至被称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猪秽”(或猪头三)。过去上海滑稽戏(这是上海市民特别喜爱的一个剧种)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讽刺嘲笑外地人、乡下人到上海后的种种“洋相”。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观看这些“洋相”,并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体验自己的优越感。一来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里,成了显示上海人优越性和优越感的陪衬。
上海的骄傲主要出自文化上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他的一本关于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称之为“现代中国的钥匙”,认为现代中国正是诞生于上海。上海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代表。旧社会的上海是十里洋场,中国几乎所有现代的玩艺都是先出现在上海。西服、西餐、电灯、电报、电话、洋房、洋车、马路、汽车、警察、银行、照相馆,无一不是先出现在上海。外地人绝大多数还没有见过报纸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上海已经拿报纸包杂物、贴墙了。在一些上海人眼里,连北京人也还属于乡土气息很重的人。中国文化界的京派和海派之争,其实就是西方文化同中国文化之争。如果说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而上海就完全是一个殖民地了。在这个殖民地区域,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殖民文化。上海的“老克腊”,就是一种生活方式非常西化的中国人,他们以西方的生活方式为荣,以与西方人交往为荣。如果没有西方人,他们就相互之间交往。即使在六七十年代那种岁月里,他们还顽强地保留着昔日的习惯,到80年代后更加发扬光大。他们以西方文明的代言人自居,不仅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甚至也看不起其他的上海人。这些“老克腊”,是极端的上海人。
一些上海人总喜欢当着别人的面说上海话。他们是故意这么做的,他们总是要用一种看似漫不经意的东西把你和他区别开来,提醒你,咱们不是同类,所以才把你“晾”在一边。这些上海人自认为是“高等华人”,是全中国最优秀最高贵的人种。上海话,就是这个优秀高贵人种的标志,也是和“低等华人”(外地人)划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要说上海话,而且要大声地、尖嗓门地、无休止地讲。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要想办法创造一个,就像暴发户们一定要想办法掏出“大哥大”在众人面前哇啦一顿以示牛气一样。
一些北京人和上海人以贵族自居,追求所谓“贵族气质”。一个以东方的旧贵族自居,一个以西方化的新贵族自居。不过很遗憾,中国是不会有贵族的,将来没有,现在没有,过去也几乎没有。中国从来没有形成类似西方的贵族文化。中国古代的贵族不同于西方的贵族。中国早在西汉王朝就废除了分封制度,贵族只是一种封号而已,没有领地,也不能干涉地方行政事务。说白了,也就相当与一个大财主而已。尤其是中国历代实行爵位递减制度。如果本人是侯爵,儿子只能是伯爵,孙子就只是子爵。请记住,巴尔扎克告诉我们:“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时间。”在中国,等一个家族形成贵族文化,这个家族已经不属于贵族了。况且中国贵族数量极少,满清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只封为侯爵,李鸿章和左宗棠只封为伯爵,曾。左、李以下多数功臣根本没有爵位。所以,在中国,永远不要再做贵族梦了。当然,我们还是承认北京人和上海人还是有一种不同于外地的雍容气度,毕竟与某些暴发户是不同的,他们有一种别的城市没有的从容和自然。
本来,河南同这两个城市的关系并不密切,北京、上海存在的地域歧视问题与河南人也没有什么密切关系。北京的地域歧视者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原也没有专门对着河南人。上海人主要是看不起苏北人,至于河南,那太遥远了,阿拉上海人不晓得。不过,这几年河南人开始漂流四方,与北京人和上海人发生了直接的接触,餐馆里,菜市场上,民工队伍里,到处都是河南人身影,少数北京人和上海人就把对外地人的歧视一古脑地发泄到河南人身上。笔者曾经不止一次听到一些北京人和上海人把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城市环境的脏、乱、差归罪于打工的河南人。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河南人为这个城市承担了多少辛苦、劳累甚至危险,他们做着当地人不愿做的工作。
歧视一旦存在,就会将一切恶行都归于河南人。同样的事别人可以做,河南人却不可以做。北京的几个著名的商品批发市场,笔者不敢说里面全是冒牌货,只能说找一件非冒牌的商品实在是困难。这么说,某些北京人讲“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虽然不好说是“贼喊捉贼”,但至少是“只许北京骗你,不许你骗北京”吧!
对此该怎么解释呢?我们只能说,某些北京人没有把河南人当成自己的同类。自己是高等公民,而河南人是贱民;自己是天上的星辰,而河南人是地上的灰尘!
歧视河南人,本质上是歧视外地人,歧视乡下人,歧视农民。且不说在世界范围内歧视乡下人有没有“道理”,在中国谁都没有资格歧视农民。因为,每一个中国的城市人都欠着中国农民一笔债务,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
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是靠农民数十年的贡献才建立起来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80年代末,中国农民为城市工业化奉献了数千亿元。每一座城市都是靠民工一滴汗水一滴汗水地建立起来的。这一点,不知北京人和上海人是不知道,还是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工业基础是建立在农民的无偿奉献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中国农民几十年的无私奉献,中国的工业化无从谈起。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的人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洋气”和傲气,中国的农民不会像现在这样穷,勤劳、朴实的河南人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穷、这么土,为了中国的工业化,中国农民付出的代价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难道换来的却是某些大城市人的嘲笑和戏弄?
我想,在社会上,如果一个人用着别人的,拿着别人的,还在骂着别人,那么世人应该怎么看他?一定觉得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但一个城市呢?一个城市的公民呢?我们中国人曾经举国一致地骂某个国家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可是我们自己又是在怎么做的呢?
不是说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建设靠的全是河南人,也不是说这些大城市的繁荣靠的全是中国农民。我只是说,中国农民为你们作出了重大贡献,河南人也为你们作出了巨大贡献。歧视河南人,实际上就是歧视全体的农民。要知道,在他们默默地作出这些奉献的时候,他们的碗里只有红薯糊糊,他们的身上穿着褴缕的破衣。
所以,我真是想劝劝某些北京人和上海人,虽然你们见多识广,虽然你们已经习惯了看不起所有的同胞,但希望你们能够多想一想那些曾经为你们城市的繁华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农民吧,这样你们的骄傲也许会减少一点。你们的骄傲应该少一点。实际上,无论你有多少骄傲的资本,当你嘲笑一个不应该被你嘲笑的人的时候,显示给别人看的都只是你的浅薄。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那些上海人尽管看不起外地人,但不包括山东人在内。他们对山东人印象相对较好。上海女孩嫁给山东籍男人的事屡见不鲜。我曾经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但却百思不得其解——山东人有什么好,不是和河南人一样土里土气吗?不过是一个爱吃葱,一个爱吃蒜而已,竟能使骄傲得像天鹅一样的上海人刮目相看?后来请教了一个博士毕业留在上海工作的“新移民”,才得要领:原因很简单,因为上海的领导人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干部,而三野的干部多是山东人。山东人沾了子弟兵的光,在上海有一定的地位。——原来那些上海人的骄傲也不是无条件对任何人的。世间的事真是让你捉摸不透,你只好摇摇头,叹口气说:“人啊!”
“我是贵族了!”——某些暴发户的心态
有些省份的人本来是不存在歧视河南人的问题的。本来他们的经济状况跟河南人也差不多。但特殊的历史机遇使他们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而且使他们适时地遇见了河南人——在他们刚刚成为大小业主的时候,河南人开始形成了打工潮。于是他们的刚刚生长起来的优越感便找到适时的渲泄出口。每当听到一些先富起来的地区的人们用那种调侃中带着轻蔑的口气嘲笑河南人的时候,笔者总是想到鲁迅先生的这句话——“人一阔,脸就变”。我由衷地佩服鲁迅先生,先生把人性看得太透了。
一个出身微贱的人,当他突然发迹时,总想否定自己贫寒的过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其中一个可爱的人物是关羽。这位不可一世的大英雄原来的出身并不高,但他成了大将以后就不得了了,看不起出身寒微的黄忠,甚至闹到不接受“五虎上将”头衔的地步,直到诸葛亮亲自写信安慰,才算给丞相一个面子。后来更是骄傲得丧失了理智。孙权派人来求亲,关老爷子竟然轻蔑地说:“虎女焉得嫁犬子?”这个错误是致命的,导致了关羽最后走麦城的结局,更导致了吴蜀之间的全面战争,蜀国在彝陵之战中惨遭失败,国力大损,一统中国的理想化作一场春梦。
其实关羽自己不过是粮贩子出身,也没有什么高贵的。不过当了大将以后觉得自己已经是贵族了,就得有点贵族的派头,高人一等。关公一代英杰,可是在这方面的表现却同小人得志没有什么区别。
朱元璋残杀穷哥们的事是又一个“人一阔,脸就变”的形象诠释。朱元璋当时还没有当皇帝,但已经是吴王了,当年和他一起放牛、一起偷吃财主的牛肉的伙伴们相约去投奔他。对于他们的到来,朱元漳内心并不欢迎,这些人太了解他的底细,而朱元璋的事业正需要他神化自己。不过他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内心当然希望这些人不要乱说乱动。这些穷哥也有点烧包,到处讲他们和吴王的交情,讲朱元璋少年的各种轶事,弄得朱元津大为光火。剩下故事很简单。当风言风语传到朱元璋耳朵里时,朱元璋恼羞成怒,立即下令把这几个穷朋友给杀了。笔者丝毫不怀疑朱元璋当初与穷哥们之间的情谊,穷哥们初来的时候,他对那些朋友还是很好的。但突如其来的成功使他那强烈的虚荣心极度膨胀起来。他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显示自己的优越感,就绝对不能容忍这些穷朋友来瞎八道。
朱元津杀穷老乡的事见诸野史,而他登基后的那些神经过敏的做法则—一见诸正史。他对臣下们的谈话言词奏章文字反复揣摩,注意其中是否有讽刺挖苦他的地方。他早年当过和尚又是起自红巾军,这在封建社会可谓是卑微的出身,因而他不许人家提到他的这些出身经历,对于臣下的言辞文字也特别留神是否犯了这方面的禁忌。甚至吹毛求疵,总把一些成语典故往坏处想。教谕许元为作万寿贺表,其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二句,被疑为讽刺、挖苦而砍头。因为“法坤”与“发髡”同音,“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同音。徐一资在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朱元漳读了大怒:“这个腐儒竟敢这样侮辱我!‘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者秃也,说我是个秃子,‘则’字音近于贼,骂我做过贼。”下令将其斩首。
关羽,朱元璋,一个是千古名将,一个是一代开国君王,尚且如此,那些等而下之的人更不用说了。许多暴发户都有过人的才识和胆略,或者说有值得骄傲的资本,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的浅薄。如果说北京、上海某些人对河南的歧视上还有一点点文化歧视味道的话,那么这些暴发户对河南人的歧视则纯粹是金钱上的歧视,甚至找不出一点可以遮掩的东西。当然,他们想当贵族的心理使他们对河南人的歧视加倍了。
李,是一个在河南长大的款哥。他出生于广东,四岁的时候回到河南老家。在河南上的大学。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从来没有见他说过河南有什么不好。但他1995年离开河南回到广州,经营医疗器材,www奇Qisuu书com网并且发了财,大概有个1000万元的资产。不知为什么,当着别人的面,他总是用很恶毒的语言嘲笑他生长近30年的河南,贬低河南人,似乎所有的河南人都对不起他。当我比较认真地问他河南究竟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答不上来,只好含含糊糊地说,河南人素质太低,河南人文明程度太低。我请他举几个例子,他却无言以对。
后来经常听他谈自己很羡慕英国贵族的风度,很想到英国去。联系到他平日的言行,我终于明白,他对河南的一切诅咒,都不过是想声明自己是新贵族,是与河南老乡不同的人类。但这种隐秘的心理是不方便告诉别人的,于是就转化成为对河南的恶意的诅咒。
我们经常看到许多房产业以豪华、贵族气派来招徐生意,而且很有效果。正是由于他们满足了这些想当贵族的暴发户的心理。
谁都知道,那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广东、浙江、福建、山东,等等,在不久前也和河南一样的穷困,也和河南人一样遭到某些大城市居民的歧视,但今天他们急不可待地把曾经受过的待遇转加到河南人身上,从对河南人的歧视中体会到人上人的感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对他们一点都不发生作用。我们可以想见,如果这些同胞今后更加发达,他们歧视的对象就不会是河南人了。到那个时候,河南人已经不在他们眼中,连被歧视的资格也将失去。下一个轮到谁呢?
其实,一个出身低微的人,敢于承认自己的身份,更能衬托出自己的聪明才干。出身低微,说明你的起点比别人低,能取得现在的成就,不是更了不起吗?对于比自己穷的人表现得宽容一点,厚道一点,更能显出自己的器量,更能得到别人由衷的尊敬。越是急不可待地歧视曾经和自己处于同一个水平面的同胞,越显出自己的器小易盈,沐猴而冠。许多最早暴发起来的人纷纷走向破产倒闭的结局,回想起当初他们春风得意时那种不可一世的样子,人们不禁想知道,两者之间是不是有着必然的联系呢?
对于那些公开声称不和河南人做生意的商人,你也大可不必相信。只要有钱赚,他们同谁都可以做生意。不同河南人做生意,他们表面的理由是说河南人不可靠,河南人没有信誉——“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其实这只是个托辞罢了。真正的原因是河南人没有多少资本,都是小本经营,同河南人做生意赚头不大。与其如此,还不如拿他们调侃一下,显得自己多么重视对方的信誉,同时更重要的是显示出自己多么有信誉。所以,不同河南人做生意这句话其实是一句广告词:“我是一个多么有信誉的商人,因为我不同没有信誉的河南人做生意广而那些声称不雇用河南人的公司,多半是因为河南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不一定适合公司的需要,而并不是品德方面的问题。既然河南人的声誉不怎么好,拿他们开涮一下,又有何不可?公开声称拒绝河南人,至少可以显示出自己对公司员工的素质要求是多么高,自己公司的管理质量和经济实力是多么高。
说到底,这一切都不过是在做秀。贬低别人,反衬出自己的高贵。这在小孩子的时候就学会做的游戏,成人们还在乐此不疲,甘之如饴,想来真是人类的悲哀。他们反反复复地向社会显示他们对以河南人为代表的穷人的歧视,就是在反反复复地向世人声明,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是高贵的。朱元湾登基后不也堂而皇之地发布过布告,将红巾军将士骂为“贼寇”吗?
人类的许多不健康心态,都是缘自想做上等人的心理在作怪。可是真正的上等人对待穷人并不是这样的。
1834年,玻利瓦尔将军最后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把西班牙人赶了出来,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国家,并享誉“五国之父”之荣。其中秘鲁独立后曾敦请玻利瓦尔出任第一任总统,但被他谢绝。他认为有比他更有条件接受这一殊荣的人。可是秘鲁仍坚持一定要献给将军一些特殊的东西以表示对他的感恩之情,于是最后便送了100万比索给他。将军若有所思地接受了这份厚礼,沉吟片刻,然后开始询问秘鲁境内有多少奴隶。答曰:3000人。将军又问每个奴隶售价多少,答日:身体健壮的350比索一个。于是玻利瓦尔告诉人们,除了他刚刚接受的这100万比索之外,他还愿意尽其全部资产,买下秘鲁所有的奴隶,然后放他们自由。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上等人,玻利瓦尔将军,南美洲的“解放者”,百战百胜的英雄,不仅才华是上等的,品质也是出类拔革的,这才是流芳千古的精英,两百多年过去了,人们依然怀念着他。这样的人,是那些一心只想当贵族的浅薄的人所望尘莫及的。
一个人是不是真的高贵,同情心是个重要的标志。哥德曾经说过:“如果觉得自己有必要疏远所谓下等人以保持尊严,那他就跟一个因为怕失败而躲避敌人的懦夫一样可耻。”真正的贵族,即使矫揉造作,也会装出一副体恤下人的样子,只有那些浅薄的暴发户才会在下人面前表现出无比的优越,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有钱人。
“不歧视河南人我们还能歧视谁?”——寻求心理平稳者的心态
最让我们惊奇的是,无论在哪一个城市,在丑化和歧视河南人的群体中,都有相当一部分是普通的民众。他们同河南人一样的勤劳,善良,他们的生活也同河南人一样艰辛。说得尖刻一点,他们并没有多少比河南人优越的地方。无论是金钱。地位、学识、修养,各个方面。这些普通人,他们的朋友中一般没有河南人,所以他们很少有机会兴致昂然地谈论关于河南人的段子。但他们总是用轻蔑的口气呵斥收废品的河南人,用厌恶的眼光瞥一眼河南的民工。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吗?不是说“亲不亲,阶级分”吗?对于比自己处境更加艰难的同胞为什么不是饱含同情而是充满了歧视?
他们也歧视河南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知道,贫寒的生活其实并不总是与善良和同情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往往掩饰不住对富裕的向往和对富人的艳羡,也掩饰不住对贫困的恐惧和对穷人的蔑视。这其实是人类本能中令人失望的一面。在经意和不经意中,许多人都曾经对来自农村的民工和小保姆,对来自遥远的边境地区的在街头卖玉石项链的少数民族妇女,对那些穿着60年代军装的每一个农村人表示过不应有的歧视。当然,对于那些在街头卖羚羊头骨的藏族同胞大家还是敬而远之的,因为他们剽悍,还带有藏刀。但对于其他来自农村的同胞就远远没有这么客气了。
在国际上,人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这些年来,人们总是掩饰不住对美国人财富的向往和对美国人的钦羡。尽管也恨他们动辄干涉人家的内政,但毕竟还是以钦羡为主。因为美国人很富,很强大。相反,对于那些落后的大国和小国,大家就却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好脾气。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内心深处总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人总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自己的尊严,找到自己的信心。或者是金钱,或者是地位,或者是学识,或者是活动能力,如果这些都没有时,就是理想或者希望也行。为什么那么多的失业工人宁肯艰难地忍受,也不愿登记领取救济金?他们有自己的理由——丢不起那个人。但有些人确实已经生活在最底层了。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每天要在流水线上工作到筋疲力尽,或者在田里干到月上西楼,没有机会同那些有财产、体面的人成为朋友,没有机会引起经理的注意,一句话,找不到人生的尊严和生活的信心。但又不甘心这样下去,承认自己是最没有能力和地位的一个群体。怎样找到自己的优越感呢?改变自己的实际处境是最理想的途径,但谈何容易?世界上恐怕没有比挣钱和提高社会地位更艰难的事情了,因为竞争是那样的激烈和残酷,而他们却没有足够的实力。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找到比自己处境更低劣的人。他们平常在自己的社区不大摆得起谱,便只好到外地人那里去找平衡,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心态。不幸的是刚刚走出乡土的河南人又遇到了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
看到那些普通民众对河南人的歧视,笔者不禁想到我曾经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小镇。所谓的镇,也就是有那么一条小街道,街道两面有一些店铺,店铺的后面就是农田了。在我的概念中,这里都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村,但是镇上的农民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也说乡下人,但不包括自己,而是指其他村子里的农民。他们自称是“街上的”。他们绝对不能容忍把自己混同于乡下人。他们瞧不起村子里的农民,这种瞧不起是真正的轻视,而不是装出来的。他们有时也用轻蔑的口气说城里人,但那口气还是能让人感觉出来,并不是真正的轻视,而是嫉妒。而他们看不起乡下人,就像城里人瞧不起他们一样,认为他们没有见过世面,土气。我在最初的几天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无意中得罪了不少人。当我最终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感到很震惊。我深深地为人类寻求优越感的强烈本能感到吃惊。后来,我和那个小镇的一个青年熟悉了,彼此有了较深的交情,我直言不讳地问他:“大家都是农民,你们为什么老歧视人家村里的人呢?”他反问我:“我们不歧视他们,又歧视谁呢?我们歧视你们,可能吗?难道只许你们城里人歧视我们,我们就不能歧视一下别人吗?”这个小镇并不重要,当然也不出名。它只不过是中国上万个镇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但正是它的普通,使它具有了很强的代表性。我相信,这种最基层的歧视,在中国的每一个小镇都存在。
笔者从来没有问过这些歧视河南人的普通劳动者,但我想如果他们能够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心声,大概也就这句话了。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种族歧视者多是劳动阶级的原因。本来,按我们的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劳动阶级应该同情被压迫民族的处境,同情他们的斗争,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我上大学的时候读了美国史,这才知道,美国臭名昭著的“三K党”;其成员多是工人和农业工人。相形之下,中产阶级和富豪们,无论是由于所受的教育,还是出于天生的同情心,还是为了故意显示绅士风度,对与被压迫民族,常常要表示出一定的同情来(不管真正的同情,还是虚伪的表演)。他们不需要特别歧视落后民族就可以保持自己的优越感,他们在同胞中就有足够的尊严。
在“文革”期间,我曾经见过乡下的“地主分子”。他们在外表上看和普通的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但神情却不太一样。他们总是一副怯生生的样子。村里人可以任意地对他们呼来喝去,小孩子常常向他们扔石头,吓得他们不敢出门。当我逐渐成年的时候,才明白不是所有地主都是恶霸。当他们已经交出了土地,不再剥削农民的时候,他们也就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歧视他们是没有道理的。即使对于恶霸地主,当他们偿还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之后,也没有理由再歧视他们。即使对于屠杀过我们的日本侵略者,我们也没有这么残忍,何况是对于自己的同胞呢?更何况对于他们的孩子——那些同我们一样“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同龄人呢?我们不否认极“左”思想对农民的毒化,误导了农民。但也不能否认,这些质朴的农民在对地主、富家、资本家这些“贱民”的歧视中,也获得一种“优越感”。极“左”思想的引导只不过迎合了他们内心的一种需要。
当1978年,一代伟人邓小平决定把所有改造好的前地主。富农分子摘掉“帽子”的时候,我的一位远房伯父,一位朴实、厚道的农民很伤感地说:“以后地主、富农的孩子就同咱们的孩子一样了。”他当时的失望模样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许多年后的今天,伯父早已不在世了,我回想起他当时的表情,不禁替他想了很多。我们老家村子里的那两家地主,说实在的,并不是很大的地主,也不是什么恶霸,相反人缘都还可以。伯父和他们没有什么仇恨。但是有他们的存在,伯父会觉得自己不是村里处境最悲惨的人。当时伯父有7个孩子,生产队每天的工分只值9分钱,粮食根本不够吃。有那两家地主存在,至少使像伯父这样的农民能够产生一种翻身做主的感觉,一种虚幻但又持久的优越感。对于一个最贫穷、最老实的农民,这种翻身做主的感觉是很有必要的。它是黑夜生活里的一支火炬,是干旱沙漠里的一朵鲜花,是贫穷生活里的精神支柱。但必须指出,这种虚幻的精神支柱是不能持久的。
因为它是假的。
我相信许多老实的普通市民对河南人的歧视是出于这种心理需要。就像镇里人看不起乡下人一样,就像农民看不起当年的地主、富农一样,就像西方的产业工人看不起黑人一样。他们有这种心理需要。在艰辛和缺乏尊严的日子里,他们精神受到过严重的伤害。但他们奈何不了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有时是因为惹不起人家,有时是因为这种伤害无从说起,它是无形的,却又无处不在,有时仅仅表现在轻蔑甚至只不过是漫不经心的语气中,但确实令人懊恼。这种愤懑和懊恼发泄在孤立无助的河南人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
这让我们想起了那个著名的笑话:经理遇到了窝火事,无处发泄,就把员工教训了一通;员工窝火,就把妻子骂了一顿;妻子不平,就把孩子打了一顿。河南人在许多城市就扮演了那个孩子的角色。
在笔者居住的小区,守门的保安人员是一个河南小伙子。有一次,一家居民搬运家具的时候,长时间地把车停在大门口,挡住了别人的路。保安善意地提醒这一家的主人,并表示可以帮她把车子拉到合适的位置。这位中年妇女大概觉得保安的提醒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她不仅强辞夺理地说自己没有影响别人的来往,还侮辱小伙子:“你算什么东西,也有资格教训我?你们河南人只配给人家当保安,当狗!”直到小伙子反过来低声下气地向她赔不是,才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还曾经见过一个售货员,与要求换商品的河南顾客发生争执,她不仅用挖苦和嘲讽赶走了这个可怜的顾客,得胜后还洋洋得意地对周围的同事说:“一个臭河南人还想当‘上帝’?也不照照自己。”
中年妇女和这位售货员的言行让我们想起了阿Q。阿Q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先是宣称自己是赵太爷的本家。后来被赵家禁止后,只能安慰自己“先前阔多了”。他先是欺侮王胡,遭到痛打,又把目标指向小D,结果只打了个平手。实在找不到可欺侮的人了,只好去欺侮小尼姑。
我同情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境遇,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有一点必须清楚:任何人,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尊严”建立在欺侮别人的基础上,这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如果说那些“城市贵族”和暴发户对河南人的轻蔑让我们感到愤怒和厌恶的话,这些普通劳动者对河南人的歧视则使我们感到悲哀。就像读到曹植的《七步诗》时的那种感觉。是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盲从者的心态
有些人对河南人的歧视纯粹是出于偏见。这些人其实根本不了解河南人,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河南人。河南人三个字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他们对河南人的印象完全来自于道听途说。
段子听多了,自然就会对河南人产生负面的印象:河南人穷、河南人土、河南人脏、河南人不诚实……这就是偏见,并且一旦形成,接着就产生歧视。偏见不知不觉中对人的行为发生微妙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卡尔沃德及其同事首次训练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对求职者进行面试。他们的观察揭示了考察者在黑人面试求职者与白人求职者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面试白人相比,当求职者为黑人时,考察者无意中坐得与求职者稍微远一点,谈话中语误出现的更多,面试时间缩短25%。
偏见和歧视相互作用,越来越强烈。有了偏见,就会加倍歧视,有了歧视,就有了更多的偏见。对河南人的印象也是这样的。当你听到的丑化河南人的“段子”太多的时候,你脑子里的河南人印象一定是很差的,尽管这是不正确的。当你形成这种错误的印象后,你就会有意无意地表露出来,进而影响其他人。这种相互感染,其结果是可怕的。
笔者问过很多对河南人有偏见的人,他们究竟对河南人了解多少?回答竟是出奇地一致:没有接触过河南人。再问,那么你对河南人的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也是出奇的一致:听人家说的。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在电视上当众宣示“坚决不嫁河南人”的年轻女子。她对外地人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不过“人家都说外地人不好嘛。我总不能嫁一个大家都看不起的人吧,那多没面子”。如此决绝的态度,原因竟是如此简单。
人都有接受暗示的倾向。古人说“三人成虎”,本来谁也不相信通衢大都会有老虎光顾,但听好几个人说过之后,就不由得你不相信。
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大城市娱乐性媒体起了添油加醋的作用。很多“白领”阶层向来以晚报为主要读物,而这些读物上面关于外地人尤其是河南人负面报道实在是太多了。有的题目上直接显示河南人的劣迹,有的则在文中“适当”的位置点出“犯罪嫌疑人系河南某地在京务工人员”。即使在一些很“中性”的报道中,这类歧视倾向也十分明显。
请看2001年11月7日《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借酒消愁愁更愁醉倒街头得人救本报12月4日晚上11时30分左右,阚绪军和女友经过北京电视台附近时,发现栏杆旁蹲着一个20多岁的女孩,满头散发,不停地摇头。上前询问,才发现这个女孩喝了好多酒,一个劲傻笑,“我这样用不着你管,你算老几?”阚先生和女友将她扶回自己的住处,给她服下解酒药。
姑娘醒来,才知她姓张,是从河南驻马店来京打工的。今年3月结识了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卢某,不久他们就相恋了。可几天前,卢某说自己想换一部手机,需要4000多元钱,问张小姐有没有钱,张小姐于是就从自己的存折里取出了2000多元钱,给了男友。拿了钱后的卢某再也不见了,张小姐怎么呼他也不回电话,最后到了卢某的公司,却发现这个所谓的公司也早已蒸发。上当受骗的张小姐感到无脸再见亲友,想狂饮白酒醉死街头,没想到遇上好心人救她活命。
应该感谢这两位北京公民,他们的确是助人为乐的好人。但我不满意作者的写法。这篇报道的点睛之笔在于“是从河南驻马店来京打工的”这句话。本来这件事跟地域歧视没有任何关系,这么一来就有了关系。请看作者笔下的河南女孩“借酒浇愁愁更愁,醉倒街头得人救”、“满头散发”,“一个劲地傻笑”。这就是河南人的形象。其实我相信作者并没有故意伤害河南人。但这类报道太多了,无形中就等于告诉大家,河南人就是这个样子。
有人会说,许多类似的报道,主角是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等,为什么他们可以说,而河南人不可以说呢?这还是有差别的。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效果是不同的。无论全国的电视如何拿上海人开玩笑,都不足以令人对上海产生歧视。但对河南人就不同了。对一个弱势群体轻微的丑化,都足以严重损害其形象。百万富翁偷走饭店的银餐具,是好奇,是幽默,是个性,而一介平民偷走这些东西就是真正的偷窃。过去内地人剔牙是一种恶习,而广东人带来这个风习后,就成了一种正常的活动了。形式上的平等其实仍是不平等。在舆论宣传上,即使你“如实”地报道河南人的种种缺点,也会强化对河南人的丑化。而你无论如何报道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的不雅之举,都不会影响他们的形象。一富遮百丑!一个女孩如果在背后鄙夷她的女同事:“哼,找个河南乡巴佬。”那么其他的女孩听到一定会觉得找个河南人做丈夫是很没面子的。至于为什么,她不会去深究的,她只知道找个河南人是没有面子的事,这就够了。
当然,这些随大流的人,他们内心还是有深深的不平等的观念存在的,只是一开始并没有指向他们并不了解的河南人。当听了太多的关于河南人的“段子”,他们这种深深的歧视就本能聚集在河南人身上。
过去人们常常说,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我相信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从一件小事上不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也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盲从就是我们民族最令人不愿回忆的性格之一。因为盲从,我们曾经相信几年内就能“超英赶美”,共产主义马上就能实现,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盲从,我们居然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在受苦,结果自己瞎折腾了那么多年,什么都耽误了;因为盲从,我们自己内部斗来斗去,既伤害了感情,又什么也没有得着。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我危言耸听:只不过开句玩笑吗,何必小题大作呢?你们河南人真农民!这么说是不对的。没有傻瓜就没有骗子。一个人盲从确实不是多大的事,很多人都盲从事情就麻烦了。众人盲从作出的事,危害甚至比个别人恶意作出的事危害更大。当年汪精卫投降日本,那么多的军政人员相从。这里当然有许多铁杆汉奸,但也有众多的盲从者。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头脑,既然“汪先生”跟日本人合作了,也就稀里糊涂跟着走了。真正有意低毁河南人的相信不占多数,正是因为盲从的人太多,才形成了众多一致丑化河南人的现象。
一个盲从的民族,还是一个没有成熟的民族。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某些知识分子的心态
笔者一直怀疑,关于河南人的“段子”,有许多是知识分子的创作,因为许多段子都挺有“文采”,似非下里巴人所能为。假如果然是这样,其无聊如斯,令人无话可说。不过知识阶层其实没有太多的地域歧视。即使段子是他们编的,也多半是出于无聊,并不是真的歧视。
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哪位教授招研究生时声称:“坚决不收河南人。”我想着大概是因为知识阶层的人毕竟不同于民工,即使歧视也找不到多少“歧视点”吧,在知识分子这个圈子里,地域差异已经很小。笔者曾在高校学习了多年,同各系的研究生、博生、教授、博士生导师都有接触,好友中不少都是各大学的研究生或导师。给我的感觉是其实没有什么人当真歧视河南人。至少,无论男生女生,找对象的时候也都没有谁考虑对方是不是河南人这个问题。
但这并不是说知识阶层没有调侃河南人的现象存在。我曾经在不止一个场合听到教授、博导甚至院士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拿其中的河南人开开玩笑。不过知识阶层的调侃,更多的不是出于歧视,而是出于精神的空虚和生活的无聊。由于空虚和无聊,他们需要一个发泄的契机。但是他们这种善意调侃,一点都不让人觉得有趣,反而令人觉得失望。
让人失望的倒不是他们对河南人的调侃,因为这种调侃不含多少嘲笑的成分在内。在圈子里,他们理性地知道河南籍的同行们的学术水平并不低于自己,而在学术圈外,河南人根本就是距离他们很远的一群人。他们的生,他们的死,他们的幸福与不幸,都与自己无关。真正让人们感到失望的是他们在这种调侃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麻木不仁。
我一再重申,对河南人的丑化,实质上是现代社会存在的一种很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如果作为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都失去了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敏感,那么可以说就意味着社会的全面堕落。
中国目前的社会,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转轨的时代。旧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不断涌现。比如社会各阶层的贫富距离越来越大,地区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还有随着经济发展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些,许多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他们经常谈论某某某提前升了教授,谁谁谁在哪个著名刊物发表了论文,至于这些人的成果究竟有什么思想性,有什么学术价值或实用价值,他们并不关心。许多导师对学生津津乐道的是如何把一篇论文做得很好看,很规范,看起来好像很有分量,很有水平,要引用多少国外的材料。这些事情,说白了就是一些高级匠人的活。
王朔在《美人赠我蒙汗药》一书中说某位大师的学术既无新思想又无新方法,只是一些材料的堆砌。此言说得有些尖刻,但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大师尚且如此,“小师”就更不用说了。本来,提出新思想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求每个学者都有很独到的思想确实也不现实。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根本就不去想这些事。这就要命了。他们很少真正关心学问,更很少真正关心社会问题。当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没有传统学术皓首穷经的耐心,也没有“五四”知识分子关心劳动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他们只关心自己的荣誉和地位。比如什么时候评上教授,什么时候当上博导。如果某个人在某年要退休,那么一定争取在退休手续办理之前当上博导,以便退休之后还可以带一个博士——学术圈外的人可能不知道当上博导有多大意义,但圈子里对这一点是十分重视的。另外一些人则忙于制造一些文化快餐、文化“口红”之类的东西,拿所谓的“文化”来糊弄淳朴的百姓。
无论是按传统知识分子所遵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圣训,还是按“五四”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劳工神圣”的观念,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仅不应该津津乐道这些无聊的话题,而应该起来说话才是。现在的许多知识分子,只知道关心个人利益,对社会,对人生疾苦早已失去了热情。有人说这是成熟了,不错,对于个人来说,这也许是成熟了,至少可以安全地有保证地名利双收,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则可以说是堕落了。
总之,对河南人的所有的歧视、丑化,反映了我们民族心理中存在的那种深深的不平等的观念。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有许多过人之处,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但是我们的文化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不客气地说,传统的中国文化不是一种同情弱者的文化。“胜者王侯败者贼”,一句话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残忍的一面。鲁迅用“吃人”二字点出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虽然难免偏激,但确属真知灼见。中国民族性的这种缺陷,在鲁迅的《阿Q正传》里已经表现得入木三分。
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正是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最大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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