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二十年以后银城人怎么也无法认定六姑婆确切的死亡时间。邻居们说撬开屋门的时候那张雕花的檀木大床上躺着一具骷髅,苍蝇扑天盖地地朝门口抢着飞出来,黑黝黝的一片,几乎把人撞倒。人们说大概就是一九六七年夏天或秋天的事情。在这之前,六姑婆领养回家来的那个孩子之生和她的丈夫冬哥都已先后死了。“文化大革命”银城死的人太多,那时候没人注意谁是什么时间死的,反正六姑婆一家人死光了以后,在双牌坊这幢大宅院里,九思堂李家的人才算是一个也不剩了。然后人们就指着那一片空地说:原来那两座好看的石牌坊就立在那里,有两三层楼房那么高,是全银城最高、最大的石坊;石坊上边还刻了圣旨: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石坊后边是一棵五百年的老槐树,当年“古槐双坊”是银城八景里的第一景;这也都是“文化革命”那些年砸的砸了,砍的砍了。这些话人们不知说了多少遍,对党史办公室的人讲过,对地方志编写委员会的人讲过,也对银城市旅游局的人讲过。后来只有旅游局的人对这事感兴趣,就在那块空地上立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只写了六个字“古槐双坊旧址”。在啰啰嗦嗦地讲了上面那许多话之后,邻居们问李京生:

“要找的那个李紫痕是不是九思堂李家的人?”

李京生点点头。

“对头,就是六姑婆。我们只晓得六姑婆姓李,我们只喊她六姑婆,不晓得她还有这个名字。你同志也是旅游局的干部么?”

李京生摇摇头。

“是写党史、写地方志的?”

李京生又摇摇头:“六姑婆是我姑姑。”

邻居们警觉起来:“你是来收房子的么?”

李京生哭笑不得地又摇摇头。他转过脸去,看见了那块空地。空地上挤了一排小贩,小贩的货摊上摆满了红红绿绿春夏秋冬的衣服,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玩具,所有的人都在用银城的方言拼命地叫卖,李京生听着觉得像是在听唱歌。李京生发现这个城市里的年轻人都还穿着在别处早已过时的喇叭裤。这个城市里的年轻人穿着早已过时的喇叭裤,说一口如歌的乡音在街上走来走去。在这一片如歌的乡音中,李京生那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显得非常突出。他只要一张嘴,便会有许多惊异的眼光投过来,李京生即刻就陷入陌生的包围之中。没有人知道,许多年前,李京生在家里是听着这种如歌的乡音长大的。听他说话没有人会相信他是此地人,而且还是九思堂李家的人。他从一下火车,就淹没在这种陌生感当中,随着那一大股说家乡话的人流飘到大街上.明晃晃的太阳照着一座随山起伏高高低低的城市,照着一条穿城而过的平平常常的小河,河上有两座桥,一座旧的是石桥,一座新的是铁桥。这就是老家了。这就是从小在父母嘴里听了无数次,又在八姑的信里、电话里讲了许多遍的银城。如果不是父亲、母亲和姑姑讲了那么多次,他实在不能相信,这是一座曾经和自己的亲人有过千丝万缕联系的城市。他实在不能相信,这是叫八姑在电话里痛哭流涕的家乡。随着姑夫到了台湾的八姑。不知怎么又辗转到了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不知怎么在断绝了四十年的音讯之后,竟然通过家乡的“华侨办公室”,又找到了弟弟的孩子们。几次通信之后,八姑知道自己同辈的亲人一个个都死了,伤心欲绝的八姑在电话里对李京生哭着说:

娃儿.你一定要回银城看看,去看看我们的老屋,看看九思堂的双牌坊,再去坟上看看六姑……去了给我照些相片寄来。”

如果不是为了八姑,李京生不知道自己一生一世会不会跑到这样偏远的内地来。站在这座城市的大街上,连天上的太阳看上去也似乎都陌生了许多。小的时候李京生记得有一次母亲指着一张发黄的旧照片说:“这就是你八姑。”对那张照片李京生并没有留意。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才在那些批判、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上。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八姑的名字,才知道她叫李紫云,才知道姑夫是一个国民党的中将军官。父亲的所有罪名都和这两个人有关系。那时候李京生甚至有些怨恨八姑,怨恨这个远在万里之外,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灾难的姑姑。那时候李京生没有想到这个断绝音讯的姑姑,竟然会万里迢迢、远隔重洋的找到家乡来。在最初的十几封信中,李紫云每次都要夹进一些旧照片,并在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有她颤颤巍巍的批注:“早多年前仅此一张”,“大学读书时和你妈妈所照”,“这一张是我离开大陆最后一天在银城所照,背后的菊花亲手所植,走的那天我最后给它们浇水”,“在台北做校长时在门前所照”,“这一张是我走的路,上上下下十八年,前去上班。有点弯的地方是去学校,小桥流水的前方是去回家”,“山上小径,我爱此清流如家乡旧居”,“校外防空演习,我是主持人在办公室”,“姑夫葬礼,至今不忍再看”,“孤儿寡母的心境惟有天知”,“儿子赴美留学机场所照”,‘‘孙儿由我带到五岁”,“与孙儿同到美国”,“我的老人公寓”,“我的客厅”,“我的花与家乡类似”,“我的卧室”,“我的教堂,常在此祈祷天父,求天父助我能在临死之前与大陆亲人见一面”……一张张发黄的照片连缀起一个女人漂逝而去的一生。连缀起一些古老而又落套的故事。李京生看见它们,知道一个女人正把一生的岁月寄回到家乡来,寄回到亲人中来,可这个女人不会知道,她魂牵梦绕的那个家乡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了,就像一幅丢失多年的旧画,千辛万苦寻找回来的时候,抹去那么多思念之苦所造成的幻影,你突然会觉得要找的也许根本不是这幅画。

李京生打量着那块被小贩和花花绿绿的衣服挤满了的场地,心想,不知八姑看见这块空地,看见这块只写了六个字的木牌作何感想。李紫云所说的那个旧居早就变成了一个大杂院,一家紧挨一家的住户,一间紧挨一间的用竹篾临时搭起来的厨房,在堆放的杂物和晾晒的衣服的空隙中偶尔会露出一点残存的遗迹,或是一截斑驳的廊柱,或是一角残破的雕窗。凭着一堆连一堆的杂物,李京生依稀地辨认出一段残留的游廊。但游廊之侧并无波光水色,而是另外挤着几排新起的砖房,和一个很大的公共厕所,一股刺鼻的臭味就是从那儿传过来的。李京生拍了几张照片之后,灰心地收起了相机——何必非要打碎了八姑的思乡梦呢。

见他照相,刚才还热心介绍的邻居们越发的警惕起来,他们非常不放心李京生手里的那架卡卡乱响的机器。有人上前拉住李京生的胳膊:

“你同志到这里照相,房管局批准了没有?”

李京生有点纳闷:“什么房管局?”

“你同志听清楚些,我们是这里的老住户了,我们都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想要我们搬起走没得那样安逸的事情。”

“谁叫你们搬走……”

“你莫装糊涂,你看看那些新房子。上次房管局盖新房子的时候,就说是占了这里的地皮,要让这里的老住户些住新房子。龟儿子些房子盖好了,一间都没得我们的,我们都是三代四代地挤在一起。这一次想要我们搬起走就没得那样安逸,我们先到公证处去立了合同,拿了合同再说迁不迁!”

在一片七嘴八舌的嘈杂中李京生终于明白了这场误会,他一再解释自己不过是回老家看看,拍几张照片留个纪念,自己对这里的房子根本不感兴趣,也根本就不是来收房子的,这房子你们爱住多久就住多久,想怎么住就怎么住,一直到住塌了为止。说完了,李京生调头而去,忽然觉得一切都变得那么无聊乏味。

从那座拥挤不堪的大杂院又回到大门外的空地上的时候,李京生看见一辆漂亮的旅游车显眼地停在那面木牌的旁边。一群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被围在一大片黑头发的人群当中,抹了唇膏涂了眼影的导游小姐手持话筒不耐烦地驱赶着他们,左边的人群退下去。右边的人群又拥上来,导游小姐丧失了信心,索性转过身来不管了。导游小姐转过身来的时候,端出一副妩媚的职业笑容,然后举起话筒振振有辞地背诵着讲解词:

“各位现在所见到的,就是银城八景第一景:古槐双坊的旧址。这古槐双坊原来曾住着本城一个最古老的家族。这个家族可以说是这座城市里最早的居民和开拓者。根据族谱记载,这个家族最早有名可考的祖先叫李轶。李轶自称是中国春秋时期,最著名的哲学家老子李耳的第十二代子孙。汉朝王莽篡权,李轶辅佐光武帝刘秀平叛有功,东汉建武元年被刘秀封为固始侯。此后。李氏家族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绵延不断,经历了无数的朝代和战乱,最后定居在此地,开拓并建立了这座城市。居住在李氏旧宅内的最后一位李氏家族的后代,是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做李紫痕。李紫痕死于一九六七年夏天。本城地方志妇女运动史上记载:李紫痕是银城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在老外们对古老啧啧不止地赞叹中,导游小姐起劲地兜售着这座城市的种种的古老和种种的传说。李京生站在陌生的太阳下边,挤在一群陌生人中间无意中听到六姑的名字,和自己家族的历史。那种深深的陌生感再次袭上心头,李京生没有想到自己竟是在一次旅游活动中,与自己的亲人和家族相遇了。和他们相遇的时候,自己不过是许许多多不相干的旅游者中的一个。他想象不出来那位光武帝的功臣固始侯李轶是个什么模样,他也想象不出来李氏家族历尽艰辛繁衍生息两千年的历程是个什么模样。两千年当中不知有多少人死去,有多少人出生。面对两千年的时间,所有的想象都显得无力而苍白……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说了一口北京话的李京生,不能想象自己会在这块空地上遇到了两千年前的祖先。他再一次朝那块木牌看过去,木牌上清清楚楚的只写了六个字:

古槐双坊旧址

其实李京生此行还有另外的目的,他写了三年的那本《中国盐业发展史》快要完稿了,其中有些章节是与银城有关的,他早些年前就曾想来做实地考察。因此出发之前他曾给银城地方志编写委员会写信通知了行期,没想到一下火车竟有三位地方长官来迎接:党史办的郑副主任,侨办的林副主任,地方志编写委员会的刘副主任。李京生下了火车就被接到饭桌上。郑副主任说,李京生同志是银城地下党市委书记的儿子,希望能为‘‘银城党史汇编”写一份李乃之同志的小传。郑副主任说,特来欢迎侨属回乡,并告诉李京生,令外公白瑞德先生当年是银城财力第一雄厚的实业家,还是把机械开采井盐和盐业化工带到银城的第一人,市委领导希望京生同志能与海外亲人早日团聚,并希望京生同志能为银城人民做点好事,鼓励海外亲人回到家乡来投资兴办实业,当然也欢迎他们回家乡观光旅游。刘副主任说,曾在一些学术刊物上见过李京生所写的《中国盐业发展史》的某些章节,其中有关于银城盐业的论述,希望今后多多联系,为家乡地方志编写出些力气。然后三位副主任又告诉李京生,今天特意要他住在白园宾馆,这宾馆的前身,就是令外公白瑞德先生的宅邸。酒过三巡之后,刘副主任趁着酒兴告诉李京生,说起辈分来,我刘光弟还应当喊你堂舅,你的伯父李乃敬是我的舅公。刘副主任做完了自我介绍,当下就为舅舅第一次回家乡敬酒助兴。听这么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一口一个舅舅的叫着,李京生觉得浑身上下的不自在。那点先是在北京,后来又在火车上酝酿起来的回乡寻根的诗情,顿时荡然无存。只想快点办完事情快点走。

临来之前妻子就嘱咐:“你快去快回。大使馆不是让你再去看结果吗?别人去美国都急得像猴似的,你别在这磨磨蹭蹭的充大爷。”李京生不是“充大爷”,李京生是不愿意给妻子泼凉水。上次在领事处见了那张比冰棍还凉的脸之后,他就料想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吹了。现在人人都想出国,出国定居,出国留学,出国考察,最起码也要出国看看。研究所的同事朋友中间,像他这样一次洋荤也没开过的土包子,已经算是“稀有动物”了。于是,李京生也找来一本大学名册,挑了十几个学校分别写到纸条上,在桌子上摆成一个圆圈,然后把那支英雄牌圆珠笔横放在圆心上一拧,等到旋转停下来时,笔尖正指着赛姆·休斯敦大学。李京生就笑起来,好吧,就是它。在昏天黑地地弄了一年英语之后,“托福”居然考了五百九十分。几次联系之后,赛姆.休斯敦大学人文学院答应给百分之五十的奖学金。去大使馆领签证表格的那天,朋友们嘱咐他:千万别提你姑姑的事,咱们就是干干净净读硕士学位去了,只要那件事一露底你小子就算吹了——百分之百的移民倾向。记住朋友们的指点,李京生滴水不露的领了表,又填了表。可他只要一想起秀水东街美国领事处门前每天都有的那条长龙,就觉得灰心丧气。站在那条长龙里你才一清二楚地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看着一位位男士们衣冠楚楚地走进去,一脸尴尬地走出来;看着一位位女士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垂头丧气地走出来,李京生心里就涌起挡不住的难堪和羞愧。站在这条长龙里的人,每个人脸上都写了三个字:去美国!现在自己脸上也是这三个字。领事处铁栅栏门里边总站着几个全副武装的美国小伙子,海蓝的衬衣扎在裤子里,宽大的皮腰带上一副手铐,一支电警棍,还有一把大号的左轮手枪,和在录像片里看见的那些警探形象一模一样。看见这几个粗壮的小伙子,李京生就想:这就是美国,年轻,足实,没多少历史,谁都不怕,什么都想管管。在纽约港外面那尊举世闻名的自由女神像上刻着一首诗:

你们这些疲乏穷困的人,

你们这些蜂拥而来渴望自由空气的人,

你们这些被家园排挤出来的可怜人,

你们这些被暴风雨颠簸的人,

到我的怀里来吧:

我举起我的灯,在这金门之侧。

第一次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李京生曾被它的博大和仁慈深深地打动过。但这都是老皇历了,现在美国人对移民浪潮谈虎色变,这个大铁栅栏的作用,就是挡住外面这条长龙。李京生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终于被门卫叫进去。把表格递进去之后,他听见冷若冰霜的小姐用标准的台北国语说:“请过三个月再来。”李京生记不清自己好像是问了一句什么,那小姐沉下脸来:“我已经说过了。”说完立刻就转过脸去叫下一位,李京生只好闷着头走出来。走出来的时候就又看见了那条长龙,又想起自由女神的那些话,不由得一阵苦笑。笑完了又觉得自己太天真,就又想:这年头连美国人也不想学雷锋啦。可是李京生不知道如果人家不给签证,自己怎么向姑姑说。在越洋电话里每当老太太哭起来,李京生就说:姑姑你别哭,我正准备去美国,我们肯定会见面的。老太太就又哭:娃儿呀,姑姑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其实李京生明知道自己是在说谎,而且这谎话.已经说了三年了,可这个谎他不能不说,他宁愿住在老人公寓里的那个孤独的老太太死在对一线希望的等待之中。

满满的一瓶老窖大曲终于喝完了,李京生终于送走了三位喷云吐雾、格外热心的副主任,送走了客人的李京生终于可以一个人站在满院的浓绿之中。在北京早已是寒意逼人的深秋了,可这里还是一派夏日的葱茏。浓绿的林木之间露出一座洁白的哥特式楼房,李京生从衣兜里取出一张旧照片来,尽管照片是黑白的,而且已经旧得发黄了,但仍然可以分明地看出背景之中那一派茂盛的绿意,一个身穿白纱裙的少女坐在一架荡椅上,从那一片幽深的绿意中无邪地打量着照片外面的世界,打量着一九八七年秋天的风景。李京生希望能在这个庭院里找出挂荡椅的确切地点,可环视一周之后,他还是放弃了这种徒劳的努力。李京生想起十几年前的那个夏天,自己恍恍惚惚地扛着父亲的行李,随着抄家的人群走到汽车跟前。开车的那个司机姓黄,几乎每个周末都是他开着那辆“伏尔加”从城里送父亲回家,父亲经常留他在家里吃饭,要孩子们叫他黄叔叔。把行李放到汽车上自己站到一边去,看着父亲被人推到汽车里,接着汽车发动了。李京生无意中看见司机转过脸来,两个人的目光无可回避地碰到一起,不知为什么,那一刻自己竟鬼使神差的朝着他举起手来再见,司机尴尬地转过脸去的时候,车厢里爆发出一个女人无比快意无比尖刻的大笑。李京生顿时涨红了脸,像蜂蜇了似的放下手,然后死死盯着那只汗浸浸的手掌,恨不得一刀把它剁下来。当自己顶着烤人的太阳走回家的时候,看见母亲正坐在遍地的狼藉当中,手里握着这张照片痛哭不止……一九八七年秋天的风景在照片外面变成一片模糊的绿雾,绿雾退下去的时候,李京生再一次看见了绿树和芭蕉背后那座高雅洁白的楼房,不由就想,自己也许就不该回来,不该回到这么多永远无法追回的往事当中来。这一切对别人早就无关痛痒,这一切对自己也早就无比陌生。不惟自己那本《中国盐业发展史》中不会记载这一切,其实任何一本历史书也都不会记载这无法记载的一切。他甚至不能想象自己那个每天吵着要吃巧克力的女儿,有一天能理解,并能记住这曾经刻骨铭心化为自己生命的那许多纷繁的往事。有一次女儿举着一只红苹果问自己,“爸爸,我为什么没有爷爷奶奶?”“爷爷奶奶死了。…“怎么死的?”“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死的。”“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李京生突然停止了回答,当一件事情需要反复的解释和说明,当一件事情需要变成文字被写在纸上,才能记下来的时候,就像是把一个活人变成一张旧照片。

有汽车代步一转眼便来到白云山,转过山底的弯道,刘副主任说,就在这里。迈出车门,李京生第一眼就看见了浓绿之中矗立着的那座洁白的石坊,接着又在山腰间看见一派巍峨的庙宇。刘副主任指着路边一片浓密的竹林说:

“舅舅,你看,六姑婆就埋在竹林边边上。六姑婆死了就叫人连床一起在天井里烧了,那时候我还在公安局工作,烧的时候我在场。邻居们说冬哥和之生死了是六姑婆埋在这里的,就把六姑婆的骨灰也送来埋了,埋的时候我也在场。你看,最右边就是六姑婆,中间是冬哥,左边小些的坟是之生。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搞得正凶,没敢给六姑婆留下坟包包,只在地上埋了这块石板,那时候竹林还没得这样大。”

李京生问:“石板在哪儿?”

刘副主任走过去拨开一丛杂草,露出一块尺把高的青石板来,没有字,也没有任何雕刻过的痕迹,就是那种河谷里随处可见的石头。李京生对刘副主任说:“我想一个人在这呆一会儿。”

拍了照片,一个人对着那块青石板坐下来的时候,李京生又听到了啄木鸟敲打树干的声音,从山谷幽深的阴影中传过来。对于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六姑李京生几乎是一无所知。只记得小时候母亲讲过,说是为了让爸爸去读书,当姐姐的六姑就用香火烧了自己的脸,守在家中吃斋念佛。六姑的名字和她是地下党员这些事情,都是来到银城以后才知道的。八姑在越洋电话中提起六姑来就要哭,从那种哀绝的哭声里李京生猜想不出会有多少骨肉难舍的亲情,会有多少魂牵梦绕的往事。那一切都变成这么一块尺把高的石板,变成这一片茂盛的杂草,变成杂草后边这浓密如墙柔美如梦的深深的竹林。生与死的差别被一个目击者缩减得只剩下一句话——那时候竹林还没得这样大……那时候竹林还没得这样大……能够与死同在的只有这安宁的斜阳,萋萋的芳草,只有这一派幽深无底的寂静,和断断续续敲打着斜阳与寂静的啄木鸟的得得声。六姑不会想到,她死后会有这样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侄子来看她,这个侄子与她对面相坐的时候。带来了许多永远无法告诉她的亲人们的消息,和许多也是永远无法交给她的另一个女人的哭声……那一刻。李京生觉得自己在这一片安宁的寂静中是这么多余,这么唐突。

跟着刘副主任走过石坊的时候,李京生停下来仔细地打量着石坊上那两句淡泊平静的对联:去来之路何处有,生灭之门本原无。刘副主任告诉他,六姑婆一生吃斋念佛,来白云山的这条路她不知走了多少遍,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破四旧”的时候。红卫兵砸了她的瓷菩萨,又封了白云寺的山门,六姑婆才不再来进香了。刘副主任不愧是编写地方志的干部,一路走一路大摆龙门阵,讲起银城一件又一件的掌故。刘副主任说,舅舅,你莫小看了这白云山,当年姑姥爷杨楚雄师长,曾经以一个师的兵力固守银城,抵挡了联军两个师的敌人。就在白云山这段峡谷里设下伏兵,他只身一人深入敌军诈降,引诱敌兵进入峡谷,结果大获全胜,那时候这十几里的山沟里横尸盈谷。刘副主任感慨道,舅舅,你莫看那副对子写得那样安逸:去来之路何处有,生灭之门本原无。几千条尸体一下子给你摆在面前,凭你念多少经,点多少香,怕也是超度不走的。李京生回过头来朝山谷里望过去,他想象不出来几千条血肉横飞的尸体摆满山谷是一副什么景象,他甚至有些不大相信这个故事,八姑的丈夫竟然能一次在这山谷里杀死几千人么?这个死过几千人的山谷,怎么可能会这么安宁,这么寂静?刘副主任又兴致勃勃地说起来,我们银城的故事没得人来写,要写起来十几本书也写不完,舅舅。你来写吧,我保你有用不完的材料。李京生笑起来:

“你不是说了吗,念多少经,烧多少香也超度不了的,再写多少书又有什么用?”

这样说着,李京生心里却有一种难言的触动涌起来,他惊讶着自己这么容易就陷进了一种类似旅游者的心态。岁月悠悠,生死相替,难道一切都落在这看别人和被人看的循环之中么……

满目的斜阳和安宁之中,又响起来啄木鸟急促而又幽远的敲打树干的声音。

尾声

拿到签证,买了机票,匆匆忙忙地准备行装,一直到经过了海关检查,又转回身站在入口的栅栏后边,对着泪流满面的妻子和女儿招手的时候,李京生都还没有摆脱了那股虚假感。这都是真的吗?同事和朋友们都说你这家伙好运气!你是不是买通了大使馆的后门呀,快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吧。可这是真的。坐在波音747宽大的机舱里,在一阵发动机的轰鸣之中,李京生眼看着自己离开了陆地,眼看着北京变成一片积木搭成的密密麻麻的缩影。

为了让姑姑高兴,也为了让老太太有点心理准备,李京生一拿到机票先和她通了电话,接下来在旧金山和华盛顿,他又和老人通了两次话。在最后约定了时间之后,李京生要了一辆计程车,带上老人寄给他的所有的照片出发了。他想听听老人讲讲父亲母亲,讲讲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六姑。在一片白桦林的背后,在一片整洁得像地毯一样的草坪上,李京生看见了那座“我的老人公寓”。一座朴素的楼房在树林和草坪之间安静地站着。高速公路上的喧嚣都市的大厦和繁华,都被树林远远地隔断了,李京生甚至觉得这楼房安静得有些寂寞和孤独。姑姑那些所有的照片和哭声,就是从这座安静的楼房里远渡大洋传给自己的。一个远在中国腹地的小城里长大的女人,竟不可思议地漂泊到这个叫弗吉尼亚的地方。难言的激动和帐惘,在同一个太阳底下弥散在一片陌生的草地上,李京生悄悄地站在草坪上平静了片刻,而后轻轻推开了那扇玻璃的大门,一种陌生的气氛裹着一股香水的气味扑面而来。

推开姑姑的房门时,李京生看见老人的面前摆了一只闹钟,看来老人一直盯着它一分一秒地在等自己。姑姑抬起头来的一刹间,李京生觉得她比照片上的人要苍老许多,老人坐在一架铝制的助行器的后边,像个无助的孩子似的伸出双手来,话未出口老泪纵横:

“娃儿呀,姑姑怕是捱不到这一天了……”

所有原来预想的谨慎、克制,所有原来预想的话都被淹没在老人的哭嚎之中。

等到老人终于平静下来,李京生把带来的礼物一件件拿出来,又把一幅写了“苍天有眼”四个大字的中堂字幅,为老人挂在客厅的墙壁上。但是很快李京生就发现了姑姑的老年性痴呆症,她似乎只能对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所有以前的事情她都记不得,她甚至连自己的父亲的名字,也记不起了。李京生把那一叠旧照片拿出来请她过目,可老太太摆弄着它们,做过白内障手术的眼睛在两块厚厚的镜片背后呆缓疑惑地晃来晃去,仿佛在看着许多不相干的陌生人,嘴里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记不起了……一丁丁儿也记不起了……”说着说着又哭起来:“没得用场了……该死了……娃儿,姑姑现在只有一句话听得进,一切都会变成过去的……”

李京生终于放弃了努力,不忍心再看见老人这种徒劳的记忆挣扎,他把姑姑的一只手轻轻地握住,不再追问一句。等到安静下来,他才发现客厅里的电视机一直在无声地开着,色彩鲜艳的屏幕上正在播放广告:福特汽车,可口可乐,果汁饮料,婴儿尿布,领带皮鞋……变魔术似的一样接一样地拥挤着跑出来。电视机的背后是几乎占了整整一面墙壁的落地窗,窗外是那片正在落叶的桦树林,交错的枝权问显眼地高举着两个雀巢,柔和的夕阳中有几只乌鸦呀呀地呼唤着在枝头盘旋,闪光的翅膀上驮着许多古老而昏黄的故事。李京生忽然觉得这副情景是这么熟悉,仿佛从这面窗口走出去就是中国,就是那个自己不久刚刚去过的叫白云山的幽静的山谷。

可是那架闪闪烁烁的电视机,却分明告诉李京生,这是美国,美国正在那面色彩鲜艳的屏幕里变魔术似的展览着自己。忽然姑姑很兴奋地讲起话来,说是自己有个朋友是位老先生,说他晓得我很喜欢他,我也晓得他很喜欢我。李京生惟恐自己听错了话,赶忙叮问:

“姑姑,他是谁,常来看你吗?”

“来看我。可是他上次说错了话,我生气了,我不理他,他来了我也不理,我专门转过脸去不睬他,他晓得自己不对,也很不好意思。他要我打电话给他,我就打,告诉他我生气了……”

“姑姑,他到底是谁呀?”

老人看着电视说:“一会儿他就会来,每星期都是这个时间。”说完,又摆弄了一下那只闹钟。[奇书网 Www.qinkan.net]

李京生突然明白了姑姑在说什么,她分明是在讲一个专为老年人而设的电视节目,这架一直开着的电视是为了等那个节目主持人,这只闹钟也是为了这个节目摆在面前的。李京生几乎是不知所措地盯在姑姑恍惚的脸上,猛然觉得自己刚才那么多的激动和假设,那么多的中国人的浮想联翩,都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有点滑稽可笑,都被这架闪闪烁烁的电视机给骗了。那架电视机正乐不可支地看着自己,把果汁饮料,婴儿尿布,领带皮鞋,一股脑儿地朝自己扔过来。一会儿它还要为一个患老年痴呆症的老太太变出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先生。姑姑说:我晓得他很喜欢我,他也晓得我很喜欢他……姑姑不再和自己说话,紧紧地盯着那架电视机。像一个眼巴巴地等着糖果的孩子。接着,她拿起遥控板按了一下,电视机像一架什么突然发动的机器轰然震响起来。李京生慌忙走进了卫生间拧开水龙头,把冰凉的水撩到脸上,他不想让姑姑看见自己的泪水,他甚至不想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泪水。他想,这个被说了许多年,想了许多年的骨肉团聚该结束了。

三个月以后,疲惫不堪的李京生从他打工的那家黑猫快餐店回到学生宿舍时,在自己的信箱里拿出两封信,其中一封是半个月前他写给姑姑的,另外一封是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下边没有署名,只有两个缩写的字母。和一句类似公文式的话:

杨李紫云夫人已于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一日去世。特此通知。

李京生有些木然地把那句话读了两遍。他知道姑姑的儿子和孙子一直在躲着自己这个从大陆来的穷亲戚,他们一直躲着不跟他见面。李京生又把那句公文读了一遍,拿着明信片的手离鼻子很近,李京生闻到一股在洗碗池里泡出来的清洁剂和残汤剩饭混在一起的味道。那

股味道很难闻。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完成草稿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三日农历正月初十定稿于太原

后记

一 从冬天到冬天

别人写长篇是因为篇幅长,我不是,我写长篇是因为时间太长。一部不足二十万字的长篇,从冬天写到冬天,断断续续地花了一整年的时间。于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也被带进到小说里来,文字之间仿佛也有了四季的节奏和差别。但因为是从冬天开始,又是在

冬天结束的,小说结尾的时候我一直沉浸在寒冬之中.真冷,是那样一种心脾寒彻的冰冷……看着我的人物一个个的在笔下死去,看着我惨淡的故事在冬天的寒风中结束,难禁的悲哀深深地浸泡在时间的冷水之中……

我没有想到这场和祖先与亲人的对话竟是这么长。

我没有想到这场对话竟被安排在寒冷的冬天。

我没有想到当这场对话结束的时候,剩下的只有我自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假的。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真的。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属于每一个活着的和死去的中国人。

有人说:冬天既然来了,春天也就不会远了。可我的故事却是在冬天开始,又是在冬天结束的。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于家中

二 追逐白马

公元前三二五年——公元前二五O年有个叫公孙龙的赵国人,给世人出过一道难题,说是“白马非马”。公孙龙在世的时候,曾做过平原君赵胜的门客,深得平原君的厚爱。但作为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在中国历史上一向不大被人看重,连庄子也说他是“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但事实上,在公孙龙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时不时的要陷入在“白马非马”的尴尬之中。每当人们像猫一样咬着自己的尾巴旋转起来的时候,就会在那“魔圈”的外边听见公孙龙犀利诡谲的冷笑声。

白马非马。白马真的不是马?那红马、黑马呢?那到底什么才是马?我们不能问,再问下去就又会听到那个悠长的两千多年的冷笑声。

中国文人曾经在“西方”还是“中国”,“现代”还是“传统”之间旋转了一个多世纪。我们说这个文化不好,那个文化好。为此,我们锲而不舍。举出种种言之凿凿的论据,在对“好”文化的一百多年的追逐中,我们终于发现自己奔波在一条环形跑道上。这个发现有些令人尴尬。当我们汗流泱背气喘吁吁地相互打量的时候,就会听见有个人在笑,笑得犀利而又诡谲。

他一边笑,一边说:白马非马。

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这条环形跑道上,也跑着我们这弄文学的一群。大家的体力、姿势各异,穿戴着的衣帽鞋袜也各异,心里怀着的目标还是各异。但因为是弄文学的,就不免比别的奔跑者多了些舞文弄墨的姿态。多了些文人中惯有的争吵,多了些骚客间常见的互嘲。

争吵和嘲笑的中心,不外乎你弄的不是好文学,而我是;不外乎真正的文学或文学的革命自今日始,自本人足下始,而非自昨日,自他人足下始;不外乎老子今天第一,尔等小子们差矣!当大家这样争吵,这样嘲笑,这样排一论二的时候,都忘了那是一条环形跑道,大家都在这条环形跑道上指着对方说“尔非马也”。可当吵闹与喧嚣的热浪翻滚过去之后,在那条环形跑道的上空就会听见一声悠长而又犀利的冷笑。这笑声并非是对谁先谁后谁对谁错的裁判。

他一边笑,一边说:白马非马。

其实,冷静下来想一想,在这条环形的跑道上,原本就没有什么竞赛。有的只是我们自己和自己长短不一的影子。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那也只有一些依稀难辨的足迹,重重叠叠,模模糊糊,不分你我,无论先后。看着那足迹,我们只能知道,有许多人曾经走来,又有许多人曾经走去。

公孙龙说:白马非马。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午于家中

三 关于《旧址》的问答

——笔答梁丽芳教授①

1.是什么触动了你写这篇小说?

答:在回答问题之前我想先声明一点,小说家是写小说的,或者说是讲故事的;他的小说当然会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会和他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地位有关,更会和他的心理与性格的特征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特征决定了一些人可以成为作家,而另一些人则不能)。但是,小说毕竟是小说,它不是作者本人经历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对社会和历史的写真。不错。小说曾经有过相当长的写真和写实的历史,这种历史导致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使人们简单也是直接地到小说里来寻找作者的事件,社会的事件,历史的事件,而这些事件都必须是“真实”的才好,才有意思。这就好比有人看了《红楼梦》,一定要说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荣宁两府就是“江宁织造”的官府。依我看,用这种被动的“相信故事”的方法看小说,其实是对小说的取消,是对艺术的降格。有一次,我到西安的“半坡遗址”参观,那是一个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一些出土的陶器按照不同的时期顺序依次摆出来。你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陶罐上的鱼纹图案,从最开始的粗糙幼稚的模仿,慢慢发展到非常逼真的写实,然后又从写实慢慢发展成为抽象的几何图形,最后,是最简单最抽象的三角形。作为后来人,我们几乎肯定是无法猜测出.那些旋转飞舞千姿百态的几何图形,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代表着什么。但你还是被那些七八千年以前的图案所打动,你还是在这魔术般的变化面前叹为观止。而近万年前的“新石器时期”的人类,是不会有任何一种时髦或“先锋”的理论来做指导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凭着本能找到艺术的规律,并不妨碍他们在内容与形式之间自由地往来。并不妨碍他们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潇洒地转换。他们在近万年前就已经自由地运用过,深沉地体察过的规律,至今对我们依然至关重要。我们现代人完全没有理由妄自尊大,以为自己在一切方面都在“进化”、“进步”,以为现代人在一切方面理所当然的比祖先们深刻。这种想当然的自以为是,想当然的自高自大,说穿了是一种精神撒娇,是一种现代人的最普遍、最时髦也最可鄙的时代病。

我想,小说之所以被格外的要求“真实”,除了它自身的写实的历史而外,这还与小说是使用语言和文字构成的有着深刻的关系——这也是小说当年曾经得以广泛的传播,如今又被深深地束缚的最重要的原因。被最多人最广泛使用的语言文字,也就有着最多最普遍的戒

律。戒律有些是可以打破的,有些则不能。因为那些呈现出来的戒律并非只是一种戒律,而是人类这种生命形式的局限。尽管认识了这一点叫人悲从中来,但我们却永远无法摆脱它,这是人的宿命。

说了这些话,我的意思无非是想告诉大家,最好不要到我的小说里去寻找有关作者自己的真实,也最好不要去寻找有关历史和社会事件的事实。你最好只当是听了一个故事,如果这个故事能够触动了你的情怀,引起了你的翩翩浮想,如果这触动和浮想来得很深很长.那

就是我的大幸,那就证明我的小说或许还不错。

书归正传,现在我来回答问题。是什么触动了我写这篇小说的呢?很难说。因为这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讲清楚的。从大的方面说,是“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又由于这种经历带给我的对于人生,对于人,对于中国历史的体验。我之所以强调“文革”经历,是因为任何一个

人的体验,事实上都是被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所染了色的体验。这里的经历不仅仅是外在的、社会的、历史的和个人的经历,它更是内在的、心理的和情感的经历。从小的方面说,这部长篇小说是从我姑姑的一封信开始的。这个姑姑是一九四九年跟着姑夫去了台湾。在将近

四十年的时1.日]里,她和我们家断绝了音讯。当年,我的父亲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而我的姑夫是国民党的中将军官。知道了这些,也就大致会想到我的家庭在“文革”当中的遭遇。一句话,家破人亡。这些事情我不想再提。因为这封信,我平生第一次回到家乡,既是为姑姑拍一些家乡的照片,也是为回去看看父母的出生之地,看看自己的根。我的老家在四川自贡,是个盛产井盐和恐龙化石的历史名城。我的家族曾是这座城市里最有名的大家族。这次家乡之行,让我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在一回首之间,看到了千百年的历史,看到了许许

多多生命在这无理性的历史的浊流中的泯灭。可我那时只有感受,只有许多很深很难言说的感受。我只要一闭上眼.就会看见那条穿城而过的小河,看见那些破败不堪的旧屋旧院。我知道它们曾经有过往日的辉煌和衰败.知道我的许多亲人的生命就消耗在那些辉煌和衰败

之中。冰冷的时间无动于衷地把生命和情感变成化石,粗鄙的历史无动于衷地把人和人的种种努力变成废墟。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在明确无比地奋斗挣扎,为了这奋斗和挣扎他们或她们聚集了终生的理性和激情,到头来谁也不知道这理性和激情为什么全都变成了滔天的洪

水。面对着历史,人到底是什么?面对着时间,生命又到底是什么?这所有难以言说的一切,像一场从千百年前刮起的大风,把我裹挟而去。或许,那就叫思接千载吧,我浮想联翩,却又欲哭无泪。我忽然觉得这千百年来的一切,这生生死死的万千生命,都是我自己以血以肉亲身经历的,都是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现在回想起来,那难以言说的一切,成为了我小说的基本的内核。成为了我倾诉自己的动力。

2.这个李氏家族有没有原型?有没有你的家族的影子?  。

答:应当说有一点。但我已经说过了,小说里的李氏家族并非是我自己的家族史,我要写的不是一个家族,一个城市;我要写的是人,是生命,是中国。

3.这篇小说的总体构思是什么?

答:我写小说从来不列提纲,也很少把一切都想好了才写。写旧址>也没有提纲,也没有什么清楚的总体构思。只是自从回过家乡以后,就一直在心里想来想去的,想了七八年,又整整写了一年,才终于完成了它。写完以后,旧址>的第一位读者当然是我的妻子。我妻子蒋韵和我是同行,也是个作家。等她看完后,我就问她,你说这是一部社会批判的小说吗?不是。你说这是那种所谓“史诗”式的小说吗?不是。你说这里有英雄吗?没有。你说它是那种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写法吗?不是。我说,那好,那我的小说基本上算是成功了。

4.你对一九四九年以来大陆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怎样看?[奇书网 Www.qinkan.net]

答:这个问题早已经是一个怎样做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怎样想的问题了。自从“文革”结束以后,自从新时期文学以来,大陆的作家早已经纷纷抛弃了只写政治宣传品的历史,早已经开始走上各自真正的文学之路。在已经有了许多“先锋小说”的今天,再来讨论这个问

题,实在显得没有必要。还是让咱们继续讨论文学吧。

5.你是否受到博尔赫斯的叙述手法的影响(特别是他对时空的运用)?

答:博尔赫斯的作品我看得不多,因为我不懂外语.中国大陆只有一本(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我相信大陆的中国作家绝大多数都和我一样,因为翻译过来的只有这一本。但是博尔赫斯在中国的影响很大,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先锋小说”家效法的鼻祖。我虽然也喜

欢博尔赫斯,我也知道博尔赫斯在整个美洲和欧洲的巨大影响,但我还是觉得他过于的精致了,看他的作品眼睛里总是出现一只嘀嗒作响的表,而且是一只打开了后盖能够看见那么多亮晶晶的复杂齿轮的表。博尔赫斯在小说里多次提到中国,据说他晚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

到中国来,他对中国,对中国的老庄哲学深感兴趣。但我觉得,博尔赫斯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西方”作家。虽然他并不住在欧洲,虽然他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先驱和大师。只要对比一下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语言、宗教等等,你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血肉难分的血缘关

系。我想也正是这种文化上深刻的血缘关系,才使得拉丁美洲的文学很自然地在欧洲和北美引起了“爆炸”。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文学,无论作家、作品,还是数量和规模,都并不低于拉美的“爆炸”.但至今欧洲和北美人对其所知甚少。除去许多“时势”的偶然因素外,我想,更多的原因是东西方两大文化所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类智慧,这两大智慧的沟通和理解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登上一个台阶和登上一座高山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自然大不相同。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受到了博尔赫斯的影响。凭心而论,我对自己的《旧址》在形式上的努力并不满意。我总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在形式上走得更远一点。我总觉得没有把握好,我也许可以做得更彻底。离‘‘写实”更远,离寓言和“写意”更近。可惜我没有做好,如果再写一次,也许能做得好一些。但我认为形式绝不是一种外在的技术性的操作,形式应当是艺术家内心世界自然而真诚的流淌,在此,任何一点做作和生硬都是对作品和作者本人的埋葬。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太容易被“时髦”淹没的时代,我宁愿更相信自己的内心和感情。

6.你的女性人物塑造流露了你对她们的偏爱,为什么?

答:和男人相比,女人更少理性,更富于生命直觉和情感投入。做了母亲的女人尤其如此。但理性和情感相对于人很难说清它们孰优孰劣。男人、女人都是人。或者说男人和女人加在一起,才有一个相对来讲完整一些的人性。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偏爱女性人物,也许

下一次,我会写一个完全没有女人的小说。我还是希望能够写好它。

7.你写很多杀人和被杀的场面,想表达什么?李京生最后的出国除了与姑母见面而外,还有什么用意?

答:一部人类的历史,几乎可以看成是一部屠杀的历史。常常是这些人为了表达和贯彻这样的意志杀了那些人,过了一段时间,那些人为了表达和贯彻那样的意志又杀了这些人。到头来,历史却抛弃了所有属于人的所谓意志,让那些所有泯灭的生命显得孤苦而又荒谬。

我不知道杀人这种事情,是不是真的也是人性中永远摆脱不掉的本性。尽管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大道理都是和杀人作对的,可人类从来就没有消灭过屠杀,哪怕只消灭一天呢。我知道连这一天的希望也几乎是妄想,惟其如此,才深觉彻骨的悲凉。

我已经说过了,我的小说不想对社会是非做判断,也不想对历史是非做判断,不仅是不想,更是觉得不能。不相信任何判断。我的小说里是写了不少杀人的场面,我写了这些人杀了那些人,又写了那些人杀了这些人,我写了在这些以人血涂写的历史中的人的悲凉处境;我想或许在这处境的表达中,可以看见人,可以看见中国人精神和情感的历程。我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死了,他们并非是作为英雄而死的,他们只是在时间的长河里死在历史之中了。他们不这样死,也会那样死。只是这世世代代永无逃脱的死,这死的意义的世世代代的丧失让我深感人之为人的悲哀。

李京生没有死,李京生远离祖国和家乡所看到的,也还是亲人的丧失和死亡。他在接到那份姑母的死亡通知单之前,已经眼睁睁地看见了自己这个亲人的丧失。这“丧失”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比死亡来得还要彻底。我不知道我对李京生这个人物有什么明确的“用意”。

他也只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当中的一个,有所不同的是,在所有别人已有的悲哀之外,他更有一种离根的漂流之苦。他所丧失的,他所感受的,更是一个中国人面对世界时更为广意的丧失和感受。

一个作家写完了小说之后,再来给自己的人物做解释是件很拙劣的事情,他肯定是越说越糊涂,所以还是别说了。

8.你认为文学应当如何表现(中国的)历史?

答:这又是一个不宜于回答的问题。我想,有一万个作家,就有一万个表达历史的形式和方法。不过在这我倒是可以谈谈我对历史这两个字的理解。历史是什么?对历史最简单的界定就是:历史都是过去的事情。既然是过去的事情,我们就只有依靠记忆来留住它。不

管是把它刻在石碑上,还是写在书本上,还是存在电脑里,都是记忆方式的变种和扩大。尤其当你面对着图书馆的书山字海,面对着计算机不可限量的天文式的储存,你不能不对人类的记忆功能叹为观止。即便如此,人类所留下来的还仅仅是一部残缺不全缺章短页的历史。这并非人们不去记忆,而是人们根本就没有完全记忆历史的能力。最近,我看了几本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回忆录。对于“文化大革命”当中这完全相同的经历,每个人回想起来的时候,有的充满了青春的浪漫,有的一字一句都是控诉和批判,有的伤感满怀不堪回首。有的依然认为那是理想的英勇实践。因为我自己也是个知青,所以我才特别强烈地感觉到,同样一段历史,当它被人们记忆的时候,竟然是如此的千差万别黑白难辨。所以我不相信真的会有一个所谓统一的“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更不相信文学可以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历史。所以我不愿去做这徒劳的努力。我知道那个井底下的月亮无论怎样努力也是捞不上来的。因为我放弃了那个“真实”的历史,所以我便一意孤行地走进情感的历史,走进内心的历史。在其中,我徜佯徘徊.长歌当哭,我以我的文字组成我的小说,我又被我的文字组成血肉难分的真实的我。

行文至此,忽觉心事浩茫。深深感到,与陶潜先生“欲辨已忘言”的情怀绝然不同的文字操作者的苦衷。你的表达惟有求诸于文字,你的表达又不得不束缚于文字。这就是为文者的宿命。有时就想,陶渊明在“欲辨已忘言’’的境界中舍弃语言,曹雪芹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苦炼中穷尽语言,都是为了把那根束缚的缰绳扯到极点。他们各自在自己“舍弃”与“穷尽”的文字之旅中,走到了生命的极限,也表达了生命的极限。有他们在前面,既给后来者留下了路标,也给后来者留下了难以翻越的高山。但我们必须去翻越,我们只有去翻越,我们只有在艰苦的翻越中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才能留下自己生命的足迹。

忽然间,在你的询问之下写了这么多的话,到底是否真的把心底的感受全都表达了,亦或表达的是否全是“真”的?我不敢肯定。

——既如此又何必喋喋六千言?想想也真可笑。

就让我们先谈这么多吧,如果再不停止,这篇文章就会太长了。谢谢你对我的小说倾注了这么大的热情和关心。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于太原家中

①粱丽芳博士L缸long LeIlIlg.女,加拿大亚尔伯达大学Univermtyd Alber~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正在进行一项囊括百名作家的“中国当代作家及作品评介计划”,最近刚刚出版了(从红卫兵到作家)一书,书中对有代表性的“知青”作家做出评介并刊出采访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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