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惹谁了》

作者：马说 赵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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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荒诞世界——被丑化了的河南人

一、河南人被丑化了

段子是时下“口舌文化”的主体，在中国传统的曲艺类辞典里，能够独立成篇的说唱文学作品被称为段子。众多的国人眼下正以先锋派画家的天赋，用扫帚、拖把、竹棍，甚至头发为笔，汪洋恣意地以不同的构图和色彩在涂抹着河南人的画像，然后将其装在“段子”这样的包装里。我曾感慨于日本人的想像力，一部系列电视剧《奥特曼》塑造了上百个模样、习性、本领不同的危害地球人的怪兽形象，使得中国的孩子们被震颤得找不着北，而今天领教了大型系列笑话《段子里的河南人》——就其制作、演播队伍据说可以载入吉尼斯纪录——后，方才知道谁是“真佛”。

“河南人的‘仿真’导弹让西方人真假难辨……”

不久前，笔者曾陪同孙中山先生的孙子、孙女到武汉参观打捞出水的中山舰。陈列在湖北造船厂的这艘“功臣舰”曾伴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平息陈炯明叛乱和护法战争，30年代末期在抗击日本侵略中被炸沉于长江。此舰原本与河南人没有什么瓜葛，但在修补过程中需要的五门仿真炮却是产自于河南。当我心中自豪之情刚刚泛起时，同行的一位“九头鸟”于谈笑间给了我一记当头棒喝：你们河南的“仿真”技术真是不错。

不过我还是从心底里感激他，言语间没有直接用“河南人造假技术不错”的说法。在今天国人的心目中，河南与河南人已成了造假的“圣地”与“圣人”，有民谣为证：“十个河南人九个假，还有一个是盲聋哑”。

河南人造假在段子里的典型体现是两则笑话。

其一说：某中东国家得到西方大国支援的十枚新式导弹，一小国从这个中东国家买来一枚用于研究，而那个西方国家听到风声后害怕“武器扩散”，就派专家组前往中东查实，这个小国需要赶快送回导弹应付调查，但导弹在研究时拆开后再也组装不起来，搞得这个小国人焦头烂额，不知所措，情急之中，一见多识广的大臣献计说，据传中国河南人造假——也就是仿真技术了得，派人前去求助，定能化解此难。果然是河南人最后帮了这个小国的忙，三天之内与真导弹一模一样的东西被运到中东国家摆在了西方大国专家的眼前，假导弹不仅骗过了专家们的眼睛和仪器，还瞒过了这个中东国家，没多久，就又还回一枚真的导弹。

其二说：河南某著名企业家到京参加群英会，有领导在作报告时兴之所至，对特别有名望的与会者逐一点名，叫到河南的那位企业家时，企业家昂头挺胸、声音洪亮地应答说“到”，不想这个老干部在主席台上站起身来，以近视镜换掉老花镜，躬身探头问道：“真的假的？”

有着同样关于河南人造假“中心思想”的大大小小段子很多，内容也很丰富。近亿河南人，也就是好几个欧洲中等国家人口的总和，在国人的心目中，已被重叠为一人——造假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知受了几千年传统中庸思想熏陶的中国人何以如此极端地臧否河南人，河南人已不是“千人一面”，而是万万人一面了，他们脸上都似乎写了同样的两个字：造假。

当然，说河南人的造假是事出有因，上个世纪80年代初河南人在温饱尚成问题时曾出了假丝棉、假蜂蜜，不过那个时候正赶上浙江温州的假鞋和福建石狮的假药在全国上下闹得惊天动地、沸沸扬扬，河南的假货只能算是“小巫”，上不了档次，自然没能弓！起关注。而今天，当昔日的温州与石狮已痛改前非，不法造假之徒已远走俄罗斯发挥才干，充当国际造假的“过街老鼠”被围追堵截时，河南的“猴子”才真正下了山，在国内有了显山露水的机会，也才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我的印象中，一向憨厚的河南人首次登上全国性“造假舞台”是在上个世纪叨年代初，主角是周口一家药厂将生产的兽药当成人药出卖。这一造假案例的确令人痛心疾首，厂家为牟取暴利，大有不把中国人当人的意味，自然是民愤极大。记得正值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在京召开，代表与委员们在会上会下对此口诛笔伐，形成了极大声势，造假与售假者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随后关于河南的造假案例，著名的有巩义的“假电线案”和新近冒出的豫东“假棉花案”，这些事件的确足以引起人神共愤，需要加强监管，严惩违法者，河南面临着尽快整顿市场秩序的重任。但据此来证明河南人都造假，以异样的眼光来审视每一个河南人，这就是一个“以偏概全”的问题了。不少对河南人抱着如此偏见和提防心理的人其实并未去过河南，甚至没有与河南人打过交道，但他们却以个别案例的真实而构织了“整体的虚假”，并以此“虚假影像”来与全体河南人对应，自然是见了河南人都不感冒。

我绝不想否认河南近些年出现的造假事件，也绝没有宽容造假甚至给造假者说情的意思，但既然探究造假案例，就不能不往深层次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河南人在中国既非造假的始作俑者，其因造假而伤人害命也非最严重者，而今天却“赢得”了造假的“桂冠”，这实在值得人们思量。

在造假的省份中，先有浙江温州的假鞋、福建石狮的假药，后来也发生过震惊中南海的山西朔州假酒案，造成数人死亡，全国各地的造假事件时有耳闻，地域遍及大江南北。可是给大家的深刻印象都随事件的处理和时光的变迁近乎荡然无存，为什么对可怜的全体河南人总是揪着辫子不放，耿耿于怀？

在山西假汾酒案曝光不久，也正值“两会”召开，笔者在京西宾馆的餐厅见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山西杏花村酒厂的董事长，他对此事叫苦不迭，声言有人制造假汾酒致人死亡后，“对杏花村酒厂的影响太大了，全国各地到他们厂退货的不断”。往年他来京开人大会都带汾酒请朋友们品尝，但此次却怕别人心有余悸而不敢喝，特意带来了一种药酒招待熟人。他叹息道：“看来山西这一名牌被砸碎了。”但这位董事长和他的企业是幸运的。很快，这件“酒坛大事”被人遗忘了，酒厂仍是财源茂盛达三江。

山西人也是幸运的，国人对山西的印象除了山西的名醋。名酒和“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歌曲，也就是西北黄土高坡的相对贫穷了。没有人因为假酒案而会随便指着一个山西人说：“你们山西人就会造假。”

中国今天的“造假者”有两类典型。其一为国际贸易活动中的造假。一批批在中俄边境和独联体国家的中国商人，他们用纸做的“皮鞋”、“皮夹克”，用鸡毛填充的“鸭绒衣”已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国际声誉，这些害群之马好像来自河南的并不多，倒是头脑灵活的沿海人不少，人们在感慨人心不古、国格受损的同时，却没有想到探究他们是哪里人。也许这些有本事到国际市场去闯荡的造假者层次比起河南人高得多，也许是体认到了同是中国人的亏心事，在内心谴责一番后也就释然了。

第二类造假典型应该就是与国人生活关系十分密切的盗版光盘、假烟和假（甲）B了。我想这样说应该没人提出足够的反驳理由。中国目前购买过盗版光盘的家庭不在少数，中国消除盗版光盘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举措。2001年12月2日国家就集中销毁了2000万张盗版光盘，去年一年全国共销毁9000万张。据报载这些盗版光盘大都出现在东南沿海。假烟也是如此，河南是烟叶大省，由于自身技术原因，大部分烟叶作为初级产品被卖到了四面八方，并没有出现“假烟叶”的传闻，而查出的充斥全国的假中华、假玉溪、假红塔山的制造者也基本上是在南方，可上亿的“烟民”们在饱受假烟之苦的同时却并没有骂南方哪个省是“全民造假”，当然仿制高科技的光盘和高科技的香烟防伪标识的人也许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远没有“土里土气”的河南造假更可恨。

说到假，就不能不提起数亿球迷所关注的假（甲）B了，2001年中国甲B赛场上出现的一出出假球事件使中国足协实在忍无可忍，不得不祭起了“斩立决”金牌，严厉处置了“假（甲）B五鼠”，但也并没有人因为浙江队、四川队、广东队参与了假球事件而说整个浙江人、四川人和广东人都是造假者。

而真实的情况是，数年来在充斥着假球、黑哨的绿茵场上快要跑死的河南队是正而八经的“诚实的苦孩子”，不仅没有造假，反而是假B的受害者。四年前河南队在升甲A前景一片光明的时候，却被一帮球队在“谢天谢地谢人”的弹冠相庆中给“做掉”了，气得河南队来自罗马尼亚的一位外援痛哭失声，发出了“河南就是没钱”的叹息。

由金钱交易而导致的假球在越来越注重金钱的时代，其背后的道德问题却被人们遗忘了。社会上变革中的价值观和人性也造就了诸多国人在对待同样问题上的双重判断标准。与富裕和金钱还有相当距离的河南人自然要背负起沉重的道德包袱，成为不少人在整理遗失得越来越少的道德观时首要的对应目标。

河南有些人昧着良心造假，坑害别人的确遭人唾弃，但那么多人把个别的、在其他省份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的造假的“专利”交给河南一个省的人去承担，这公平吗？

“火车在途经河南时发出的声响是：骗死你、骗死你……”

有一部陈佩斯主演的喜剧电影，内容大概是男主角要继承亲戚的遗产，根据这位亲戚的遗嘱，男主角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必须有一个子女，但此时的他还没结婚，情急之下，他想收养一个孩子，于是就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愿意将孩子给他收养的汉子。

银幕上这个汉子一身农民的打扮，把男主角带到了郊外一个饲养场，在一个低矮的铁笼子里，向他展示了一群蓬头垢面的小孩。当他得知这个汉子是个人贩子时，他愤怒地举报了他。引人注意的是：这个人贩子讲的是一口标准的河南话。

同样愤怒的还有电影院内的观众，他们痛恨这个丧尽天良的人贩子，因为在当代的中国，孩子是最值得同情与付出爱心的对象，而如此残忍地对待儿童自然也使历史上十恶不赦的首恶由“无君无父”变迁为“贩卖儿童”。电影导演有意无意。或多或少的诱导使观众将宣泄的对象转移到了整个河南人身上。

也正是由于种种此类不健康的舆论影响，河南人额头上的“贩卖人口”的标签终于像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上的咒谒一般牢固了。

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拐”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行当。远的有欧洲人往美洲贩卖黑奴，近代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海国”被送到旧金山修铁路、挖金矿。这一丑恶的现象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早已成为流风余响，但在现时的中国许多地方还是时有耳闻，只不过“拐”的对象变成了妇女和儿童。也许是河南的历史太久远，这一江湖中下三赖的做法在这里出了一些，最有影响的事件据说是80年代曾有一名外省女大学生在郑州火车站被人拐卖到了山东。在正逐渐步人文明社会的中国，这类事情最遭人愤恨是很自然的，但利用电影来丑化河南人的形象不能不说是新时期电影工作者的一大发明了。

中原地区历遭天灾人祸，特别是在战乱和饥道之时人命的确就不值钱了，“卖儿卖女”、“易子而食”的典故在历史中常有记载，孩子时常不知不觉间就成为了商品，这也许就是有了“人口贩子”这一“职业”的历史背景。

记得小的时候，河南老家附近总会发现一些操着南方口音的女子在某某家定居下来，成为家庭主妇，有坊间好事者便会向人们发布说：某某从四川买了个媳妇。那时专门从事“卖媳妇”行当的大抵有两种：一者为十恶不赦的“拐卖”；一者为人口掮客，专门为娶不起媳妇的男人或贫困山区想找个好人家的女子解决婚姻问题。到豫西南的四川女子多，重要的原因就是生活在那里的山区终年辛苦劳作但收获甚少，不少女人愿意到平原生活，富裕不求，温饱倒是容易多了。这两者的出现其实都打着深深的贫困的印记，因为贫困的生活和贫困的精神是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

如果从发展的眼光看，随着河南人经济情况的好转和国家长期“打拐”斗争的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的事件在河南已经不多见，笔者也始终相信，这一现象终归会像先前中国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鞋，走进历史的烟尘。

张艺谋的影片很叫响，据说他的影片是专门用以在国际上获奖和捧角儿的。但也有人批评其不少片子是拿中国人的丑陋、揭中国人的伤疤给好奇的外国人看的。“拐”也许就是河南人身上的落后的“伤疤”，在电影中以高于生活的艺术来拿河南人开涮，将这类“伤疤”给身为同胞兄弟的观众展示，就似乎有点相煎太急、歧视河南人的味道了。

对于河南人的“骗”，坊间也流传了不少段子，其中“言简意赅”的要数此段：“火车在途经河南时发出的声响是：骗死你、骗死你……”

另有一则也可算是此类中的代表作：某外国著名魔术师在全世界巡演一生，成为一代名师，从没有人能看透他魔术中的奇巧。不久前他首次到中国表演即到了河南，他集其一生魔术表演的精华登台献艺，谁知从头到尾，他的每个魔术刚一表演，就被观众喊破，最后被轰下舞台。他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观众中一位8岁的小孩儿不屑地告诉他：你这点把戏蒙谁？不知道俺河南人都是骗子的师傅。魔术师闻言，自感白活一生，遂在嵩山下买处宅子，拜这个小孩儿为师，重练河南“新派魔术”。

骗也是历史悠久、很江湖的一种手段，只要是有人的地方，此类恶行就很难绝迹。就骗的种类来说，有大骗、中骗和小骗。在中国的土地上骗的伎俩和规模也在不断变化、增大，www奇Qisuu书com网已从古时的骗两个喝粥的铜钱，早已发展到今天骗数额动辄L亿的国有资产和增值税。河南人骗子不少，笔者也不下几次地被形形色色的骗子愚弄，对此也是深恶痛绝，但“骗”就是河南人的特性吗？

从目前社会上流行的段子或其他类型的描绘河南人“骗”特性的“艺术”形式中可以看出，人们“虚构”的河南人行骗的特点大抵有三：一曰层次低。比如有人说河南的城市里“满街都是骗子”，其中便含有河南人行骗的手法很原始和低劣，大都采用江湖千百年来“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术士手法，地点也都在街市上，这些骗子似乎与路边算命的和玩小魔术的渊源很深，形式也不过是如“上访无钱”、“逃荒无粮”式，或者高级一点搞点“易拉罐获奖”、“路边拾遗与行人分享”之类的骗术，与当今大都市里的高科技行骗形成巨大反差。

二曰规模小。大都是小打小闹，也即河南土话“骗小孩儿糖吃”。比如有段子这样说——“河南骗子胃口小，过去很多人自称逃荒、上访骗取别人一点同情外加一斤粮票，改革开放20年了，现在也还是骗两块钱转身就去买包谷酒喝了。”

三曰胆子大。在流行的段子里，河南人行骗的对象除了商人、工人和农民，还有外星人、美国总统和自己的骗子同行。这一点一句顺口溜可以为证：一个萝卜刻个章，拿上印盒骗阎王。

应当说，段子里所描述的这些特点对于河南少数骗子来说似乎有点“人木三分”的味道，但段子的对象往往都是全部的河南人，这就有点邪了。

人们大概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被真正的英雄打败并不会感到屈辱，以此类推，被手法高明的骗子欺骗也并不表示自己低能。人们宁愿被高科技手段的骗子蒙得一丝不挂，也不愿忍受被自己所不屑的人用为自己所不屑的手法骗走哪怕一文钱。普通人如此，那些自命聪明绝顶却又被“土里土气”的河南人用“土办法”骗过的人，反应肯定是恼羞成怒，失去理智地迁怒于整个河南人，随后在丑化河南人的风潮中宣泄般地推波助澜以获得一丝快意的现象应当是不少的。据此也可以明白许多人为什么会对不同的骗术施以不同的对待标准。

“河南四野皆无赖……”

今天在不少地方流传有这样的说法：山东响马山西贼，河南尽出“流光锤”。“流光锤”者，二流子也，无赖也。但山东的响马和山西的蠢贼在今天已是虚指，而重心却是“河南四野皆无赖”。

酒桌上自然要论酒，但讲河南人酒桌上“赖的故事”的确可以呼应抖包袱的“河南段子”。改革开放后某位据说能喝二两的人士到河南走了一趟，便根据自己的“小人之心‘度了一下’君子之腹”，讲河南人真赖——每次吃饭时喝酒，河南人总爱端出酒来，自己不喝，却让客人先喝三杯，如此不公平地对待客人不叫赖叫啥？

于是去过河南的人便有了同感，更有人会补充道：“不是三杯，是三碟、三碗。”“河南人就是想把外地人灌醉，让人出丑。”

于是没有去过河南的人便视河南之路为畏途，视河南人为赖皮之冠。

其实，关于河南人“酒桌上的赖”本身就是一个冤案——比窦娥还冤。

这也许涉及对一种文化和历史的理解与宽容，产生于古，延续至今的河南式的敬酒习俗源于他贫困的历史。河南人由于穷以至于温饱已是头等大事，但即使农耕之家、贩夫走卒也不奇--書∧網忘孔孟之道，因为他们懂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真谛，遇到贵客驾临才会大方地将平时舍不得用的掏母鸡屁股卖鸡蛋换回的几文钱打酒招待，正如穷人将积累已久舍不得吃用的美食和衣物送给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一样。因为酒太少，自己舍不得喝，总是带着满腔热情，毕恭毕敬地为客人一杯杯斟酒，还要怯生生地说一句“莫笑农家腊酒浑”。

尽管今天的河南人生活早已今非昔比，富裕谈不上，买酒钱总是有了一点，但淳朴的风俗在不少地方一直流传下来，当然这对于许多当代的外地人来说有些不合时宜。河南人怕的不是误解，而是偏见，因为误会可以通过了解和沟通得以化解，而偏见带来的却是“河南人是无赖，是当代的‘牛二”’这样滴血的伤害。

河南在历史上的确出过逼得英雄无奈的牛二，当然也有常去东京对梁相国寺后院偷菜的泼皮，不过牛二被后来上梁山的青面兽杨志杀了。牛二倒真是个“硬骨头”无赖，他说买定了杨志的宝刀，却又说定了不给钱，即使再想苟且的杨志也得冲冠一怒，不杀他杀谁？偷菜的泼皮也没了，不过他们有幸遇到了倒拔垂杨柳的鲁提辖，收他们学武艺、种白菜，倒也算改邪归了正。但翻遍正史轶闻，河南的无赖毕竟是个别的。

另有一则有关河南人赖的段子，是说一个东北的货车司机，大冬天从黑龙江开车到南方，进入河南时穿着棉衣棉裤，进入湖北时便只剩下裤头了，因为这里的公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大路上的乱收费和小路上村民的敲竹杠，以及躺在马路上哭着收“压岁钱”的小孩和将公路扒开然后拿着铁锹收“铺路费”的多如牛毛，将他的钱和衣物勒索一光，若不是已到了温暖的南方，这位司机早冻死了。段子的最后是这样的：那位司机恨恨地说，河南人太赖了，只配让日本鬼子拿刺刀押着修公路，过去哪个敢跟鬼子要钱？

近期网上还有一则点评各省百姓口碑的帖子，其中对河南百姓的评价是：“河南人兼具农民的狡黠、土匪的泼皮、奸商的毒辣、传统官僚的厚黑和流氓无产者的无所不为。”

河南人又一次被段子先生们毫不留情地泼墨了。即使在今天，河南历史上的贫穷与战乱造就并遗留下的某些无赖气质，虽然还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某些人身上表现出来，还会有人在公路上伐木为栅，强收过路费，在一些城市乡村还会有流浪汉在春节时唱着莲花落为多讨些吉利钱而赖着不走。但实际上现实的逻辑也很简单，正是有憨厚、胆小、忍辱负重的大多数，才造就了少数可以呼风唤雨的“无赖牛二”。少数“牛二”毕竟不能成为河南人的代表，无赖也绝不能成为全体河南人的特性。

在不少人的骨子里，会有这样的认知：穷山恶水出刁民。从一个方面讲，这样的认知有其表面的合理性，贫困的地方有着愚昧和蛮悍。但换个角度，这样的认知难道不是从不少人骨子里透出了对于环境恶劣、生活窘迫的人们的地域歧视、文化歧视吗？

受审的“河南贼”——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在一套节目黄金时段展播了全国律师大赛，比赛中所有的律师和原、被告讲的都是普通话，惟有一段虚拟案例表演中的原告——和别人预谋行窃并配制偷盗钥匙的贼是讲河南话的，尽管节目的制作者辩称完全是无意针对河南人的，但可以相信，大多数的观众都能通过这个节目发出会心的“微笑”或者“苦笑”——似乎是典型的河南方言代表了河南人典型的特征：偷窃。这无疑是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为社会“奉献”的一则公益广告。

改革中百花齐放的电视节目也加入了丑化河南人的队伍。

同样攻击河南人偷窃特性的还有数年前就已流传的“全国小偷代表大会在河南郑州召开”的段子。段子的大意是：国内不劳而获的“梁上君子”们深感新形势下偷窃行业面临着一系列诸如行窃对象、手段以及如何面对越来越严厉的社会防范与打击等问题，决定召开“全国小偷第一届代表大会”，就有关问题进行研讨与交流。河南的小偷于是首先成立了申办大会筹委会，并向“行业公会”提交了申办报告书，主要理由是河南郑州位于南北要津，交通四通八达，尤其是这里无论是小偷数量还是行窃事件都在国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申办报告得到全国“同业”的一致通过，于是“隆重”的代表大会“成功”召开并形成决议。目前各地小偷正在具体行动中深人贯彻“郑州会议”的精神。

以上“口舌文学”的产生和传播的确反映了许多人心目中河南人的偷的形象是“何等典型”。

据笔者估计，给不少外地人造成这种印象的始作涌者也许是少数外出务工的河南人的偷窃行为，在北京、深圳的一些小报上时常有关于河南人手脚不干净的社会新闻的报道。从河南人本身的形象塑造上来说，的确需要认真反省，提高自身素质和自尊心，而从外地人来说，笔者不敢以“桔生淮南为桔，生淮北则为积”的借口来苛求当地加强外来人口管理，但也想说，古今中外，任何社会都有孕育产生偷盗的士壤和水分。就中国来说，孟尝君时代就有“鸡鸣狗盗”之徒，梁山泊英雄鼓上蚤时迁是“一代侠偷”，今天的社会哪个地方都有行窃之人，对此应以法治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就事论事，并探讨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办法，而不是不负责任地拿近一亿河南人中部分外出民工里的极个别现象来说整个河南人的事儿。

在中国的历史上，偷的产生实际上也与贫穷和战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形成演化出了一定的规矩，所以有“盗亦有道”的说法。河南由于历史上的灾难与贫穷，又是中华民族较为集中的聚居地带，所以产生了不少甚至是上了史书的“名盗”。但这里又是孔孟之说和程朱理学的重要影响区和发源地，人们崇尚“廉者不饮盗泉之水”和“中规中矩”，倡导仁义礼智信，在不少家族有着“偷盗者不得入宗祠”、“偷窃者死后不得人祖墓”的祖训。即是在战乱时期也产生了抗金英雄岳飞率领的“岳家军”，他们的精神也包括了“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屋”的美谈。

因此可以认为河南一些人的偷窃行为是整个讲究传统礼仪社会总体形态下的一种异类，会为当地社会所不齿，为普通人们所唾弃，在河南不少地方一直流传有这样的说法：不见小偷享福，只见小偷挨打。意谓小偷偷了钱财去吃喝也只是偷偷摸摸地享受，而一旦被发觉就会被周围民众痛打一顿。笔者早先在河南时就时常看到万民争打失了手的扒手的情景，当地民风的淳朴便可见一斑。反而在一些大都市里倒经常出现失窃者不敢指认扒手，见到小偷躲着走的现象，北京的大街上不是也时常发生外地民工见义勇为追捕盗匪碟血，而当地人冷漠观望的事件吗？不正是这些现象导致了“老鼠怕猫，纯属谣传”的伦理错位，纵容了暗偷变明偷，明偷变抢劫吗？

河南“个个都是贼”的印象当然可以说反映了人们对偷窃这一社会丑恶现象的愤怒，但也许与“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传统观念有关。可能在很多人的观念里——有点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称“窃书”不算偷——偷工厂、商店等公家的东西不算偷，偷税不算偷。对于一些靠种种非法手段成为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豪的人总是充满了崇拜，很少有人去考虑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而对一些穷惯了的河南人，只要闻见他家突然飘出肉香，便会认定是做了贼，甚至光从籍贯来判断河南人就长着“贼的样子”。

北京的电车、地铁上活跃着的千百个扒手、每年数万辆自行车的失踪没有人说北京人偷盗——当然北京人可以用“都是包括河南人在内的外地人干的”这样的托辞推得一干二净。不过据报载，北京、上海的不少超市每年要被盗上万甚至十数万的商品，其中包括高档服装、进口化妆品、食品等，有的商场已经因被窃而难以为继。在上海，偷窃者大多是在人们心目中“温文尔雅”、“素质很高”的上海本地人，有干部、家庭妇女，还有白领女性、大中学生。也许北京人、上海人这样干的不叫偷，而是“对美好生活（商品）的追求”，所以没有人说“北京人、上海人爱偷，得防着点”。

一些红得发紫的“明星”演员、“歌唱家”三番几次地偷税数十万，人们不仅“不忍心”让其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还会在其继续举办的演唱会上欢呼、雀跃，用掌声“表达”同情，用呼喊为其“压惊”。

只有像河南有的人那样偷了东家的铁锅或是偷了西家掉在地上的衣裤才叫偷。可见国人对于偷的观念——包括偷的对象与手段——仍保留在上个世纪初以前的认知上，因此落后地区的河南的偷盗现象便正好撞在了这种心态和由此产生的舆论的枪口上。

河南人构想：万里长城贴瓷砖，炸平喜马拉雅山

关于河南人的段子近日又有翻新，笔者在北京的一个社交场合又听到了一则讲河南人吹牛的段子：河南人民为实现新世纪跨越式发展，最近确立了新的四大构想，那就是宇宙装空调、地球刷红漆、万里长城贴瓷砖、炸平喜马拉雅山。

传播这则段子的人士鉴于友情，讲段子时“卖一送一”，捎带了另一个段子：火车是推的，牛皮是吹的——谁说的？河南人！

看来今天的河南人真正是祸不单行，在品性上再一次遭到了人们的质疑。民间谚语日：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这句话所指已是先前的事了，即使今天，人们更愿意从一种文化学的角度从地方特色上去加以理解，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去宣传一番。而最近人们将河南人嘴上都安装“大喇叭”后定性为“吹牛大省”。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河南在“大嘴”方面并没有什么“可因可点”的地方，到了大跃进时期，河南这方面的才能“才发挥出来。1958年，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河南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名为“峻岭山卫星人民公社”。该公社亩产仅三四百斤的麦田被浮夸成亩产3200斤，随之，相邻的西平县出现亩产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相继发了报道。从此以后，浮夸风越刮越大，还出现过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继之，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新的浮夸典型更是不断涌现。

但河南人随后就因某些领导的吹牛而遭受了一场浩劫。1959年，信阳大灾，100天不下雨，秋粮眼看大面积歉收或无收。但信阳地委仍上报为大丰收，省里按大丰收的标准对信阳地区征购粮食。被征购一空的老百姓在家里煮野菜、红薯叶充饥，与牲畜争粮，并集体外出逃荒。

从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打的报告来看：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地区饿死的百姓就数字惊人，人口仅4万的峡蚜山卫星人民公社，3个月内就饿死了4000人！灾难过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

也许是这场河南地区的吹牛吹出了中华民族那个时期的灾难，这场灾难至今定格在无数人的心目中。改革开放后，河南又接连出了几件言过其实的吹牛事件，很容易让人们再次展开联想。网上人士在评价这些事件时称：“河南人有着很强的‘典型’情结，喜欢制造假的典型，吹牛已根深蒂固地生根在河南人的心中。”

郑州亚细亚商场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关注，其经营模式和扩张的过程使一些河南人被冲昏了头，有人大言不惭地将亚细亚连锁集团吹作“中国商业不沉的航空母舰”，有过到“2000年，在全国各地开设325家连锁店，年销售额达到500亿元，在全国商界排名第一”的豪言壮语。但最后的“亚细亚”堪与泰坦尼克号相比的也只有庞大的外形及沉没的遭遇。被吹出来的这艘“商业巨轮”根本就像是用硬纸板拼凑成的，一下水便散架、泡汤了，用不着再劳驾“冰山”来撞沉它。

发生在河南的又一件吹牛事件是“红高粱”的兴衰。曾扬言于2000年在世界各地开2万家连锁店，与世界巨头“麦当劳”一决高下的“红高粱”餐厅在一番自我膨胀后“喜鹊未报乌鸦叫”，所设分店很快就相继夭折，连锁大厦在创建之初便倒塌了。

历史的和现实的“吹牛”事件当然给社会上的好事之徒提供了“烹调”河南人的佐料。

在口舌文学里表现出的河南人的吹牛形象中，有凑了一万元钱想要承包铁路修建的村民，有想给导弹刨光的作坊，当然也有许许多多要给宇宙装空调、给长城贴瓷砖的河南人。近日在网上又看到一则“烹调”河南人的段子，不妨摘录于下：只说这一日，正在新浪IT论坛神游，来了电话。

——有公司出1000万买我80％股份，我不卖，想听听你们专家的意见（声音低沉，语调流利——不像做IT的，倒像跑生意的）

——80％？那不要你们的命嘛？您是以您的网站为事业的，控股权都没了你就没事干了，你如果急于想引资，可以卖给8家，每家各10％，你还是大股东啊……

——哦，是啊是啊，我委托你做独家全权代理好了，事成后……

——那您的要求？

——1500万出让60％以下……

靠！按照惯例，事成之后，佣金加股份，最少也有160 万啊！头脑“嗡”的一声热起来，急急忙忙地点开他给的地址。

——您哪里人？

——河南……

靠，凉飓飓的，虽然他的嗓音一片诚实……这就是网上爱吹牛的河南人，如果有时间人们可以打开电脑，在各种网页上尽情地以冷眼观看爱吹牛的河南人。网站和网民甚至还会从河南的历史经济上找到一万种理由证明河南人天生就爱吹牛。比如：河南人穷，又爱面子，所以就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看见沿海地区富裕起来，河南人自觉就是长四条腿也追不上，就在嘴上过把瘾……河南人没见过世面，老守着自己的一亩二分地，觉得自己的东西是全世界最好的，就是个破罐子也把它吹成是诸葛亮用过的宝贝夜壶……河南人没什么本事，刚干出点名堂就膨胀得找不着北，信口开河……

如果把河南人的“吹”与“骗”和“假”结合起来说事儿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正河南人放惯了卫星，绝对不可信。

在口舌文学里，河南人嘴角似乎都挂着泡沫——口水都能吹出泡来。

“河南人身上会不停地往下掉土……”

在北京劳动服务市场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一个高档酒店招聘服务员，但声明不要河南的，一位来自河南的民工“不知好歹”地前去询问，老板告诉他，如果一个河南服务生站在酒店大堂里，那这里将永远打扫不干净——河南人身上会不停地往下掉土。

也许时光倒退20年，河南人与外省人应该是“卖煤的遇见卖炭的”，彼此彼此地黑，原不存在什么土与洋的分别。尽管在西方国家人的眼中，中国人的分别似乎并不大，但脱下棉袄换上西装的一些发达地区的人却是敏感的，早已忘了自己的父亲和爷爷的农民身份——抖了起来。吃了几顿西餐，住了几天洋房，便从骨子里对于农村，尤其是中国第一大农业省的民工另眼看待了。这种地域文化歧视被很多“高贵”的人挂在了嘴上，但这些“高贵”的人并没有学会尊重他人的绅士风度。

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在他们中间流传的段子等口舌文学中，河南人的土简直是可以掉渣的：穿着土：与西部地区民众的穿着相比，河南人没有很传统很民族的服装，也没有什么“白羊肚头巾红腰带”，否则的话可能还会使这些喜欢附庸风雅的“假洋鬼子”和真洋鬼子一样以猎奇的眼光欣赏一下。河南人服装的样式太一般、太简单了，黑色的棉衣，分不清颜色的裤子，腰上再点缀根草绳，如果是像陈佩斯和小香玉演的小品中的“狗娃”那样西装外套件棉袄，将领带叫成飘带，则会更让外地人不屑。

说话土：河南话不好听。这一点网上的一位人士曾做过概括：不知中了哪门子邪，河南话一出口都是打喉咙眼儿一股浓气似地往外弹，高音，仿佛是从压抑的深谷往峰顶上冲，到了最后一个字，雷霆万钧。如果有音箱，听者耳朵里肯定是“轰——”！

也许是为了聚气，河南话说出来普遍短。北京话是大舌头，搅着唾沫，连汤带水绕圈子，有开头没结尾。河南话不言则已，出口一锤定音。所以，你与河南人说话，你发现他尚未开口脸已憋得通红，拼命想用几个词儿、一句话，表达出万千种意思。属表达高手的，还行，你能听明白。表达能力差一点的，你感觉是莫名其妙。他那么激动，那么斩钉截铁，貌似权威，但你到头来没听懂。

吃得土。网上的文章是这样勾画河南人的：由于历史上太穷，河南人吃饭简单而不讲究，一天三顿面，面条、馒头加面汤，一块儿咸菜吃三天，土豆、白菜、萝卜是一年的美味，一点不懂营养。若是饭桌上掉根菜，不管桌子多脏都会用手抓起来塞在嘴里。如果是夏天，不管是村庄还是城镇，一人端着一个装着面条的跟盆子似的大海碗，蹲在树下，肆无忌惮地把面条吃得呼噜呼噜响。就是民工进了城，也仍旧是筷子上面串俩馒头，端碗青菜蹲在墙角吃起来。若给他吃蛋糕，他说味道不如玉米面；让他吃鲍鱼，他说跟咬馒头差不多。河南人啊，就是这土命。

身上脏。一次一个广东的朋友问我，为什么河南人那么脏？是不是因为用黄河的泥水洗刷的缘故。我说：“你小子咋那么有想像力，你连河南都没到过，怎么知道河南人脏？！”

那位朋友见我发火，便连连解释是从网上看到的议论，为了证明他言之不虚，他就将看到的文章给我发了过来，此文看来是评价河南人脏的“代表性作品”，现摘录部分内容：河南人的“脏”，在全国首屈一指。凡是从郑州始发的火车，很难找到一列干干净净的，列车员在车上公然吸烟，随地吐痰。郑州的出租汽车也脏得让人无法人坐，很多司机蓬头垢面，都好像一个月没有洗脸和刷牙了。省会尚且如此，其他地、市、县，就可想而知了。

还好，此文没有再深人地去虚构地、市、县的卫生，否则他会为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想像中的河南下层人的脏而破口大骂起来。

大量的口舌文学犹如漫天的沙尘暴又使河南人灰头土脸了。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士头土脑”成为描写河南人时用得相当多的词汇。电影、电视上的河南人不是灰尘中的建筑工人，也就是打扫灰尘的小保姆。这些描绘自然不会是对于“土”的河南人像土地般的赞美，而总是以俯视的角度来看这些“土里刨食”的河南人的。

不错，河南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省，有着中国最多的农民，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恶劣生存环境使他们满面灰尘，但同时也创造出了中国当时可以自傲于世的农业文明和中华文化，哺育了东迁的、西移的拓荒者，哺育了散布于东南沿海以至于海外的客家人。如果是在1000年前，如果是在洛阳、开封、安阳等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中国的“九朝古都”、“七朝古都”之时，相信没有人会认为河南人“土”。

讲到此可以有这么一个联想：有个成语叫“邯郸学步”，是说战国时一个赵国人听说都城邯郸人走路姿势很美，就到邯郸去学走路，结果非但没学会，反而忘了自己原来怎么走路，只能爬着回家了。可以想见，在战国那个“小国寡民”的时代，都城的东西为人们崇尚已至于此，那么唐宋盛世时期的东都洛阳、东京汴梁在国人心中、眼中该是何等的辉煌，谁说河南“土”肯定就是对华夏之邦的侮蔑，全民共讨之，君臣共诛之。

当然，后来中原衰落了，水旱蝗汤以及后来的“左”的路线使河南滞留于历史的古道上，但今天的中国在前进，沿海在发展，“不东不西”的河南也在奋然前行，在这片黄土地上目前生产着中国最多的粮食，生产着优质的棉花与花生，有着可与沿海农村比美的新乡刘庄和巩义竹林，也有着大量用于出口的南阳黄牛、漯河双汇火腿，有着新飞电器、洛阳玻璃……

上查三代，大家都是农民。莎士比亚说过：三天可以出一个暴发户，三年出不了一个贵族。富的地方——也只是相对富裕的地方就真的没有问题了，河南的土气难道别的地方就没有？先富起来的人应该做的绝对不是用歧视的眼光去看待尚不发达的河南，与刚刚进了一趟城，看见“革命党抢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和“杀革命党”的场面就对小D趾高气扬的阿Q 相比实在没什么区别，这种对于贫穷的歧视和地域文化的歧视，难道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

在西方的电影界，很少有人将摄影机对准东方。但如果需要表现一位处于社会下层、从事低级劳动或做违法之事的贪婪而报琐的角色时，中国人通常是主要的选择。因为在不少西方人的眼里，中国是落后的，中国人是愚昧的——也就跟中国人说的“土气”一样。近年来也时而听到在国外的华侨或华人出于民族自尊前去电影公司抗议的事情，某些外国人无视中国的发展，丑化中国人的做法应该受到义正词严的谴责，但在中国国内，有人以种种言行进行地域文化歧视、丑化河南人，难道河南人就没有权利对其提出抗议与批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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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荒诞世界——被丑化了的河南人

二、丑化河南人的过程

历史是一面镜子，会给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留下各异的影像。如果让人们描绘一下镜子里河南人的形象，相信民国时期可能是饱受战乱、水旱的“流民图”，五六十年代也许是(奇*书*网-整*理*提*供)捧着麦穗的公社社员、修建红旗渠的劳模、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还有《朝阳沟》里的栓保和银环。但到了今天，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历史这面镜子随着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异化”而变成了哈哈镜。而河南人中首先进入这面哈哈镜中的就是民工，继而是商人，再后来就是在新经济背景下显得傻里傻气、愚昧落后的河南农民。

河南民工，准确地说，是农民工——带着浓厚河南农民习性而到城里扒食的口音独特、衣衫肮脏、蓬头垢面的建筑工人、收废品的、卖蔬菜水果的，因为他们是历史上第一批大规模登上全国性舞台接受全社会审视与评判的河南人。

民工潮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千百万各地的农民脱离了土地的束缚南下北上，东迁西移，带着各种各样的梦想到城市寻找新的生路。对于素有头脑灵活，善抓机遇和有着经商素质的沿海一带的农民来说，外出打工、经商也许不是太难的事情，尤其是广东、福建和江浙一带的人数百年前就有不少已开始漂洋过海。但就千百年来受传统重农轻商思想影响的河南农民来说，的确是经历了一番心灵与现实的搏斗。

《黄河人》一书的作者在分析黄河流域农民对于外出谋生的心态时认为：“在传统黄河人眼中，为挣钱而舍弃老婆孩子热炕头，在举目无亲中风尘仆仆地操持末业，去冒叵测的风险，经受多方的白眼，其滋味无疑近乎流放。”

的确，在河南，“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农民们亘古的理想生活，“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是他们难以改变的信条。在古代，人们崇尚耕读持家，贫困的农民省吃俭用好几代，就是为了圆一个“有田梦”，在这里，田地的多少是衡量一个人或一户人贫富和社会地位的标准。即使在外边，朝中或是省上做了官的，也都时刻想的是积攒钱财在乡下置地，以备有朝一日回乡重拾耕读生活；而在外边开了店铺以经商为主业的人，也总是忘不了随时将自己的钱财拿到老家换成田地。

河南人对于土地的眷恋在全体中国人中都是有代表性的，在万不得已时的背井离乡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灾难。历史上黄河多少次泛滥决口和改道，一次次将他们的庄田和梦想摧毁，而他们却一次次把重建家园的希望栽植在黄河水淤成的盐碱地上，故家难舍，故土难离，是他们永远解不开的心结。河南作家李卓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即反映了这种精神。因此当浙江温州人在河南人的家门口经营起他们的小商品店和发廊的时候，这里的人们依据自己的想法甚至还给予这些外来谋生的人以无限的同情：“看看，这娃儿多可怜！”因为他们的逻辑是：人如果在家乡活得下，谁会四处流浪谋生？

第一个走出中原打工的农民应该是一个英雄，他从乡间迈向城镇的一小步，却是河南发展历史上的一大步。

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激发了千万生产于斯的农民致富发家的欲望，看到江浙的民工致了富，看到十万大军出大山，他们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终于接二连三地从原野、山间和盆地走了出来。

记得有位史学家说过，古老的中国犹如一个重负而破旧的大车，要使他车轮转动起来很难，但一旦开始前行，巨大的惯性将使其滚滚前驶，很难有力量使他停滞下来。对于河南的民工潮来说也是同样的规律，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走向了东西南北，见到了全新的东西，学习到了新的观念和技术，也为家乡寄回了一张张靠劳动挣得的汇款单。

据媒体报道，2000年，河南全省对外输出劳务680万人，创汇达279亿多元，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涌动着的民工潮自然伴生了诸多社会问题，比如交通、市容、治安、管理等问题。“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少数河南民工在外出后表现出的低下的素质也使河南在形象问题上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成为今天许多人丑化河南人的口实和由头。

应当说，走出河南的民工是吃小麦、喝黄河水长大的，他们身上流淌的仍是河南人的血，难以摆脱的仍是河南人特有的品质和缺点。面对着外边精彩的世界，每个人心中应该说都有着憧憬和希望，多数的人在城市里靠自己的力气吃饭，并攒下了余钱。由于文化水平有限，河南人在外打工主要从事建筑。修理、保安、卖菜和收废品等行业。河南民工在许多城市几乎包揽了大中城市市民的吃喝拉撒，同时大多数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良好的成绩，许多人成为所在城市的荣誉市民。第三届北京十佳外来青年中就有两个河南人：一是家住长垣县、现任河南省新蒲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北京公司的经理冯明亮，一是家住郑州、现任北京鑫丹妮科技发展中心的总经理吴作仁。

尽管大家都说“没有卑贱的职业，只有卑贱的人”，但不容否认的是，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河南民工所从事的本身就是一个个先天性遭人歧视的行业，是民工中的边缘人，更是都市里的另类和边缘人。由于职业的局限和本身经济能力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穿着不干不净的服装，陌生而胆怯地行走于像麦田一样宽阔的马路上，走在像繁星一样灿烂的霓虹灯下，无论是服饰和神态都难与外在的环境协调。在北京拥挤的地铁和公共汽车上，常能听到北京人那清高的声音：都是这些民工把北京交通搞得这样乱。在上海的南京路，不也是时常有穿着时髦的女士掩着鼻子冲着过往的民工说：阿拉上海让乡下人搞得臭气熏天。

民工身份在都市里的尴尬地位加上少数民工表现出的种种不良甚至不法行为终于使整个河南民工和河南人蒙羞。这些民工中，造假行骗的有之，偷盗欺诈的有之，杀人越货的有之。尽管他们是河南民工中的极少数，但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加上各大城市公布的外来人口犯罪情况与各种河南民工违法犯罪的突出报道与渲染，以及包括段子在内的口舌文学的兴起，就使河南民工的整体形象被扭曲了，河南民工在外地人的眼中成了造假、欺骗、刁滑、无赖、土气而肮脏的一群，众人惟恐避之不及。

在外地人的眼中，河南似乎仍处于人类社会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人的出现时期，“豫商”原始而笨拙，他们不过是农民中刚刚分离出来的带着“土气”的“杂货铺的老板”，既无现代经济的专门知识和营作理念，又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因此成为河南人造假、吹牛、土气的典型代表。

实际上，中国早期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商人均出自河南，一位是春秋时期的越国大夫范蠢，他在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战败吴国夫差后深知“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良臣亡”的道理，与西施泛舟于西湖后走上经商之路，成为中国传统商人的鼻祖，至今河南南阳仍被称为“范蠢故地”。另一位便是出生于河南淮阳的吕不韦，此人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才情与商情同样富有的杰出人士。他用自己经商赚得的富可敌国的财产参与政治，为秦国最终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一统华夏江山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主持写作了流传至今的重要典籍《吕氏春秋》。

当然，这两位都是中国盐铁经济时代的宠儿，在目前市场经济下河南商人实力相对薄弱的背景下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但今天“豫商”的问题是否就是人们纯粹的“品性”与“诚信”问题呢？对于他们今天的落后是否就应该肆意抹黑。“落井下石”呢？评价河南的商人应该是从客观和历史的角度来看。

河南近些年的确出了一些“造假”和“诈骗”的案例——正如同浙江、福建经济起步时的情况一样，一些人由于在与河南商人做生意时吃过亏，有这种情结可以理解，但这并不表明全部河南商人是“一团糟”。

我在全国各地与一些商人的接触中也发现，大部分人对河南商人的评价还是客观的。一位湖北的企业家曾说：“原来听说河南商人不可打交道，后来与他们接触后发现，他们人很爽快，也信守诺言，并没有那么可怕。”即使在今天，河南也出现了许许多多头脑精明、深诸市场的企业家，如莲花味精、双汇火腿的老板等。

目前一些外地人对河南商人的认知进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淖——他们说“豫商”傻，绝不会把他们与“聪明”联系起来，可同时又认为“豫商”狡诈，又否认了他们的傻。反正在种种不健康心态的影响下要丑化抹黑，还讲什么逻辑。正如狼和小羊的故事，狼要吃小羊，总会找到自己的理由。

不可否认，河南商人在一定程度上市场经济观念亟待提高，这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各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程度不是整齐划一的，一些河南人在经营中的低水平，导致了自己生意上严重损失，比如郑州亚细亚商场、“红高粱”等企业的经营者为其错误的经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也为全国的经营者提供了汲取教训的个案，很有探讨研究的价值，找出失败真正的原因，对于河南的商人以至全国的商人，都有莫大的参考意义。河南商人的素质20年来从整体上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这是他们在商海中摸爬滚打的结果，河南商人的成熟，也必将自今天和未来的坎坷中产生——他们需要的是闯荡的机会和时间，需要的是先富起来的“兄弟们”的善意的建议和引导。

而如今外界流传的丑化河南商人的段子和对河南商人的歧视，造成很多地方很多企业“不与河南人洽谈”，将他们封杀在全国市场之外，这对正在奋起直追的河南商人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对河南的经济不利，对国家的经济不利，这是智者、善者的行为吗？

无论是河南的民工还是商人，在整个被丑化的过程中其目标实质可以确定为“农民性”，他们只是这场歧视闹剧中表面的受害者，整个河南人在短时间内被社会所丑化不能不说很大程度上缘自于被扭曲的河南民工和商人的形象，因为许多讲河南人的段子的素材都是好事者从他们身上挖掘出来的。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看清了丑化河南人的这样一条脉络：人们首先通过对这些民工、商人和农民的丑化与歧视，然后对他们背后的一亿的河南人进行腹谤口非，最后才是对产生了这些民工和农民的河南地域文化进行无情的歧视和蔑视。在大多数中国人还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时候，国内竟出现了以取笑。羞辱贫苦百姓为乐、为时尚的现象，不能说不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危险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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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荒诞世界——被丑化了的河南人

三、丑化河南人的途径

那么，丑化河南人的舆论是通过什么途径产生和传播的呢？时下的媒体，不管是平面的还是三维的，都似乎在无意地以个别真实而整体偏颇地暴露着河南人的“丑”；电影电视作品把丑化河南人形象的情节当做佐料放人其中，成为逗人的噱头；网络在中国的大行其道也使其在“弘扬”河南人段子方面发挥了相当的功能。但不管今天的因特网是如何的发达，国人习惯于饭桌间交流似也是亘古不变的“中国特色”，在口舌品尝美味佳肴的同时，也在享受着“段子”的“盛宴”，而这席“盛宴”的内容除了政治笑话和黄色故事外，就是有关河南人的传说了，河南人有幸而三分天下有其一了。

媒体的爆炸式炒作

当今的媒体在围绕国家中心工作中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体现舆论监督的批评性报道方面对于打击违法犯罪、改进工作作风、教育人民群众中有着其他工作所无法取代的作用。但笔者认为，一些媒体在进行批评性报道时由于不能掌握这类报道的平衡和适度原则，从而导致了新闻事件个别真实而整体偏差的情况，影响了工作的大局。

就河南的情况来说，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多，特别是农民人口众多，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出现的负面新闻也许相对多一些、集中一些，于是就造成了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甚至炒作。结合河南的实际考察，媒体争相炒作的原因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许多不好的事情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别的地方也许更典型，但河南离首都近，也就是离大报、大台近，交通、通讯方便，新闻传播或采访相对容易，甚至去采访时路费都便宜，于是媒体要找一些典型案例的首选之地很多就选在了河南。某一时期一家很有影响的媒体接连所作的批评性报道大都集中在北京周围的河南、河北、山西等地。

河南的新闻媒体活跃，通讯员队伍庞大且工作认真，省里重视舆论的监督作用而对负面新闻的负面影响考虑不够。因为笔者曾多次听说外地的领导对当地媒体讲：一些不好的事情别的省、市都有，为什么要突出我们的，这样不是要影响我们的改革开放形象吗？在外地，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和业余通讯员因为向中央新闻单位投稿反映当地的不正之风而被有关部门勒令检查和开除的事件时有耳闻。

一些小报喜欢炒作、猎奇，而河南也的确发生了一些“可读性强”的花边新闻，于是这些依靠报摊销量的小报便不顾一切地对那怕很小、很无聊的事情也极尽渲染之能事。

河南人的形象由于一再受到各种形式的丑化，于是导致媒体厌者自厌，对河南的丑事关注且深恶痛绝，大有墙倒众人推之势，于是形成了关于河南人形象的恶性循环：河南的丑事曝光后引起关注和强烈反响，形象受损，结果媒体就更加关注河南的事情，并有更多的类似报道从而引起人们更大的注意。

笔者绝不是要护河南人的短，也绝不会为了所谓的“面子问题”毫无道理地要求放弃舆论监督，而想探讨一下我国当前批评性报道的做法问题。新闻监督的目的在于改进工作，正确引导舆论，为了处理好个别与整体，具体事件与工作大局的问题，批评性报道的平衡与适度还是要考虑的。天下事情，哪里都有好坏之分；天下众生，哪里都有良美之别。如果紧紧抓住一个地方不放，以对几个事件的大肆渲染而损及甚至丑化一个省所有人的形象，我认为这未必就有利于全局工作，也绝对不是批评性报道的初衷。

一位新闻界从业人员对此谈了自己的看法：“近一段时间，新闻媒体对河南集中报道了一些阴暗面的东西，使得人们对河南的印象变得有些可怕了。不是说这些报道不合适，主要是觉得长时间地聚焦一个地方，容易造成总体形象的失真。美人也架不住放大镜呀！”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伦森在谈到以前西方媒体时认为：媒体在维护偏见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制度化作用。早些时候，报纸往往会刊登非白种人罪犯或嫌疑人的种族情况。但犯事的人碰巧是个白人，报纸却从不提起他的种族情况。这无疑会勾画一幅扭曲的图画，使非白人犯罪的数量受到了歪曲。尽管我国的媒体与西方媒体在本质上有着区别，但阿伦森的话可以为媒体在对类似于河南这样经济落后的地区进行报道时提供有益的启示。

网络大行丑化其道

网络的发展使人们可以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自由、快捷地交换信息。也由于网络参与者的大众化、平民化，今天网络言论也掺杂着不同经历和个人情感因素的东西，甚至还有驾大街的毫无理性的言语。它尽管缺少了点权威性，但随着中国上网人数以几何倍数上升，网民的议论有时候确实可以左右相当大的舆论。比较各个网站的网页，可以看到有关河南形象的问题占据了一定的位置，甚至在丑化河南人形象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随便从网上摘录一些言论来看：——今天的河南人名声在全国却有些糟糕，列车经过河南时，你总会不时听到对河南蔑视的议论。河南人名声不好，不是因为河南贫困，而是因为河南人的做派。河南紧邻山东，似乎没有鲁人的质朴爽快，却有鲁人的粗野位啬；南接湖北，没有鄂人的精明能干，却有鄂人的奸诈滑头。与安徽人一样，河南人被称为中国的吉普赛人，贫困常逼得他们离乡背井，四处漂流。但安徽灾民往往靠演唱卖艺为生，凭本事吃饭，而河南灾民则利用人们的同情心生活，把乞讨作为一种赚钱的手段，等而下之者则靠偷和抢来获利，这种流浪生活培植起来的刁民习性，对河南人名声的影响可谓深远。

——人们提到河南人，总是联想到“刁滑”“无赖”“凶悍”“肮脏”等恶习；现实中，欺下瞒上，喜欢大话空话放“卫星”，像母鸡那样为袒护自己的孩子而撒泼，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对人粗暴冷漠，不负责任，治安状况糟糕，不讲卫生等，在河南都不少见。

——看到早餐摊上的郑州人捧着一碗类似北京豆汁一样的东西蹲在路边啼里哗拉着，时间却已是临近中午。晚上外面的人不多，郑州人大部分都猫在家里，听说因为当地治安有点吃紧，据被采访的年轻女孩说，10点钟后还在大街上走就会感觉不安全。

——有一次，我把朋友的事情办糟了，朋友埋怨之后不忘讲句“软话”，一来怕我太自责，二是想缓和气氛，于是他说：“这点事都办不好，你小子是河南人吧？”他清楚我是北京人。

——朋友，你去过河南吗？如果你来过，奉劝你不要再来；如果你没有来过，告诉你最好不来。我是做市场销售工作的，因此有机会去全国各地。最近我来了几趟郑州，由此发出上述感慨。

——平头望过去，河南人真是貌不惊人。我试验过，看脸面听说话：木呐、脸上、面朝黄土背朝天但实诚、热情的，八九不离十，是河南人。他们是农民——在我的心目中，这是河南一省的性质，也是象征——但又是奇异的农民，与种地不种地无关，即使西服领带，还是遮不住那烙印。

——无可否认，河南人的名声实在糟糕，兼具农民的狡黠、土匪的泼皮、奸商的毒辣、传统官僚的厚黑和流氓无产者的无所不为，而且缺乏良好的地域文化凝结成的。具有人文色彩和审美意义的价值观。其口碑在全国各省市区大概居倒数三名之内。

——郑州：河南省省会，一提到这个地方我就来气。干什么不行，你也不能造假呀。要么你就学习人家西宁。银川一样甘愿认穷，要么你就好好学学兰州、温州、乌鲁木齐是怎么大刀阔斧改造搞建设的。可是这个地方的人偏就要造假坑人。（如果有河南籍的网友看到这篇帖子，千万别咒我，嫌我说你们的坏话，其实我所说的这些东西，早已是众多国民心目中不可磨灭的事实了。）

——郑州治安之差全国闻名。连省会都出张金柱这等警察败类、残忍至极之徒，可见民风堕落程度。

——有一则关于上海人的故事，故事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三个同班同学（分别是上海人、武汉人和河南人），看到了一个卖冰棍的小摊，上海人走到小摊前面对另两人说：“我请你们吃雪糕！”武汉人笑了笑没有动，河南人满脸堆笑迎了上去，到了小摊前面，上海人对河南人说：“你要吃还得自己买，我说请你是先尝尝。来，尝一口，真不错。”说罢把雪糕向河南人的面前伸了伸，河南人心想尝尝也好呀，可上海人在河南人张嘴的一刹那把雪糕迅速地含在嘴里，随后扬长而去。河南人气得跳脚，却又无可奈何。这个故事说明上海人的精明与小气真是无所不在，河南人就是傻实在。武汉人的思维极富有跳跃性和很强的前瞻性，聪明的还是武汉人。同时我也是很崇拜上海人的，他们很多做法的确令人匪夷所思。

利用影视作品丑化河南人是一大“发明”

在以影视为载体丑化河南人方面，前文已经讲过利用电影、电视丑化河南人的形象是新时期影视工作者的一大发明，这些做法引起了河南人的极度反感。但也有的人，包括一些影视创作人员认为这只是一个外地人的角色，并无针对性的特殊意义，甚至还怪河南人太敏感。

笔者认为，目前国产电影和电视剧还不至于水平高到中国人都看不懂，如果不是智商有问题的人——且买得起电视或看得起电影的即使不懂影视艺术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今天的影视作品中只有两类人讲方言，大人物和小人物（全以方言演出的影视剧除外），确切地说是伟大领袖和河南小偷、无赖、保姆等。伟大领袖讲方言大家都能理解，那么让河南人讲方言会起到什么艺术效果呢？不明摆着也是突出河南人的形象——当然是突出坏的形象，丑化河南人。关于手法与效果的关系问题，搞影视艺术的“大腕们”是不会装傻的吧。

退一步讲，即使作品做这样的安排真的如有人所辩解的那样：并非针对河南人，仅仅是为影视作品显现些“看点”与“亮点”，以噱头换些掌声和钞票。笔者认为这些也全无必要。在此笔者愿意提一下英年早逝的电影演员陈裕德——一个典型的河南“土著”所创造的角色。他应当说是改革开放后演农民的佼佼者，尤其是在电影《咱们的牛百岁》等片子里塑造了被中国农民信服的角色——懒惰中带着无赖，憨厚中显出狡黠的农民，在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如火如茶的年代曾经引起巨大的反响。陈裕德所塑造的角色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当时中国农民中的。一类典型。不管哪个省的人都会有切身的感觉——在自己的身边确实有这种人和事，作为农民人口最多的河南人更是会感觉河南的四荒八野的确有很多这样的人，角色的效果足以引发包括河南人在内的中国人的反思。陈裕德在电影中没有讲一句河南话，但他所创造的配角却显示出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这就是艺术，真正体现了“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的真谛。

回头看看今天一些影视作品中讲河南话的小偷和人贩子是否真的使作品增色了呢？这些小角色到底体现了多少艺术成分？

唉，真不愿意下这样的结论：当今某些影视工作者“乏”得可以！

口舌文学“浩浩荡荡”

当然，前述几种丑化河南人的途径与今天街头巷尾、酒店茶楼等社交场所流行的以段子为主的口舌文学相比，简直有点“小巫见大巫”了。也许前述方式存在着有意、无意、间接。直接的区别，受着载体性质和影响范围的局限，在丑化河南人这类基本上属于世俗社会之事上，其功效远不如看似原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口舌文学。

以口舌文学丑化河南人的场所主要发生在酒桌上，尽管酒桌上流行的还有诸如丑化公务员的笑话和男女苟且的故事，但这些都存有政治敏感和低俗下流的嫌疑，只有谈谈河南人既可肆意渲染，又能经解胸中各样块垒，同时显示自我的高贵与不俗。在此笔者可以将无数次经历的场景作一概括性描述：

（佳肴满桌，高朋满座）

甲举杯站立敬酒：我敬大家，本人身体不适，不能多饮，我随意，大家干！

乙反驳：不行，你怎么像河南人，光让别人喝，自己不喝。

（酒过三巡，有人偷偷以雪碧换酒，被甲发现）

甲：有人又要造假了，河南人吧？

（一阵哄笑）

丙（突然兴奋地）：说到河南人，我听到一个段子（环视全桌客人）——这儿没河南人吧？

（如果有河南人在场，他肯定是脸红、低头、无语……）

丙：哦，没有！话说有个英雄和他的班长去炸碉堡丁：算了吧！你这是哪年老掉牙的段子，我来讲段出彩的——不知不觉中，这次宴会变成了“段子宴”——甩包袱的段子、与河南有关的悲惨遭遇的诉说、慷慨激昂的声讨，成了男人食之壮阳，女人食之美容的“大补”。看来，早已闻名遇过的中餐又有了历史性演进——这才叫“满汉全席”。

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中国可以自傲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东西，吃是贫穷已久的中国人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事情，但时下的餐桌已成为忙碌一天的人们交流沟通的重要场合，人们早已不满足于酒足饭饱，如今岂止是无酒不成宴，简直可以说是无段子不成席，各种风味的酒店雨后春笋般冒出，据说中国前不久创下了同时招待5000嘉宾的宴席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每当万家灯火以至夜阑更深之时，不知有多少张嘴在讲述着多少种版本的有关河南人的段子。

笔者常想，这种口舌文学的流传形式倒有点与“传销”这种经济邪教相像，但不同的是这种方式是“易货贸易”，下家需要给上家的不是金钱，倒是更多更精彩的段子。同时，上下家在交流中还能开心益智，相互启发，甚至创造出更精彩形象的新“作品”，并能实现“零库存”——马上批发给下下家，进入千家万户。有意也罢，无意也罢，善意也罢，恶意也罢，反正河南人在人们的口舌中被无情地咀嚼着。

记得报纸上有这样的记载：一位中国人到国外公干，因肠胃不习西餐而数日没吃好饭，在乘坐外国航班回国时，吃完一份儿航空公司提供的食品后，又提出能否再加一份儿。不料外国服务员回了一句：“你们中国人总是吃不饱。”这位同胞愤怒了，因为这位服务员以傲慢的态度错误地用了“中国人”这个全称。这位中国同胞认为这是对所有中国人的侮辱和伤害，损及全体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和自尊。回国后他向这家外国航空公司提出投诉，要求他们为此向中国人民道歉。

中国毕竟不是清朝末年的中国，中国也早不是饿殍遍野的中国，相信所有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被伤害的感觉，也会表现出相应的义愤填膺，和我一样大家至今仍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可是，在我们“好大的一个家”内，当发达地区的一些人不负责地把造假、无赖、欺骗、刁滑等特性用于“河南人”这个全称称谓时，这同样是对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近万万河南人的侮辱与伤害，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求这些丑化他们的人做出郑重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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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冷漠世界——生活在歧视中的河南人

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各样的丑化河南人的舆论终于由无形转化为残酷的社会现实，变成了社会上许多人对河南人的歧视——白眼、冷漠和蔑视。

社会学家认为，歧视将直接造成对被歧视者心理及行为方式的影响。对河南人由不断丑化而导致的歧视无疑对河南人、河南的发展以及对和河南人遭受同样境遇的省份造成巨大的伤害。

文化学者焦国标先生在论及中央电视台律师大赛中的讲河南话的小偷角色时认为：“律师大赛是所有职业大赛里离法治精神最近的大赛，有许多法律专家关心支持。在这离法治精神最近的大赛里尚且出现这样有违法治精神的纸漏，足见在我们身边存在着多么严重的歧视问题。口音歧视、地域歧视、职业歧视、城乡歧视……遮蔽着我们的眼睛，我们需要好好省察。在特殊时期里，歧视会使得一部分人在另一部分人眼里成为另类、仇敌，我们要当心啊！”的确，当前以丑化、歧视河南人为主的这种歧视现象如果在社会上继续蔓延下去，也许会成为制造省籍、地区隔膜、偏见以至敌视的原凶，对于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造成极大的困扰。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一、“河南人不得入内”

写有“河南人不得人内”的木牌，堂而皇之地挂在首都北京中关村一些公司、商店的玻璃门上。这样的场景，怎能不让人，尤其是河南人联想起上个世纪初叶上海滩上“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警示，又让人难以相信这是发生在法制日益健全的中国的首都。

在广州，在深圳，在上海，在许多经济发达地区，许多公司都在门口贴有类似的启示：“不与河南人洽谈”、“不招河南人”。一位经常在外地奔波的河南人对此感触颇深：“在中国的省份里面，河南人的名声好像很不好，现在一提到骗子，好像就要和河南人划等号，在中国，河南好像就是骗子的老窝。人们一听到河南口音的人，立马提高警惕，生怕被骗了。河南人放一个屁，旁边的人都要掂量掂量里面有没有阴谋。”

深圳一家报纸曾有过这样的报道：“每年，千千万万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全国各地涌向南方，他们都抱着一个共同的目的——打工挣钱。然而，当他们满心欢喜地拿着身份证来到招工的工厂或公司时，许多人都因是‘某地人’而被拒之门外。他们在不解和气愤的同时，也感到无奈。”

这篇文章的作者在通过调查后认为“深圳市布吉镇的许多中小私营、港台资企业都公开表明不招河南人”。“在龙华某眼镜厂做主管的河南籍李先生告诉笔者，当初他来东莞打工时，找了几家工厂，都因自己是河南人而一次次遭到冷眼和拒绝。他感到非常气愤和不解，有时候真的想报复那些歧视河南人的老板。”

北京市必然广告公司陈黎莉也表示：一个时期以来，我听说的河南人成了弄虚作假的代名词，老板不愿意雇河南籍员工；老百姓用河南的产品心里直打嘀咕……都是怕吃亏上当。另一位外地人在网上谈起河南人在外的遭遇时说：回想起以前就曾经在中关村的许多公司门口，看见过“河南人免进”的招牌，又听说最近在山东烟台召开的一个展览洽谈会上，也有许多展台挂出“河南人免谈”的牌子，我周围的几个去过河南的朋友也都异口同声地大讲河南人的不是，似乎有人人喊打之势。

如果你打开电脑里的人才市场的网站，招聘广告里有关招聘条件中会时常有“不要河南人”的注脚间进眼中。笔者在一个叫“搜才”的网站中看到，在有关招聘的栏目中，几乎每一个页面上都有不招河南人的要求。在此引用两例：企业简称：修理部。招聘职位：修理工。工资：1000元以上。男，30岁左右，不要河南的。

企业简称：海淀区搬家公司。招聘职位：司机。工资1000元以上。男，30岁左右……不要河南的。

笔者认识的一位河南老乡不久前和同村的几个人结伴去广州找活干，但几经冷遇后现在到了北京。他说，原来听说那里歧视河南人我还不相信，谁知到了广州，真的有很多地方挂着“不要河南人”、“河南人免进”的牌子，有的公司门卫一听说我们是河南人，干脆就不让进门。到了北京也没好到哪儿，好不容易找个活，去租房的时候连自己是河南人都不敢说，谎称自己是山东的。都说河南人爱骗，你说这次骗不都是被逼出来的吗？

当然，许多地方老板不招河南工也许有着他自己的理由，有着他与河南人打交道中痛苦的经历，河南民工中也确实存在着不少懒惰、无赖、小偷和骗子，但拒招河南人的现象在中国从南到北形成一股风气，不能不说主要原因还是丑化河南人进而歧视河南人的因素在作怪。

我国《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力。”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作为企业或公司的老板，他们不可能一点也不懂得《劳动法》，况且，人才是不分籍贯的。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敢置法律于不顾，公开或隐晦地坚持不招收某一个地方的员工呢？

焦国标先生在谈及此问题时认为，这一点就跟当年德国排犹一样，犹太商人利欲熏心、认钱不认人的比例无论多高，多么让德国人不舒服，也决不应该成为歧视所有犹太人的理由。又有一比：在城市里打工的民工即便作案的比例比较高，也决不是制定歧视所有民工之政策的理由。

河南一家报纸采写的一篇文章可以反映出这种歧视对河南人的伤害：本报讯“作为一个河南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的老乡们在外地人心目中会是这样一种形象。而到了北京，仅仅因为是河南人，我感受到了屈辱。”电话那头的声音低哑沉郁。打电话的杨海峰是驻马店汝南县的一个青年农民，今年年初他第一次走出家门，到北京去闯世界。

杨海峰于元旦那一天来到北京，踌躇满志的他赶到一家报社，准备刊登一则求职广告。可编辑在看过他拟好的广告文稿后，却很善意地建议他将籍贯一栏去掉，理由是：“河南人形象不好，北京很多用工单位拒聘河南人。”就在前几天，他到一家出版社办事，接待他的一位女编辑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她和她的很多同事都对河南人不“感冒”。她还说社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与河南人打交道。一位理发师也证实她的一位亲戚所在的单位真的拒用河南人。在北京，杨海峰总能在饭店、车站、用工单位的门前听到别人议论河南人不守信用、爱造假、乱闹事、好吹嘘，那些评价像锥子一样刺痛着他的心。一开始他还与这些人激烈地争论，到后来，他沉默了。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要爱家乡，爱故土，可有时候我真的为自己是个河南人感到抬不起头。”杨海峰说，他从心里知道这些歧视也不都是无根之果，有些河南人的行为确实给一些外地人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印象。他希望能将他在北京的见闻和感受告诉家乡人，更希望他们能够容观地分析原因，切实改变形象。“河南人要争气呀，这样我们走出河南才能理直气壮。”

杨海峰告诉记者，他已经在北京找到了工作，业绩不错。“我十二分努力地工作，因为我知道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改变我周围的人对河南人的看法。”他最后告诉记者，他没有采纳那位编辑的建议，在求职广告籍贯那一栏中他仍写下了：河南。

丑化河南人严重损及河南人形象，已不仅仅影响河南民工在外的生存，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也就是直接丑化河南发展经济的环境。

在河南郑州，一位做糖酒生意的黄先生告诉笔者，他以前只是听说有人在某些交易会上挂出“河南人免进”的条幅，去年他们厂到兰州和乌鲁木齐去打市场，当地人一听说是河南人，连门都不让进。他感到愤懑：河南人究竟怎么了？

一位在北京从事建筑业的河南安阳人由于多年的努力在同行业中还算稍有名气，事业发展不错。谈及河南人的遭遇，他还是颇为感慨：当初我从家乡带着一群工人来到北京时还相当自信，各种资质材料齐全，工人素质不错，在老家建的几幢楼受到赞扬，有的还获了建筑奖。北京这地方竞争激烈我也知道，不过我想我们初来乍到，是创牌子的，多吃点苦，少赚点钱就行，至少在竞标中我有价格上的优势。没想到最后我连竞标现场都没进去，打听半天，有人告诉我人家根本不找河南来的工程队，理由是建筑工程是百年大计，河南人善于造假，万一偷工减料搞个“豆腐渣工程”怎么办？

后来他靠老乡关系终于找到了一点活儿，靠着认真踏实的苦干，在圈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逐渐站住了脚跟。谈到这里，他说：“现在河南人被丑化得厉害，类似的现象很普遍，所以河南来的搞工程的人很难干，一是以极高的交费挂靠北京或外地的工程公司，再有一部分就全靠先来这里的老乡关系了。尽管同行间存在激烈竞争，但我每年还是因为老乡的情谊帮一些人揽点活儿。”

由于河南商品在被丑化中形成的极为不好的形象，导致一些地区甚至在商场中挂出牌子——本店没有河南货。一句流行的顺口溜可以反映出河南货的市场形象：河南豫剧差不多，河南粉条光糊锅。如此一来，谁还敢卖、敢买河南粉条。郑州一位从事软件开发的企业经理说，我们到外地推广市场简直是困难重重，外地人不相信河南人会开发软件。

笔者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和一些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打交道，他们来大陆访问的目的除了从宏观上了解祖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外，就是寻求经贸合作的途径。南方及沿海的投资条件在国内首屈一指自不必说，但目前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也促使他们把目光转向中西部地区。笔者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时常主动和他们提及河南，在推荐的言语中自然是包括河南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劳动力便宜、消费市场大等，但最后对方的回答似乎令双方都有些尴尬。记得一位香港的不大不小的老板说：“我没到过河南，但对河南还是早有耳闻，那里的投资环境太差了，政府办事太拖拉，没规矩，企业没有信誉，河南人骗子、无赖太多。我们做生意的就想赚钱，即使赔钱也会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但若投在河南，就怕一下子陷进去，再也拔不出来，亏个精光。”

他接着说：“若不甘心，闹什么纠纷打什么官司，可能还要被折腾死——据说河南的工商、税务和法院都很黑，尤其是对外来的人。”

有时候，理论上的辩解很难改变先人为主的误解和偏见。

尽管一些人视河南为畏途，但河南在许多方面还是有吸引力的，于是也有一些敢于“吃螃蟹”的人进去考察一番，不过他们很多人都是带着“不人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去的，对河南人以敏感的心态处处提防着：食宿会不会被宰？路上会不会被骗？对方是不是在搞阴谋？打电话发传真价钱是不是比外边贵很多……可以想像以这样的心态到河南的人最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也可以想像这些人最后将会把在河南的“遭遇”编排成什么样的段子。

金杯、银杯，不如口碑。在商标、名气都属于知识产权且动辄值上数十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今天，一个省的形象该值多少钱？河南有着文化大省的美誉，有着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岳飞、焦裕禄、赵春娥和红旗渠等典型，也有着中国产粮第一大省的桂冠和不少的名优产品，可是河南原有的形象在众人的丑化中受到巨大损害，其损失不是可以用金钱来算计的，就是用金钱也算计不清的。

企业的商标侵权，个人的名誉受损，可以到法院去寻求公道，要求道歉与赔偿，但河南的形象被丑化，河南人被歧视，谁来主持公道，谁来负责，谁来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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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冷漠世界——生活在歧视中的河南人

二、地域歧视——一个危险的信号

历史的、传统的重负本已使多灾多难的河南人步履维艰，而来自大都市、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的白眼又使他们再次被绑在了精神的十字架上，慌恐、迷失、无奈、自卑和愤怒的情绪使河南人，尤其是在外地奔波的河南人感到处处羁绊，灵魂再次被带上了枷锁，自尊被无情地切割着——体无完肤。

到大城市寻梦的河南人不敢说自己是河南人——应聘时不敢在表格的籍贯栏里填写“河南”，租房时不敢用自己有河南标识的身份证，别人介绍女朋友时不敢讲自己是河南人，听到七嘴八舌的丑化河南人的段子只会脸红、躲避、向隅叹息……在中国的土地上不敢承认自己是河南人，这是哪家的道理？！

在外地的河南人在公众场所——在电车上、地铁上、餐厅里，即使和老乡在一起，为了躲避外人歧视的目光和歧视的待遇而不敢讲河南话，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这是谁人的逻辑？！

为了赢得成功的机会——至少是外人的信赖和支持，赢得和外省人同等的目光，河南人往往要顶着丑化的压力和歧视的重负，付出比别人高得多的努力来证明自己，证明河南人是无辜的。同是炎黄的子孙，如此对待河南人，相煎何急啊？！

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直接引发着人们生活水平、生活习惯乃至思想、观念的变革，革旧立新，与国际接轨，这是历史潮流与大势。河南人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影响中有许多负面的东西的确是需要拿出勇气更新，河南人更要拿出勇气面对各种各样的批评。但必须指出的是，某些人对河南人的全面丑化与歧视绝对不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冲突，更不是高尚人与低俗人之间的矛盾。因为丑化和歧视是从潘多拉的魔盒中跑出来的人的劣根性的一种，其本身始终是原始与丑恶的，与“先进文化”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某些自命清高的人和“贵族”其实有的只是“异化了的价值观”而非“先进的文化”，这种“异化了的价值观‘只是经济发展中应该消除的’负面产品”。他们对河南人显示出的优越感以及无情的丑化和歧视，尽管可能在“生活水平较高”、“受教育水平较高”、“生活流行时尚”的背景下带着“先进文化”的幌子，仍掩饰不住其人性中“丑陋的尾巴”。

在美国，长时期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曾经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也曾是美国留给人类的“典型问题”，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包括美国黑人以及很多白人在内的努力奋斗，至少在美国的法律上基本消除了种族歧视。在南非，由于广大黑人的上百年拼争，终于使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旧政府灰飞烟灭，出现了南非第一个黑人总统曼德拉。

中国历史上表现最突出的应该是“政治歧视”，为此河南农民陈胜在两千多年前振臂一呼，喊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豪言壮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封建社会的延续也不可避免地延续了这种“政治歧视”，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也发生过“出身歧视”的残酷现象。人们因为出身的不同被划成三六九等，导致了许许多多出身地、富、反、坏、右的人背负着灵魂的重负，不仅在升学、参军、招工等方面遭受歧视，而且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文革”中，随时都会被拉到会场上。大街上接受批斗、殴打、侮辱和灵魂的灭绝。大量“走资派”的子女因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在“夜色黄昏”里走向了戍边、插队、教养、牢狱乃至自杀，挺身而出反对这种歧视的勇士遇罗克却遭到了无情的杀戮，“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的观念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浩劫。这些原始而又野蛮的歧视行为只是到了70年代后期，才随着“文革”烟尘的湮灭而消散。

但一部分中国人太健忘了——这些人中还包括当时被整得家破人亡的“政治歧视”的牺牲品。在那场“政治歧视”消失了二十多年后，新的“经济歧视”又在不知不觉间露出了头角，人们对于金钱和享乐的追求，又使“宫廷”、“豪门”、“皇室”和“贵族”的招牌在街头的霓虹灯中闪烁。当年在电影上批判的“谁穷谁狗熊”今天很多人可以无所忌惮地说出和表现出，对河南人的丑化和歧视便是一例。

河南的退休女工史女士面对当前这种丑化与歧视百思不得其解，她爬在病床上给报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三四十年前她到北京出差，当地人知道她是来自焦裕禄、红旗渠的故乡河南时，都竖起大拇指夸赞河南人勤劳、正直、朴实、勇敢。她实在想不通，短短几十年过去，同样是在北京，河南人在别人眼里怎么就完全变样了呢？！

丑化与歧视，是全人类的公敌，并不因为实施歧视的人生活好、受教育水平高就代表着先进。

多位学者在谈及对河南人的丑化与歧视时都指出：这是一个极其危险而可怕的信号，因为在这个社会经济急剧变化的时代，许多人已开始以取笑、丑化贫穷为乐，以歧视穷人、落后者为能事。

在—些人的心目中，“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是新经济的体现，“笑贫不笑娼”等否定优秀传统文化的现象在一些地区出现和蔓延。难道搞市场经济就一定要搞出来个“经济歧视”？

不管“政治”与“经济”的区别有多大，不管穿着什么样的外衣，打着什么样的旗号，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丑化与歧视在人性中的本质是一样丑陋的，其后果也是别无二致的。

的确，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积穷积弱的日子过够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追求富裕和强大是中国人新的梦想。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实施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东南沿海在改革开放中得风起之先，享受一系列优惠政策，20年间走过了温饱、小康和富裕之路，一些大城市在国家投资、财政的支持下也明珠般镶嵌在中华大地上。但国家的政策是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沿海地区与大城市的发展除了他们自身的努力外，与国家的政策和包括贫困地区在内的各地的支持分不开——山西的煤炭、新疆的石油、西南的水电，当然还有河南的粮食。产量居全国第一的河南粮食——也许正在被食客们在餐桌上与丑化河南人的段子同时被享用。

面对着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国家适时部署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希望从中央到沿海省份都能重视西部地区发展，在自己富裕后对西部兄弟省份给予帮助。

毫无疑问，富裕的人给予包括河南在内的相对落后地区的应该是满腔热情的支持和善意的批评与建议，因为这里的人们经受了太多的贫穷，也拥有盼望富裕的殷殷之心，他们在鼓着勇气寻找差距，弥补不足，他们在摆脱精神的、物质的负担，在匍匐，在爬行——在缺少经验、缺少资金、缺少技术的坎坷的路上。

但现实社会上部分人对落后地区的丑化与歧视与目前中国发展的方向格格不人。以自诩的“先进文化”自居，对与己有差异的地域的文化进行无情的攻击和挖苦，以“高尚的富人”自居，傲视尚处于可怜的贫困中的劳苦大众，以自己先行百步来看不起正在奋力追赶的只走了“五十步的人”，是制约社会发展的“毒瘤”。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状况也会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眼中，经贸交往、人员及信息的流动也会使这些地区的好的和落后的特点更为显现，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将直接关系到物质和精神共同富裕能否顺利实现。无视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优点，拒绝理解不同地域文化特点，对落后的东西以讥笑、羞辱、丑化和歧视的态度，只能造就隔膜与偏见、防范与敌视，偏离中国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梦想。

对于目前中国出现的地域歧视，笔者在此再次借用伏契克的那句话：人们，要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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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黄河黄土——真实的河南人

河南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致，除了黄河，除了黄土。

虽然五岳之中的嵩山名声在外，但实际上它也只拥有一个古迹名分，和其他风光迥异的四岳相比就显得很不起眼。

人有时候的确像他所处地域的山水。

笔者所了解的普通的河南人大都十分朴实，就像平原上那些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花草树木，远的称不上是什么风景，近的也不会弓；来你太多的目光。他们不爱表现自己奇书-整理-提供下载，那种在公众场合刻意“招风惹刹出风头”的事大都和他们无关。

假使全国各省区都派出一个代表集合在一起演一出三国戏，那大概北京人会去演刘备，上海人会去演周瑜，‘山东人可以饰关羽、张飞，东北人可以扮马超、魏延，湖北人、四川人可以来演诸葛亮，江浙人可以演黄忠或姜维——河南人比较难办，如果有人非要把鲁肃的角色抢了去，那他们适合扮演的就只能是满台奔走却没有一句台词的士兵了。因为无论外表举止还是内在秉性，他们都是人堆里最不引人注意的。

河南人为人平和，他们一般都知道“口不臧否人物”的古训，自省的时候多，对别人的评价少。因为任何时候他们都不想为自己树立太多的敌人。

但是，不评价别人的人不一定不被别人来评价。

好事者所作的那篇《中国南北诸省区人印象》在网络上广泛流行，它的多个版本被大约几十家同站所转载。其他途径无论大道新闻，还是小道消息，针对河南人的文字也不在少数。有些话虽然刺耳，却还算得上直率，但有些就已经近乎在路边捧着脚骂大街了。

大家可以再次回顾一下本章以前相关内容的关键词：“粗野俭啬”，“奸诈滑头”，“刁滑”，“无赖”，“凶悍”，“肮脏”，“欺下瞒上”，“讲大话、说空话”，“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粗暴冷漠、不负责任”，“河南佬”，“农民的狡黠、土匪的泼皮、奸商的毒辣、传统官僚的厚黑和流氓无产者的无所不为”等。

真可谓林林总总、洋洋洒洒——包含这些词语的文章从寥寥数语到长篇大论，从“理论短评”到“文学作品”，河南人就这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以上种种用词之刻薄、态度之武断、偏见之深远，读之使人惊诧。这些充满了鄙视意味的语言让人想到了什么呢？难道我们从中没有看到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侮辱、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歧视、暴乱中印尼社会对华人生死的漠然么？看到这些文字真有如芒刺在背，笔者竟然一时间搞不清楚——诸如“河南佬”这样的语言和“中国佬”、“支那猪”，甚至30年代上海租界里的那块“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牌子有什么天壤之别。

实在不愿意这么想，但我又不得不这么想。

而且笔者以为——这种敏感的联想并没有错。

“众口铄金，销毁其骨”，舆论造成的偏见是可以杀人的——笔者相信它有这个本领。

河南人是温良谦和的，假如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德行”，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笔者感觉自己必须站出来说话了。为此感到愤怒的当然不仅仅是本人，还有许多我们这个公平自由社会里的许多正直善良的人。

身材单薄的部队作家周大新写了一部畅销小说《21大厦》。读者和评论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作者的真正意旨，仅仅认为这是一部同情下层劳动者、反映他们对京城生活的向往以及农家子弟到大城市后复杂心绪的书。而周大新亲口对记者说，主角实际就是河南人。有什么能比一个河南农村人与北京的白领世界对比更强烈？更戏剧性？

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这位性情温和的作家是悲愤的，他说：中原很穷，很落后，河南人已经受了那么多苦了。三年困难时期，河南人死得最多。大家不要笑话他们了！河南人是最中国的，河南人身上的毛病中国人都有，他们不过是更集中更典型罢了，你们笑他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周大新说他的这种愤怒已经积存多年。过去之所以没写，是因为他还不了解大城市人的内心、北京人的内心。对于国人对河南人的无情嘲讽与歧视，他的愤怒一经点拨便喷薄而出。因为他记得作家张宇说过的话：“河南人是中国人的娘。”

有一位记者也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发出了“河南人到底招谁惹谁了”的疑问，他从三门峡进入河南，经渑池、洛阳、郑州、开封、商丘，他眼中的河南从里到外、从社会生活到言谈举止，相差的不过是方言及汽车车牌上打头的第一个汉字而已。他连连质问：“朔州假酒夺去多少人的性命，但你听过有人拿山西人说事儿吗？”

“克拉玛依大火中遇难人数多过洛阳，你挖苦别人时又会提新疆人吗？”

当然，这不是简单比多少的数学题。

在《妖魔化河南人应该缓行》这篇网络文学里，作者这样说：在北京这样的地方，谁去了也揽不着什么好听的。

他的北京同事毫不客气地对他指出，北京之乱，就是你们外地人弄的，你们外地人为什么不好好在自己的地盘上呆着啊？他哑然了，原来在北京人眼里，外省人就是捣乱鬼［奇+書网-QＩＳuu.cＯm］。并且这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对他讲的话，竟然有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于是，作者在《漂泊北京》里面反戈一击，把北京人很很地涮了一通。

作者还提到有一位北京青年女性在北京电视台做谈话节目时当场喊出“我坚决不嫁给外地人！”作者在内心深深被刺疼的同时这样问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在妖魔化别人的时候，你的灵魂是坦然和宁静的吗？

和“妖魔化河南人”的声音相比，这些微弱的呼喊还没有使我们完全清醒。我们中的很多人也许还没有明白“妖魔化”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阴影。

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的许多事例都已经证明——地域文化歧视正是种族歧视的前兆。

而种族歧视即有可能使一个统一的强大种群面临被分割的危险。

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人被按照身份证上的籍贯划分为三六九等，于是我们觉得有必要站出来为“河南人”公开正名不是遮盖真相，不是要用一个偏见打倒另一个偏见，而是要客观地去了解河南人，了解他们平静外表下真实的人格精神。

一、中国人之中的中国人

河南登封城外有一座古观星台。

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笔者站在那座用青砖垒砌的高台旁边，仰头看着积雪的台顶良久。台顶上是苍苍茫茫的天空，并看不到星星。但据说，这里是中国最古老的观星台，解梦的周公和大科学家郭守敬都在这里对星象进行过很长时间的观测。

笔者当然知道区分雪花和星星的不同。来到这里的原因自然也不是为天上的星宿，而是为了地上这座既不雄伟也不玲珑的高台。

现在，这里看上去不太适合进行天象观测活动。古人在这里建台观天的原因是他们曾经把这里当成了土地的中心，至少是我们所处的这块土地的中心。所以，河南才被称作中州、中原，我们的国家才叫“中国”。

站在中国的“源点”上四处眺望——远处雪野苍茫，一片萧条。

天下之大，有谁知道这里曾经是“世界”的中心呢？可我们就是这样从那里走到了今天。河南这个东方古老文明的发祥地，现今中国人口第一、农业第一的大省——认识她，是应该具有透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底层社会之标本性意义的。

在先前中国人的意识里，中国是世界之“中”，中州又是中国之“中”，那些生于“中”长于“中”的河南人还将“可以”、“行”、“同意”这些话，一律下意识地归结为一个“中”字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以“中”为核心，头脑里充满大一统观念的河南人把这种思想带到了自己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中”是他们行为的准则和规范。

如果我们把地处中原的河南称作“中国之中的中国”，那么，河南人实在就应该被称作“中国人之中的中国人”。

除了上述地理的原因，还因为世界上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依然把农业作为自己国民经济的坚实后盾，中国也没有哪一个地方能像河南一样和土地仍旧联系那样紧密。实际的逻辑似乎应该是这样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河南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省。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

所以，河南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农民。

“农民”——既然是河南人特点的概括，就也应该是中国人特点的概括，但它在今天好像又是很陌生的一个概念。

这是一个由概念构成的时代。

从“流行”、“时尚”、“前卫”到“摇滚”、“快餐”和“奔腾4”，从“韩流”、“美眉”、“新新人类”到“减肥”、“伟哥”和“F－117A”，我们已经陷入到概念的重重包围之中了。但我们听到太多的是诸如www奇Qisuu书com网：“网络经济”、“营销策略”、“WTO”、“MBA”，而“农民”这样一个在当今商业社会中几乎被人遗忘的词汇在现今中国人的口中不仅出现的概率很低，而且还包含了太多的贬义——经济上的落后、政治上的昏聩以及文化上的愚昧。“你可真农民广这是在首都大街上可以随便听到的玩笑话。

“小农经济”、“农民心态”、“农民意识”——笔者敢说，在和“农民”有关的词汇里甚至找不出几个中性意味的。

一次笔者应朋友之邀和几个场面上的人一起吃饭。席间大家谈得兴奋，百无聊赖的我竟下意识地将掉落在桌面上的一块儿青菜夹起来放进了嘴里。聚会散后走出酒店很远，朋友突然扯住我的袖子指责我刚才的行为：“你呀，也就是一个河南农民！”

自知理亏的我当然知道他话的意思不是赞美，但也由此明白了“河南农民”一词在现阶段已经从农业社会过渡到了商业社会的中国所包含的更多的含义。历史上养育过中华民族无数儿女的河南衰落了，衰落到了甚至连其名字都成了人们在相互侮辱时使用的泛指名词的地步。河南衰落和现在农民阶层的衰落是同步的，河南人人格精神特征的逐渐淡化所代表的似乎也正是整个东方农业文明的逐渐消失。

河南作家张宇曾经这样说：“从形象上看，由于我们河南人向四处输血，就像一个最初的怀春少女，先变成一个多情博爱的少妇，再变成一个无私奉献的老妈妈一样，等到她养育过无数的儿女们成人，也就耗尽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最后只留一口气微笑着桔坐在家门前，永远地等待着儿女们来看望她。但是，儿女们自有儿女们的生活，慢慢地就把她忘却了。这难道不是我们河南人的形象的变化过程吗？”

他还把河南地位的变化比喻为“就像鸡蛋孵出了小鸡，就像小鸡离开巢穴以后只把鸡蛋变成了一只空空的蛋壳”。

蛋壳也许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可我觉得它大概还不应该被诅咒，尤其是那些被它哺育过的人或者鸟兽。

在河南的乡间，一年四季你都会看到有农民在辛勤地劳作。假使我们把时间回溯到几百年、几千年以前，你还能看到——站在田间劳作的依然还是他们。只是现在他们老了，面对飞驰而来的高科技时代，他们古铜色的脸上平添了几分失落。

“河南农民”创造了一个文明，但当这个文明被后继的文明代替了之后，他们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散了自己结实的影子。这个名词词义的变化使他们这个群体的命运就像为了种子降生而最后凋谢成泥土的鲜花的命运一样——生命的轮回，不愿意接受也必须接受。

可是，“落红”尚且有情，种子怎么就会那样的无情呢？

现在你再到大城市里的幼儿园去向小朋友们作调查：粮食是哪里来的呀？那么，有一多半的孩子会这样回答你：在商店里！

孩子的幼稚可以原谅，但问题是教育孩子的那些大人。

每当这个时候笔者都忍不住想慨叹一句——中国人，上查三辈儿差不多都是农民的中国人啊！

站在观星台脚下远眺，如果没有飞雪的阻挡就可以望见挺拔的嵩山，这里应该还有一所闻名世界的建筑——嵩阳书院。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两个很有名的大人物在这里讲学，他们一个叫程颖，一个叫程颐。

南方出才子，北方出圣人。

与南方灵秀的山水相比，北方单调旷远的景观的确更容易让人参透人生的意义。

“一览众山小”之后的山东人孔丘孔夫子创建了儒教。战国春秋风雨稠——历尽磨难的他虽然已经大致理顺了天地人伦的条理，但时间已不再给他任何施展本领的余地、程颖、程颐，这两个宋代的河南人经过精心研究，对孔子的理论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使它和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相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进入人们的具体生活行为和思想意识。

从此，中国人的生活行为和思想意识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中国人终于进入到了一个大一统的生活秩序。这是一个相当完备的道德伦理体系，它几乎融合了所有东方式的智慧，目的是把散乱的棋子收进经纬分明的棋盘，把四处汪溢的水收进中规中矩的容器。

河南人将儒教发扬光大，并且推广给了所有的中国人。

儒学不是假货，它带给纷乱的时代一个崭新的秩序。

存在就是合理。

没错。即使现在来看，我们也应该肯定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和巨大贡献。

两个河南人就这样在嵩阳书院并不豪华的房舍里，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讲述着社会人生的真理，以一种异常简单的方式把一盘散沙一样的中国人的心灵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也把中国辽阔的疆土归拢到了一起。

“仁、义、理、智、信”的思想就此在东方扎下了根，在中国扎下了根，在河南扎下了根，在几乎所有黄皮肤黑眼睛的人的内心扎下了根，从过去一直到今天——这不能不说是河南人的一个伟大的创举。

由于历史积淀的原因，也由于在中原衰落之后而长时间处在相对封闭的社会底层，和大部分的北方人相比，河南人对儒学的尊崇显得特别的固执。他们坚持着从古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中庸”思想的同时，大一统的社会观念使他们也敢于融合并修改一切外来的东西为自己服务，就仿佛他们敢于在餐桌上将所有外来的菜肴改为适合自己口味的河南菜。

至今，你随便走进几个河南人的家庭都可以发现——他们有着几乎相同的教育子女的方式，他们也有着几乎相同的社会行为和生活习惯。不论是寻常待人接物还是和外地人、外国人进行谈判，他们也都明显地带着自己的地域文化特点。

如果你有幸在河南乘坐县城与县城区间的公共汽车的话，你一定会听到车上农民对中国时政发表的最朴实的议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人讲述自己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言谈话语中往往流露出对“国家兴亡”的责任。他们表述的方式既直接又委婉，表述的内容既正统又略带叛逆，言谈之间你不由得也会加入进来。

记得80年代末曾经有一位国内知名的大学教授到河南作报告，讲话中他不无幽默地调侃河南人——“常香玉是你们的精神食粮，面条儿是你们的物质食粮。”

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来到河南看看你就会知道——中国的国粹不止有京剧一种，还有一种，那就是豫剧。二者所不同的是：京剧是贵族式的国粹，而豫剧则完全属于平民。

在河南乡村的露天舞台上今天还在上演的依然是《包青天》、《花木兰》和《穆桂英挂帅》，“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仅可以换来台下雷鸣般的掌声，还能够赚取热血乡民的眼泪。不大被关注的河南卫视有一个在河南观众中很叫得响的栏目——《梨园春》，看看里面那些农民抑或农民子弟们情真意切的表演，你当真会发现：这里才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深、最茁壮的根。

各类讥讽河南人的段子，包括专门针对河南人的新闻报道，听罢看罢便会让人想起隐藏在“农民”后面的另一个更加恶毒的词：“刁民”。

是的。

河南的所谓“刁民”是会在领导视察的时候拦道喊冤的，因为《包青天》里就是那样演的；河南的所谓“刁民”是会在亲人处在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的，因为花木兰就是这么做的；河南的“刁民”是会在身边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外国老板面前下跪的时候挺直身子站着的，因为穆桂英的儿子杨文广也是这样的个性。

每每想到这些的时候笔者都会激动得落泪，因为受着最“中国化”的教育而有着最“中国化”身份的河南人应该同样是我们民族危难到来时最坚实的中流抵柱之一，那个时候，他们当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证明——自己也是这块黄土地上优秀的种群。

在19世纪中叶，美国人对中国移民的偏见、暴行和负面的刻板印象随着经济竞争的变化而大起大落。例如，当中国人试图在加利福尼亚寻找金矿时，他们被描绘成“邪恶和堕落，全是贪婪之徒——嗜血而野蛮”。然而，10年后，当中国人愿意接受横贯美洲大陆铁路的危险而艰苦的工作——白种美国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时，中国人就被描绘成朴实、勤劳、奉公守法的人。的确，参与修建西部铁路的大财阀之一的查尔斯。克洛克写道：“他们和白人一样的优秀——他们令人信赖，富有聪明才智，信守合同。”

凡歧视和偏见就一定是文化和精神意义上的。

农业文明可以被工业文明所取代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那么，不同地域人们的文化根基呢？我们的儒家文化是不是还能够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

笔者以为——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就好像是地球漫长的历史演化：蕨类植物可以代替地衣苔藓占领主导，人类可以代替恐龙成为世界的主人。但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却好比地球上同一时期动植物的分布：我们绝对不可以因为喜欢大树就将所有的青草拔光，也不可以因为需要粮食而砍掉世界上所有的森林。

真正茂盛的文化一定是多元共生的文化。

如果这样，西方文化有什么理由看不起东方文化呢？中国人又有什么理由来歧视文化上同根同种的“中国人之中的中国人”？

我们可以喝“可口可乐”，可以看“东芝”彩电，可以吃“麦当劳”、坐“林肯车”、用“摩托罗拉”、品“麦思维尔”。抽“万宝路”、抹“丹芭碧”、穿“皮尔卡丹”、欣赏“泰塔尼克”，但你还是你——一个骨子里带着农民血统、眼睛含着儒家平和的黄皮肤的中国人。“拿来主义”已经不需要再宣传了，但“拿来主义”之后的“丢掉主义”恐怕我们还必须慎重对待，因为弄不好文化这东西也会翻船！

APEC的唐装是不是很刺眼啊？

黑头发的颜色是不是很难看啊？

戏曲是不是很落后啊？

中药是不是很荒诞啊？

过春节是不是很老土啊？

吃狗肉是不是很野蛮啊？

“中庸”是不是很可耻啊？

“贫穷”是不是很可怜啊？

中国人是不是很愚昧啊？

河南人是不是很讨厌啊？

笔者实在不愿意再说下去了，因为我实在见不得那些为了出国定居移民签证而恨不得将自己DNA都改掉的中国人。

观星台的所在地登封距离河南省省会郑州不远，在它的两侧有两个中国乃至于世界闻名的古都——西边的是洛阳，东边的是开封。

洛阳的牡丹依旧开放，不过它不再是那个“春来开在帝王家”的牡丹了；开封的龙庭仍然屹立，不过它也不再代表那个多年以前的繁华汴梁。历史上几经沉浮的河南人活得还算是坦然，最起码他们在遇到洪水灾荒的时候没有撒泼骂娘。这些中国人之中的中国人有足够的耐性等待机会，尽管他们已经等待了很久；他们也有足够的力量走出泥坛，尽管他们走得如此艰难、如此痛苦，尽管以后的路还很长很长。

离开观星台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四周一片寂静。雪还在下着，而且越来越大。

没走出多远，并不巍峨的观星台就消失在我们回顾的视野中了。

白茫茫的大雪把观星台给埋了，埋在了我们民族久远的记忆里。

前面苍茫一片——一切都仿佛在有形和无形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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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黄河黄土——真实的河南人

二、无形即是永生

对当今地域文化特征的概念，笔者一向不认为就是那些地底下挖出来的坛坛罐罐。历史是形成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它决不能代表地域文化本身。笔者所理解的地域文化特征应该是以人——现代人为核心的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思维和情感方式，它应该是活生生的。如果留心，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比如：山东人的“耿直”，北京人的“神通”，东北人的“仗义”，上海人的“精明”等，这些各个地域的人们可能没有上过一天的正规学校，不读书也不识字，但在他们的骨子里，从一生下来就从他们的父辈祖辈那里开始了耳儒目染的继承。那些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下意识的生活习惯，往往最可以代表他们所处的地域的文化特征。

在中国任何一个上规模的图书馆内，关于华夏各地域文化研究的社会学图书可谓汗牛充栋，用不着尽行浏览你就觉得它们的作者一半是由考古专业中途改行的社会学“专家”，另一半则是缩手缩脚、语焉不详的“好好先生”。书上凡是涉及地城人格精神的字眼，不论民族地域，不论历史现状，几乎到处充斥着诸如“勤劳、善良、勇敢、无私”等外交礼节性的辞令，让人感到乏味的同时也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中国遍地都是雷锋。

图书上关于河南人的记述也是礼节性的。从三皇五帝到当代愚公，无论人情人性总是一派“大好春光”。作为一个河南人，笔者不想护短，可也并不想听那些连篇累牍的奉承。奇--書∧網说实话，笔者自己都觉得它们描述的那些形象既不像河南人，也不大像现在的中国人。

感谢时代的进步把网络这把双刃剑交给了我们，拿着它你可以以“黑客”的身份“黑”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尽可以凭着良心来发表自己对世界的真诚——真诚的理性，真实的感情。

还是前面所提到的《中国南北诸省区人印象》一文，它不光针对河南人，而是把各省人逐一画像，有些段落倒也颇有意思，现列举二三：北京：老派北京人重礼数，善待人，颇有尊贤礼让之风。但此地衙门众多，官气颇盛，八旗子弟余风犹存，市民身居京畿之地，见多识广，既熏染官场的“霸”气，市井的“赖”气，又兼有旗人闲散，嘴贫善侃，故侃爷辈出，有“京油子”之名。在“地方上”的人面前，常有高人一等的自负，说起话来盛气凌人。

上海：上海人是好公民，坏邻居。其敬业态度无人可及，公共意识也比较强，总是衣冠整洁，修饰得体。但上海人的地域认同感很强，骨子里十分自傲，内心轻视外地人（外国人除外），尤为排斥苏北人。外地人在上海被一概视为乡下人，故难以融入上海人的圈子。在私人交往中，上海人总是与人保持着一点距离，善于权衡利弊，为小事斤斤计较，也正因为如此，上海出了不少银行家和商人，却难出一个诗人。上海女人举止得体，雅致，有女人味，但不可能出现那种为爱不顾一切的“烈女”，上海男人在媒体中往往有小男人的坏名声，但懂得尊重女士，体贴妻子，把西方的绅士遗风中国化了，也别有可爱之处。

四川：群山环抱的四川盆地，尤其是成都平原，物产丰饶，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四川多神仙类的人物，精明能干而散漫悠闲，能享受吃喝玩乐，也喜欢谈玄探幽。川妹子既辣且媚，骂起人来“嘴巴狡”，尤其是在公共场所与人吵架的时候，往往“辣”劲十足，使对方只好落荒而逃，发起嗲来也无人能抵挡。但川人偏居一隅，见识不免狭窄，有，夜郎自大的遗风，虽藏龙卧虎，但若不走出荧门，也只能成为一些歪才怪才。

山东：山东古为齐鲁之地。为人忠厚直爽，外粗内秀，讲义气，重教育；但也爱赶时髦，喜欢在全国制造声势和影响，讲究人际关系，会走上层路线。“山东出响马”，山东人既有豪放之名，也就愿意炫耀豪放，表现出来的却往往是粗鲁，例如，说起话来大声武气，嗓门粗放，喜欢酗酒比酒量，然后动粗。山东女孩其实温柔多情，有教养，重仪表，尤其在青岛、烟台等沿海城市，美女也不少见。只是山东话忒土，女子撒起娇来让人头皮发麻。山东人乡土意识特重，自以为山东天下第一。中国有两个地方喜欢吹嘘自己的家乡，山西人唱“人说山西好风光”，山东人则唱“谁不说俺家乡好”，如果你说山东不好，山东人准跟你急。

广东：广州人从蛇到鼠，从猴到虫，几乎什么都敢吃。这种野性，使广东人与在正统文化束缚下失去创造力的中原诸省人相比，更显得敢作敢为，血性充沛。内地人讲“关系”，最重要的是会打通各种关节；广东人讲“本事”，关键在个人能否抓得住机会施展才能。广东人不喜欢管别人的闲事，人与人之间关系比较冷漠，但也因为如此，也才很少像内地人那样在人际纷争中浪费时间。广州本地女孩大多身材纤细，但容貌却令人难以恭维，如果你在广州街头看到靓女，那大半来自外省。

……

文章的作者看来是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且喜欢云游四方的“文化行者”，他对中国各地域文化特性的把握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特点的，最起码他的描述方式得到了笔者的认可，虽然这种“指认”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片面性，虽然笔者也并不赞同把诸如“女人腰身”之类的东西归人到地域文化的范畴。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人与人生活的自然环境不同，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地域人格精神的差异是肯定存在的。在这里，让我们姑且抛开学究和官员们对地域人文个性和事佬式的论断，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加鲜活地去了解、去探究他们丰富的存在。

我们都知道山西人喜欢食醋，而山东人喜欢吃葱，湖南人喜欢吃辣，江浙人则喜欢吃甜一一从这些点点滴滴的生活细微之处我们也有可能打开他们各自族群的精神之门。

因为灵魂只有一个，而它外化的形式却有许多种。

这种地域文化差异的存在不仅体现在各地域人“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方面，还往往会通过各自地域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反映出来。

比如：东北人有“赵本山”，北京人有“张大民”，湖南人有“宋祖英”，山东人有“孔繁森”，广东人有“李嘉诚”（笔者姑且以眼下名人明星做比，如此种种）。似乎惟独河南人难以选个形象代表出来，奇#書*網收集整理那还倒不是河南人中间没有英雄，而是和周边地域比较起来河南人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个性特点。

是啊，河南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给河南人画像很难——这几乎是公认的，无论是社会学者还是河南人自己。

河南作家张宇曾经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从地域文明这个角度出发，把地处中原的河市人抽样出来，进行对照和分析，你马上会发现，这将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在地理位置上你可以把这一块土地划出来叫什么中原或者叫河南省，但是在文化精神和地域人格这个层面上，你简直无法把河南人的个性从中华民族中区分出来。河南人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形象与人格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已经达到无法分割和区别的程度。

这么说吧，如果把我们的中华民族比拟成一棵大树，那么河南人不是哪一根树枝，也不是哪一段树干，可能就是根系的一部分，如今露出地面的仅仅是个小脸面了，大部分被埋在历史的地层深处，只能够去感受、去联想、去意会、去领悟，而很难从表层上看到庐山的真面目。

忽然想起来多年前在北京的一次聚会，外地作家就问过我们河南作家这个问题：你们说说你们河南人和别处人有什么不同？我和老作家乔典运在场，我们两个四目相对，竟久久答不上话来。我一下子才发现，自已身为河南人，竟然从来没有想过河南人的特点和性格是什么。人家追着问，你们就说说啥叫河南人？这时候乔典运开口了，他说话有一点结巴，但是并不妨碍他出语惊人，他说：这么说吧，一句话，河南人就是咱中国人的妈。

虽然是一句笑话，但是多年之后，我仍然觉得老乔的这个比方确实形象。不幸的是老乔已经作古，我一直觉得老乔是最了解我们河南人的。

我们河南人早已经没有了自我，我们河南人的自我早已经丢了，丢在了磋跎岁月的深处，迷失在历史的长河里话说的意味苍凉。

是的，假如没有性格也可以算做一种性格的话，河南人的性格应该大抵如此了。这不仅因为笔者本人也是河南人，更因为在寻找河南地域文化及河南人人格精神特征的过程中笔者和张宇先生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感受。

河南平原辽阔。

乘坐京广线的列车南去，从豫北到豫南，你看到的几乎都是绵延不尽的单调的大平原。随着季节的不同，这里出现的只是无边无际的绿色和土黄色的更替，长此以往，年复一年。沿黄河而下，从豫西到豫东，你身旁的黄河水平坦、结实，仿佛凝成了一大块凹陷在河槽里的黄土，如果不是太阳的反光，你甚至都会怀疑上面是否已经播种了秋后收割的庄稼。

没有突起的峰峦，突显的转弯，突然的惊喜；有的只是平和、开阔和毫无戏剧性的舒缓。

这当然是河南人性格的一部分。

河南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

大概东方民族自从有历史以来就开始在这块土地上开垦。收获、繁衍、征战。她地处九州之中，西边的来杀，东边的来挡，南来的要过，北来的也要占，每一个盛世和乱世的轮回都布满了多文化融合的光点。儒释道并存，巫医侠纵横，南风北俗汇聚中原——于是，河南就兼有了东西南北四方的特点。

没有特色鲜明的秧歌舞、龙船调、信天游，有的只是朴实的坠子曲和田野里兴奋的干声吆喝；没有土生土长的尖利极至的思维方式，有的只是功成时的“中庸”和残败时的“老庄”。这似乎也是河南人性格的一部分。

当然，还有——他们见过太多太多的人——从王侯到阶下囚，经过太多太多的事——从官逼民反到无端兵变。他们扮演过太多太多的角色了，在每一幕都事关宗族生死、王朝兴衰的戏剧中河南人早就感到了厌倦，他们看着脚下的黄土脚前的黄河不得已归拢了纷乱的思绪，压抑了张扬的感情，把自己变成了一块没有形状的泥巴，可以塑造成天神也可以捏做吃饭用的陶碗。

他们是从黄土黄河的身上获得灵感的。

他们也在旷远天地和自然中间发现了自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从此，他们的精神就和厚厚的黄土粘合在了一起，和漫卷的河水交织在了一起。从此，这个能扛起一切苦难的“中国人的母亲”的脸上就挂上了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表情。

豫菜什么味道呀？不像粤菜，不像鲁菜，不像川菜，不像东北菜的就是豫菜。豫剧什么调子呀？不像秦腔，不像越剧，不像二人转，不像采茶戏的戏曲就是豫剧。河南在哪儿呀？不东，不西，不南，不北，正中间的就是河南。同样，那个哪里人都不像但却吃豫某听豫剧一身土味并夹杂黄河水腥的人就肯定是河南人。

河南人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在水和土中间，消失在泥巴千变万化的形态当中。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能够永远地生存。

泥巴有什么个性呢？

要想将自己塑造成一种有用的物品，个性是它最大的敌人。

但，看似没有形状的泥巴——是水性和土性的混合，完好时是便利家常的器皿，摔碎了就是可以和刀剑争锋的瓷片。

前些天，一个进京打工的河南小伙子和笔者聊天时讲述了他因为明白告诉人家自己是河南人而被某单位拒绝聘用的经历。说到激动处，他的眼圈微微有些发红。在询问他以后怎么办的时候，他赶忙掩饰着自己的情绪说：没事儿，大不了咱再从耍地摊开始，不偷不抢凭本事吃饭，老天爷还能饿得着咱！

他有点紧张似地使劲搓着自己一双粗糙的大手，就坐在笔者的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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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黄河黄土——真实的河南人

三、卑贱与穷困

黄河流了几千年，一转弯没了水。

笔者想说：这也并不都是河南人干的。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有“段子”已经把河南人编排到外星上去了一一说某外星文明在地球即将崩溃之际跑来“采种”，各色人种采完，最后才把河南人弄上来，外星人惊其难逮，故问其家世，一听到“河南人”三字随又将其扔回地球：“就知道你是假的，河南人没那么好逮广河南人已经被人糟蹋到路人不齿的地步了，但你似乎没有听到多少来自他们的怨言。

关于河南人如何如何的流言不是没有异议，但尽管有怀着正义感的外省人站出来帮腔，河南人的还击依然是非常无力。

笔者清楚：绝大多数的河南人听到这些“段子”的时候心里并不舒服，他们可能脸色微微发红，继而会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玩笑，做人做事断不能因为一个笑话和旁人翻脸；他们也可能会认为大家在一起都是兄弟，老二调皮，老大还不至于为此伤了彼此感情。其实，河南人是乡土观念很重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沉默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最大限度的忍耐、最大限度的宽容。

当然，河南人也有腿根子发软的时候。

听到人家骂河南人这个那个，我们细想想似乎都可以找到诸多的旁证来说明他们是偏见甚至是诬陷，但惟有一点确实是怎样也不能回避的事实：河南很穷。

历史上的中原富庶是不需回顾的，“兵家必争”当然有它足够的理由。但到现代，河南却在不知不觉中衰落了。流民四散，饿殍遍野，战乱饥荒如同决堤的黄河水一样倒灌进每一位河南人的记忆，再也无法收拾。噩梦醒来的时候，文明的火光已经在蓝色的大海边点燃了，直到今天依然背负着沉重历史的辽阔中原有的只是一声叹息。

河南和中国一样：人口多，底子薄。

古人云：衣食足，知荣辱；仓库实，知礼节。

因为河南很穷，所以河南人就很土——至今无论在南下打工的列车上还是在中央电视台某类大赛的演播现场内都还可以听到那味道浓重的中州话；因为河南很穷，所以河南人就很滑——至今无论是在大小农产品交易市场还是在京城高楼林立的建筑工地都还能看到那种狡黠的眼神；因为河南很穷，所以河南人就很粗俗——有不少证据表明他们绝对敢于在五星级酒店的餐厅里吆喝着猜拳行令、敢于在天安门广场那样的地方只是背转身就可以小解；又因为河南很穷，所以河南人就很会作假——在“厦门远华案”动辄多少亿的腐败、“电白舞弊案”公然破坏了一个国家的造血功能的时候，他们却只拿出些假货就足以听到全国一片愤怒的指责之声。

全国其他地方假酒喝坏了人、啤酒炸伤了人、假药吃死了人等一切，在街头巷尾的议论中仿佛也都归罪于河南人——不是河南人干的，也是河南人教的，要不他们祖上就是河南人！仿佛河南人是扰乱国家经济秩序的罪魁，是破坏改革开放巨大成果的祸首。

河南人真是好欺负。

没错！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穷！

笔者在外多年，旅居各地。有一次曾在某大城市见到一个奇异殴斗的场面：一个青年竟奋力将一六旬老汉掀翻在地，并且讲了句本人至今都铭记在心的“至理名言”：——“我为什么打你？告诉你记住，因为我打得过你！”

斗殴的结局是被打倒的老汉独自灰溜溜地离开。现在的河南人和他大概有着相似的心境：是啊，打不过人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背负着“假、大、空，坑、骗、蒙”的恶名的河南人艰难地生活着，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现在依旧秉承着先民遗留下来的那种被骂惨了的性格，在别人鄙视的目光下四处谋生。

贫穷本身不是过错，但它却可以成为别人发现你“过错”的动机。

贫穷本身也不代表卑贱，但它却可以成为别人视你为“卑贱”的理由。

笔者非常理解现在国人中流行的“物质化”的价值趋向，也明白地见到了“富裕改变命运”的事实：为款姐抛弃发妻叫“识时务”，傍了大贪污犯、走私犯的歌星又复出叫“眼力活”，而穷光蛋拣垃圾时顺手偷了人家的内衣被打得鼻青脸肿就成了“活该倒霉、命该如此”。和富裕一样，贫穷也改变了河南人的命运。

贫穷带来的愚昧遮盖了他们的憨厚，贫穷带来的粗俗遮盖了他们的直率。于是在人们专门用于河南人的词典里：好斗代替了勇敢，无能代替了老成，狼琐代替了谦卑，奸猾代替了聪明，软弱代替了温良，逃避代替了无争。

要知道：美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往往就会变成败坏的品性。

但无论如何笔者都坚信：现代中国社会不仅会是一个法制的社会，还将是一个道德的社会，一个贫富共生、多元地域文化并存的社会。在那里应该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贫穷说到底只是一种阶段性的社会现象，况且河南人在历史上也并非一直都是“有眼不识金镶玉”的潦倒白丁。走遍河南你马上会发现：几乎每个地方都可能留存有中国历史上最富足王朝的身影。

虽然河南现在面临着经济发展的窘境，可是有一点要记住：——贫穷绝对不是人的秉性。

所以，当你遇见了一个河南骗子，请不要以为所有的河南人都是骗子；当你感受到一个河南人的粗俗，请不要以为所有的河南人都很粗俗。你在痛快地谩骂着中国人（以河南人为代表）的劣根性时请注意不要再掉进另一个中国人劣根性的酱缸。

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笔者知道，肯定知道——你不仅高估了自己，也并不了解真正的河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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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黄河黄土——真实的河南人

四、黄河黄土的“德行”

他们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从遥远的古代一直走到今天，传统给了他们强健的体魄，也在他们肩上勒下一道道伤痕；未来给了他们无穷的希望，也在他们眼中涂上了迷惑和失落的光晕。

他们似乎永远都在艰难地跋涉着，在身边的同伴们轻装向前并朝他们投来鄙夷目光的时候，他们还在跋涉。就像是被深埋在黄土下面的一粒蕴涵着无尽能量的种子，他们始终为着自己的梦想，拼命地、艰难地、一点一点地向上钻。

因为，只有向上才能享受到阳光、水、空气和自由的风。

我们仿佛看见：河南人的灵魂正匍匐在黄土黄河所织出的巨大经纬上挣扎向前，他们身下是几千年的历史，体内是澎湃热血的熬煎。他们身上那百折不回、愈挫弥坚的不屈意志，包容海川、有势无形的宽厚品德，天人合一、灵悟通脱的博大智慧——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河南人当代人格的具体体现。

伟大的人格必然由伟大的生活塑造。

河南人经历过并且现在还在经历着这样的生活。

所以，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担当得起“河南人”这个名称的。

外国内方的个性

鲁迅先生的小说《眉间尺》是我们在中学时就读过的作品，其中他对天下名剑“莫邪”的精彩描绘使人至今难忘。那柄看似无形的宝剑外表有着温润的光泽，几乎连剑刃都看不到，但在危急关头却可削铁如泥，切金断玉。

和剑一样——黄土外表舒松，但内里却坚实如铁；黄河外观舒缓，但内里却激情涌动。

和铸剑一样——历史上成熟的农业文明所带来的辛劳的耕作方式，清贫的生活习惯，严密的家族管理和数不尽的天灾人祸也铸就了他们的性格：外表普普通通，内心善恶分明；外表平平淡淡，内心却惊涛骇浪。

形式上的“外圆内方”是传统中国人个性的结构特点，尤其是河南人个性结构的特点。

郑州的《大河报》报道了河南泌阳县这样一个叫高旭的女孩。她利用课余时间靠捡破烂供自己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并考上了大学。她的事迹一见报便被数百家知名媒体网站转载，高旭立即被炒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紧接着，北京。香港、广州、深圳等地的众多甚至是巨额捐款蜂拥而至，但她—一退回了捐款。她说：“我有两只手，靠自己的手挣钱上学最光荣。”

在去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生报到的日子，全国数十家新闻媒体的记者来到报到处欲再“炒”一把这位令人钦佩的女孩，也有多人提出了捐助，一家知名电视台邀请她做一期节目并将在现场赠送她两万元人民币，她都回绝了。成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及应用力学系新生后，学校尊重她的选择：以学业为重，做一名默默无闻的学生，不在学校、系里和班里担任任何职务，静下心来读书，靠自己的实绩获取应有的名分。

这就是河南人的性格。

所谓“外圆内方”，讲求的是：在外至忍至韧，在内则至刚至坚。内外交合如水滴穿石，刚柔相继而愈挫弥坚。

至忍至韧

我在许多河南人的家里都曾见到过大写“忍”字的中堂，一般都是隶书，那是一种极有规矩的挥洒、极有理性的浪漫。极具通俗的温雅。

河南人一向都把“忍”作为自己的美德。

在处理家庭关系时河南人素怀“家和万事兴”的观念，对外交往中他们也往往本着“和为贵，忍为高”的准则。对于他们，“忍”是知礼，是通情，是善的前提，是修养，是品性，是与人相处时必须具备的德行。能忍即知退让、知义利之轻重，不能忍则不宽容、与人与己便没有余地。能忍常人之不能忍，才可为常人之不可为，才可以当大事、议兴亡——这是他们检验一个人是否可以交往的重要条件，他们也常常以此来衡量对方到底是小人还是君子。

生活中，你极少见到河南人因为磕磕碰碰这样的小事而大动干戈的，在河南各地的公共汽车上你也绝少见到有当地人会因为不留神踩了脚、挤了手而发生喋喋不休的争执。假如工作中你请河南人替你加班或者有别的代劳，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即使在面临功利的时候，河南人往往也会主动地让步，给别人留出相对宽余的进退空间。

这种“忍让”的品性是长期以来在家族式的人际关系中培养出来的。

黄河流域地势平坦，村村相连，人与人之间从古至今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在这个社会性极强的家族体系内，他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并懂得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存大家的利益。忍则“一荣俱荣”；不忍则“一损俱损”，两败俱伤不说，如果名誉扫地甚至有被逐出家族圈子的可能。

关于“忍让”的例子在河南绝不鲜见，甚至每到一地你都可以听到许多退避三舍、宽厚待人的故事。

河南安阳老城区内有一条“仁义巷”，那里曾是明朝宰相郭朴的祖宅所在地。

据说当年郭家邻居建房造屋挤占了郭家一墙之地，郭家人气不过便和那家论理，一来二去闹得不可开交直至上了公堂。地方官畏惧双方都是官宦之家不敢审理，于是两家继续争执。郭家情急之下派人到京城将此事回禀郭朴，郭朴即刻回书一封。但当郭家人满怀希望地打开书信时，不想上面竟然是这样几行诗句：“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郭家人明白道理后立刻停止了诉讼并且甘愿让地三尺。而邻家得知此事后也十分懊悔自己当初的行为，他们也立即将院墙后移。就这样你退我让，原先院墙所在的地方竟然变成了一条宽可行人的巷子。

笔者曾经到过那条巷子——长约百米，不仅可以行人，还可以通车。

现在，两旁陈旧的围墙内古时候的亭台院落早已经不见了，但历史却把宽容的微笑留在了那些在大树下玩耍闲坐的孩子和大妈的脸上。那是一种坦然开朗的表情，不虚假，不做作，大度得仿佛他们每个人都是心怀天下的朝臣、腹内撑船的宰相。

不光是对人。这样宽厚的表情在他们面临饥荒的时候有过，面临洪水的时候有过，面临一切突如其来的苦难的时候也有过。即使把天下所有的痛苦一起拿来加在头上也不能让他们把这样的表情换成恐惧和惊慌。

居住在黄河河道附近的河南农民一生辛劳，不管来年黄河的水大水小，他们都坚持把种子播撒在河道里河水可能俺不及的地方，并且坚持为种子施肥除草。虽然这种情况如今已经很少见了，但农民们依然相信，汗水多流一颗，庄稼就多收一些。因为决定他们这年收获多少的是黄河的涨落，是天意，所以他们很少去核计自己劳动付出的成本和产值。这时候，“忍耐”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习惯，收获多少粮食已经不再重要，最重要的是——只要还有一点希望，你就要继续这样干下去，“忍”下去。

一时忍叫“忍”，百时忍就成了“韧”。

“忍性和韧性”在河南文人身上也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们的作家很少有一夜成名的，都是多年的劳苦，方才“忍”成正果。

大家熟知的——“比如写《故乡面和花朵》的刘震云，写《突出重围》的柳建伟，写《羊的门》的李佩甫，写《李自成》的姚雪垠，写《第十二幕》的周大新……这你该明白，河南人是软弱了外表。不赶热闹，但实在是丰富了内心。小说不是谁都能玩的。它讲体验，讲耐心，河南人都占了。”

这些人都是“十年辛苦，铁砚磨穿”的典范，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人格一样，经久散发着坚韧质朴的芬芳。

前些日子我到河南开封出差，那是一个亟待振兴的城市，去之前就听说那里和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一样——下岗工人不少，城市的整体发展也一般。晚上出去随便看看，从宋街回来的路上发现有一条小街的两旁竟全都是卖小吃和杂货的摊位。我从街中间走过，四面满是“再就业”人们热情的招呼。寒风中，每盏摊位上的小灯把每个摊位后面那张带着微笑的面孔都照得异常光彩而鲜亮。

直到现在，我依然为他们感动——他们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老百姓，在国家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当口的时候，他们没有等待，更没有伸手去要去拿，而是毅然选择了“自谋职业”的道路。生活也许艰难，但他们“忍”了，“忍”得那样自然、那样平静、那样朴实而简单。

为了中国这个“大家”的利益，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快乐地承受着——不，是“享受着”生活的艰难，仿佛忘记了黄河边寒风的凛冽。

河南人的“忍”中往往包含着异乎寻常的毅力和非凡的理想。

“忍”字头上一把刀，能忍不容易，要求人们必须有面对刀丛的勇气；但“忍”字下面还有一颗心，那是思想，是灵魂，是坚韧的信念，是“忍”的目的。河南人不是为“忍”而忍，不是逆来顺受，不是用“忍”来代替遗忘；他们一般都有明确的目标，是为了有朝一日“不忍”而忍，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是爆发之前的韬光养晦。在他们“忍”的背后充满了“韧”的意志，在他们“忍”的前面是“和”与“兴”的希冀。当然，你只有走进他们的生活才会相信——只有那些顽强、坚定、有着强烈的自信心并对未来永远都怀着梦想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思维逻辑，即所谓“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不是吗？

就在河南人被人谩骂、侮辱、歧视的今天，他们也还在坚持奉行这样的美德。

不管是网络还是其他媒体，你都很少看见他们因为被歧视而怒目相向的文章；不管是在列车上还是在外地骄傲的都市，你也很少看到他们因为被轻蔑而自信尽丧、慌张失态。

近来，笔者在外地某些招聘单位的大门上或者履历表里多次见到过“不要河南人”的字样。即便如此，那些从河南来的小伙子还是会如实地在籍贯一栏内填上“河南”二字，他们不愿意撒谎，他们大都憋着一口气——希望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对方是错误的，希望自己能用实际行动为家乡增光添彩。

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渴望单位能把表扬信送到自己的家里了，但这确实是河南人的梦想。

写作此书的过程中笔者曾采访过一些普普通通的河南人，在他们身上这种“忍”的品性、“韧”的意志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小刘是河南商丘人，在北京某小区做保安已经将近一年。他告诉我，自己从进京到现在不知道因为是河南人受到了多少不公正的待遇，工作得来不易，所以总是尽力干好，别人花一份功夫，自己就一定要花十二分的力气。别人不愿意干的他干，别人不愿意去的他去，多干活，少说话，努力和大家搞好关系，可同事的白眼、领导的呵斥依然如故。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能用突出的表现来证明自己。谈话中他甚至天真地说：有时候真想能遇见一个歹徒，有枪的也不怕，就是拼了命也要逮个坏蛋来出出心里这口恶气！

笔者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过渴望以这种“英雄”的方式来获得大家的理解和好感，以便融进自己身边的圈子。

他只有19岁。

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已经挂在他的脸上。除了语言的幼稚，在他的身上你能感受到的还有“忍耐”留下的种种痕迹。

河南人能“忍”、会“忍”，他们从不怕吃苦，也从不怕被歧视，他们从“忍”中获取日后勃发的信心和勇气。对朋友他们用“忍”的方式取得“和”的后果。对于对手，他们则是以“韧”的行为来达到“胜”的结局。

如果留心，那些河南人家中大书“忍”字的中堂上还往往有这样的题字：“当遇人坑你、害你、藐视你、嫉妒你时，你可以容之、纵之、听之、任之、以礼敬之、以厚待之，然后再冷眼观之、开口笑之。”

能在身处危难时对人冷眼旁观，又能在身处逆境时对人开口一笑，河南人是何等的雅量，何等的胸怀！他们可以用“至忍至韧”将生活中的痛苦转化为“博大、开阔、厚朴、内敛、大度量、大无畏”，这一切都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大境界。尽管有不少人指责他们这种内向、克制的性格不合时宜，但如果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已经习惯了在别人鄙视的目光下生活的河南人大抵也只能如此。

可随遇而安，像黄土一样连绵不断；可随波逐流，像黄河一样滔滔不绝。

他们祖祖辈辈就是这样在拱起脊背顽强地生活着，等待着奋起的时机。

“是可忍，孰不可忍”——河南人的忍耐当然是有限度。有原则的，在他们“坚韧”的背后埋藏着的不仅有执著的追求，还有那“至刚至坚”的英雄血性和豪侠胆色。

至刚至坚

略微有些地理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华北平原的黄土是从哪里来的，那是千万年的季风从黄土高原吹来的细沙一点点堆积而成的。黄河是世界闻名的“悬河”，你翻阅一下资料便会得知，她的成因也是来自于奔腾的河水对泥沙日积月累的携带。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至忍至韧”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凝聚成为“至刚至坚”的足以充塞篆字、吞并乾坤的浩然之气，就会转化成为改造山河及人类命运的无穷无尽的威力。

你到了河南，了解了河南人才会知道像“愚公移山”这样的寓言为什么会发生在这里。

面对“智叟”的嘲弄，愚公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毅然的选择是和大自然较量到底的险途。智叟之智在于“识时务”，愚公之愚在于他从不考虑放弃——因为他热爱自己脚下的这块多情的土地。

如果万里长城可以让你对我们民族的坚强产生不尽崇敬的话，那河南有一处地方也一定会令你对河南人的刚毅产生无穷的敬畏，那就是婉蜒于河南林州千里太行之上的闻名于世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这条横跨了60年代的名渠用去了林州人民整整十年的时间，为了给干旱的家乡迎来“甘霖”，几百名英雄儿女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但对幸福的渴望还是引导着他们凭着赢弱的身躯和坚硬的石头、亘古的太行展开了殊死的拼杀。在“神工铺”，在“鹰嘴崖”，在“青年洞”，在苍茫太行的崇山峻岭间到处都飘舞着血色的红旗。不论春夏秋冬，哪管寒来暑往，没有任何重型机械的林州人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和绳索。钢钎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奔流着血泪的水渠。

如今的红旗渠掩映在漫山遍野的浓绿中，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区。

假使你有机会到这里参观游览，在渠边随便拦住一个40岁以上的当地人询问，他都会告诉你——他修过红旗渠。谈话时那种坦然而自豪的神情和他远去时那沉稳坚毅的背影不用说就会深深埋进你的记忆。

笔者曾多次到林州采访，结识了许多当年修建过红旗渠的老英雄，任羊成就是其中一位。

最近一次见到任羊成是前年在河南与山西交界处的漳河边，他向我们介绍说，那里在当年曾经发生过一次全渠线最大的塌方——那次塌方来得十分突然，一块房子大小的山岩猛地崩落四散，炮弹一样向着山坡下面密集的人群砸去，声音就像是天边滚来的闪雷。待烟尘散尽，女人和孩子默默地跑来捡拾起亲人散乱在碎石中间的肢体，没有人哭泣，连丝毫的呜咽都听不到，四周一片静谧。第二天，身披重孝的女人和孩子们又来了，他们含着泪咬着牙继续在这里劈山凿石。

站在漳河边上，我顺着任羊成老英雄的手朝对面的山坡望去：碎石累累中是无数盛开的花朵，白色的花瓣、红色的茎枝，当地人都叫它“血凝花”。

任羊成，这位当年被大家戏称作“阎王殿里报了名”的除险队队长此时神情黯然地看着远方，脸上刀劈斧刻一样的皱纹里满是岁月留下的坚毅。

他是河南人，讲的也是河南人的故事。

与天斗，河南人永不言败；与人斗，河南人同样能够“舍生取义”。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河南人英雄气概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开创辉煌业绩、展现豪迈气概的原动力。他们这种伟大的人格是苦难历史的给予，也是皇天后土对苦心砾志者的最好恩赐。

“士不可以不弘毅。”

不错，河南人有的是捍卫真理的血性，有的是不惜生命的豪气。

领导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陈胜、吴广就诞生在黄土之上、黄河岸边。沧海桑田，世事变换，昔日的大泽乡早已经改变了模样，但那“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慨叹，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似乎还在我们的耳边回响。

河南省会郑州有一座标志性建筑——“二七”纪念塔，当年铁路工人为反对军阀统治而举行的“二七大罢工”就发生在这里。面对敌人的屠刀和皮鞭，成千上万的河南勇士举身向前，任枪林弹雨，任严刑拷打，个个视死如归。

由于河南历史上灾祸不断，河南人长久地处在生活的底层，所以，一旦看透了社会的畸形和人生的不公，他们就会义无返顾地把自己投人进去。他们爆发得热烈、凶猛、淋漓尽致，拼杀得顽强、勇敢、没有顾忌。这个时候他们的内心是没有余地的，除了那一腔渴望喷洒的英雄血。历史上敢于以死抗暴的河南人的事迹不可胜数，可只要看看近现代河南人反对列强的作为，你就应该知道他们到底是怎样的血性。

吉鸿昌——这个标准的河南农民的儿子，这个抗日战场上威名远扬的将军，戎马一生为救黎民于水火、拯国家于危难，而自己却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临刑前，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山河在，我何惜此头。

“时穷节乃见”，“板荡识忠臣”。可以说，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时候，哪里有反抗的号角吹响，哪里就有河南人伟岸的身影。

岛国日本的花冈在几十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次著名的华人劳工暴动，暴动的领袖就是一位河南人，他的名字叫耿淳。

当时在日本花冈的中国劳工整日整夜地工作，大都被折磨得气息奄奄、生命垂危，身边不断有人饿死、累死，要想活命就只有一条路一一起来与敌人死拼。就在许多同胞于敌人淫威之下不敢轻举的时候，耿淳毅然站了出来，这位曾任中国军队上尉连长的河南人冒着必死的危险，组织大家秘密集会，突然举行暴动并同日本军警进行了殊死的战斗。虽然暴动受到了血腥的镇压，可他们还是用生命换来了中国人的尊严。

类似的例子还有——20世纪90年代的深圳。

在一家资金雄厚的外资工厂内，由于中国工人不熟悉外资企业的规章制度而被严厉的外国老板喝令：全体下跪！迫于外商淫威，一个中国人跪下了，又一个中国人跪下了，十个中国人跪下了，一百个中国人跪下了——在一片黑压压灵魂和肉体同样低矮的人中间只有一位河南小伙子岿然站立着。

下跪有什么呢？那不过是人体一个简单而又简单的动作，屈膝、低头，一秒钟就可以了，何况这还牵扯着每个人的经济利益。但在河南人的意识里，下跪是至高无上的礼节：人生在世，上可以跪天，下可以跪地，中间可以跪父母，除此再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双膝弯曲。“男儿膝下有黄金”啊！跪下去，你可就拣了金子忘了天地父母；站起来，你可就丢了金子守住了道德良心。在此，笔者丝毫也没有指责那些下跪者及其家乡父老的意思，尽管他们应该被指责；而只是想把这个一身傲骨的河南人指给大家看看，你们看看，看看我们河南人的子弟！事情的结局是所有下跪者都回到了岗位，而这个河南小伙却昂着头走出了那个工厂的厂区。他远在河南的家里有年迈的父亲和多病的母亲，家里很穷，很需要钱，他也很需要这份工作，但他不须思考就把这些放弃了，惟独留住了骨气。

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人指责河南人的人格不健全的话，那笔者就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东西是健全的了一一假使这个世界上还有公平、真理和正义。

河南著名诗人王怀让先生得知此事以后感慨万千，他饱蘸激情地为这个普普通通的河南人赋长诗一首：《中国人，不跪的人！》——语句慷慨，可谓中气涤荡四野；诗情激越，堪称文采掩蔽八荒。

回首华夏史册，中原大地不知上演了多少“官逼民反”的戏剧，中州儿女不知演绎了多少慷慨悲歌的乐曲。

无论是情赋《满江红》的岳飞，还是“精钢不做钩”的包拯；无论是舞台上不畏强暴的《七品芝麻官》，还是确有其人其事的洛阳强项令；无论是朴实无华的乡野村民，还是“以暴抗暴”的少林武僧。河南世世代代涌现出一辈又一辈的忠臣志士。

黄河黄土哺育了中原人，他们也以自己的英雄行为而名在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锥，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稽侍中血，为张淮阳髯，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情操后冰雪；或为出师表，神鬼泣壮烈；或为渡江揖，慷慨吞羌揭；或为击贼匆，逆竖头破裂。

——这是黄河儿女的群像，高大、威猛、粗旷、结实。

在外人眼里，冬日的黄河没什么好看的。

枯水浅流，平淡无奇，干涸的黄河河床几乎与那苍苍茫茫的黄土平原连在了一起。

但在河南人的心中，此时的黄河才最像她自己。

假如有雪的话，黄河黄土就会无边际地向远处延伸，天与地胶合在一起，人与土胶合在一起，不辨你我，浑然一体。

中国人的传说里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

“中不方，则不能以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外圆内方”的河南人就这样把天放在头上：他们于是知道了敬畏；把地放在心里：他们由此懂得了仁爱。

小时候在读鲁迅先生《眉间尺》小说的时候，一直都被一个问题困扰着——那杯“莫邪”宝剑如果真是天下无坚不摧的兵器，那该拿什么东西来盛放它呢？

现在我明白了。

——对邪恶它是最致命的利器，对美好的事物它只是一块碧玉。

如此而已。

规矩一统的人伦

治理水患，既要疏导也要截流；治理沙化，既要引水也要造林。所以，笔者从不认为“治国齐家平天下”就只有一个标准。

社会当然是需要法制的，从古至今莫不如此。但对于法制所无法达到的死角，就必须有伦理来约束。我们无法想像一个没有伦理的社会会拥有多么健全的法制制度，它的法律从何而来呢？我们也无法想像一个完全没有伦理观念的人会将法制作为自己行为的惟一规范，他的法制意识到底建立在什么上面？

“法治”也好，“人治”也罢，其实它们的对象都是人。

人的行为当然是由人心来指使的。

因此——法制是人行为的标准；伦理则是人内心的规范。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对长期生活在农耕时代、宗法关系中的河南人来讲，“规矩”既包含法理，也包括人伦。二者比较起来，他们更看重的还是根本：人的内心。

道德带来的责任和义务控制着我们的行为，它让我们的外部世界变得和谐平静，也让我们的内部世界变得纲常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以宗族关系为纽带展开的人伦阶梯是河南人以及中国人所特有的，它既可以使国家稳定，也可以使家庭安享天伦。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男女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河南人秉持着这样的道德观念在无数目征战厮杀中屹立不倒，中国人也秉持着这种道德观念在历史的风云里一次次一统江山。

这真是一种伟大而奇异的现象。

忠孝双全

某种程度上，道德就是责任。

和少小漂泊、习惯越洋跨海的粤、闽、浙一带的人们相比，自幼接受传统伦理熏陶的河南人大都比较恋家。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在河南外出民工的行囊里你时常会发现他们女人的头发或者家里孩子寄来的书信，这是他们缓解寂寞心绪的灵丹妙药，有了这些东西他们就是跑到天边也不怕，没有了这些东西他们可就完全没有了在外闯荡的动力和信心。

我看到过不少外地人对河南人的描述，大多是一幅心事重重的样子。有责任的人才会有心事。他们和那些没有责任因此也没有压力的人相比，当然不够潇洒。

大多数河南人外出发展不是出于喜欢经历冒险的“天性”，他们外出是为了将来能够更好地回去，更自在更舒适地享受自己的家庭生活。如果我们能够走进他们的内心去看一看，你会发现：那里的风景一定还是他们偏僻的村落，那里的人一定还是他们家乡的挚友亲朋。

家庭是传统农业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河南人的道德观念也必然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这个以家庭为本位的伦理系统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内部结构上都无一例外地感染了家族秩序的气息。“君为臣纲”源于“父为子纲”，“朋友有信”同于“举案齐眉”，“文以载道”来自“非礼勿听”——“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家庭、从个人来透视整个社会的欲望理想应该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河南人不短视，他们在家庭里不仅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国家和社会。

“父慈、子孝、见爱、弟梯、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在这个严密的道德网络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河南人道德延展的过程：从对小家的“孝”，到对国家的“忠”。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忠孝两全”至今仍是河南人道德伦理的基本轮廓，并且他们已经用实际行动为自己提供了丰富的证明。

孝道历来是中原人所最看重的人的美德，田野乡间你总能听到百姓口中流传的与此相关的事件，父子之间、婆媳之间的许多故事都已经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美谈。比如：谁家的媳妇为行动不便的公婆洗了澡，谁家的孩子从外地为父母带了什么“稀罕”。如果哪家有儿子或者媳妇不孝也是会激起大家公愤的，大家会集体起来和他们论理，甚至会一同把“不孝子孙”直接带到当地的法院要求法庭给予公正的评判。

笔者有一位好友在省会文化部门工作，在他们家乡是有名的“孝子”，在单位同事中间也有十分好的人缘。一次我们谈到地域文化中关于“孝”的话题，他一脸正色地告诉我：他从不和“不孝”的人交往。待我询问原因时，他直直地说：“他连父母都不能善待，会善待朋友？扯淡！”

他说的没错，这就是河南人的逻辑——你不爱自己的父母，必不会爱别人。

河南人孝顺得很实在：给亲娘老子来虚的，坏良心！

河南人孝顺得很霸道：没有老婆孩子的，也得给老人！

河南人孝顺得很固执：吵架别骂娘啊，骂了可就真要翻脸！

河南人孝顺得很宽泛：朋友的娘也是咱的娘啊，有事没事就到家看看。

河南人的孝顺是一种文化，不只讲究表面的礼节，还要认真彻底、完全发自内心。

想起鲁迅先生对“愚孝”的批判，便想起来我小时候在外婆家见到过的《二十四孝图》。那是画在很大一块白布上的24幅图画，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外公讲述时看着奇书-整理-提供下载我的意味深长的眼神。

我当然不主张用“割肉”的方法来疗疾，也不主张用“肉麻”的形式来娱亲，但如果有人以为先生反对“封建礼教的迫害”就是反对“孝敬老人”，那可就令人哭笑不得了；如果再有人认为河南人的这种行为很“老土”，那我也只能建议他先在自己家里实验所谓的新理论。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似乎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在更新，但有些东西是不应该变的，比如“孝顺”的德行。孝顺不是时尚，它是我们民族与生俱来的骨子里的东西，就像我们黄色的皮肤、黑色的眼睛。

河南内黄县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孝顺儿媳，她的丈夫在外务工，婆婆卧病在床，孩子年幼，家境十分拮据。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她起早贪黑地劳作，给婆婆洗澡擦身、端水逢迎，一晃就是十年的艰辛。丈夫每到过年回家都会拉着媳妇的手哭一场，新年刚过，他又会满怀勇气继续登上外出打工的路程——有她在，他放心。

她后来被当地评为“十大杰出青年”。

笔者是在会议下榻的宾馆见到她的，很普通的农村人，羞怯、不爱说话，后来得知会没有开完她就回家去了，因为她担心所托付的人照顾不好母亲。

我想，她远在外乡的丈夫也许正忍受着别人对河南人“死不开化”的嘲笑，默默地做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黄河黄土的开阔使得河南人能够以更抽象的思维和更长远的眼光看待家庭伦理。他们很自然地就把家庭延伸为国家，把孝道来比做忠诚——人生在世，于家要“尽孝”，于国则要“尽忠”。

对于小家和大家的利益关系，他们有着自己十分明晰的判断。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出现冲突、“忠孝”难以两全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做出“为国尽忠”的选择。

忠于国、忠于君、忠于民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即使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八十老农也同样和热血沸腾的青年一样怀着这样的思想。来到他们的身边，听听他们说话，你就知道河南人“每个都是哲学家”；看看他们的过去，你就知道河南人个个都是国难当头不惜命的英雄。

笔者认识的一位普普通通的河南农民，叫马士英，七十多岁了，黑乎乎的面容，佝楼的身子，先前只晓得他受过伤，因为当兵。

他那满身的伤疤在我的童年是万分恐怖的记忆，后来才知道：他在解放战争中曾中弹三次，在抗美援朝中又曾多次死里逃生。弟兄四个都是军人，除他之外都已经牺牲了，其中只知道老二阵亡在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中。他复员后回家，在农村几十年，每月只有些微不足道的抚恤金。他特别喜欢听戏，河南豫剧——每当余太君唱到“哪一阵不伤俺这杨家将，哪一阵不折俺这杨家兵”的时候，他那深凹的眼眶里都有泪花在闪动。

他的几个子女也都曾是军人，他亲自送他们当的兵。生活里，每天当电视机打开的时候，他也最关心国家的时政。日本人修改教科书的消息传来，老人气得竟然得了一场大病。

河南的土地上决不缺少马士英这样对国家忠心耿耿的百姓，也不缺少焦裕禄、吴金印那样为国分忧的栋梁。这里层出不穷的英烈事迹还需要多讲吗？要讲，我们就不得不讲一讲岳飞——这位中国历史上的大英雄。和今天的河南老乡一样，这位南北宋之交的抗金名将现在仍然被人背后指点，至今还背负着一个“愚忠”的名分。

“风波亭”早就不见了，“黄龙府”也已经消失了，几百年前的悲喜冤仇现在已经无影无踪。岳飞留给后人的除了男女老少熟知的传说故事，再就是两处装载着他灵魂的庙宇，一处在他就义的杭州西湖，一处在他的老家河南汤阴。

岳飞故里的庙堂不太大，三进庭院，几棵古松。

一切大概都和英雄在世的时候差不多，没有豪华祭器的摆设，没有如云随从的附庸，只有家人和旧将的塑像陪伴。后堂内，洋洋洒洒的《满江红》还在，斑驳的石碑前尚有铿锵的英雄气，只是时光已经把院落打扫得有些冷清。

难怪，他是那个年代的英雄。

可今天，那催命的十二道金牌依然压在他的肩上，扛着“愚忠”的名分应该决不比“莫须有”的罪名更轻松。

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个河南人忠诚的品质呢？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他这样身份和智慧的人当然知道兀自打下去可以救回二圣，可二圣回来现在的“圣‘怎么办呢？不打就要回兵，回兵就等于自蹈死地——就是死地又如何啊？英雄在世上走一遭，为的本来就不是偷生！

任何时候忠诚都不应该是错的，更何况他效忠的还包括黄河黄土、黎民百姓，这就像你一厢情愿地爱上了一个人结果却被欺骗了一样，到底是因为你“愚爱”呢？还是因为对方无情？历史上的河南人中间，岳飞是个典范。这不仅因为他“忠孝双全”，还因为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开始斜着眼睛看中原了。

话又说回来，河南人还是老实。

——秦桧害了岳飞，金陵人害了河南人，历史上却只有人骂秦桧，却少见有人骂他的家乡、他的祖宗。

义利轻重

在河南，假如一家人家兄弟两个都已经成家，正要从父母那里分出去，如果他们之间有矛盾，父母长辈可以从中调停，但要是有外人插来干涉，那这一家人便会合在一起一致对外。家里如此，村里如此，乡里、县里也都大抵如此。

中国人的伦理确是一个很完备的体系。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道理一样，在人们的道德观念中——“忠奸”是对国家而言，“孝逆”是对家人而言，“义利”则是对朋友而言的。其轻重不同，有主有次，有缓有急，秩序井然不乱。

“仁、义、礼、智、信”之中，“仁、义”是基础：“仁、义”之中，“义”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概念，它既是“仁”的升华和总结，也给“礼、智、信”的执行提供一个相对严格的标准。同时，它也是引导河南人德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

“义，人之正路也。”

“路”是道的意思，“正路”即正道、正义。

长时间被中庸思想教化的河南人甚至将“义”的普适性扩大到了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挚友间可以称“义兄、义弟”，忘年交可以称“义父、义子”，为民锄奸被赞为“义侠”，仗义执言被尊为“义士”。当然，别人所有的缺德行为也可以一律概括为“不义”二字。和“义”相对应的是“利”，即个人利益。

农耕经济和宗法制度下的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单位来推广其行为规范和心灵准则的，所以，河南人的世界当然也就有了内外之别。忠孝事关“家国”可以不讲条件，但谈到朋友之间的“义”和“利”可就必须要讲清楚了，二者兼得的时候也有，但某些情况下你必须选择其一。换句话讲：虽然都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但有些时候你只能“喻于义”或者“喻于利”，以便大家来分辨你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

——此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黄河水是浑浊的，但静下来以后——半碗水，半碗泥，一清二楚。假如你说一个河南人是“重色轻友”，他可能会红着脸和你辩解半天；但如果你再说他是“见利忘义”，那他多半要跟你急。为了挽回你这种印象，他甚至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举动来证明你对他的判断是错误的。

北京的一些菜市场是笔者常去的地方，那儿的很多买卖人都来自河南。

老陈（事后只知道他姓陈，不知道名字）家在漯河，四十多岁，进京已经五年了，他做的是松花蛋的生意。老陈告诉我：一次，有一个买菜的妇女不知怎么非说他的松花蛋有假，是土豆做的。笨嘴拙舌的老陈分辩了很长时间却什么也没有说清楚，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连工商所的管理员都来了。情急之下，他拿起筐子里的松花蛋一个个摔在地上，直到新进的三百个松花蛋全部摔碎。

那一次他损失不小。

“没啥，我不为挣那几个小钱，主要是为争这口气！”能看出来，他至今还忿忿地——不是为那几个松花蛋，而是为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

河南人既然可以为了一句话就破财，当然也会为了大义而舍命。君死社稷，民死国难。为了正义公理，他们可以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甘心忍辱负重。他们追求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壮举，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的惊天伟业。

躬耕于南阳的诸葛亮为成就三分天下的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篇《隆中对》心怀天下，一纸《出师表》义感天地。

南阳武侯祠内，这位为国事忧心忡忡的蜀国丞相现在依然紧锁双眉。距此不远，就站着“刘、关、张”那三位义薄云天的生死兄弟。据说，当年岳飞被十二道金牌招回临安的途中曾在此停留。看到武侯塑像，他奋笔书写诸葛《出师表》，同为“义士”的悲凉感慨使那挥扬的墨迹都带着无限的遗憾。

像他们这样舍生取义的忠臣良将在河南真是不可胜数。

河南人把“义”看得比生命还宝贵，英雄如此，百姓也是如此。

作为大家一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义”是高尚的，就仿佛摆在神龛里的红脸关云长的塑像，每一个人都要向他朝拜。“义”当然也是不容亵读的，一旦有人胆敢违背了大家相互间的同盟正道，即刻就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回击。

这就是所谓“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现在，好像没有人不熟悉这句话了。本来是对“不义”之人进行惩罚的理由，今天却成了人格缺损的施虐者对不拘小节人们眼毗必报的幌子。

抓住一点，波及其余，不打则已，打则打死。

素来“义”字当头、把关公当圣人的河南人对这一点感受恐怕最深——因为你是农民出身，所以不懂现代人的“规矩”，所以就被一路追打得无处躲藏，直至打残打死。还在做着“天下一家”梦的河南人怎么也闹不明白，好好的，“义士”怎么就成了“不义”呢？

河南人不知道的是：打杀者其实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以德报怨”的词语。河南人当然知道，他们自己的家乡从来就不缺少这个东西的。河南籍老作家姚雪垠的巨著《李自成》早已被国人所熟知，其书中的很多情节都来源于作者少年时代的一次冒险经历，这些内容大都可以从他早年作品《长夜》中找到痕迹的（《长夜》记录了姚老少年时代被迫跟从一支豫南的土匪队伍转战流散的全部过程）。

那是一个血腥和狂乱的年代，期间发生在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民“杆子”（意即土匪）身上的故事，桩桩件件都充满了人性的真美和“义”的壮丽——一群“杆子”被官军围困了，其中有人想要拉队伍偷偷溜掉，结果被发现后带到了“大当家”面前。看着先前一起打杀的兄弟关键时刻背信弃义，“大当家”却向他赠枪赠马并送他远去。这是《李自成》中闯王送别郝摇旗的一幕，但它确实就发生在几十年前的豫南某地。

以德报怨是“义”的极致，你也许觉得其中有自残的意味，但实际上以德报怨的人享受的是心灵上最大的快慰。

如果有人觉得上述事实离我们的生活较远的话，那么看这则报道：昨天，因出差河南而遭遇车祸、受到河南人倾心相助的北京客人黄晓鸣夫妇在即将离开河南之际，深情地道出心声：“两位救命的好心青年，你们在哪儿？该走了，再让我们对你们说声谢谢吧！”

在北京石油大学工作的黄晓鸣于3月20日到河南出差，在郑许高速公路上，黄所乘的轿车与另一辆轿车严重相撞。身体多处受伤的他爬出车外呼救，有辆路过的轿车立刻停下了，两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关切地快步跑到他的身边，小心地把他抬到他们的车上，又马不停蹄地送到郑州市骨科医院。当知道黄晓鸣是北京人、而出差的单位一时又联系不上时，两位年轻人为他挂号、办理住院手续、取药等，忙前跑后，一直等到他的一位朋友赶来才离开。黄和朋友再三询问他们的地址和姓名，都被婉拒了。

13天过去了，黄晓鸣和当天深夜赶到的妻子一直感念两位青年的救命之恩，四处打听却无结果。要走了，黄的妻子拨通记者的电话，深情地说：“以前，我们对河南人是有些偏见。但这次遭遇却让我们感动万分，谢谢河南人！”

《大河报》的报道极其简单，但好人好事中似乎还夹杂着别的意思。

从“黄的妻子”的话中我们不难听出她原先对河南人的偏见之深，似乎先前这里那些“见利忘义”的“不义之人”只会动则取“不义之财”，而此时“良心发现”的举手之劳竟然就让他们“感动”了起来。想起最近网络上流行的雪村的《东北人各个都是活雷峰》，才觉得“雷峰”当真都跑到东北去了，河南的形象倒应了苏三那句“洪洞县里没好人”的老话——河南省内无君子！

时代变了，经济大潮之中大家都看见了“利好消息”，“义”这个东西跌得比较惨。虽然中国是个重义的国家，但河南穷得很——没有“利”的支持，“义”的问题和他们应该不沾边。

河南人的道德是汪道德，即生活中的所有方面几乎都渗透着道德意味。

即便真是这样，那位在外国老板面前拒不下跪的河南小伙子还是可能有别的心思——他是嫌给的钱少吧？要不他就是早就有了跳槽的念头，不然他为什么不跪呢？现在好了，名也出了，利大概也有了——河南人还是会算计！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我越来越怀疑古人这话了，因为在小人的心目中大家都是在“喻于利”；在君子的心目中大家都是在“喻于义”，只不过有大小前后之分罢了。

君子和小人本来就不可比。

有时候我真的会这样想：以后的世界大概已经不需要道德了吧？

因为，已经流淌了千百年的黄河虽然在河道里流淌，但有时也会有洪水溢出；

已经耕作了千百年的黄土地依然平坦肥沃，可有时也会面临一些沙化和盐碱。

河南籍作家周大新的小说《ZI大厦》中的主人公也是一位河南人，这个退伍兵在京城ZI大厦里当保安——“那个河南保安在这里见识了各色人等后，对他们很失望［奇+書网-QＩＳuu.cＯm］，对人生也很失望，最后他被ZI大厦里一个久经沙场的北京姑娘千方百计地勾引，他慢慢觉得生活有了亮色。他喜欢她，以为她也喜欢他。有了肉体关系就要结婚，这是他河南农村的观念，但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当他发觉她把另外的生意伙伴也勾引到床上时，愤怒已极。她却没有一点愧色地说：‘我想和谁就和谁！你以为我和你睡了就是爱你？呸！自作多惰！你以为你是什么？你是一件供我使用的东西！’这个保安的支柱垮了，他踉踉跄跄跑到小屋里，把自己全部的物品——仅有的几件衣物收拾起，冲出那个女人的大门，‘砰’地关上，表示与这个女人彻底断绝，也表示他与这个欺负人的世界彻底断绝。他从他工作的这一层，也就是43层跳了下去。一个毫不足道的农家小伙的生命结束了。”

“周大新承认写这一段时他哭了。这一哭是他对在北京生活六七年的总结。”

——《河南保安困在（21大厦）》沙林

如果你能问出“河南保安为什么自杀”这样的问题，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你就是那种红头发、宽裤腿、鼻子上戴着耳坠子的“新新人类”，不管你是哪里人。显然，很多人也不知道作者为什么会“哭”，因为那段“一夜情”既不新鲜、也不怎么浪漫。

我明白周大新在“哭”什么——那是淳朴感情被亵读之后的悲伤，是传统价值观被消灭之后的绞痛，是金子一样的道德被抽空之后的无依无靠和孤苦伶仃。在“投机”成了钻营者招牌、“偷生”成了势利者谎言的功利主义年代里，已经没有多少人懂得用“悲壮”一词来形容那位河南保安的死了，但他死得的确很悲壮。他是一个地道的殉道者，为了破灭了的信任和污染了的人伦。

河南保安的死是一个寓言，意在昭示人的心灵在失去道德依托之后出现的癫狂。

无论怎样，未来的道德也是不能够用“无道德”来定义的。在这一点上，河南人大可不必跟着别人学“洋”。

孝顺、忠诚没有错，舍生取义也没有错。

把这些东西好好留着，等到有人想从更高的楼层往下跳的时候给他看看，像那两个在郑许高速公路上热心助人的青年一样，救他们一命。

“感”和“悟”的智慧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河图洛书”中的“河图”出土于河南的孟津，“洛书”出土于河南的洛宁。根据专家考证，它们和同样诞生在河南的《易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河图洛书”和《易经》都是由极抽象的图文所组成的，内容纷繁浩大，包含着天地人文之间的诸多信息，至今人们尚不能完全破译。它们是东方式智慧的渊数，是人类思维从具象过渡到抽象的证明，是记录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集大成者。从“金、木、水、火、土”相克相生的五行说，到“乾、坤、震、巽、坎、离、良、兑”变换无穷的八卦图，都能让我们感觉到祖先那智慧灵光的照耀。

河南人的智慧是朴实而简单的，但越是这样，他们的思考也就越接近世界的本质。

经历过无数的磨难之后，河南人懂得了如何调整自己使之与外界保持和谐。他们从对世界最真切的感觉出发，体味着自己和黄河黄土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并且最终抵达了“开悟”的空灵境界。于是，雾非雾、花非花，就好像佛教里那首很有名的偈子：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

世间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感”是因，是表面，是过程：“悟”是缘，是本质，是结局。单是看到这些声音意象都十分鲜明的汉字还不足以让你领略到“感”和“悟”的绝妙吗？这些从殷墟甲骨上留下来的文字哪一个不是感悟的结果呢？

你写“天”，就会感到自己摸到了白云；你写“人”，就会感到自己走进了人心。

人与天

“天人合一”即天道与人心的相通。

《周易》讲：“立天之道，曰阴日阳；立地之道，曰柔日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在这里，天、地。人都是由对立统一的两方面组成的，所以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要在“知天命”之后才可“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老子说：世界统于“天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庄子才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看来，在中国古代人们的智慧里，人生在世，要想生活得自在就必须“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佛违，后天而奉天时”。这种将主体知、情、意和客观世界一体化的直党思维方式，是东方特有的，也是经历了多次动荡之后的民族对周边世界的本能反应。

老子是河南人，庄子也是河南人，这两个智慧绝顶的人物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伟人合力把中国人智慧从“感”推到了“悟”的极致。

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从象形汉字的雏形中我们不难看出“天”与“人”结合得多么紧密：这两个“天”字，都被用来表示人的头顶，引申开来就是高大、天空的意思奇#書*網收集整理。将“天”用“人”来表达，本身就反映了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和汉字一样，汉语中间的性、数、时态都没有严格一致的要求，而是强调整体的意会，即“感悟”。笔者在北京有很多外国朋友，其中有不少是为学汉语来到中国的，问起他们的感受，你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很难，很难”。

曾经有这样一则故事：一次，有一位外国留学生问老师——在汉语内，“上”和“下”有什么分别？待老师反复讲解后他又突然冒出一句：老师，那么在中国话里面把东西“放在地上‘和”放在地下“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老师竟一时语塞。

河南话在这方面应该是汉语的代表，它的简洁、明快及含义丰富几乎成了汉语内所有“意会”和“感悟”内容的典范。

台湾作家余光中在河南走一趟得出的结论是：那里，老农都是哲学家。

“语言是思想的衣裳”，但这“衣裳”还只是河南人智慧的一部分。

“天人合一”之后的河南人懂得顺应天理，做事情讲究中规中矩，不张牙舞爪；凡事三思而后行，不急躁蛮干。他们自古以来便起居有常，耕息有时，安居乐业，总是能在最平凡的过程中体会最深切的道理。在河南，与田间地头的农民谈话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他们乐观、风趣、富含哲理的朴实话语总能让你感到扑面而来的热情和以不变应万变的大智慧。

史书上记载，当年周游列国的孔老夫子带着随行弟子们走到现在河南濮阳一带时，已经饿的饥肠辘辘，举步艰难。由于推广学说不利，他已经变得有些万念俱灰。学生见老师面色阴沉便上前去给当地农人要吃的，而一位农人见状便捡起地上一块黄土朝孔子递过去。学生气愤之极，几乎拔剑伤人，可被孔子阻拦住了。孔子含泪接过黄土，急忙下车叩拜。

一位是儒学先哲，一位是乡野村夫，两个人没有一句话但却达成了灵魂上的默契。

圣人和农人心里具体想的什么，我们其实完全不必知道。我们只需知道，他们头上都有同一块天空，脚下都有同一块土地，是天空和土地拉近了他们心灵之间的距离。

“天人合一”是要我们顺应自然，但顺应自然并不是被动地百依百顺。

“先天而天佛违，后天而奉天时”——面对自然，河南人没有坐等，更没有放弃信心，而是主动地、积极地去配合自然，努力为自己的生活创造机会。

“愚公移山”的传说不需再多讲了，直到今天，河南仍然还有愚公这样的人。

如今的太行山上又传说着另一位“当代愚公”的故事，他叫杨皂，河南林州人。这位年逾古稀的老汉从十几岁起就开始为家乡修桥铺路，几十年如一日。时光水一样地流，老人风一样地干，大山沟里通往山外的路也不断地延伸。汽车进村来了，山货运出去了，家乡变了，老人笑了，可谁又知道那大大小小几十座桥梁涵洞花费了老人多少心血、多少汗水。

前些年，看到电视上有记者采访这位老人：问：“您为什么修这么多桥啊？”

答：“小时候出门难得很，修了桥多好啊，山前山后一马虎就到了。”

问：“那您在修桥的时候都想到什么了？”（记者在诱导）

答：“没想什么，就是干呗。”

问：“您真是一个征服大山的英雄！”（只好亲自点题了）

答：“不，不是哩。恁大个太行谁征服得了啊？不过就是想借它条路走走。”

问：“那，您是喜欢大山了？”（有些纳闷）

答：“可不是哩。天天出门就看见，能不喜欢？”

老人讲的都是实在话。

在河南人的意识当中，自然是和人同等、甚至比人还要伟大的，人不能把自己放在“天”的对立面。更何况“天”和人一样，还有着同样的结构和意志、情感。

河南人对世界的“感悟”不需要学习，那是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东西。看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目标自然而然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完全用不着训练。这种看似愚笨的大智慧被河南人用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于是，他们就可以以此来坦然面对一切苦难。

“天人合一”，一通百通。

所以，你会发现生活中的河南人大都是乐观的、积极的。超脱的，既实在又浪漫。他们可以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自嘲，可以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忍耐，他们可以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哼起家乡的小调，也可以在四周一片鄙视目光的时候放声大笑起来。

是啊，天就是我，我就是天，有什么好怕呢？

就是到了需要真正用智慧应付自然的时候，河南人也不含糊——东汉年间，张衡就制造出了精妙绝伦的流水浑天仪、候风地动仪等来应对自然之变。还提出了“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落石出，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的地心说。

对于他，天地不过是一个鸡蛋。

人与人

人与人关系上的智慧其实是个很大的命题。

因为，人类自有智能以来就把绝大部分的智慧用在了对待同类上面，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河南人也不例外，所不同的只是自身态度和方式方法的千差万别。

人是复杂的，你有多复杂，他就有多复杂。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不好解决。

河南人的性格、道德和智慧是生长在一起的，他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候的感觉也大都比较细腻——不偏执，少怨尤，情理兼顾，人我照应奇--書∧網，能够求同存异（这是从他们性格和道德中来的，也是从他们历史中来的）。这还不同于我们惯常所讲的“和稀泥”，“和稀泥”是没有原则的调和主义，而河南人的“中庸”则是另一种在原则下面的情与理的均衡处置。崇尚“和为贵”的河南人在生活里往往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他们不是没有立场，只是觉得不应该为了“鸡毛蒜皮”而疏忽了“军国大事”，不要为了“芝麻”而丢掉了“西瓜”。家里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有些磕磕绊绊的不愉快，一般都不会闹到市面上去。“家丑不可外扬”——他们知道闹出去对于事情的解决是不会有任何帮助的，倒不如叫它慢慢消化，自生自灭。

小时候看到父母偶尔因小事拌嘴，母亲被气得掉眼泪，可一旦等到奶奶推门进屋，母亲便会马上悄悄地抹去泪花，坐下来与奶奶安静地谈话。

母亲和父亲的感情很好，是很懂得事理的人，她是绝对不会因为这个而去借故大闹的。能在家庭生活中找到平衡，这是河南女性的美德，也是她们的智慧。

凡事讲究“悟性”的河南人个个都可以“举一反三”：看到家庭失和，他们会想到国家安危；看到黄河水患，他们会想到要“防微杜渐”；山雨欲来，他们会联想料事先机；清水如许，他们会联想君子之交。深厚的传统让他们看上去多少有些“少年老成”的样子——从小就接受了责任感教育的河南人总是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到人际关系中进退两难的境地，要想进退自如就必须想办法，不“老成”才怪呢！

林语堂曾经把中国人最突出的特点概括为：超脱、老滑。

同为中国人，中原人与其他地域人在这方面又大不相同南方人的超脱是假超脱，自己不干了还盯着别人看；北方人的超脱是真超脱，谁说也没有用，不干就是不干；河南人的超脱是大超脱，忘了别人也忘了自己，不叫干不干，叫干接着干。南方人的老滑是精明外露，典型的绍兴师爷；而北方人的老滑看起来比较生猛，实际上却是暗中使劲；而河南人的老滑从表到里则是浑然一体的，软的时候像棉花，结实的时候像墙壁。你不犯我，我对你就好像不存在；你打我一拳，你的手准疼。

“九头鸟”你起码知道他头在什么地方，“京油子”你起码知道他油在哪里，河南人就不一样了——浑圆无骨却又坚硬如石，就是想咬也叫你无处下嘴。河南人有话：“能人自带三分傻”（我想这大概是“大智若愚”的通俗叫法吧）。在这里，“能”和“傻”、“智”和“愚”、棉花和墙壁同样都是智慧，不分表里，相互融合，它们在河南人身上是有机的统一，就像翅膀上有着异样花纹的蝴蝶似的。

河南人重感情，讲交情，凡事内外有别。你进入了他们的情感圈子，他们就都是不设防的城市，你进不了他们内心的圈子，那你就只能做一位看客。

他们喜欢结群、抱团，还不光因为是在河南的商业领域多有家族式的企业，也包括那些外地工作的人（各个层次的都有），凡是有河南人的地方，他们之间就是兄弟。在北京几乎各个高校都有河南的同乡会，同乡会中又分出好些个分支，如：河南开封同乡会、河南许昌同乡会等。这是黄河黄土留给他们的习惯，但现在看起来多少有点不自信的意思。

河南人该直的时候直，该曲的时候曲，直起来八匹马拉不回头，曲起来拿着放大镜也叫你找不到弯在哪里。经历了无数风雨的黄河黄上把河南人的智慧培养成了这种“中庸”式的智慧，他们顽强地生存，信奉“润物细无声”和“滴水穿石”。

河南人永远都有自己的主意，他们这样的行为决不等同于“见风使舵”而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理使然。

没有在河南喝过酒是你的遗憾。

河南人好客是有名的。他们给你敬酒的时候总是很尊敬地端起杯子，请你饮下第一杯，这叫“们盅”，然后再倒上第二杯和第三杯。但是别以为这就完了，三杯之后他们还能想出各种理由让客人多喝，结果常常是醇香的美酒让客人招架不住。河南人的这种习惯常常让外地人误解，以为河南人不厚道，是想让别人出丑，看别人的笑话。

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

在河南人心目中，能在一起喝酒的不一定是朋友，能够“酒后吐真言”的才是至交。我敢向你保证——他们只是希望在一起的时候气氛能好一些，大家喝点酒之后都放下架子、去掉面具，更适合谈谈知心话而已。

河南人在利益面前很少有张牙舞爪的，总是“温、良。恭、俭、让”的时候多，长工资、分房子、评先进的关键时刻他们有的是涵养，大家从来都是谦逊地等待。谁若以为先下手为强，谁就会成为众之矢的。

在整体评价河南人智慧的时候，有人曾这样说：他们深知天时、地利都不如人和，于是人与人之间和和气气，既不阿谀奉承，也不轻视傲慢，保持一种友善与诚挚；处事之道，既不粗鲁、浪费，也不怯懦、吝啬，强调勇敢与慷慨。他们把自己始终放置在群体之中，既不张放也不驰紧，而以深厚的节制，健全的心理修养面对周围的一切。他们在“过”与“不及”之间坚守中道，“执两用中”，在“狂”与“引”之间，兼具之长又无其弊，把做人的智慧尽情随欲地发挥出来了。道德的力量和意志的力量，在其间也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但中庸理想倡导的不偏不倚，多少有些难以企及。实际生活的复杂和显示的困难，也常常使他们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们提倡以德报怨，却又总不能平息怨气；他们敬畏天命，供奉鬼神，却多有叫天不应，呼地不灵之时；追求雍容、和气、温良，却往往遭到一次次的嘲弄。因而他们除发挥其性格中至刚至大的一面外，也具有种种游戏人生的智慧。他们在忠厚中潜藏着有用的狡黠，木呐下掩盖着必要的精明。谦和别服时无妨机锋闪烁，以自嘲示警、以自遏解嘲。他们捉弄鬼神时的真真假假，在善意中含有恶意，也在恶意中寓着恐惧；他们面对王公大人，在敬重中也有蔑视，在屈膝时也有傲骨。在指责人间黑暗时，更嬉笑怒骂，借成文章。

——《黄河人》将“天地人”归为一统的河南人的智慧是大智慧，但大智慧未必都招人待见。

河南人其实也有沉重的时候，就像今天——在大家一片谩骂声里生活毕竟不是河南人所愿意的，“和为贵”的日子好像已经比较遥远了。

河南人不全是圣人，即使他们现在还生活在圣人们生活过的土地上。他们有缺点甚至缺陷，他们在追随时代的过程中有时候也会步伐踉跄，他们在向前奔跑的过程中有时候也会受到历史和传统的羁绊。

可是，我还是认为大家不应该丢掉他们。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从河南人的智慧里走出来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走得如此之远，就是有他们用沉重的身影给我们作了一个参照。

在西方，“感悟”是个很玄的概念。

但我们是应该知道的：“感悟”这东西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从“感”到“悟”说近也近，说远也远。

前些年的时候，电脑刚刚开始普及，大家看到使用拼音文字的外国人跑步进入了信息时代，都急得不得了。很多人都在想办法，希望使用形声结合汉字的我们也跑步赶上去。最后，是一个叫王永民的河南人想出了办法，他发明了震惊世界的“王码输人法”。

现在，我们已经真的和外国人一样进入到信息时代了。

从“五笔字型”到“智能狂拼”，如今的汉字输人法不知道有多少种类。在我们手下敲击着键盘的时候，心里怕是早已经忘记了那个为把我们送到信息社会而付出了艰苦劳动的河南人。

不是要大家报恩。只是想提醒大家：河南人的智慧也是我们的智慧，我们既然能创造“河图洛书”和《周易》，就一定能把今天的事情办好。

如果不信你可以用手摸摸自己额头上那块骨头——中国人把那里叫做“天灵盖”，每个人都是这么叫的。

所以，河南人也这么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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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黄河黄土——真实的河南人

五、“请让我相信你的善良”

事实不容回避。

河南人已经在众人沸腾的叫骂声里被煮熟了——还好，他们的嘴还是硬的。否则，他们就真的成了扒猪脸！他们不易怒是因为有修养，不是因为没脾气。倘若真有人把他们的沉默看成无能，那就肯定会有人跳出来跟你讲清楚。

看来，现在就是必须“跳出来”的时候。

河南历来就有“不争讼”的传统，乡里乡亲的，彼此由于口舌相犯闹上了公堂，搞得大家都不怎么好看。但是假如对方完全是一副“恃强凌弱”的姿态，就免不了打官司。这是个法制和道德的社会，河南人当然有这个权利。

先报案，后申诉——被侮辱、被伤害了的河南人不是不懂道理，即使被告尚没有到庭，即使被告的人数很多、层面也很广泛。

反正河南人这回是铁了心要当面质问诽谤者的心灵了：“粗野俭啬，奸诈滑头”——这是用来介绍同胞兄弟个性的词汇吗？

“刁滑无赖，凶悍肮脏”——这些侮辱性的语言难道也可以用来形容我们的姊妹？

“农民的狡黠、土匪的泼皮、奸商的毒辣、传统官僚的厚黑和流氓无产者的无所不为”——这种文风是不是让我们联想到了“文革”中那种“充满革命热情”的战斗语言？

河南人不是大家的敌人，他们也并不想把自己放到大家的对立面。他们当然有缺点，也希望大家帮助指出来，可为什么大家话一出口就变味了呢？为什么“治病救人”变成了恶意嘲弄，“言之不尽”变成了添油加醋，“一帮一、一对红”变成了棍打一大片？

如果“儿不嫌母丑”，就请你们不要再嘲笑河南的贫穷和落后了。

如果“狗不嫌家贫”，就请你们相信河南人没有几个愿意改掉自己的籍贯。

将心比心，你是否真的愿意看到：以坚实的传统把中国扛到了今天的河南人满怀失落地在四处流浪呢了？你是否真的愿意看到：把东方文明之火高举了几千年的河南人神情抑郁地在时代门前蹒跚？

你可以不说话，请让我相信你的善良。

就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几乎所有媒体都报道了在河南的那个著名的“艾滋病村”——文楼村。报道都是善意的，他们对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群投入了应有的关心，可是，这是不是又会被成了人演绎成攻击河南人的新“段子”呢？我实在已经有些惊弓之鸟了，我也很忐忑地责备自己不该怀疑人们关注背后的善良。

但我仍然不想掩饰我的担心。

看看那些出现在电视上的“艾滋病患者”吧，这些不幸的河南人不是因为“乱交”、不是因为“包二奶”、不是因为出国“潇洒”而身处不治的，他们是因为卖血——用400C血浆来换孩子上学急需的40块钱。

看到这些，难道你还忍心用你的“智慧”再去糟蹋他们么？

平和的河南人是很容易相处的，在他们之间你会交到很真诚的朋友。请你去握握他们的手，一亿河南人不都是艾滋病人。

报案不过是为了警示，申诉不过是不愿意沉冤。

为此，我当然还要多提醒大家几句：在你见到有河南人在五星级酒店的大堂里高声谈笑的时候，最好能向他们解释清楚你们这里的规定，而不要像赶狗www奇Qisuu书com网一样地把他们赶走。

在你听到酒席上有人在大谈侮辱河南人笑话或者“段子”的时候，最好能保持住自己的“中立”，而不要像那些人一样为吸引别人的注意就如此“健谈”。

在你以老板的身份去劳务市场招收民工并遇见河南人的时候，你即使不聘用他，也不要到处都举着那块写有“不要河南人”的伤人自尊的牌子。

在你被一个河南人欺骗而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的时候，你可以迅速向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报案，请你不要简单地断定所有的河南人非偷即骗。

在你遇见了一个被称作“东方吉普赛”的河南乞丐向你乞讨的时候，你即使不往他面前的铁罐里施舍，也请不要往他的脸上吐痰！

好吗？

这样你就可以做一个朋友了，同时你也维护了你自己的。社会的道德以及法律的尊严。

不久前，笔者在网上又看到这样一封针对河南人的帖子：朋友，你去过河南吗？

如果你来过，奉劝你不要再来；如果你没有来过，告诉你最好不来。我是做市场销售工作的，因此有机会去全国各地走走看看。最近我来了几趟河南，由此发出以上感慨……

作为一个河南人我首先对这位大概在河南受尽了不公平待遇的营销商表示歉意，但之后我仍然要对他在网络上如此不负责任的散布此类消息而提出批评。

本人曾经被北京人骗过，是那种彻头彻尾的骗，可我觉得即使如此也没有必要去指责我们的首都；本人也曾经被广州人宰过，是那种痛快淋漓的宰，可我依然觉得没有理由把自己的愤懑完全迁怒于羊城。这位先生的家乡假如不是在桃园仙境，就应该知道在他的家乡是也会有一些不太守法的公民的。这位先生（我是不大相信女士会干这种事的）至今也不是外星人，况且河南人毕竟是你的同胞，为什么竟然会下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决断？姑且不说这封帖子在无遮拦的网络上将要造成的后果，单是这位先生武断的态度就已经让人不能接受。

看到这封帖子的人有的或许认为只是一个玩笑，有的也许真的不愿意再到河南来了。但你不来又怎么可以了解真正的河南、真正的河南人？

如果你有机会踏上河南的土地，我劝你最好选在秋末冬初的时节，因为那个时候庄稼已经收割，绿叶已经褪尽，你眼里的河南才是裸露的真实的河南。

在你看到河南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黄土的时候，不管你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是移民新疆还是迁徙福建，你都应该想到——你的先祖曾经用这块黄土上收获的粮食养育过你们这些儿孙，你的祖辈曾经用这里成片的森林燃起篝火来铸犁铸剑，你的父辈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为了你的今天拼死一战。

在你看到那浊浪翻卷的黄河滚滚东去的时候，不管你年轻还是年老，是嫁做了异乡的儿媳还是客居中原，你也应该想想——那浑浊的河水里是否还有你母亲逃离战乱时淌下的泪水？那单薄的渡船里是否还有你父亲北上讨生时留下的风尘？那碗现在你连看都不愿看一眼的黄河水——半碗是你身上的筋骨，半碗是中原身上的血汗。

几乎人人都走过，人人都跨过，人人都从她这里得到过最大限度的实惠和方便，但她却没有留给别人什么深刻的印象。“她只是站在门前笑着看着儿孙们远去，盼着他们回来却又实在不愿意给他们添麻烦”——这才是真实的河南。

于是，笔者在那封帖子之后又加发了一封这样的帖子：“朋友，你去过河南吗？你了解河南人吗？如果你来过，河南人欢迎你再来；如果你没有来过，告诉你最好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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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站在丑化与歧视的背后——为什么丑化河南人

沧海横流，泥沙俱下。

显然，时间是会见证一切的——时间就像黄河一样，只有坚稳的磐石才会在它那巨大而平坦的河床上面留下一丝纤细的痕迹，除此再不会有别的什么。

但是，我们决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时间去见证。如果那样，我们走过的路还会重走，爬过的山还须再爬，犯过的错还会重犯，吃过的亏还会再吃，那种没有智慧的生活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

看来我们必须总结，总结别人，也包括自己。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河南人被歧视的问题现在并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它至今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加入WTO，北京申办奥运成功，包括我们的足球队豪迈地登上了世界赛场——新世纪之初，仿佛一切都在向国人昭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刻的即将到来。

是啊，我们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强盛的标准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它不仅包括物质上的丰富，也应该包括我们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健全和卓越。

与我们一水之隔的日本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被称作经济上的强国。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满怀岛国意识的大和民族却始终难以对自己的过去坦荡面对。一次次参拜靖国神社的荒唐闹剧，一次次篡改教科书的拙劣表演，都让我们洞见了他们民族中那些“右翼分子”内心的病态和虚弱。

客观地看待一切事物，是我们进行下一步思考的前提。

我们不妨就此开始，并且深人下去。

在我们的生活中，歧视是一个常见概念，它通常是指：一定范围内，此类人对彼类人在丧失社会公正的情况下而产生的厌恶和鄙视。

社会心理学认为，歧视应该基本包括以下几个类别：阶层（阶级）歧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宗教歧视等。当然，它还包括被用来划分诸如“北方人”、“南方人”、“河南人”、“安徽人”、“北京人”、“上海人”此类优劣等级的所谓“地域”。

地域歧视是发生在地域人群间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它所涵盖的内容也极其广泛，政治、宗教、经济、文化，每个意识形态领域都可以作为地域歧视的成因之一；它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和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有着相当密切的因果关系，科学文化的发展与回旋、新旧观念的更迭和交替，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地域歧视也都会以不同的形态出现。

歧视实质上就是一种态度，它的外化形式是“丑化”之类的攻击性行为，它的内在核心是由于社会心理畸形而导致的种种世俗偏见。现在，在某些地域肆意流传的针对河南人的种种不实之词，大多也是按照从“偏见”到“歧视”，再从“歧视”到“丑化”这样的逻辑发展蔓延开来的。

歧视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财富、观念等方面的不平等而产生的，所以它理应属于人的社会性范畴，而绝非人的本性。

没有汽车、洋房，没有尊贵的血统和良好的修养，都并不妨碍人们和平的、有价值的生存。在生命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公平对等的机会和尊严，这些机会和尊严绝不应该随着人们对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优势占有而成为被唾弃的垃圾。

但有时候，事实却恰恰相反。社会的发展总是要把一些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摆到生活的前台——这一口遭殃的是河南人。

河南惹谁了？河南人惹谁了？为什么耻辱的“金印”要打在他们的脸上？那些恶言相向的诽谤者们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动机呢？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站在公平的肩膀上，从歧视的背后看过去——看看那里到底是埋藏着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一、“精灵”的路程

在西方神话传说中，人世间曾经非常美好，一片光明。

后来，有一位名为潘多拉的仙女为美仑美美的人间带来了一只神秘的盒子，盒子打开后从里面逃出了无数的精灵——“嫉妒”、“仇恨”、“恐惧”、“迷茫”、“血腥”、“瘟疫”、“悲痛”、“战争”、“欺骗”、“扯谎”，还有就是“偏见”和“歧视”。

从此，人类就不断地受到这些“精灵”的骚扰和攻击。

“歧视”的精灵现在已经降落到我们的身边了，我们必须进行反击，必须把这个骚扰我们灵魂的恶魔赶出去。否则，它就完全有可能毁掉我们平静的生活，毁掉我们在创造幸福的过程中付出的所有努力。

搞清楚这些“精灵”从哪里来是非常重要的，这将有利于我们看到这个“精灵”在歧视人者内心搭建起来的认识积变的阶梯，也将有利于我们看到被歧视者在“精灵”的鼓噪下一步步变成妖魔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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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们尚没有进化到产生自我意识的地步，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猫们绝不是因为被狗歧视才望风而逃、四处奔命的。

无疑，歧视是人类自己的伴生。

原始社会中，个人对抗自然的能力相对低弱，一个种群的生存必须依赖于另一个种群的支撑（歧视只能使他们各自孤立，孤立则意味着他们都放弃生存），再加之社会剩余财富的稀有，所以，在生存的命题面前人类只能够选择合作，而“歧视”的因子只是在个人之间的很小范围内存在和流行。但当社会劳动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出现剩余并为某一阶层稳定占有的时候，原来只在个人之间出现的“歧视”因子就会在种群和阶层之间产生并成长。当这种因子被放大为一种阶层的共识的时候，歧视就成了阶层间自我区分的重要标志。

作为阶级社会的一种特有现象，歧视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从古至今的每一次艰难跨越。它让我们一再毁灭掉自己心中的人文理念，盲目地跟从着它由文明的、智慧的巅峰来到蛮荒的、感性的旷野，一路弥漫着的到处是思想的腐臭和血腥的气息。

随便翻开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历史你就会发现，河南人并不是歧视的惟一受害者。尤其在人类社会的荒蛮时代，歧视更是成为了人类灭杀同类的极端利器。

欧洲的中世纪是宗教歧视像毒蛇一般蔓延的年代，许多优秀的人物和无辜的平民都成为了“歧视”肆意残害的靶子。还记得因为宗教信仰而引发的“十字军”东征么？铁蹄过处，流血漂橹，几乎半块欧洲的版图都被浸泡在浓浓的血水之中了；还记得“圣女贞德”么？这位保家卫国的巾帼豪杰最终也是被侵略者以“妖魔”的名义夺取了年轻的生命，只给后人留下一段遗憾的传奇；还记得哥白尼么？这位“日心说”的创立者同样也被以“异教徒”的名义押上了宗教裁判所的法庭，去接受血与火的“洗礼”。

在古印度，处在社会最底层的‘首伦罗“奴隶们不仅不可以与上等人说话、齐肩，人们甚至认为看到他们的人都会有灭顶之灾。在南美洲的雅玛古国，高等级的人犯了罪只需交纳些许赎金，而低等级的人犯了同样的罪却要被剖腹剥皮。

当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从精神和体制上砸开了中世纪的沉重镣铐之后，世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随着近现代科学与文化的不断发展，世界也越来越重视人们彼此之间的自由和公平。但是，“歧视”的目光依然没有离开人们的眼睛。黑人被歧视，怀着一个美好“梦想”的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得·金倒在血泊之中；犹太人被歧视，千百万犹太人遭到希特勒法西斯的残酷屠杀，牲畜一样被送进了灭绝人性的集中营；中国人被歧视，面对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对着凶狠残暴的日寇，四万万同胞一起发出了“抗战到底”的呼声。

歧视让人变为野兽，也让人与人之间变为仇敌。

所以有人才这样说：“除了人类，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什么动物会以如此同类自残为快事的了。”

在此我们不得不将歧视后面的东西摆上台来，那就是可怕的偏见。

消极意义上的偏见是指对于根据错误或不完全的信息概括而成的可辨识团体的敌对或负面的态度。

——阿伦森（美）

历史为什么会常有“极其相似一幕”呢？偏见应该是它的重要成因之一。

这种对客观事物“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式的认识方式让所有固执己见的人们反复品尝到了过去曾经品尝过的苦头，即使在今天也不例外。如果刚才笔者所提及的“古代歧视录”还没有让大家感到某种切肤之痛的话，那么，看看今天的“现代歧视录”，一定会更让你觉得触目惊心。

不幸的犹太民族历史上屡遭劫难，但至今还在经历着偏见和歧视的侵扰。

就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军界最有权力的官方长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布朗将军在一次《关于犹太人对国会山的影响》的公开演说中说道：“现在，犹太人的影响力已经强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你们知道，他们拥有这个国家的银行、控制这个国家的报纸。请看看犹太人的钱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意图就都一目了然了。”

还是在美国，1977年，总统尼克松先生在“水门事件”中的录音带被公开以后，几乎所有的人也都从中听到了他所表达的类似对犹太人的负面情绪。

假如这些国外的例子还不能让您感受到由偏见的惯性带来的强大破坏力的话，那么，再看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歧视录”，也许让你对它会有些更深刻的了解——如果大家还没有对诸如“右派”、“地主”、“资本家”、“走资派”、“大毒草”、“坏根苗”这类词语感到陌生的话，就一定记得那个充满了政治歧视的年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是“轰轰烈烈”，棍子横飞，鲜血四溅。无端的歧视竟然可以让我们自己动手切开了那位名叫张志新的女士的喉管，目的就是不让她喊出自己的声音；可怕的丑化竟然可以让我们自己动手打碎了祖先留下的无数价值连城的遗产，目的就是不让“孔老二”复辟变天。

从偏见、歧视，到“打倒”、“消灭”，当时已经失去理性的国人把歧视延展出来的攻击性也发挥到几乎疯狂的境地。

刘少奇，这位曾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卓越领袖同样也是在这样迫害下，在河南开封某处的一间地下室里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死去的时候，他的头发有整整一尺多长。

好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改革开放的20年，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复兴、国力的强盛都给我们带来了难以言表的豪迈和惊喜。但是，就在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时候，歧视的因子也在随着我们的生活悄悄发生着变异。

当初，我们嘲笑过邓丽君，蔑视过喇叭裤，反对过小胡子和蛤螟镜；我们也曾经看不起万元户，批评过牛仔服，甚至拒绝过摇滚乐和企业股份制。

可今天呢？当所有这些东西都被吸收、被消化，并被为我所用之后，人们当初的所谓“正统看法”反倒成了笑谈的把柄。

如今，我们中的一些人又开始把歧视的目光对准了河南这个特殊的地域，大家开始嘲笑他们那里的人“很农民”，鄙视他们的“粗野俭啬”、“奸诈滑头”，甚至把他们全部丑化为带着“农民的狡黠、土匪的泼皮、奸商的毒辣。传统官僚的厚黑和流氓无产者的无所不为”的刁民和盲流。

吃过一个河南人的亏，他们的结论便是：你看，河南人都是这样的野蛮；上过一个河南人的当，他们的结论便是：你瞧，河南人都是这样的骗子。

遇见一个河南庄稼汉，他们就会说河南人全都是农民；得知河南有一个艾滋病村，他们就会说河南人全都是艾滋病人。

对事实的偏见必然带来恶意的歧视，而在恶意歧视之后紧随的必将是对被“丑化”一类人的强烈谴责和人身攻击。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空前伟大的时代。

转型期的巨轮飞驰，带给人们一些迷茫和困惑但也带给人许多新的观念和机会。新旧交融、中外交汇、东西交流，新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也在调整中不断地更新，以适应社会的多方面、多层次需求。

伟大的民族必将拥有伟大的文化，而伟大的文化则必将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在阶级社会中，歧视始终与我们人类为伍，并不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就一定有歧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可能。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可以区别于低级动物的话，就应该看到——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开放的和合作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偏见和歧视就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而是负面文化（包括来自父母、社区、媒体、舆论等方面的）在有意无意中教育了我们，让我们把负面的特征和归因强加在了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身上。”懂得了这一点我们才会明白——只有在掌握了歧视特质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对它进行有效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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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歧视虽然和其他类别的歧视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在横向的结构上却往往十分近似：既有着十分相似的成因，也有着十分相似的形式和结果。

对此我们并不难理解。现在某些人对河南人的歧视和有人对垃圾清运工人的歧视在心理逻辑方面是类似的，只不过一个是出于对地域的误解，而另一个则是出于对职业的错误认识。那么，造成这些人怀有偏见和歧视目光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对一个人偏见与歧视程度的最好预测指标是他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和兴衰。

美国社会心理学专家珍尼弗。克罗克及其同事们在调查中发现：来自社会底层的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比来自社会地位高一些的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对其他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表现出的偏见和蔑视更多。同样，他们在调查白人对黑人的偏见或异教徒对犹太人的偏见时发现，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或日益衰落的人，比社会地位高或不断上升的人更容易产生偏见。他们还发现，在教育、收人、职业等方面处于或接近底层的白人，不仅对黑人的敌意深刻，而且他们为了阻止学校取消种族隔离，最喜欢诉诸暴力。

社会地位低下者有实际生活的危机感，有被压迫后寻求平衡的挫折弥补的欲望，他们缺少反抗社会舆论的勇气和信心，精神的压抑往往还会使他们产生异样的人格及需要。

所以，心理学家阿伦森在自己的社会心理学专著《社会性动物》一书中将造成偏见和歧视的原因概括为以下四种因素：（1）经济和政治的竞争或冲突（2）转移攻击目标（3）人格需要（4）对现在社会的遵从他还这样说道：这四个原因不是彼此割裂而是同时发生作用的。

但是，确定每个原因的重要程度对我们将是极为有用的，因为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减少偏见取决于我们认为什么是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认为偏执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本性，我将绝望地摊开双手得出结论：我们不能对那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进行深度的心理治疗，大多数怀有偏见的人将永远怀有偏见。这会使我嘲笑那些企图通过减少竞争或遵从压力来减少偏见的任何尝试。

——《社会性动物》

下面，就让我们拿这四种因素与“河南地域歧视”的问题对照一下，看看那些流言和舆论的制造者到底在社会中居于什么样的状态，也好便于我们为道德的法官提供一张“缺德者”的素描。

首先，我们从“政治和经济的竞争”入手。

从整体上看，河南人对于全国其他各省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和粤、闽、浙相比，在经济上自然居于劣势；和北京等直辖市相比，在政治上更要差得很多。“竞争”，当然是实力相差无几者之间的游戏，如果我们硬要把自己与各位老大放在一起较量，确实显得有些自不量力。

可是如果我们把视点集中到我国现有体制的最基本元素——单位中去的话，那情况就会是另一番样子。以河南人的勤劳品质和吃苦精神，在任何一个单位对任何一个人都是会构成“竞争”威胁的，他们卓越的表现、良好的素质也足以让每一位心怀嫉妒的人对他们产生刻意的偏见和歧视。

河南人在北京搞建筑工程的不在少数，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来自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山区农村。在北京日渐激烈的建筑工程招标竞争中，河南人总是把价钱压到最低，利润降到最少，工期缩到最短，质量提到最高。他们不怕吃亏，以此来赢得更多的挣钱机会。

我们由此也可以想见，一贯吃苦耐劳、渴望机会的河南人是如何让对手心烦头疼，怎样叫人家顿生厌恶。

假如被竞争对手歧视尚属“有证可考”的话，那么，被那些因生活挫折而导致人格缺损的人们所歧视就完全等同于“无辜”了。

生活不是没有这种由于无端的愤怒而到处寻找“替罪羊”的事例。

他们被欺骗之后，便把道听途说的“骗子”罪名强加到河南人的头上，并且还要在脑海里为自己画上一幅真实的图画；他们被击败之后，便把凭空捏造的“刁民”罪名也强加到河南人的头上，并且还要四处散播所谓“亲身感受”的谣言；他们被歧视之后，也会把“滑头”的罪名强加到河南人的头上，并且还要变本加厉地侮辱和谩骂。

他们因为自己需要平衡就忽视了别人的感受，因为自己需要公平就要剥夺别人的自由。这些人都很可怜，可怜的就像拳击台上被打得晕头转向的蹩脚拳手一样，因为自己没有能力爬起来去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只能向台下的观众挥舞拳头。

再之，对河南人的歧视还满足了那些具有“专制人格”人的人格需要。

有证据表明，在仇恨的一般倾向上存在着个体差异。换而言之，有些人易于接受偏见，这不完全是由于当时的外部影响，而是由于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阿伦森（美）

我不知道河南人在外地供职的单位里是不是有这样的同事或者领导，他们一般都有这样的特点：信仰坚定，往往持有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容忍自己和别人的一丝脆弱，喜欢严厉的惩罚，十分多疑而且极其仰慕权威。

本文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叫中国工人下跪的外国老板大致属于这种偏执的“专制人格”，如果她也歧视河南人、甚至中国人的话，我想我们当然会有更多不下跪的理由。

盲目的从众也是导致人们产生偏见歧视的原因之一。

那些无聊的看客、无脑的听者，在得知河南人被侮辱和歧视之后依然对所谓“段子”津津乐道，实际迷途而惘然不知返者大概都应该归入此列。

偏见与歧视是一种并不突显的社会现象，它背后隐藏着的东西要比已经暴露出来的东西可怕得多。要治疗这种病态，我们必须号召大家都来擦亮自己的眼睛，把潜藏在自己内心自私的东西全部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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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和偏见是对双方的伤害，它既会使歧视者原本就失去平衡的内心更加地异化，也会使被歧视者最后的尊严出现另类的质变。

这已经是一个共识。

找到歧视原因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和消除歧视，而减少和消除歧视最好的方法和途径就是使歧视者和被歧视者双方能够相互依赖。

为此，我们还必须尽力改造舆论，创造新的环境。

河南人当然需要好的经济环境。

假使我们听任某些地方某些人士把攻击河南的“段子”继续讲下去，其后果是，势必会在全国兴起一种抵制河南的“潮流”（现在已经出现了若干苗头），那么，河南人的处境一定会更加艰难（因为歧视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所提到的任何问题）。可如果我们劝说那些人从现在开始就“口下留德”，并和大家一起把所有的骗子都送上法庭，那我们河南乃至于全国的经济环境都会好很多。

河南当然也需要好的文化环境。

假使我们中的那些讲“段子”的、传“段子”的以及一切对河南人怀有不良印象的人，从现在开始都能够反恭自省，真正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平自由理念的倡导与传播者，那对我们所有的事业都必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可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

优秀传统文化依附于人，公平自由理念讲求人本，而在我们很多人的内心都缺少最基本的人文信念，非人性的道德评判有时候甚至会遮蔽我们原本和善的良心。

从古代的“株连九族”到文革时期的“棍打一大片”，从骂人总要习惯性地捎带人家父母到因为看不起一个河南民工发展成歧视所有的河南人，我们一直都在把这种错误的观念向外延展，也向后延展。

你打我一拳吗？好，我还你两脚。

你坑我一次吗？好，我坑你三遍。

你害我不成吗？好，我反过来就把你消灭。

你肉体上折磨我吗？好，那我就叫你在肉体和精神上加倍偿还。

变本加厉的复仇，不遗余力的打压——这种弱小者身心脆弱的最具体体现，是我们民族的缺点，也是人类的缺点。

前些年，当对中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口号在全国叫响的时候，曾有不少人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我们的民族如此苦难深重，难道我们不应该让自己的下一代多“吃些苦”、“多受些罪”来迎接未来的挑战吗？报纸上洋洋洒洒；电视上也是慷慨激昂，甚至列举出了日本的“惩罚式教育”等。他们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让孩子们在压力中成长，以便将来能挑得起祖国建设更重的重担。

笔者不愿意再去评价日本这个民族了，只是想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他们要担负的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究竟是把一个东方大国的前途交到那些从小饱受压抑、心理健康、胸怀坦荡的人手中呢？还是要把它交到那些心胸狭隘、英雄气短的人手中？

结果虽然不言自明，但我们深知——在我们民族人文主义思想的提倡和教育方面，确实任重而道远。

前文所提到的某些“段子”确实编造得十分机巧，这恐怕也是它广泛流传的一个原因。但有一点，从这些“段子”上精彩的言辞、绝妙的构思上面看——它的作者大概应该算作一个文人。

这让我又感到十分的悲哀。

中国的文人不容易，屡遭劫难，家境贫寒，“穷且益坚而不坠青云之志”——我们原本有着深厚的文人传统和智慧良心。

可是关于河南人的所谓“段子”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当下文人身上的弱点。

巨变的时代同样在震撼着文人的心灵。时代的车轮把他们中间积极进取的一部分人送上了通向未来的思想列车，也把无所事事的那一部分人赶进了无聊寂寞的饭店、茶楼、酒吧、歌厅之类的交际圈——他们成了物质生活的附庸，成了享乐观念的俘虏，没有了自主思想、自我意识的文人只剩下了清闲的杂谈（确切地说是“瞎侃”）和残余智慧的斑点（确切地说是“花招”）。

他们已经和理想告别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游戏人生，自己的，别人的，大家的，所有的。

由于职业的惯性，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看到事情的关节，也更熟悉编造的技巧和词语的修饰。茶余饭后，为了显示自己的风雅（实际上是为了给出钱请客的人捧场，要不他以什么回报人家呢）便开始讲述自己新近的大作——“段子”。

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一种是时代的超前者，他们走在所有人的前面，面对未知内心时有茫然，但他是充实的；另一种是时代的落伍者，他们走在所有人的后边，眼看着前路迢迢不由心生寂寥，他是空虚的。

这一类文人已经被世界和时代远远地抛弃了，他们只能这样生活。

我尊重文人，但却鄙视这些无聊的“师爷”和“弄臣”，我们当然用不着去堵他们的嘴（他们巴不得有人去招惹他们，以借机犯事），我们也用不着和他们理论什么，因为，河南人本来就不“尿”他们。

假如我们的社会有了足够的人文精神，假如我们的身边没有了无聊的颓废文人；假如我们的四周都是身心健全、积极进取的朋友，那么——对“农民”的歧视不会发生，对“下岗工人”的歧视也不会发生，对“河南人”的歧视就更不会发生，对所有弱者的歧视都不会发生，歧视就根本不会发生，我们这个伟大国家该会是多么的强盛啊。

潘多拉魔盒内飞出来的那个叫做“歧视”的精灵已经在我们头顶飞翔了许多年了，有时近，有时远。单单依靠河南人的手把它捉住再放回到盒子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恐怕要等到很多年以后，还要靠我们所有人的努力才行。

但，即使它在也并不可怕。

因为，仙女潘多拉打开盒子后，在飞出来的许多精灵中间还有特别的一个——她飞得很缓慢、很小心，而且一直飞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她的名字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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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站在丑化与歧视的背后——为什么丑化河南人

二、为什么丑化与歧视河南人

毫无疑问，丑化与歧视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最原始、最丑陋的劣根性。数千年来时骤时纤的传统政治歧视在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消失殆尽，但不幸的是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以“经济”为标准的另一种丑化与歧视又头角渐露，其典型体现便是对河南人的整体丑化与歧视。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这种分配制度和“斗私批修”风潮的影响，人们的经济水平差别不大且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因此在经济上的歧视基本不存在。而今天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是产生新的歧视的大的社会背景。纷繁复杂的价值观中“金钱崇拜”、“蔑视贫穷”一类，正是对河南人丑化与歧视的理论与思想基础。

为什么偏偏丑化和歧视河南人？答案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

说它简单，因为有这样一种观点可以明确：河南不少人做的坑、蒙、拐、骗的勾当只是一些人丑化与歧视河南人表面的借口和由头，绝不是答案的实质与核心，对河南的丑化与歧视缘于河南的贫穷与落后。

说它复杂，就是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新时期以来具有实质意义的第一波丑化与歧视的目标并非发达省市的广东、上海和浙江，亦非贫困地区的青海、甘肃和宁夏，而是直指位于中原地带的河南？

河南不沿边靠海，但不是很闭塞的；河南经济不发达，但不是最穷的；河南人市场经济头脑不丰富，但也不是最匾乏的。应当说，单纯一个闭塞、一个贫穷或是一个思想保守都不是河南被丑化与歧视的推一原因，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能成为被歧视的对象需要同时具备多个条件，而河南不幸兼而有之，在地域、经济、传统和现实的观念方面都显现出独特个性，构成了足以使其被丑化与歧视的“罪状”。

河南拥有足以引人瞩目的显性特征

一个地区的人被丑化与歧视首先必须具备一些显性特征，也就是他们必须有着足以引人注意的传统的或者是现时的“资本”，河南便同时拥有多种这类不菲的“资本”。

河南被学者称为“中国之中的中国”，这本身包括了多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为河南位于中国的中心部位，因此也被称为“中原”，古语中“逐鹿中原”即显示出其在地域上的重要性，“占领中原，辐射四方”成为古代政治家和当今商家的立身安天下的出发点，商周时代的君王时常发出“天保未定”的感叹后将都城定在河南一带也证明了当时的人们甚至认为这里是宇宙的中心。即使从今天来看，中国两条主要铁路大动脉京广线和陇海线即在河南省会郑州交汇，从这里到全国的大部分地区的距离都基本相等，特别是今天交通、通讯的日益发达，河南的信息更是可以迅速传递到四面八方。河南便因地域的原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其二为河南是中国的缩影。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河南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河南应该说是中国最大的“发展中省份”——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人均水平位于中下；河南的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五，而人均只占全国的第十八位。

其三为河南人是“中国人之中的中国人”。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黄河流域的河南人文经济历史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悠长。老庄哲学、程朱理学在此发源，儒、释、道文化在此繁衍兴盛，仁义礼智信在此像黄河水一样淳厚绵长，“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被岳母刺在黄土般宽广的中原脊梁上。同时，由于这里的地域位置，水旱灾难以及战乱时常发生在这里，有关资料显示，历史上发生在河南这块土地上的战争超过了其他地区的总和，多灾多难的河南如同多灾多难的中国。同时，南来北往、三教九流在此汇集、交流，君臣。官匪、流民以及“东邪西毒”们在此安营扎寨，传统中国人的性格、品行在此形成完善。忠厚也罢，愚昧也罢，聪明也罢，狡诈也罢，这就是中原人，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也是全体中国人剪不断的根。尽管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但中国人品性的DNA都是相仿或一致的，每个人身上都有河南人的影子，当然包括河南人“德性”中的优点和毛病。用著名作家张宇先生的话说，“河南人是中国人的娘”，河南人与生活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们千丝万缕的关系可见一斑。

只此三点便可以看出河南在其他省市人心目中因地域、文化的特殊性而备受关注的程度，尽管他现在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经济中心，但这丝毫不影响上苍仍将其放在人们的视角中——“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不是中心是什么？假若中国有人对河南视而不见，那便是有点“一叶障目”了。

将少数素质低下的河南人视为河南人的代表——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表层原因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河南人总是显现在人们视野里。随着观念、交通、通讯等方方面面情况的变化，河南人开始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在昔日“足不出户”、“父母在不远游”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岁月里，即使是坏事也不可能远播万水千山之外，而现今的世界，地球已经成为村庄，何况中国一邦？这也是河南人被关注直至被，些人丑化和歧视的重要原因。哲人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

单就人口数量而论，河南拥有近一亿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3，加上河南位居中部，交通畅达，随着国内外、省际间经济的日益活跃和民工潮的一波波涌起，河南人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顽强地显示其存在，由于河南历史上的贫穷和重教传统的悠久，外出求学者在全国各省中应是名列前茅的，单在北京一地学业完成后留下工作者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他们由于知识层次和素养的原因，大都隐匿于机关、高校和企事业单位，其整体的影响力显示并不太多，倒是外出务工的民工人数目前已达680

多万，于是他们就成了外地人认识河南人的主要对象。

由于河南人多地少，本地工商业又不发达，能够容纳的劳动力相当有限。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青年迫于生计，除了外出打工，没有别的出路了。可以说是历史上河南人大规模以群体形象在外地登台亮相、他们的足迹南至广东、海南，北至黑龙江、吉林，繁华都市如北京、上海有之，尚在开发的西藏、新疆有之，正如人们形容的那样，“在中国那里有人烟，那里就有河南人。”

在中国的外出务工队伍中，湖北人擅于租摊卖小商品，河北人大都经营食品买卖，河南人则大多集中于建筑、卖菜卖水果、收废品等领域，要么成群结队活跃在马路两侧的建筑工地、在工地旁一堆堆地蹲着肆无忌惮地大口吃着馒头、在人潮涌动的路边挤车回工棚，要么就穿行于胡同巷陌，高声吆喝，他们生活在大都市的屋檐下，闪人市民的眼帘中，使他们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感觉：怎么河南人都跑出来了？

河南民工大都操一口地道的方言，也即河南话，河南话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方言差异较大，但和普通话同属北方语系，除了阴、阳、上、去的四声和普通话不同外，别的方面基本一致。所以民工们也就理所当然地说一口地地道道的河南话。由于这一方言产生于农业大省的背景下，因此在许多人眼里便显得“十分土气”。这一点河南人和南方人的情况不同，南方许多地方的语言更是难懂，但这样倒是逼得来自这些地区的民工们只好学说普通话。虽然说得不一定地道，但毕竟不像河南话那么“土气”了。都市人从语言上一般不容易听出他是浙江人、湖北人，还是湖南人、广西人。因此，地道的河南话成了河南人的标志，讲河南话就等于在向世人宣示：我是河南人。在某种程度上讲河南话也成了从事低下层劳动的外地人的象征。

应当说，到外地务工经商的河南民工绝大部分是遵纪守法、勤劳诚实的，他们从事着第三产业，许多领域都是当地人不屑一干的职业，在服务社会、服务市民，推动所在地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许多民工由于贫困和受教育程度低，衣服破旧，不讲卫生，由于生计的压力和风吹日晒，皮肤粗糙黝黑，与大都市日益繁华的风姿相比是有些不协调，更有极少数河南务工经商人员违法乱纪、制造假货、坑蒙拐骗、小偷小摸，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外出务工经商的河南人成为外地人通过感性认识河南人的主要对象，他们表现出的缺点和毛病在市场经济日益繁荣、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被许多人非理性地在心理上放大，使他们产生了错觉，以为河南民工都是这样，河南人也都是这样。

同时，媒体的大量炒作，也使河南人的一些不良表现给外地人心理上造成冲击。以目前媒体报道河南的事件来看，主要集中在民工违法乱纪、河南假货和坑骗事件严重、人为灾难如车祸、火灾较多上，这些报道应该说作为单一案例大都是真实的，同时这类事件在国内其他省份也在不同程度地发生着，但由于媒体有意无意间对此类新闻的报道中相对集中地选择了河南，于是对受众产生了“轰炸效应”，自然在客观上让人感到是“洪桐县里无好人”了。

亲身的感受加上媒体的不断渲染，于是使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全部河南人产生极为不好的印象，他们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角色”，本来潜藏于人们内心深处丑化与歧视的“妖魔”自以为找到了对象，便纷纷外化出来，于是丑化和歧视河南人的现象在得到了阳光、水分、土壤和种子后便自然生长起来。

河南是发展中穷省——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内层原因

表面上看，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原因似乎就是因为河南及河南人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全国各地都存在，并且有的地方更为突出，而针对河南人的丑化与歧视目前已发展成全国全社会性的问题，其原因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探究下去，可以发现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因为河南还是一个“穷省”，一个“发展中穷省”。

河南是一个穷省——贫穷而非最贫穷对河南人的歧视表面上看是地域文化歧视，实质上却是经济歧视。其实这个世界上，单纯的文化歧视是很少的。无论是种族歧视、地域歧视、民族歧视、性别歧视，如果我们深究其最深层的原因，都是经济歧视。你看看有过哪一种歧视，歧视者会比被歧视者更穷？绝对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歧视是人类最原始的歧视，却也是最深层的歧视。

为什么白人看不起有色人种？为什么香港人看不起大陆的穷“表叔”？为什么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追问到最深处，无非是因为后者贫穷。上海人的优越感保持到改革开放以前。后来广州、深圳发展起来了，就不大把上海人当回事了。近几年上海发展起来了，又不把广州、深圳的人看在眼里了。甚至台湾人在上海也被一些人轻蔑地称为“台巴子”，就像香港管我们叫“表叔”一样。这在中国内地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上海近几年发展比较快了。

对河南人的歧视当然也不例外，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河南人穷。尽管很少有人直接嘲笑河南人的贫穷，而是嘲笑河南人其他方面的缺点。但实际上几乎所有对河南人的嘲笑根本上都是因为河南人穷，至于段子中所涉及到的那些河南人的缺点，有的是恶意的诽谤，其余的都不过是贫穷的派生物。

河南人土吗？河南人是土。但这样回答其实太过于简单。其实人类的很多习惯，究竟是土还是洋，有时根本没法下定义的。关键得看这些行为的主体是谁。比如，河南民工吃饭的时候喜欢蹲在地上，这显然是土。河南人说话的口音，显然也是土气。这些都是河南人土的标志和证明。但是如果这些习惯是由香港人传过来的，那又如何呢？那大家一定会觉得这很时尚，至少不土吧。而且绝对会有人追随。

别以为这是故作怪论，绝对不是的。过去z、zh不分本来是要受嘲笑的，但是80年代港台流行歌曲刚刚传过来时，全国包括北京在内的人都跟着不分了。其实港台人是分不清这两个音，其实广东人在北方根本不敢带出广东口音，生怕人家说自己土。但现在，连标准国语都带上了港味了。香港人还传来的一个坏习惯一一剧牙。在80年代以前，当众剔牙几乎和当众抠脚丫子一样令人恶心。但现在你看，哪一个餐桌上没有牙签呢？就因为它是香港人传过来的，而香港人是有钱人。

所以，河南人的土，说到底是河南人的穷的派生物。

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不断调整、改变、异化着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包含着是是非非的旧价值观还没消失，仍为成型的新价值观又产生新的是是非非。但一条具体的标线却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在重新架构的社会阶层和人际关系中，金钱和财富的分量越来越重要，这也许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但不少人已把金钱与财富的重要性推向了极端，金钱和财富的多寡正成为他们衡量人们身份与地位的惟一标尺。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会根据金钱与财富的多寡来决定与之相应的对人态度，在这种所谓的“新观念”中，河南这样一个穷省，河南人这样一群穷人，自然是成为他们丑化与歧视的对象。

长期以来，河南人就是一个弱势群体。远的不说，从二十世纪30年代末蒋介石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造成百万民众流离失所开始，接着是40年代的水旱汤蝗，五六十年代的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70年代的大面积洪荒，河南人在勤劳地耕耘之后并未得到勤劳的果实，他们依旧贫穷。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由于地域、政策、观念等问题，河南始终没有跟上发达地区的步伐，近年来通过全省上下的努力，目前经济总量已居全国第5，但人均只排第18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用句当地通俗的话说是“有饭吃，没钱花”。

因为河南穷，尽管交通位置十分重要，但至今仍没有一座现代化意义上的城市。

因为河南穷，河南人的穿着丝毫显不出高贵与洋气，早已成名的河南豫菜不知蒸发在何处，人们吃饭简单而不讲究营养，即使在外地有点名气的比如“红炯羊肉”、“郑州烩面”之类的仍在大都市里散发着“穷气”。

因为河南穷，这里尽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仍是现代教育落后，至今没有一所在全国叫得响的高等院校，两院院士中河南籍的更是少得可怜。

因为河南穷，这里丰富的旅游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合理的开发，资源优势没有变成经济优势，所以“穷山恶水”依旧是河南山水的别称。

因为河南穷，这里拥挤的人们为求生计而不得不远走他乡，南下北上的务工经商人员成为全国之最，也是同样的原因，即使在民工中也有着三六九等。河南民工因其贫穷和从事的职业而位居“老九”，在大公司打工的地位要高些，租摊练活的次之，即使出自东北和南方的坐台小姐似乎也因其工作条件的优越和收人的丰厚，而显得比河南收废品、卖菜的更有点“尊严”，因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对于东北小姐和四川小姐的评价是“比较漂亮”，而没有说东北或四川女孩都是“道德败坏”的说法。

都市中一些人看不起河南人正是因为穷的结果而对穷产生歧视和厌恶，也是因为穷而丑化和歧视河南人。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有钱即是高贵，贫穷即是下贱。

《汉书·食货志》说：“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拉布。吕歇尔说：“当生意人破产时，达官贵人会骂他们无耻；当生意人发财时，他们会去向他的女儿求婚。”简直是一针见血。这是人类中普遍存在的劣根性。民间谚语说得尖锐：“有钱能使鬼推磨。”现代人又进一步指出：“有钱能使磨推鬼。”你有了钱，甚至都不需要把钱给别人，别人都会对你产生敬仰之情。别人还真不一定图你的钱，但会对你刮目相看。

但现实社会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真正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人，其实很少提到河南人的穷。如果说是笑贫不笑娼，那么又为什么不直接笑你穷呢？这是因为直接嘲笑贫穷，容易显示一个人的浅薄。许多人骨子里其实是鄙视穷人，但又不敢真的过于嘲笑人家穷，这会让别人觉得浅薄。但这种优越感总要表现出来吧，总得要嘲笑嘲笑你吧。那怎么办呢？就找别的理由嘛。

贫穷派生出许多东西。比如“土气”，比如“文化水平低”，比如不卫生等。这些说到底也不过是贫穷的派生物而已，是贫穷的另一种表现。既然嘲笑这些最安全，那就没有必要直接嘲笑穷了。反正嘲笑的目的也达到了，还不会显得自己浅薄，反而显得自己“幽默”，何等赏心乐事。“畏惧其力量，却解释成为我喜欢他；蔑视其贫穷，却解释为我讨厌他骗人。这其实是人类的一种既狡猾又卑怯的品质。

在河南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今年50岁了，他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用股份制的形式完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与大市场的顺利对接，短短几年时间，带领大家把西辛村由一个贫困的小村庄变成了家家拥有小别墅的小康村。2001年7月在首都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50名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大会上，这个农民紧紧地拉着江泽民总书记的手，激动地用河南话这样介绍自己：“江主席，俺是河南农民。”

我相信，听到这句话的人谁也不会嘲笑他这句河南话的土气。

无论如何，有钱和没有钱就是不一样。因此，河南人可以给人打赌：“无论找出多少个河南人的缺点，证明河南人‘应该’被嘲笑，只要有一天河南能够成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所有对河南人的歧视都会烟消云散。”

现实中的另一面是，河南穷，但在全国范围内又不是最穷的，它毕竟在经济上还是有着不少的优势和成就，为什么这种针对贫穷的歧视会指向他们？为什么没有针对比河南还要穷的陕西、贵州、云南、青海、甘肃等省区？

这个现象也许包括了这样一种微妙的情形，除了这些省区还没真正进入歧视者的视野中外，歧视者往往有这样一种心态，那就是不少人在做任何事情时内心都有一个度，很讲“中庸之道”的。民间素有“打瞎子坏良心”的说法。也就是说，他们也认为可以欺负一个比他相对弱小和贫穷、愚笨的人。但你如果公然欺负一个盲人，或者一个真正的弱智的人，那你就会弓！起公愤。自己在心理上也会受到更多的压力。

同时，欺负一个过于弱小的人，既不能显示出他们的优越感，也不能显示出其“英雄”气质。反而显得自己“很小人”。西方古代的骑士一般只和骑士比武，而不会把刀枪杀向妇女。儿童，即是这种心态的体现。

看过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武林高手是不会和武功低劣人交手的。因为那样未免小了身份。比如黄药师、欧阳锋那一级的大师，顶多只会和全真七子动动手，奇书-整理-提供下载但决不会和江南七怪动手的。因为全真七子武功虽然比不上黄药师和欧阳锋，但毕竟出自名门，而且也有了相当的造诣，而江南七怪在江湖上实在没有名气，同他们交手太没有面子了。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如果一个人总是肆无忌惮、得意洋洋地丑化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低下的边疆人民或少数民族同胞，讲他们如何愚昧、凶悍的各种“段子”，即使他不怕被冠以“破坏团结”的帽子，恐怕也会被听众指为肤浅和厌恶，绝不会得到“幽默”的赞扬，即使他本人也会自感无聊。

但是嘲笑、丑化和歧视河南人则没有这样的危险。因为河南人毕竟不是边疆地区没有“开化”的同胞，毕竟不是穷得没有基本的衣食，嘲笑河南人，还不至于“小了身份”。毕竟，河南的经济虽然比不上沿海发达地区，但也有了初步的基础。

对河南人的嘲笑，也就是一个比较强的人对一个相对弱小的人的嘲笑，相当于东邪、西毒找全真七子的晦气。

河南是发展中的穷省

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规律：运动的事物比静止的事物更容易被人发现和关注。

今天的河南就是一个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快速发展、相当活跃的“事物”。

关于为什么偏偏丑化与歧视河南人，我曾听到过一个“天才”的比喻，内容还相当长，现摘录于下：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犹如渡过一条湍急的河流，东南沿海和一些大都市凭借天时地利依靠政策的“轮船”、努力的“快艇”以及许多人完成原始积累的“走私舢板”达到了彼岸。而西部相当多落后地区才刚刚走到此岸岸边，正挽着裤腿准备下河，这两者基本处于相对稳定阶段，而河南则是已跳进水中，正奋力向彼岸游去——他们并不是最落后者。而此刻正在看河南人笑话，对河南人进行无情丑化和歧视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站在河的彼岸，因为距离和动静的原因，这些丑化者与歧视者是无暇也无兴趣对于未渡河者投以关注目光的，他们看到了这些河南人在水中挣扎，他们的划水姿势千姿百态，自由泳、蛙泳。仰泳，自然也有许多是“狗刨”，有埋头搏浪者，有体力不济者，也有乘“假”船而最终被急流卷走者。

这些人——当然不是彼岸的全部——没有伸出他们本应伸出的热情的大手拉其一把，而是在放声大笑，笑河南人没他们游得快，笑河南人身上水多——完全忘了自己是怎么过的河，忘了自己也不过是刚刚占领市场经济的“滩头阵地”，更忘了他们自己浑身上下正滴着水。由这个比喻笔者联想到了一个叫“五十步笑百步”的成语和由这个成语演化来的“百步笑五十步”。

“五十步笑百步”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原文是：“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彼岸上的某些人嘲笑河南人身上有水，同时因为有水而歧视他们，这些“水”就是缺点与毛病。河南人身上是有不少毛病，河南也出了许许多多诸如造假、拐骗、无赖、吹牛的事端，但这不能成为整个河南人的总体形象特征，即使河南有不少具有这些毛病与缺点的人，是否就应该去嘲笑与歧视呢？河南人身上的缺点全体中国人都有，发生在河南的不良事件，在其他地区也时常发生。只不过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人群中表现多寡的问题。因此这些人的这种态度可以说是典型的“五十步笑百步”，正应了过去的那句民谚：“老鸦落在黑猪身上，看见人家黑，瞧不见自己黑。”再联想上述比喻，得出一句话：只见别人身沾水，不见自己水沾身。

河南人是典型的中国人，其身上表现出的国人固有的传统也相对多一些——不管是传统美德还是传统劣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们坚持着勤劳朴实、自强不息的秉性，同时也有着观念保守、市场经济知识匮乏的问题，更有一些人缺乏市场经济的“诚信”观念，这些优点和缺点在商海搏击中都会表现出来，河南人也会在这场搏击中付出代价以“吃堑长智”，他们作为不甘落后的群体是应该得到支持与鼓励的。

即使真有不少河南人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也需要外人真诚而善意地提出指正，而不是借此来嘲笑、挖苦，一直以此来丑化和歧视全体河南人。

同时，一个人嘲笑别人缺点时，他首先应该肯定自己身上没有这个缺点才对，这是个最起码的道理，且不管他所指出的缺点到底是什么，或者这些所谓的“缺点”到底是不是缺点。以某些人所指责的河南人“造假”为例，浙江、福建等地在经历了鞋、药的假案后是不是真的就没了造假？据报载，在俄罗斯及东欧地区的中国商人——主要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商人仍在造假，只不过是“冲出中国，走向世界”了，假酒、假羽绒服、假烟、假化妆品——只要有真的，就有假的。

北京有几个著名的小商品市场。其中一个是“国际著名”的秀水街。秀水街以世界“名牌”服装而著名。所有的名牌一一鳄鱼、阿迪达斯、花花公子、皮尔·卡丹呀，伊夫圣洛朗等应有尽有，并且大家都知道这些名牌全是假的。北京市曾经大张旗鼓地进行过两次打击，各大媒体上都有报道，工商机关表示一定要彻底禁绝假货。但是查过之后，我们专门到秀水街看了看，假名牌依然如故。不知道为什么以北京这么强大的工商管理力量，这么强的警力，为什么不能在这么短短几百米的小街上禁绝假货。

秀水街紧挨着三里屯使馆区，就在外国人的眼皮底下，要说丢脸，可以说在国际上丢尽了中国人的脸。可是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很少有人说北京爱卖假货。也不明白北京一些人为什么还好意思讲“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的段子呢？

这么说，外地一些人讲“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虽然不好说是“贼喊捉贼”，但至少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从国内外的历史来看，一个地方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或者叫现代化起步阶段，经济秩序总是有点混乱，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只限于中国。19世纪欧洲几乎所有的诊所医生都自称是医学博士。其实哪有那么多的医学博士呀？10个有9个以上都是假的。现在英语中医生和博士是同一个词，不知道和这段历史有没有关系？

南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假冒伪劣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福建的假药，浙江的各种假冒小商品，广东的假冒电器，不一而足。当时的河南，还没有条件制造假冒产品，因为那时河南根本连制造假冒产品的资金和技术都不具备。

时间到了20世纪叨年代，当沿海地区都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开始摇身一变，致力于创自己的名牌的时候，河南人开始自己艰难的起步。当然，河南人没有足够的资金，没有足够的技术，没有足够的管理和经销技术，而且更重要的是河南的市场很不发达，市场管理欠缺，这是导致产生一些造假现象的原因。

笔者在此不断回顾沿海及河南走过和正在走着的路，绝不是要肯定造假的社会合理性——不管它出现在社会发展的初期还是原始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造假毫无理由地应该遭到法律的惩罚和舆论的谴责。也许这些以“造假”来丑化和歧视河南人的“闲暇之士”应该与河南真心地合作一回，主题就是结合双方出现过和正在出现的造假问题，来探讨如何避免假货的产生与泛滥，而不是拿“造假”来说整个河南人的事儿。

“造假”问题如此，其他方面也是这样，一些河南人身上的毛病，其他地方的人也或多或少存在，河南出的事儿别的地方也在照出不误，既然大家共同的目标是致力于民族的全面复兴，为什么不能共同来改进这些问题？而因为自己经济发达了，就以没有传统劣根性的高尚人自居来丑化和歧视其他发展中的省份，是地地道道的“五十步笑百步”，与己无助，与人无补，与世无益。

下边再看看“百步笑五十步”的问题，如果把脱贫致富的过程比喻成一次征途，那么先富起来的地区可以说是比河南人先行一步，我们姑且打个比方，他们已经走了一百步，而河南人才刚刚走了五十步。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嘲笑河南人，其实可以说是一百步笑五十步。

俗话说：“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邓小平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他紧接着就说最终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注定了要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富起来的人如何对待落后地区的人，目前已到了亟须研究的时候了。一个地区的发展快慢决定于许多种因素，除了地理位置、资源状况、商品意识，还要受努力程度。政策条件等多种条件的影响。比如广东省在地理上紧邻香港。澳门，中央在改革开放初期给予许多包括招商、税收、财政上的优惠条件，使其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加上本地人的精明肯干，使其很快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再以上海为例，浦东在开发之时，中央也是给予很多政策和资金，上海凭借其地理位置与商业都市在经验人才上的传统优势很快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发展同样不能排除包括河南在内的兄弟省市的各种支持。

目前一些人对河南这样经济起步较慢、相对落后的地区的丑化与歧视，还大体局限于街头巷尾的民间层次，但笔者在沿海某省采访时曾听到一位相当级别的官员竟洋洋得意地说：“本省人又精明又肯干，不像北京人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更不像某省人（西北某省，所幸不是河南）是又笨又懒，一块咸菜吃半年。”我对这样一位发达地区领导的言语表示极大的震惊，沿海地区的确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这也是多种因素的作用，并且这样的成果也是与自身和国内其他落后地区相比来说，如果和美国、日本，甚至新加坡、韩国比较，这个省的人均国民产值恐怕是难以启齿的。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盲目的自傲，而是他所表现出的对于落后地区的冷漠与歧视态度，这句话本身也是一种丑化。先富起来的地方要首先搞清楚自己是如何富起来的，在加快发展自己的同时应该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支援欠发达地区，动物尚且知道反哺，不少企业尚且知道回报社会，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为什么就因为别的地区发展没自己快而去丑化和歧视别人呢？

在体育竞技场上，我们常看到的是胜利者的自豪与欢喜，失败者的坚毅、沮丧或者无奈，很少见到有冠军对于亚军，或者是最后一名的运动员表现出趾高气扬，这也是一种体育道德，人们为什么不能把这种道德广泛地涵盖于今日的社会生产生活之中呢？

中国古代讲君子厚德载物。一个人如果没有恢宏的气度，就一定难以承担重任。因为承担大业需要调动许多人的力量，许多方面的力量，一个器小易盈的人是绝对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同样的道理，一个城市，一个集体，一个群体如果没有这种气度，也绝对不能想像会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业。如果一群人连自己的同胞都不能以兄弟之谊平等看待，那肯定不会是成熟的、有前途的人群。

从“五十步笑百步”和“百步笑五十步”的现象可以看出，河南遭受丑化与歧视的内层原因就是河南与他们距离（传统文化、经济方面）近，丑化与歧视者认为，河南人缺点毛病比他们多，经济发展比他们落后。

以“丑陋的河南人”来否定国人，自外于国人——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深层原因。

中国处于大变革的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人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都在发生着变化，旧有的观念与信仰在种种冲击下已经破碎，而新的价值观并未被完全建立起来，甚至出现种种不健康的东西，他们只知道自己“从何处来”，也知道“再也不能那样过”，而何去何从却是一片茫然，即使得到的所谓西方观念也只是一些只言片语的表象式的东西，却如获至宝，以此为本，与中国传统的东西做着毫无理性的对比。于是他们只能不停地全盘地否定自己，否定过去，对于老祖宗的东西一古脑儿地弃若敝履。

记得上个世纪中期，台湾作家拍杨所写的《丑陋的中国人》曾在不少人中引起很大反响，该文将中国传统文化比作一个“大酱缸”，从各个方面论中国人的诸如“虚伪”、“自私”等劣根性之所在。当时的舆论曾将该文与鲁迅先生对中国国民性作过比较，普遍认为，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剖析一针见血，但即使对于像阿Q这样的人他仍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胞心态，他对国人仍旧是抱有满腔希望的。而柏杨先生的文章对一些具体的事例论述应该说也是持之有据，但有冷漠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之嫌。

也就是从《丑陋的中国人》流传之始，社会上不少人开始对中国人的品性发生怀疑，“丑陋的中国人”、“劣根性”被无限制地在口语或文章中使用，见到有人随地吐痰，就会不屑地说：“看中国人的劣根性”，谈到社会上种种不良的事情，就会很时髦地发出感慨：“真是丑陋的中国人啊！”同时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得要领地钦慕之至，有的人希望恨不得将自己的皮肤换成白色，恨不得将自己置于外国人的统治之下，一句“要是中国经历100年的殖民地统治，早就富裕了”便充分显示出当时某些人的心态。

没想到时过境迁，到了近年这些人的身上又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其一是随着国门的洞开，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西方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进入中国，这些人已自觉不自觉受到较深的影响，崇尚西方已成为流行时尚。但与此同时，这些人也会觉得一个中国人动辄就骂中国人，于人于己都有失厚道，于是终于发现了一个替代物——河南人。

河南人确实有替代中国人的“资格”，河南人与中国人的密切关系本章已有论述，悠久而源远的中国传统文化便诞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强烈的传统文化氛围塑造出的河南人就是中国人的典型，中国人有的优点他们有，中国人有的缺点他们也有。于是那些将中国文化与品性说得一无是处的人便可以通过对河南人的批判、丑化和歧视来发泄对传统中国人的愤恨，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因为他们在骂中国人的时候很难自外于中国人——无法改变自己的血统和移换皮肤，而骂河南人的时候便可以悠哉游哉地置身于河南人之外，“享受”着肆意丑化与歧视的“快感”。

一些人说河南人造假、拐骗、无赖、奸滑、土气，就可以向世人显示出自己是多么的诚信、高贵和洋气，丑化和歧视河南的落后就可显示出自己无论是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以及价值观念是何等的先进和时尚，大有君临天下，傲视苍生之势。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河南人的段子、对河南人的品性表示极大愤慨，可以使听者，也使他自我心灵出现幻觉：我是个上等人，有别于河南人、中国人的上等人。这就是一些人丑化与歧视河南人深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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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站在丑化与歧视的背后——为什么丑化河南人

三、歧视者的心理素描

所有对弱者的丑化，都是为了借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显示优越，显示高贵。尽管一个人在歧视、嘲笑别人的时候，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动机，但在潜意识中这种欲望一定是存在的。

这是人类天性中丑陋的一面在作祟。这种天性是人类在几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是从动物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但却不是天性中高尚的部分，而是原始和野蛮的部分，低劣的部分。

还是先让我们看看吧。在猴群中是没有平等的观念的。猴王对于它的任何一个子民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猴后则常常剥夺其他雌猴与猴王的交配权，发现其他母猴试图引诱或响应猴王，便死命地殴打，甚至弄瞎眼睛。猴王总要作出各种显示自己优越地位的举动，而其他猴子则必须表示臣服。

人，有时真的像猴子。当一个城里人欺侮一个乡下的农民时，当一个小贩恣意呵斥一个收废品的民工时，当一个商人在眉飞色舞地讲一个关于河南人的“段子”时，他其实都在向所有的人宣示：我比他优越。人在没有受到高尚情操感染的前提下，总是很容易表现出动物本能的一面。毕竟，几千万年遗传下来的基因，是很强大的。但人之所以是人，正是因为他能够超越动物的本能，将精神升华到崇高的境界。

当然，世界如此之大，人与人的差别如此之大，歧视河南人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呢？还是让我们分别来看一看吧。

“一览众山小？”——某些大城市居民的心态

每一个地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地域歧视。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大城市的人看不起小城市的人，我们在县城里就已经能够感受到对农村同胞深深的歧视了。在每一个省会城市和较发达的城市都能够感觉到对其他相对落后的地方的歧视。东部沿海地区不大看得起内陆地区的人，而最大、最发达的城市的居民则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这是地域歧视的规律。尽管这种歧视有时表现得十分显著，有时比较含蓄。有什么样的城市就有什么样的城市人，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成为地域歧视最严重的地方，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先看看北京吧。北京的段子文化特别发达，关于河南人的段子多数来自北京。常常有一些北京人问河南人：“你们那里是不是很穷啊？”被问的往往是刚刚走进大学的学生，当地穷不穷其实跟这些宰宰学子并没有多大关系，他自己也不知道河南是不是很穷。其实问你这个问题的北京人也并不想听你的解释，他只是想把这句话说出来而已，让你知道，你是一个穷地方来的穷鬼。

北京人的骄傲是有原因的，毕竟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千年古都，王气所钟，中国数百年来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有雄伟壮丽的紫禁城，有秀美绮丽的颐和园，奇--書∧網有比比皆是的王公府第。整个城市无处不显示着一种尊贵无比的皇家气派。北京城人精神面貌也和外地人大不一样。他们见多识广，什么事都不放在眼里，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在外地，一个县委书记、县长是何等的威风啊，但县处级干部在北京不过是一个小兵而已。据说，北京军以上的干部就能编一个军，一个县处级干部又算什么呢？

在改革开放以前，北京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能够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种光荣往往只属于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入物或政治上特别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人们怀着崇敬和羡慕的心情目送他们登车而去，期待他们带回可以分享的光荣，比如和中央领导的合影或者和毛主席握过的手。即便没有这份光荣，能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宫、颐和园，也是令人羡慕的。所有的外地对于北京人来说都意味着基层。不过，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一些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些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在这种气氛下，产生地域歧视其实是很容易的事。一些北京人大有“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概，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觉得自己比外地人见多识广，比外地人能说会道，自己说话、做事比外地人有派头。我们经常可以在人行道上看到一两个北京青年骑着自行车，大声呵斥一群河南民工，责怪他们挡了道。真是莫名其妙，这是人行道啊，谁挡了谁的道了？北京的一些面向市民的报纸，也是常常一不小心就流露出对外地人的歧视，而且笔者总是怀疑它是故意的。

上海也是地域歧视比较严重的地方。尽管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似乎并没有多少资格自高自大，然而许多上海人偏偏比“天子脚下”的北京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话中有许多歧视。蔑视外地人的专用词汇和语言，其中又尤以歧视、蔑视苏北人为最，苏北人甚至被称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猪秽”（或猪头三）。过去上海滑稽戏（这是上海市民特别喜爱的一个剧种）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讽刺嘲笑外地人、乡下人到上海后的种种“洋相”。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观看这些“洋相”，并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体验自己的优越感。一来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里，成了显示上海人优越性和优越感的陪衬。

上海的骄傲主要出自文化上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他的一本关于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称之为“现代中国的钥匙”，认为现代中国正是诞生于上海。上海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代表。旧社会的上海是十里洋场，中国几乎所有现代的玩艺都是先出现在上海。西服、西餐、电灯、电报、电话、洋房、洋车、马路、汽车、警察、银行、照相馆，无一不是先出现在上海。外地人绝大多数还没有见过报纸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上海已经拿报纸包杂物、贴墙了。在一些上海人眼里，连北京人也还属于乡土气息很重的人。中国文化界的京派和海派之争，其实就是西方文化同中国文化之争。如果说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而上海就完全是一个殖民地了。在这个殖民地区域，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殖民文化。上海的“老克腊”，就是一种生活方式非常西化的中国人，他们以西方的生活方式为荣，以与西方人交往为荣。如果没有西方人，他们就相互之间交往。即使在六七十年代那种岁月里，他们还顽强地保留着昔日的习惯，到80年代后更加发扬光大。他们以西方文明的代言人自居，不仅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甚至也看不起其他的上海人。这些“老克腊”，是极端的上海人。

一些上海人总喜欢当着别人的面说上海话。他们是故意这么做的，他们总是要用一种看似漫不经意的东西把你和他区别开来，提醒你，咱们不是同类，所以才把你“晾”在一边。这些上海人自认为是“高等华人”，是全中国最优秀最高贵的人种。上海话，就是这个优秀高贵人种的标志，也是和“低等华人”（外地人）划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要说上海话，而且要大声地、尖嗓门地、无休止地讲。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要想办法创造一个，就像暴发户们一定要想办法掏出“大哥大”在众人面前哇啦一顿以示牛气一样。

一些北京人和上海人以贵族自居，追求所谓“贵族气质”。一个以东方的旧贵族自居，一个以西方化的新贵族自居。不过很遗憾，中国是不会有贵族的，将来没有，现在没有，过去也几乎没有。中国从来没有形成类似西方的贵族文化。中国古代的贵族不同于西方的贵族。中国早在西汉王朝就废除了分封制度，贵族只是一种封号而已，没有领地，也不能干涉地方行政事务。说白了，也就相当与一个大财主而已。尤其是中国历代实行爵位递减制度。如果本人是侯爵，儿子只能是伯爵，孙子就只是子爵。请记住，巴尔扎克告诉我们：“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时间。”在中国，等一个家族形成贵族文化，这个家族已经不属于贵族了。况且中国贵族数量极少，满清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只封为侯爵，李鸿章和左宗棠只封为伯爵，曾。左、李以下多数功臣根本没有爵位。所以，在中国，永远不要再做贵族梦了。当然，我们还是承认北京人和上海人还是有一种不同于外地的雍容气度，毕竟与某些暴发户是不同的，他们有一种别的城市没有的从容和自然。

本来，河南同这两个城市的关系并不密切，北京、上海存在的地域歧视问题与河南人也没有什么密切关系。北京的地域歧视者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原也没有专门对着河南人。上海人主要是看不起苏北人，至于河南，那太遥远了，阿拉上海人不晓得。不过，这几年河南人开始漂流四方，与北京人和上海人发生了直接的接触，餐馆里，菜市场上，民工队伍里，到处都是河南人身影，少数北京人和上海人就把对外地人的歧视一古脑地发泄到河南人身上。笔者曾经不止一次听到一些北京人和上海人把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城市环境的脏、乱、差归罪于打工的河南人。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河南人为这个城市承担了多少辛苦、劳累甚至危险，他们做着当地人不愿做的工作。

歧视一旦存在，就会将一切恶行都归于河南人。同样的事别人可以做，河南人却不可以做。北京的几个著名的商品批发市场，笔者不敢说里面全是冒牌货，只能说找一件非冒牌的商品实在是困难。这么说，某些北京人讲“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虽然不好说是“贼喊捉贼”，但至少是“只许北京骗你，不许你骗北京”吧！

对此该怎么解释呢？我们只能说，某些北京人没有把河南人当成自己的同类。自己是高等公民，而河南人是贱民；自己是天上的星辰，而河南人是地上的灰尘！

歧视河南人，本质上是歧视外地人，歧视乡下人，歧视农民。且不说在世界范围内歧视乡下人有没有“道理”，在中国谁都没有资格歧视农民。因为，每一个中国的城市人都欠着中国农民一笔债务，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

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是靠农民数十年的贡献才建立起来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80年代末，中国农民为城市工业化奉献了数千亿元。每一座城市都是靠民工一滴汗水一滴汗水地建立起来的。这一点，不知北京人和上海人是不知道，还是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工业基础是建立在农民的无偿奉献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中国农民几十年的无私奉献，中国的工业化无从谈起。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的人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洋气”和傲气，中国的农民不会像现在这样穷，勤劳、朴实的河南人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穷、这么土，为了中国的工业化，中国农民付出的代价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难道换来的却是某些大城市人的嘲笑和戏弄？

我想，在社会上，如果一个人用着别人的，拿着别人的，还在骂着别人，那么世人应该怎么看他？一定觉得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但一个城市呢？一个城市的公民呢？我们中国人曾经举国一致地骂某个国家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可是我们自己又是在怎么做的呢？

不是说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建设靠的全是河南人，也不是说这些大城市的繁荣靠的全是中国农民。我只是说，中国农民为你们作出了重大贡献，河南人也为你们作出了巨大贡献。歧视河南人，实际上就是歧视全体的农民。要知道，在他们默默地作出这些奉献的时候，他们的碗里只有红薯糊糊，他们的身上穿着褴缕的破衣。

所以，我真是想劝劝某些北京人和上海人，虽然你们见多识广，虽然你们已经习惯了看不起所有的同胞，但希望你们能够多想一想那些曾经为你们城市的繁华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农民吧，这样你们的骄傲也许会减少一点。你们的骄傲应该少一点。实际上，无论你有多少骄傲的资本，当你嘲笑一个不应该被你嘲笑的人的时候，显示给别人看的都只是你的浅薄。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那些上海人尽管看不起外地人，但不包括山东人在内。他们对山东人印象相对较好。上海女孩嫁给山东籍男人的事屡见不鲜。我曾经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但却百思不得其解——山东人有什么好，不是和河南人一样土里土气吗？不过是一个爱吃葱，一个爱吃蒜而已，竟能使骄傲得像天鹅一样的上海人刮目相看？后来请教了一个博士毕业留在上海工作的“新移民”，才得要领：原因很简单，因为上海的领导人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干部，而三野的干部多是山东人。山东人沾了子弟兵的光，在上海有一定的地位。——原来那些上海人的骄傲也不是无条件对任何人的。世间的事真是让你捉摸不透，你只好摇摇头，叹口气说：“人啊！”

“我是贵族了！”——某些暴发户的心态

有些省份的人本来是不存在歧视河南人的问题的。本来他们的经济状况跟河南人也差不多。但特殊的历史机遇使他们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而且使他们适时地遇见了河南人——在他们刚刚成为大小业主的时候，河南人开始形成了打工潮。于是他们的刚刚生长起来的优越感便找到适时的渲泄出口。每当听到一些先富起来的地区的人们用那种调侃中带着轻蔑的口气嘲笑河南人的时候，笔者总是想到鲁迅先生的这句话——“人一阔，脸就变”。我由衷地佩服鲁迅先生，先生把人性看得太透了。

一个出身微贱的人，当他突然发迹时，总想否定自己贫寒的过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其中一个可爱的人物是关羽。这位不可一世的大英雄原来的出身并不高，但他成了大将以后就不得了了，看不起出身寒微的黄忠，甚至闹到不接受“五虎上将”头衔的地步，直到诸葛亮亲自写信安慰，才算给丞相一个面子。后来更是骄傲得丧失了理智。孙权派人来求亲，关老爷子竟然轻蔑地说：“虎女焉得嫁犬子？”这个错误是致命的，导致了关羽最后走麦城的结局，更导致了吴蜀之间的全面战争，蜀国在彝陵之战中惨遭失败，国力大损，一统中国的理想化作一场春梦。

其实关羽自己不过是粮贩子出身，也没有什么高贵的。不过当了大将以后觉得自己已经是贵族了，就得有点贵族的派头，高人一等。关公一代英杰，可是在这方面的表现却同小人得志没有什么区别。

朱元璋残杀穷哥们的事是又一个“人一阔，脸就变”的形象诠释。朱元璋当时还没有当皇帝，但已经是吴王了，当年和他一起放牛、一起偷吃财主的牛肉的伙伴们相约去投奔他。对于他们的到来，朱元漳内心并不欢迎，这些人太了解他的底细，而朱元璋的事业正需要他神化自己。不过他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内心当然希望这些人不要乱说乱动。这些穷哥也有点烧包，到处讲他们和吴王的交情，讲朱元璋少年的各种轶事，弄得朱元津大为光火。剩下故事很简单。当风言风语传到朱元璋耳朵里时，朱元璋恼羞成怒，立即下令把这几个穷朋友给杀了。笔者丝毫不怀疑朱元璋当初与穷哥们之间的情谊，穷哥们初来的时候，他对那些朋友还是很好的。但突如其来的成功使他那强烈的虚荣心极度膨胀起来。他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显示自己的优越感，就绝对不能容忍这些穷朋友来瞎八道。

朱元津杀穷老乡的事见诸野史，而他登基后的那些神经过敏的做法则—一见诸正史。他对臣下们的谈话言词奏章文字反复揣摩，注意其中是否有讽刺挖苦他的地方。他早年当过和尚又是起自红巾军，这在封建社会可谓是卑微的出身，因而他不许人家提到他的这些出身经历，对于臣下的言辞文字也特别留神是否犯了这方面的禁忌。甚至吹毛求疵，总把一些成语典故往坏处想。教谕许元为作万寿贺表，其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二句，被疑为讽刺、挖苦而砍头。因为“法坤”与“发髡”同音，“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同音。徐一资在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朱元漳读了大怒：“这个腐儒竟敢这样侮辱我！‘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者秃也，说我是个秃子，‘则’字音近于贼，骂我做过贼。”下令将其斩首。

关羽，朱元璋，一个是千古名将，一个是一代开国君王，尚且如此，那些等而下之的人更不用说了。许多暴发户都有过人的才识和胆略，或者说有值得骄傲的资本，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的浅薄。如果说北京、上海某些人对河南的歧视上还有一点点文化歧视味道的话，那么这些暴发户对河南人的歧视则纯粹是金钱上的歧视，甚至找不出一点可以遮掩的东西。当然，他们想当贵族的心理使他们对河南人的歧视加倍了。

李，是一个在河南长大的款哥。他出生于广东，四岁的时候回到河南老家。在河南上的大学。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从来没有见他说过河南有什么不好。但他1995年离开河南回到广州，经营医疗器材，www奇Qisuu书com网并且发了财，大概有个1000万元的资产。不知为什么，当着别人的面，他总是用很恶毒的语言嘲笑他生长近30年的河南，贬低河南人，似乎所有的河南人都对不起他。当我比较认真地问他河南究竟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答不上来，只好含含糊糊地说，河南人素质太低，河南人文明程度太低。我请他举几个例子，他却无言以对。

后来经常听他谈自己很羡慕英国贵族的风度，很想到英国去。联系到他平日的言行，我终于明白，他对河南的一切诅咒，都不过是想声明自己是新贵族，是与河南老乡不同的人类。但这种隐秘的心理是不方便告诉别人的，于是就转化成为对河南的恶意的诅咒。

我们经常看到许多房产业以豪华、贵族气派来招徐生意，而且很有效果。正是由于他们满足了这些想当贵族的暴发户的心理。

谁都知道，那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广东、浙江、福建、山东，等等，在不久前也和河南一样的穷困，也和河南人一样遭到某些大城市居民的歧视，但今天他们急不可待地把曾经受过的待遇转加到河南人身上，从对河南人的歧视中体会到人上人的感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对他们一点都不发生作用。我们可以想见，如果这些同胞今后更加发达，他们歧视的对象就不会是河南人了。到那个时候，河南人已经不在他们眼中，连被歧视的资格也将失去。下一个轮到谁呢？

其实，一个出身低微的人，敢于承认自己的身份，更能衬托出自己的聪明才干。出身低微，说明你的起点比别人低，能取得现在的成就，不是更了不起吗？对于比自己穷的人表现得宽容一点，厚道一点，更能显出自己的器量，更能得到别人由衷的尊敬。越是急不可待地歧视曾经和自己处于同一个水平面的同胞，越显出自己的器小易盈，沐猴而冠。许多最早暴发起来的人纷纷走向破产倒闭的结局，回想起当初他们春风得意时那种不可一世的样子，人们不禁想知道，两者之间是不是有着必然的联系呢？

对于那些公开声称不和河南人做生意的商人，你也大可不必相信。只要有钱赚，他们同谁都可以做生意。不同河南人做生意，他们表面的理由是说河南人不可靠，河南人没有信誉——“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其实这只是个托辞罢了。真正的原因是河南人没有多少资本，都是小本经营，同河南人做生意赚头不大。与其如此，还不如拿他们调侃一下，显得自己多么重视对方的信誉，同时更重要的是显示出自己多么有信誉。所以，不同河南人做生意这句话其实是一句广告词：“我是一个多么有信誉的商人，因为我不同没有信誉的河南人做生意广而那些声称不雇用河南人的公司，多半是因为河南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不一定适合公司的需要，而并不是品德方面的问题。既然河南人的声誉不怎么好，拿他们开涮一下，又有何不可？公开声称拒绝河南人，至少可以显示出自己对公司员工的素质要求是多么高，自己公司的管理质量和经济实力是多么高。

说到底，这一切都不过是在做秀。贬低别人，反衬出自己的高贵。这在小孩子的时候就学会做的游戏，成人们还在乐此不疲，甘之如饴，想来真是人类的悲哀。他们反反复复地向社会显示他们对以河南人为代表的穷人的歧视，就是在反反复复地向世人声明，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是高贵的。朱元湾登基后不也堂而皇之地发布过布告，将红巾军将士骂为“贼寇”吗？

人类的许多不健康心态，都是缘自想做上等人的心理在作怪。可是真正的上等人对待穷人并不是这样的。

1834年，玻利瓦尔将军最后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把西班牙人赶了出来，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国家，并享誉“五国之父”之荣。其中秘鲁独立后曾敦请玻利瓦尔出任第一任总统，但被他谢绝。他认为有比他更有条件接受这一殊荣的人。可是秘鲁仍坚持一定要献给将军一些特殊的东西以表示对他的感恩之情，于是最后便送了100万比索给他。将军若有所思地接受了这份厚礼，沉吟片刻，然后开始询问秘鲁境内有多少奴隶。答曰：3000人。将军又问每个奴隶售价多少，答日：身体健壮的350比索一个。于是玻利瓦尔告诉人们，除了他刚刚接受的这100万比索之外，他还愿意尽其全部资产，买下秘鲁所有的奴隶，然后放他们自由。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上等人，玻利瓦尔将军，南美洲的“解放者”，百战百胜的英雄，不仅才华是上等的，品质也是出类拔革的，这才是流芳千古的精英，两百多年过去了，人们依然怀念着他。这样的人，是那些一心只想当贵族的浅薄的人所望尘莫及的。

一个人是不是真的高贵，同情心是个重要的标志。哥德曾经说过：“如果觉得自己有必要疏远所谓下等人以保持尊严，那他就跟一个因为怕失败而躲避敌人的懦夫一样可耻。”真正的贵族，即使矫揉造作，也会装出一副体恤下人的样子，只有那些浅薄的暴发户才会在下人面前表现出无比的优越，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有钱人。

“不歧视河南人我们还能歧视谁？”——寻求心理平稳者的心态

最让我们惊奇的是，无论在哪一个城市，在丑化和歧视河南人的群体中，都有相当一部分是普通的民众。他们同河南人一样的勤劳，善良，他们的生活也同河南人一样艰辛。说得尖刻一点，他们并没有多少比河南人优越的地方。无论是金钱。地位、学识、修养，各个方面。这些普通人，他们的朋友中一般没有河南人，所以他们很少有机会兴致昂然地谈论关于河南人的段子。但他们总是用轻蔑的口气呵斥收废品的河南人，用厌恶的眼光瞥一眼河南的民工。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吗？不是说“亲不亲，阶级分”吗？对于比自己处境更加艰难的同胞为什么不是饱含同情而是充满了歧视？

他们也歧视河南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知道，贫寒的生活其实并不总是与善良和同情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往往掩饰不住对富裕的向往和对富人的艳羡，也掩饰不住对贫困的恐惧和对穷人的蔑视。这其实是人类本能中令人失望的一面。在经意和不经意中，许多人都曾经对来自农村的民工和小保姆，对来自遥远的边境地区的在街头卖玉石项链的少数民族妇女，对那些穿着60年代军装的每一个农村人表示过不应有的歧视。当然，对于那些在街头卖羚羊头骨的藏族同胞大家还是敬而远之的，因为他们剽悍，还带有藏刀。但对于其他来自农村的同胞就远远没有这么客气了。

在国际上，人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这些年来，人们总是掩饰不住对美国人财富的向往和对美国人的钦羡。尽管也恨他们动辄干涉人家的内政，但毕竟还是以钦羡为主。因为美国人很富，很强大。相反，对于那些落后的大国和小国，大家就却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好脾气。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内心深处总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人总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自己的尊严，找到自己的信心。或者是金钱，或者是地位，或者是学识，或者是活动能力，如果这些都没有时，就是理想或者希望也行。为什么那么多的失业工人宁肯艰难地忍受，也不愿登记领取救济金？他们有自己的理由——丢不起那个人。但有些人确实已经生活在最底层了。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每天要在流水线上工作到筋疲力尽，或者在田里干到月上西楼，没有机会同那些有财产、体面的人成为朋友，没有机会引起经理的注意，一句话，找不到人生的尊严和生活的信心。但又不甘心这样下去，承认自己是最没有能力和地位的一个群体。怎样找到自己的优越感呢？改变自己的实际处境是最理想的途径，但谈何容易？世界上恐怕没有比挣钱和提高社会地位更艰难的事情了，因为竞争是那样的激烈和残酷，而他们却没有足够的实力。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找到比自己处境更低劣的人。他们平常在自己的社区不大摆得起谱，便只好到外地人那里去找平衡，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心态。不幸的是刚刚走出乡土的河南人又遇到了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

看到那些普通民众对河南人的歧视，笔者不禁想到我曾经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小镇。所谓的镇，也就是有那么一条小街道，街道两面有一些店铺，店铺的后面就是农田了。在我的概念中，这里都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村，但是镇上的农民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也说乡下人，但不包括自己，而是指其他村子里的农民。他们自称是“街上的”。他们绝对不能容忍把自己混同于乡下人。他们瞧不起村子里的农民，这种瞧不起是真正的轻视，而不是装出来的。他们有时也用轻蔑的口气说城里人，但那口气还是能让人感觉出来，并不是真正的轻视，而是嫉妒。而他们看不起乡下人，就像城里人瞧不起他们一样，认为他们没有见过世面，土气。我在最初的几天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无意中得罪了不少人。当我最终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感到很震惊。我深深地为人类寻求优越感的强烈本能感到吃惊。后来，我和那个小镇的一个青年熟悉了，彼此有了较深的交情，我直言不讳地问他：“大家都是农民，你们为什么老歧视人家村里的人呢？”他反问我：“我们不歧视他们，又歧视谁呢？我们歧视你们，可能吗？难道只许你们城里人歧视我们，我们就不能歧视一下别人吗？”这个小镇并不重要，当然也不出名。它只不过是中国上万个镇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但正是它的普通，使它具有了很强的代表性。我相信，这种最基层的歧视，在中国的每一个小镇都存在。

笔者从来没有问过这些歧视河南人的普通劳动者，但我想如果他们能够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心声，大概也就这句话了。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种族歧视者多是劳动阶级的原因。本来，按我们的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劳动阶级应该同情被压迫民族的处境，同情他们的斗争，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我上大学的时候读了美国史，这才知道，美国臭名昭著的“三K党”；其成员多是工人和农业工人。相形之下，中产阶级和富豪们，无论是由于所受的教育，还是出于天生的同情心，还是为了故意显示绅士风度，对与被压迫民族，常常要表示出一定的同情来（不管真正的同情，还是虚伪的表演）。他们不需要特别歧视落后民族就可以保持自己的优越感，他们在同胞中就有足够的尊严。

在“文革”期间，我曾经见过乡下的“地主分子”。他们在外表上看和普通的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但神情却不太一样。他们总是一副怯生生的样子。村里人可以任意地对他们呼来喝去，小孩子常常向他们扔石头，吓得他们不敢出门。当我逐渐成年的时候，才明白不是所有地主都是恶霸。当他们已经交出了土地，不再剥削农民的时候，他们也就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歧视他们是没有道理的。即使对于恶霸地主，当他们偿还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之后，也没有理由再歧视他们。即使对于屠杀过我们的日本侵略者，我们也没有这么残忍，何况是对于自己的同胞呢？更何况对于他们的孩子——那些同我们一样“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同龄人呢？我们不否认极“左”思想对农民的毒化，误导了农民。但也不能否认，这些质朴的农民在对地主、富家、资本家这些“贱民”的歧视中，也获得一种“优越感”。极“左”思想的引导只不过迎合了他们内心的一种需要。

当1978年，一代伟人邓小平决定把所有改造好的前地主。富农分子摘掉“帽子”的时候，我的一位远房伯父，一位朴实、厚道的农民很伤感地说：“以后地主、富农的孩子就同咱们的孩子一样了。”他当时的失望模样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许多年后的今天，伯父早已不在世了，我回想起他当时的表情，不禁替他想了很多。我们老家村子里的那两家地主，说实在的，并不是很大的地主，也不是什么恶霸，相反人缘都还可以。伯父和他们没有什么仇恨。但是有他们的存在，伯父会觉得自己不是村里处境最悲惨的人。当时伯父有7个孩子，生产队每天的工分只值9分钱，粮食根本不够吃。有那两家地主存在，至少使像伯父这样的农民能够产生一种翻身做主的感觉，一种虚幻但又持久的优越感。对于一个最贫穷、最老实的农民，这种翻身做主的感觉是很有必要的。它是黑夜生活里的一支火炬，是干旱沙漠里的一朵鲜花，是贫穷生活里的精神支柱。但必须指出，这种虚幻的精神支柱是不能持久的。

因为它是假的。

我相信许多老实的普通市民对河南人的歧视是出于这种心理需要。就像镇里人看不起乡下人一样，就像农民看不起当年的地主、富农一样，就像西方的产业工人看不起黑人一样。他们有这种心理需要。在艰辛和缺乏尊严的日子里，他们精神受到过严重的伤害。但他们奈何不了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有时是因为惹不起人家，有时是因为这种伤害无从说起，它是无形的，却又无处不在，有时仅仅表现在轻蔑甚至只不过是漫不经心的语气中，但确实令人懊恼。这种愤懑和懊恼发泄在孤立无助的河南人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

这让我们想起了那个著名的笑话：经理遇到了窝火事，无处发泄，就把员工教训了一通；员工窝火，就把妻子骂了一顿；妻子不平，就把孩子打了一顿。河南人在许多城市就扮演了那个孩子的角色。

在笔者居住的小区，守门的保安人员是一个河南小伙子。有一次，一家居民搬运家具的时候，长时间地把车停在大门口，挡住了别人的路。保安善意地提醒这一家的主人，并表示可以帮她把车子拉到合适的位置。这位中年妇女大概觉得保安的提醒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她不仅强辞夺理地说自己没有影响别人的来往，还侮辱小伙子：“你算什么东西，也有资格教训我？你们河南人只配给人家当保安，当狗！”直到小伙子反过来低声下气地向她赔不是，才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还曾经见过一个售货员，与要求换商品的河南顾客发生争执，她不仅用挖苦和嘲讽赶走了这个可怜的顾客，得胜后还洋洋得意地对周围的同事说：“一个臭河南人还想当‘上帝’？也不照照自己。”

中年妇女和这位售货员的言行让我们想起了阿Q。阿Q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先是宣称自己是赵太爷的本家。后来被赵家禁止后，只能安慰自己“先前阔多了”。他先是欺侮王胡，遭到痛打，又把目标指向小D，结果只打了个平手。实在找不到可欺侮的人了，只好去欺侮小尼姑。

我同情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境遇，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有一点必须清楚：任何人，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尊严”建立在欺侮别人的基础上，这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如果说那些“城市贵族”和暴发户对河南人的轻蔑让我们感到愤怒和厌恶的话，这些普通劳动者对河南人的歧视则使我们感到悲哀。就像读到曹植的《七步诗》时的那种感觉。是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盲从者的心态

有些人对河南人的歧视纯粹是出于偏见。这些人其实根本不了解河南人，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河南人。河南人三个字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他们对河南人的印象完全来自于道听途说。

段子听多了，自然就会对河南人产生负面的印象：河南人穷、河南人土、河南人脏、河南人不诚实……这就是偏见，并且一旦形成，接着就产生歧视。偏见不知不觉中对人的行为发生微妙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卡尔沃德及其同事首次训练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对求职者进行面试。他们的观察揭示了考察者在黑人面试求职者与白人求职者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面试白人相比，当求职者为黑人时，考察者无意中坐得与求职者稍微远一点，谈话中语误出现的更多，面试时间缩短25％。

偏见和歧视相互作用，越来越强烈。有了偏见，就会加倍歧视，有了歧视，就有了更多的偏见。对河南人的印象也是这样的。当你听到的丑化河南人的“段子”太多的时候，你脑子里的河南人印象一定是很差的，尽管这是不正确的。当你形成这种错误的印象后，你就会有意无意地表露出来，进而影响其他人。这种相互感染，其结果是可怕的。

笔者问过很多对河南人有偏见的人，他们究竟对河南人了解多少？回答竟是出奇地一致：没有接触过河南人。再问，那么你对河南人的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也是出奇的一致：听人家说的。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在电视上当众宣示“坚决不嫁河南人”的年轻女子。她对外地人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不过“人家都说外地人不好嘛。我总不能嫁一个大家都看不起的人吧，那多没面子”。如此决绝的态度，原因竟是如此简单。

人都有接受暗示的倾向。古人说“三人成虎”，本来谁也不相信通衢大都会有老虎光顾，但听好几个人说过之后，就不由得你不相信。

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大城市娱乐性媒体起了添油加醋的作用。很多“白领”阶层向来以晚报为主要读物，而这些读物上面关于外地人尤其是河南人负面报道实在是太多了。有的题目上直接显示河南人的劣迹，有的则在文中“适当”的位置点出“犯罪嫌疑人系河南某地在京务工人员”。即使在一些很“中性”的报道中，这类歧视倾向也十分明显。

请看2001年11月7日《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借酒消愁愁更愁醉倒街头得人救本报12月4日晚上11时30分左右，阚绪军和女友经过北京电视台附近时，发现栏杆旁蹲着一个20多岁的女孩，满头散发，不停地摇头。上前询问，才发现这个女孩喝了好多酒，一个劲傻笑，“我这样用不着你管，你算老几？”阚先生和女友将她扶回自己的住处，给她服下解酒药。

姑娘醒来，才知她姓张，是从河南驻马店来京打工的。今年3月结识了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卢某，不久他们就相恋了。可几天前，卢某说自己想换一部手机，需要4000多元钱，问张小姐有没有钱，张小姐于是就从自己的存折里取出了2000多元钱，给了男友。拿了钱后的卢某再也不见了，张小姐怎么呼他也不回电话，最后到了卢某的公司，却发现这个所谓的公司也早已蒸发。上当受骗的张小姐感到无脸再见亲友，想狂饮白酒醉死街头，没想到遇上好心人救她活命。

应该感谢这两位北京公民，他们的确是助人为乐的好人。但我不满意作者的写法。这篇报道的点睛之笔在于“是从河南驻马店来京打工的”这句话。本来这件事跟地域歧视没有任何关系，这么一来就有了关系。请看作者笔下的河南女孩“借酒浇愁愁更愁，醉倒街头得人救”、“满头散发”，“一个劲地傻笑”。这就是河南人的形象。其实我相信作者并没有故意伤害河南人。但这类报道太多了，无形中就等于告诉大家，河南人就是这个样子。

有人会说，许多类似的报道，主角是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等，为什么他们可以说，而河南人不可以说呢？这还是有差别的。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效果是不同的。无论全国的电视如何拿上海人开玩笑，都不足以令人对上海产生歧视。但对河南人就不同了。对一个弱势群体轻微的丑化，都足以严重损害其形象。百万富翁偷走饭店的银餐具，是好奇，是幽默，是个性，而一介平民偷走这些东西就是真正的偷窃。过去内地人剔牙是一种恶习，而广东人带来这个风习后，就成了一种正常的活动了。形式上的平等其实仍是不平等。在舆论宣传上，即使你“如实”地报道河南人的种种缺点，也会强化对河南人的丑化。而你无论如何报道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的不雅之举，都不会影响他们的形象。一富遮百丑！一个女孩如果在背后鄙夷她的女同事：“哼，找个河南乡巴佬。”那么其他的女孩听到一定会觉得找个河南人做丈夫是很没面子的。至于为什么，她不会去深究的，她只知道找个河南人是没有面子的事，这就够了。

当然，这些随大流的人，他们内心还是有深深的不平等的观念存在的，只是一开始并没有指向他们并不了解的河南人。当听了太多的关于河南人的“段子”，他们这种深深的歧视就本能聚集在河南人身上。

过去人们常常说，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我相信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从一件小事上不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也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盲从就是我们民族最令人不愿回忆的性格之一。因为盲从，我们曾经相信几年内就能“超英赶美”，共产主义马上就能实现，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盲从，我们居然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在受苦，结果自己瞎折腾了那么多年，什么都耽误了；因为盲从，我们自己内部斗来斗去，既伤害了感情，又什么也没有得着。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我危言耸听：只不过开句玩笑吗，何必小题大作呢？你们河南人真农民！这么说是不对的。没有傻瓜就没有骗子。一个人盲从确实不是多大的事，很多人都盲从事情就麻烦了。众人盲从作出的事，危害甚至比个别人恶意作出的事危害更大。当年汪精卫投降日本，那么多的军政人员相从。这里当然有许多铁杆汉奸，但也有众多的盲从者。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头脑，既然“汪先生”跟日本人合作了，也就稀里糊涂跟着走了。真正有意低毁河南人的相信不占多数，正是因为盲从的人太多，才形成了众多一致丑化河南人的现象。

一个盲从的民族，还是一个没有成熟的民族。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某些知识分子的心态

笔者一直怀疑，关于河南人的“段子”，有许多是知识分子的创作，因为许多段子都挺有“文采”，似非下里巴人所能为。假如果然是这样，其无聊如斯，令人无话可说。不过知识阶层其实没有太多的地域歧视。即使段子是他们编的，也多半是出于无聊，并不是真的歧视。

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哪位教授招研究生时声称：“坚决不收河南人。”我想着大概是因为知识阶层的人毕竟不同于民工，即使歧视也找不到多少“歧视点”吧，在知识分子这个圈子里，地域差异已经很小。笔者曾在高校学习了多年，同各系的研究生、博生、教授、博士生导师都有接触，好友中不少都是各大学的研究生或导师。给我的感觉是其实没有什么人当真歧视河南人。至少，无论男生女生，找对象的时候也都没有谁考虑对方是不是河南人这个问题。

但这并不是说知识阶层没有调侃河南人的现象存在。我曾经在不止一个场合听到教授、博导甚至院士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拿其中的河南人开开玩笑。不过知识阶层的调侃，更多的不是出于歧视，而是出于精神的空虚和生活的无聊。由于空虚和无聊，他们需要一个发泄的契机。但是他们这种善意调侃，一点都不让人觉得有趣，反而令人觉得失望。

让人失望的倒不是他们对河南人的调侃，因为这种调侃不含多少嘲笑的成分在内。在圈子里，他们理性地知道河南籍的同行们的学术水平并不低于自己，而在学术圈外，河南人根本就是距离他们很远的一群人。他们的生，他们的死，他们的幸福与不幸，都与自己无关。真正让人们感到失望的是他们在这种调侃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麻木不仁。

我一再重申，对河南人的丑化，实质上是现代社会存在的一种很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如果作为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都失去了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敏感，那么可以说就意味着社会的全面堕落。

中国目前的社会，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转轨的时代。旧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不断涌现。比如社会各阶层的贫富距离越来越大，地区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还有随着经济发展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些，许多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他们经常谈论某某某提前升了教授，谁谁谁在哪个著名刊物发表了论文，至于这些人的成果究竟有什么思想性，有什么学术价值或实用价值，他们并不关心。许多导师对学生津津乐道的是如何把一篇论文做得很好看，很规范，看起来好像很有分量，很有水平，要引用多少国外的材料。这些事情，说白了就是一些高级匠人的活。

王朔在《美人赠我蒙汗药》一书中说某位大师的学术既无新思想又无新方法，只是一些材料的堆砌。此言说得有些尖刻，但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大师尚且如此，“小师”就更不用说了。本来，提出新思想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求每个学者都有很独到的思想确实也不现实。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根本就不去想这些事。这就要命了。他们很少真正关心学问，更很少真正关心社会问题。当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没有传统学术皓首穷经的耐心，也没有“五四”知识分子关心劳动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他们只关心自己的荣誉和地位。比如什么时候评上教授，什么时候当上博导。如果某个人在某年要退休，那么一定争取在退休手续办理之前当上博导，以便退休之后还可以带一个博士——学术圈外的人可能不知道当上博导有多大意义，但圈子里对这一点是十分重视的。另外一些人则忙于制造一些文化快餐、文化“口红”之类的东西，拿所谓的“文化”来糊弄淳朴的百姓。

无论是按传统知识分子所遵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圣训，还是按“五四”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劳工神圣”的观念，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仅不应该津津乐道这些无聊的话题，而应该起来说话才是。现在的许多知识分子，只知道关心个人利益，对社会，对人生疾苦早已失去了热情。有人说这是成熟了，不错，对于个人来说，这也许是成熟了，至少可以安全地有保证地名利双收，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则可以说是堕落了。

总之，对河南人的所有的歧视、丑化，反映了我们民族心理中存在的那种深深的不平等的观念。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有许多过人之处，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但是我们的文化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不客气地说，传统的中国文化不是一种同情弱者的文化。“胜者王侯败者贼”，一句话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残忍的一面。鲁迅用“吃人”二字点出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虽然难免偏激，但确属真知灼见。中国民族性的这种缺陷，在鲁迅的《阿Q正传》里已经表现得入木三分。

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正是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最大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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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河南人怎么办——自尊自省、自信自强

丑化和歧视的“沙尘暴”在黄河中游的肆虐，可以带给中原人迷惘、伤痛与悲愤，但同时可以给河南人自省和激励。在曾为古今英雄“逐鹿之地”的河南，人们应该对事关荣辱与发展的“形象问题”作出深层次的思考。

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表面原因是河南出了许多造假、拐骗、无赖等事端，而其背后真正的原因，一方面是外界不健康的心态和异化了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就是河南本身的“贫困”和“落后”。

今天，要击退并消除对于河南人的丑化与歧视，树立河南人的良好形象，为这个“中国之中的中国”创造一个改革发展的好环境，为这些“中国人中的中国人”正名，的确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这个系统工程应该包括抨击丑化与歧视、展示“真河南人‘的形象、剖析查找自身的不足、自信而坚毅地走自己的发展之路。

一、向社会公理和人类良知郑重“举报”

不平则鸣，正如黄河在穿越山谷时的奔腾咆哮。

河南人面对甚嚣尘上的形形色色的丑化与歧视，整天去与人辩白和争吵固不足取，但河南人应当在此情况下丢掉一些传统的谦卑，旗帜鲜明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社会上“谎言说上千遍就成了真理”的现象有其现实危害性，“流言止于智者”，可如今大街上熙来攘往为利奔波的人们有几个刻意要做这样的智者？

在网上有人评说河南人：“河南的条件并不算差，可为什么老是受贬责，也是因为河南人不爱说，从不贬低别人，也不会为自己辩解。”

如果河南人一味地以隐忍的美德去面对这样的丑化与歧视，那么很多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看，说河南人坏，他们都没话说。”

河南人，快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个声音要表明：——河南近几年是出了一些影响形象的事，但这些“造假”、“欺骗”、“无赖”等绝对不是河南的全部，更不是河南的代表。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也应该是任何一个不带偏见和稍具社会常识的人都应有的共识。

这个声音还要表明：——偏见、丑化与歧视是人类最原始、最丑恶、最具社会杀伤力的劣习。

——对河南人的丑化与歧视是影响河南乃至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危险信号，它绝不是“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冲突，更不是高尚人与低俗人的矛盾，而是一些人在经济飞速发展背景下，价值观出现扭曲、变态的体现。

这个声音更要表明：——“金钱至上”、“有钱就是高贵”、“老实等于笨蛋”、“贫穷即是卑贱”是这种丑化与歧视的理论基础。在经济、观念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也许应该时常品味“没有卑贱的职业，只有卑贱的人”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意蕴。

河南信阳一位笔名为尧青的青年在网上撰文认为，大部分外出打工的河南人宽厚、善良、吃苦、坚韧。缺点是因为穷，不大讲卫生；因为善良，不大会做生意，有些市场都被精明的南方人占领了。他们只好到处打工，干最重、最脏的活，拿最少的工资。当然，害群之马是有的，可是这也不是河南所独有。

中国人没有南北之分。我们都是一祖同宗的炎黄后代，我们的秉性之中都蕴藏着祖先留给我们的宽容、淳厚等优秀善良的品质，也正是这些优于其他民族的品质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能续写着5000多年的文明。既然知道还是一家人，我们为什么还要指着自己的兄弟姐妹破口大骂、而不是看看人家的长处？至少也要给人家一个机会让人家自己证明一下吧？有偏见的人自己最好不要冒失地随便地指责别人。

社会愈发展，经济愈繁荣，人们崇尚的愈应该是尊严、平等和尊重。我们为什么不伸出森林般的手，向正义的舆论、向社会的公理、向人类的良知提出郑重的“举报”［奇+書网-QＩＳuu.cＯm］，唤起社会的关注与讨论，让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出更加繁茂的爱与善、真与美，让丑化与歧视的野草在萧萧寒风中枯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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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河南人怎么办——自尊自省、自信自强

二、推出河南真正的“形象大使”

20年来河南的变化已是地覆天翻，为什么外界仍以西方人看待黑非洲般的眼光看待河南？

河南的经济总量居全国第五，位居中西部地区之首，为什么没有几个省外的人知道？

河南的粮食产量居全国第一，为什么人们总以“逃荒”。“饥民”来看待河南人？

河南是全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郑州商品交易所是中国最大的粮食批发市场和首家规范化的粮食期货市场，被誉为“中国第一市”。为什么外地人知道和传奇#書*網收集整理说的都是河南的“假货”和“奸商”？

河南拥有全国第一的地上文物和第二的地下文物，可“蜚声海内外”的却是成群的“盗墓贼”和用于盗墓的“洛阳铲”？

河南有大片的森林公园、旅游景观，有少林寺、白马寺。相国寺，有嵩山、石人山、鸡公山，可为什么外地人总视河南人为“穷山恶水”出的“刁民”？

为什么？为什么？

太多的“为什么”使外地人不解，更使河南人不解。难道果然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们说一些外地人眼中的河南是一个荒诞的、被扭曲的世界，那么，真正的河南人是什么样的形象？

今天河南真正的形象没有崭露出来——黑旋风李逵躲在水泊梁山，蠢贼李鬼自然就是江湖中的“英雄形象”了。

看看河南的邻居，一个打虎英雄武松和一个“卖马”的秦琼“成就”了山东人的美名。山东快书并不比河南豫剧更有魁力，但通过他们的传唱，勇武豪爽、忠孝节义成了山东人的化身。而反观河南，三步之内都能刨出秦砖汉瓦，能够代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现代社会精神的诸如武松、秦琼之类的好汉足以“车载斗量”，仅与河南南阳有着渊源的名人就有刘秀、张衡、张仲景、诸葛亮、范蠡等，为什么河南就找不出今天能够足以使其深入人心的“形象大使”？

笔者近日在网上看到一篇署名为秦全跃的文章《武松也是推销员》，诙谐有趣中颇能引人深思，现摘录于此：好人不见得全凑群在山东，坏人也未必都扎堆在河南。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存在左中右。山东如此，河南如此，中国如此，全世界都如此。

就像山东出过好汉秦琼、武松，河南也出过岳飞、杨靖宇。至于坏人嘛，兴你山东出过康生，也就许我河南养出个袁世凯。黄河东流去，我就不信山东那段水那么清，河南那段水就那么脏。但令人不安的是，人们只记住了山东出好汉比比皆是武松，河南出窃国大骗袁世凯一堆一堆。信不信由你，但凡跟人谈起山东，总是点头者多，一提到河南，顿刻就跟吃了摇头丸似的。

这怪谁？！您知道杨靖宇是河南人吗？您知道岳飞是河南人吗？您知道张衡、祖冲之都是河南人吗？八成一问三不知，能怪谁？全怪河南人不会推销自己，树牌坊村不过山东。事到今日，亡羊补牢都来不及，认倒霉去吧。有一段山东快书，名曰“武松打虎”，开门见山头一句就是“说一说山东好汉武二郎”。又有一则评书《秦琼卖马》，开篇第一句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卖马的故事。诸位记住了，不论卖马还是打虎，不论武松还是秦琼，惊堂木一拍铜铁板一打都咯咯咯的立地有声，山东！山东！”这定位绝对明确。久而久之传来传去，立马给人一种感觉，天下好汉尽出山东。通过民间艺术的表达方式，推销地域的特色及优势，山东人确实是一大发明。而且是从古到今，前仆后继，十几代人千百年来如一日，想方设法处心积虑让老百姓天天听，时时听，就是这样耳濡目染地连熏都给熏会了，闹得你想不听都不行。况且这几种民间艺术的表达方式不但朗朗上口，而且通俗易懂。到今天连小孩子都不除外，又有几个人不知道山东好汉秦叔宝，山东好汉武二。再看看河南人呢？就难免有些捉襟见肘了，至今还在苦守着岳飞、杨靖宇、张衡、祖冲之等孤苦伶仃、形影相吊呢。这就是河南的浪费。明明上述英雄好汉出河南，可到今天也未曾听到过这样的河南坠子、河南越调：祖冲之，圆周率。地动仪，数张衡。世界科学扬美名，河南英雄建奇功。同样你也未曾听到过这样的评书：话说河南有个大英雄，姓岳名飞，字鹏举，率领着国人共唱《满江红》，一举抗金兵。可见河南英雄真真正正出了不少，却都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与此同时又偏偏把骗子袁世凯留给了自己。难能可贵。

山东人就那么好汉？那么豪爽？那么英雄气概？只要有山东人跑到饭桌上，准得一个劲的那么秦琼，那么武松，不一会儿就让你感到山东人怎那么实在。那么河南人呢？一定不会使你端起酒杯就想起张衡、岳飞，撂下筷子就想起杨靖宇、吉鸿昌，这不公平。哪怕是山东人饮二两，那心眼藏一半露一半，河南人喝半斤，掏出心窝子让你看，你依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是山东人够汉子。河南人冤不冤？

有两个现代人不可比。一个是张艺谋，他导演的电影几乎让人忘掉了编剧。一个是王朔，他编剧的电影几乎让人们记不住导演。同样河南和山东也有两个不能比，一个是河南让人们忘掉了英雄，一个是山东让人们记住了好汉。

说到底这也是个市场营销的话题。做市场一定要打武松这个品牌，一定要树秦琼这个形象，才能放长线，钓大鱼。谁说武松死了几百年，用处不大其实不妨借尸还魂一把，千万别把他当神看。记住武松是个推销员，还在为发展山东作贡献。别忘了，人家连工资都不领，不容易！

这里论述的还仅仅是个历史名人的效应，上苍与历史赐与了河南无尽的秀美山川、历史遗迹、英雄墨客，河南人在这片黄土地上创造了和正在创造着足以自傲于世人的业绩，如果拿不出自己的“形象大使”，便真可以算是“暴珍天物”，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近万万父老乡亲。

河南的少林寺曾在80年代初因同名电影而风靡一时，可是后来呢？正面的宣传不多见，倒是出了个“海灯法师案”和全国各地到处流窜“化缘”的“假和尚”，又有了“不去少林寺终生遗憾，去了少林寺遗憾终生”的段子。造成这种现象有历史的原因，但今天的河南人有必要认真研究一番，如何去做有效的宣传，拿什么样的形象呈现在外人的面前。

河南的经济总量居全国第五，居中西部之首，为什么不能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在全国的媒体上“火一把”；河南的农业、能源、旅游资源、交通哪样不是名列前茅，可是很难成为外人关注的亮点；在高科技方面，李超研制的彩色巨型显示屏，被称为“中国第一屏”，王永民发明的计算机“五笔字型汉字编码方案”遐尔闻名……哪样不可以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里说道说道；在言必称股市、期货的市场经济的今天，“中国第一市”郑州粮食期货市场为什么就不能在中国中心部位熠熠发光……

专家在分析外界丑化河南人时认为，河南存在的问题，在别的省份同样存在。

河南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省际、人际交往的频繁，以前不出门的家丑成为“公丑”，而信息传播的现代化无疑也将河南人的缺陷放大，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我们反过来想想，为什么河南不能利用省际、人际交往的频繁，利用信息传播的现代化来把河南的真正形象宣传推广出去呢？

实事求是地讲，近年来河南无论从省里、地方，还是企业、民间，在宣传河南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无论在树立河南整体形象，还是宣传一个地区、一家企业、一种品牌上都下了不少功夫，花费了不少资金，把推介会开到了北京、深圳，甚至开到了港澳和海外，但一些地方的宣传仍缺少针对性、系统性和独特性，与时代紧密结合，带有全国性意义的典型没有宣传出去，河南独特的种种优势没有从形象上确立起来，而一般性的宣传，如“人民勤劳善良”、“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热情的河南人民欢迎您”等放之四海皆适用的毫无特色的宣传过多，因此效果与现实的要求相差很远。真正展示河南形象的工作仍是复杂而繁重的工作，任重道远，但亟须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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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河南人怎么办——自尊自省、自信自强

三、在自省中自信坚毅地前行

《国际歌》云：“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面对丑化与歧视，怨恨愤怒、自艾自怜都无济于事，找寻自身的因素，坦然、自信而又坚毅地走自己的发展之路，让古老的中原大地上高扬起勤劳、奋发、与时俱进的“中原精神”已成近千万黄河儿女的当务之急。

今天的河南人在外界寻求公正与理解的同时，正以河南人特有的宽厚与自省精神深思着被丑化与歧视的缘由。这种现象可喜可贺。

“形象问题”近年来受到了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1999年，省里要求把以村河南形象为宗旨的“热爱河南、增辉中原”活动，当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有效载体抓紧抓好，推动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我为河南添光彩，立足岗位作贡献”活动目前已在河南全省铺开。河南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河南形象，整个社会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河南形象建设。

2001年3月，在新闻界颇有名气的河南的《大河报》报道了河南汝南一位青年在京打工期间，因河南人“形象差”而遭受的种种冷遇和他向家乡父老发出的“河南人，要争气呀”的呼喊。

随后，《河南日报》等一些当地主要媒体，纷纷开辟专栏就“重塑河南形象”展开讨论，在省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形象”事关发展大局，信誉资源不能再遭损害，已成为全体河南人共同的心声。

不少河南人从本省的经济、社会、文化、地域等多种因素分析河南人形象受损原因。他们普遍认为，经济水平落后、现代化程度低、文化教育水平低是造成河南人整体文化素质低和外在形象差的主要原因。

学者韩宇宏说，其实河南人形象差的问题由来已久，历史上多次天灾人祸，给河南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河南人外出逃荒避难时大都是做苦力，从事的是比较低下的劳动，这便留下了河南人整体社会评价不高的“病根”。

另一位学者则指出，河南这个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具有透视传统文化和中国底层社会的标本意义。近一年来河南发生的许多新闻，引起了全国性的震撼。从焦作到洛阳的大火，从“郑百文”风波到“毒大米”事件，河南的新闻，成为中国的新闻。因此，聚焦中原，从某个角度说，也是在透视中国，透视传统和文化。许多现象发生在河南，但并非河南所独有。河南，是古老中原文明的象征，历史积淀的传统文化和观念的包袱很重，在相当一段时间又深受计划经济和“极左”思想的影响。河南要走上现代文明之路，比起不少沿海地区要花更大的力气。

河南人没有一味地指责外地人的不厚道，而是更多地将其视为一面镜子，剖析自身的不足与缺点。

新乡县文化局的杜菁雯给报社写来了一封厚厚的信，细致列举了近期以来新闻媒体有关河南的报道和评论，她认为河南人不能再听任自己的形象沦落下去，每个人都应该负起一个身为河南人的责任。

河南有专家认为，河南传统形象中的有些优良形象特征没有在新的环境下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有些优良形象特征在新的环境下劣质化、退化。例如河南人传统的“忠厚实在”，本应在新环境下发展成“讲信用”，进而延伸为产品质量好，形成品牌效应，最终发展为高“美誉度”和高“可信赖度”。但遗憾的是，这一传统却在一部分人身上劣质化，发展成“不讲信用”，进而延伸为产品造假。同时，有些不良形象特征没有在新的环境下得到改造和优化，反而得到强化和凸显。

很多河南人从多种角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省科技厅近日围绕重塑河南人形象展开了大讨论，他们认为，影响河南形象的主要原因：一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官僚作风败坏了河南形象；二是河南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不高，经济上、科技上仍属于欠发达省份。作为科技工作者，他们认为河南形象的“知识含量”必须加强。

郑州市的徐柳先生说，除了市民要加强自身修养和道德意识之外，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注意自己的形象问题，像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应学习其他省份加强自己的服务功能，而不是一味地只看重严管重罚。很多读者提出重塑河南人的形象问题应该引起政府部门及窗口行业的高度重视。

更多善良、淳厚的河南人则把目光放在了如何使河南摆脱贫困上，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去消除外界的丑化与歧视。在郑州，一位小学生的母亲说：“遇到不如意时不能先想是别人不好，是环境不好。其实，把自己的错误承认下来，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想想怎么改进，怎么避免也就是了。这样你就会进步，你就可以轻松许多。”

改变人们对河南人的印象归根结底还是靠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发展中大省，河南底子薄、基础差，由此带来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难免出现一些“污点”。一位文化界人士在讨论中建议，对在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还用发展的眼光来观察认知，用加快发展的思维方法来不断加以解决，这是重树河南形象的最基础性、最根本性的工作。毕竟，只有经济发展了，实力壮大了，许多该办的事才可能办好，许多“热点”才可能不“热”，许多矛盾和问题才可能迎刃而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扭转外界的偏见和误解，树立良好的河南形象，需要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氛围，形成合力，需要持之以恒地付出努力。无论是政府、单位，还是每一个河南人都需要竭尽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的工作，干好自己的事情，自重、自信、自立、自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处做起，实实在在行动起来。

“河南确实发生了一些恶性事件，但这并不是河南的全部。河南人不应自暴自弃，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应靠更好的发展来解决。他们说，河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之地，中原大地孕育过灿烂的文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勤劳勇敢，古代就有‘愚公移山’精神，在近现代这里又涌现了焦裕禄等一大批可歌可泣的人物。这些都是推动河南今后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块诞生过焦裕禄的土地，还有什么坎过不去呢？”

“每一位河南人都应该好好地思考一下，该怎样做才能担得起‘河南人’这个称谓。”

这，就是河南人忍辱负重下的自省与自律，这就是黄河人的宽广胸怀。

“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消除一些人对河南的偏见、丑化和歧视，关键问题还是自身的发展程度，河南已从“迷惘”、“沉思”走向了“沸腾”。

历史上背负着“物质贫穷”与“观念保守”的河南，在二十多年前终于和全国人民一起开始了“新长征”，有坎坷，有磨难，有挫折，但也有着憧憬、喜悦和自信，他们正在坚毅地前行。

河南有着20年来人民汗水浇铸的辉煌基础，这足以使他们自信：——经济总量已从1978年的全国第9位上升到1999年的第5位，位列中西部各省、市、区之首，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由4.5％提高到5.6％，进入了全国经济大省的行列。

——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总量由1978年的全国第四位上升至目前的第2位，粮食总产居全国第一位，棉花居全国第二位。

——工业经济目前达到全国第6位。一大批大中型企业如群星闪烁。中国（洛阳）一拖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拖拉机制造基地，河南莲花味精企业集团、中国神马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已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佼佼者。

——河南是中国内陆交通运输的重要枢纽。全省铁路通车里程3428公里，京广、陇海、京九等铁路干线纵横交错，新开通的从中国江苏连云港至荷兰鹿特丹港的亚欧大陆桥横穿全省。省会郑州位于京广、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的交汇处，是亚欧大陆桥东端最大的客货转运站。郑州东站是全国最大的集装箱中转站之一。

——河南省有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普通高校51所，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750多所，普通中学8200多所，有教师80万人。拥有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1600个，从事科技活动人员15.42万人。

——河南有大型商品批发市场25个，各类商品零售市场5000多个。省会郑州拥有粮食批发市场、建筑材料批发市场。煤炭交易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业机械交易市场等5个国家级批发市场。郑州商品交易所的“郑州价格”是全国粮油交易的指导价，也是世界粮油交易价格的重要参考价。

当然，今天的河南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旧比较落后，但他们不仅没有失落迎头赶上的信心，更没有失落迎接挑战的斗志。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河南人又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保持发展速度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农业基础地位更加巩固，二、三产业所占比重明显上升，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河南确立了新的发展目标，即要以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为方向，拓宽服务领域，积极发展社区服务业和金融、证券、保险、信息等现代服务业，改组改造传统服务业，努力提高其科技含量。努力开发各具特色的旅游资源，把旅游业发展成为新的支柱产业。

河南省的最高官员——中共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日前针对全省发展中的问题——也是外地人关注的问题提出要求：“要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信用经济的观念。”

“强化信用意识，严厉打击制假贩假、坑蒙拐骗、欺行霸市、敲诈勒索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企业和投资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改善河南的投资和发展环境，树立河南的良好形象。”

“我们必须保持头脑冷静，做到实事求是。过去我们吃过太多盲目、一哄而上的苦头。不能不顾当地实际，盲目贪大求洋，更不能看什么能给自己创造‘政绩’就上什么。”

无数次的洪荒和干旱，无数次的战乱和人祸，损毁了他们的家园，但并不能将他们的脊梁压弯。他们珍惜今天的风调雨顺，对新时代有着无限的期冀，他们在春天里躬身播种，在夏季里挥汗如雨，在秋天忙碌收获。自省而不自卑，宽人而严己——即使在遭受“丑化”和“歧视”寒流侵袭的时候。

“外人对河南人的丑化和歧视对我们的发展来说是一种刺激，但我们实现富裕繁荣却不仅仅是为了摆脱自身遭受丑化和歧视。”河南的一位官员曾对笔者说：“河南富了，中西部地区都富了，中华民族才算实现了真正的复兴——当然，那个时候地域上的丑化和歧视就会少了，或者根本就从中国绝迹了。”

这就是黄土的子孙——他们血脉的上游是滚滚黄河；这就是中原的儿女——他们身躯的骨架是巍巍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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