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大决战》

作者：孙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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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陈兵江南

　1

1937年7月7日。

日军在中国的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一部，在芦沟桥附近同中国军队驻守该地区的二十九军第37师219团一部发生激战。

顿时，日本军方一片按捺不住的狂欢，他们蓄谋已久的挑衅，终于惹得中国守军奋起自卫了。主战派们断言：中国政府和军队的生存不会超过三个月。

同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急电中央统帅部参谋总长：“鉴于华北局势，现命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机械化部队），独立混成第11旅团之主力以及航空部队之一部做好随时出动之准备。”

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致陆军部杉山陆相急电：“由于华北事件之爆发，已命第20师团之一部采取随时出动的态势。”

7月8日。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和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竟以满洲国武装部队首脑的身份发表所谓的声明：

兹因暴戾之中国第29军挑战，华北发生事端。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注视本事件之发展。

同日，关东军和驻朝鲜军首脑致电日中央统帅部，强烈要求日统帅部当机立断，痛下决心，以芦沟桥事变为契机，实现彻底征服中国之“雄国大业”。

7月10日上午11时，南京。

日本驻华大使会见中国政府外部长王宠惠，以咄咄逼人的口气通告日本政府对芦沟桥事变的态度和要求：第一，中国赔偿一切损失；第二，中国军队撤出芦沟桥、永定河地区；第三，惩办在芦沟桥自卫还击的中国军官长；第四，中国政府向日军赔礼道歉。

王外长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对日方的恫吓性通告，当即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反驳，并通告日方，中国政府和军队决不向侵略军低头，只要日军进攻，中国军队将坚决抵抗，直至彻底打败侵略者。

日本碰了一鼻子灰，于11周召开政府五相联络会议，紧接着又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断然向华北增派兵力，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同时决定，为了策应日军主力对华北的进攻，以海军一部兵力，在华中、华南方面担任牵制任务。

日军战略企图已十分明显：集中主力于华北大平原，首先击破第29军（约十万兵力）以解决华北问题，打开通往南方的门户，然后挥军南下打击中国军队之精锐中央军，摧毁中国的中央政权。

到7月中旬，日军已在华北集结兵力达五个师团，总计十万人以上，并配有数百架飞机和大量坦克战车。

蒋介石在全国人民抗击侵略、保卫国家高潮推动下，决心在北方同日军决战。7月9日，电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又令孙连仲第26路军北上河北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大战。

7月10日。蒋介石决定调集一百个师于华北第一线作战，另以八十个师的兵力为预备军。

7月13日。蒋电告宋哲元：“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7月16日。日军向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各部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然而由于武器装备太落后，无法有效阻止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在短短十几天之内，北平、天津相继失守。

华北前线守军吃紧的战报不断传到南京蒋介石的统帅部：守军各部伤亡极为惨重，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将军在战场上壮烈殉国。

蒋介石急令中央军精锐，汤恩伯将军的第13军和卫立煌将军的第14集团军等部驰援华北。

8月初。汤军突然出现在八达岭、南口一带，对正欲从北平地区南下作战的日军主力形成背后的威胁，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立即命令两个师团的兵力，攻击南口的汤恩伯军。

汤恩伯军战斗极为顽强，给敌以沉重打击。

卫立煌军已从保定附近穿过山地，向西北驰进，对进攻南口的日军左侧背发起猛攻，使敌陷入腹背受击状态。

日军为解救被围攻的部队，遂调集华北所有兵力增援南口。中国军队亦不断向南口方面增援。

南口地区的大战日夜进行着。

南京。

蒋介石为了避免南北两个方向作战，亦即防止日军在华东沿海进攻，分散和牵制中国军队北上决战的兵力。在芦沟桥事变发生时，他便决心以先发制人的手段，彻底消除国民政府“后院”之潜在威胁。为此，蒋介石向华中守军发出命令：

以迅雷不及腌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华中地区以非法所强占领之各据点实力扑灭之。

（一）国军于华北抗战初期，奇袭扫荡上海敌之潜势力，尔后则确实占领之。

（二）上海当轴应充实宪警之力量，俾能协助国军扫荡上海敌之潜势力。

由于日军事先从汉奸那儿获得了中国军队将以先发制人手段扫荡华中日军的情报，武汉以下长江中的日本海军舰艇部队和长江中、下游沿岸的部分海军陆战队，在中国军队“一扫”之前，偷偷逃至上海。

上海警备司令张治中将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为了扫除上海之敌，积极部署兵力。指派部队于8月9日主动挑起战事，于8月13日，与日海军陆战队展开大规模战斗。

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力在六千人以上，又加上第３舰队的舰艇部队和空军配合作战，致使张治中未能将上海之敌“一扫”而光，反而陷入了痛苦的拉锯战。

中国军队亦陷入了蒋介石力回避免的南北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

8月15日，庐山。

军政部政务次长陈诚接到蒋介石从南京发来的急电，令其速往南京，策定抗战方略。

陈诚时年39岁，身材短小，精明强干。他是蒋介石的浙江籍老乡，也是蒋的心腹干将。自从1924年他到黄埔军校担任上尉教育副官追随蒋介石以来，一直对蒋忠诚不贰。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兵谏，陈诚作为蒋的随行大员，也被扣留于西安。在生死未卜的那些日子里，陈诚决心与“领袖”同生共死，凛然对张学良宣布：“如果蒋委员长遇害，就早一点把我也枪毙了！”并竭力说服张学良不要杀害蒋介石，说：“你把老头子扣起来。那就把中国交给你，你有那个能耐把中国搞好？全国的军队能听从你的指挥去打日本？”……

是日，陈诚从庐山飞抵南京。

蒋介石问他对抗战计划有何意见。

所谓抗战计划，即《国民政府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乙两案）。该计划于1936年底，由参谋总长程潜上将主持制定，送蒋介石审定，蒋又叫陈诚认真研究。

陈诚认为该计划在敌情判断方面有十分精明正确之处。如：查敌国常备军，可以用于最前线之兵力约九十三师团十六旅团，二百万人左右。除去用于防御苏俄和受欧洲方面牵制，用于进攻我国的兵力最多只能使用三十至四十师团，即六十万至八十万人；敌因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有优势，并掌握绝对制海、制空权，故对我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等等。

但是，该作战计划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方面，都主张处处设防，御敌于国门之外。如甲案中的作战方针规定：我国军队以捍卫国土确保民族独立之自由，在山东半岛经海州——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迤南沿海岸，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黄河迤北地区，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

陈诚认为这不切合我国实际。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他说：“我国因军备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之准备，不宜实施速战速决，也断难取得速战速胜之效果。我国长处在于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布各地，具有长期抗战的条件。故我国对日本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在此项大方针下，对日作战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在抗战第一时期，我军对日军之攻势，仅作有限度之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斗力，保存我军主力。借以空间换取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早日阻止敌人的进攻，及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

陈诚的见解甚合蒋介石之意。在这以后的八年抗战中，持久战三阶段，后退、相持、大反攻；以空间换取时间等等口号都为蒋氏和国人的口头禅，并作为中国军队抗战的重要战略方针，予以实施。

接着蒋介石又说，原本只为扫除国府侧背潜在危险，不想上海之敌十分凶悍，不但不能扫除，反致我军陷入南北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事到如今，上海之战是继续打下去还是毅然撤出战斗，以倾全力于华北战场？

在坐的其他将领主张，鉴于华北战场的不断扩大，应立即停止上海战事。

陈诚早已成竹在胸，对蒋介石说：“上海方面的的仗绝非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必须打。怎样打，亦即大打还是小打的问题。”

蒋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陈诚说：“北方战场业已摆开。汤恩伯、卫立煌等部占领八达岭、南口一带，给南下之敌侧背插上一把利刃。日军肯定是要南下的，因此，南口重地是他们在所必夺。而我军亦在所必守。华北战事的扩大已无法避免。敌从华北而来最为忧虑，华北一马平川，千里太平原，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快速推进，速战速决。华北日军有关东军和驻朝鲜方面军作为后盾实力，调动方便，进出畅通，随时可集中优势兵力，长驱直入，若日军在华北得势，必以主力沿平汉路南下，直扑武汉。这样，我华中部队将被敌切断后路，既无险可守，又无路可退。华中我军则有被敌人一鼓而歼之的危险。”

蒋介石问道：“照你看来，应如何办。才能避免这一危机？”

陈诚说：“日军既然不肯放弃上海”，不如索性将计就计，扩大上海战事，把北方的日军吸引到南方来。我华中广大地区，江河纵横，水网泽国，机械化部队展开困难，敌之锋芒顿然锐挫，而我军则尽可发挥其优势。”

蒋介石阴沉着脸，在巨大的地图前凝视良久，突然两眼雪亮，激昂叫道：“打！上海的这个，一定打！”

陈诚道：“您若决心在上海大打，第一步必须尽快向上海增加兵力，要造成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歼上海之敌的态势，才能有效地吸引敌主力，将华北战场转移华中。”

蒋介石一拳头砸在地图上的“上海”处。“增兵，把精锐主力都调上去！”

2

8月20日。

蒋介石发布命令，实行全国总动员，政府转入战时体制，以大本营取代军委会。大本营最高首脑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由蒋介百担任。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其中上海、苏南、浙江为第三战区，由冯王祥将军任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淞户战场的浦东方面，由张发奎指挥；淞沪近郊方面，由张治中指挥；江防方面由陈诚指挥。

转瞬之间，由张治中负责的淞沪战场，一下扩大为战区，并迅速增加兵力达三十万人。

面对这一新的变化，一心想从华北向南推进的日军中央统帅部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发出为什么事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不再往华北增援，而在上海附近大量集结兵力的疑问。

当优势的中国军队对上海日军形成包围态势之后，天皇和日军统帅部都极为震怒，认为中国方面侮辱了帝国皇军。天皇通过近卫首相发表“膺惩中国军”的声明，十分恼怒地声称：中国方面如此轻侮帝国，帝国隐忍已达极限，决心采取断然措施，膺惩中国军，促使南京政府反省。

日本将向华北增兵改为向华中增兵，并将华北一部兵力转调华中作战。9月上旬，将驻扎于大连的天谷支队、台湾的重藤支队增调上海；9月中旬，又向上海增派第３、第9、第13、第101师团，以及野战重炮兵一个旅团，独立野战重炮兵一个联队，迫击炮兵一个大队和飞行团等部队。

至9月中旬，日军在上海的兵力达十万人以上，重炮三百多门，坦克战车二百多辆，飞机三百余架，大小舰只七十余艘，以陆海空军在上海与中国军队进行立体决战。

9月21日。

国民政府大本营发布命令，调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赴华北组建第六战区长官部，大本营大元帅蒋介石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指挥上海作战。

蒋介石再次向上海增加兵力，并将战区划分为左中右三个作战集团：

右翼作战军总司令：张发奎上将。指挥第8、第14两个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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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作战军总司令：朱绍良上将。指挥第9集团军和第17军团；

左翼作战军总司令：陈诚上将。指挥第15、第19两个集团军。

此时，淞沪战场中方已集结兵力达四十余万，几乎全为中央精锐部队。

为了更有效地吸引日军，蒋介石还在部下的劝告和陪同下经常出现在上海前线指挥督战。10月中旬的一天夜里，蒋介石带领第1预备军司令长官李宗仁、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去淞沪前线。列车行至苏州近郊，突遇几十架日机轰炸，满夭照明弹把夜空照耀如同白昼。列车成了敌机攻击的目标，机车紧急刹车成功，蒋介石等人赶紧下车，钻进站内，侥幸躲过了敌机才得以保全性命。可是，10月22日，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就没这种侥幸了。宋氏乘一辆小车赴上海前线慰劳将士，车行途中，一群黑乌鸦似的日本飞机飞临顶空，扫射轰炸，情形万分危险。司机加大油门想从浓浓的硝烟中冲出险区，不料车速太快，车身猛地蹦出公路，连打几个翻滚，只听轰隆一声巨响，车子在公路下搁了浅。宋美龄的肋骨被折断好几条，头、脸、身子被撞得血肉模糊，昏死过去。同车前往的澳人顾问端纳也受了重伤，动弹不得。

前线将士对敌仇深如海，誓同侵略军血战到底。许多部队在日军重炮、飞机的轰炸，坦克的冲击下，誓死寸土不让。许多阵地被敌人的炮火摧毁殆尽，他们就将战死的战友尸体垒成工事，与日军血战。

用武士道精神训练出来的日本皇军，不惜在危急时刻剖腹成仁。但当他们见了中国军从这惊人的守土血战精神，也无不为之惊恐失色。

日军在上海战场伤亡惨重，裹足不前。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上麻下吕）再次恼羞成怒地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政府侮日抗日之势愈加高涨，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向华中增加兵力，以对中国军队断然给予一大打击，声称只有彻底打击了华中中国军队的精锐主力，并使之丧失战斗意志，才能迫使中国政府放弃抗日政策等等。

日军统帅部认为由于中国军队主力在华中，如不予华中以重兵打击，则难望达到近卫之政府声明所提出的目的。决定将主战场由华北转到华中。

10月2日，增派独立野战重炮兵一个大队。

10月16日，由华北调上海独立攻城重炮兵两个大队、坦克一个大队、独立轻装甲车三个中队等部队。

10月初，日军统帅部下令编成第１０军，增援上海战场，令其在杭州湾北岸登陆。第10军所辖兵力为第6、第5师团（华北转调）、第18师团（满洲转调）、第114师团（国内新编），军直部队和兵站部队（华北转调），第1、第2后备步兵团（日本国内新编）。

10月中旬，海军新设第4舰队，负责向上海转运兵员。

11月7日，日军统帅部下令编成华中方面军、由松井大将充任方面军司令官，统辖侵华日军之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此时，华中日军兵力为两个军，陆军九个主力师团和其他直属特种部队，以及海军第三舰队、第四舰队和空军部分，共三十万兵力以上。而华北此时仅陆军两个军，7个师团的兵力。

为加强华中方面军统帅力量，日军参谋本部第三部长（土冢）田攻少将和武藤大佐转调华中方面军，分别担任参谋长及参谋副长。此二人曾积极主张向华中增兵，将主战场放在华中。

实际上日军统帅部完全为中国方面的计谋所制约在华中摆开了一副大决战的架势。只有到八年的苦战之后，他们才知道在战略布局上，把自己摆到了被动的一方。在这水乡泽国吃尽苦头而一败涂地。

11月20日。

日军在付出死伤六万余众的代价后占领了上海，接着又攻占了苏州等地，南京危在旦夕，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重庆。对此，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声明：

我们始终相信，暴力是不能打垮我们的。终有一天，

会由敌人制造的废墟中出现崭新的国家，只要地球存在，

这个国家就将继续存在。敌如进攻南京，我们就保卫南

京。敌如进攻四川，我们就保卫四川。“只要敌人继续侵

略，我们就继续抵抗、

敌人不懂得中国领土是不可征服的。

中国是毁灭不了的。在敌人侵害下，中国只要有一

处自由场所，国民政府将依然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存在！

南京的失陷当然是极痛苦悲壮的事，而且，也确实在相当一些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高层人士中充满着失败情绪，但是，在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有识之士看来，敌人攻占南京绝不意味着中国的失败。相反，日军倾其主力于华中，在战略上已经失败，“中国的抗战虽然艰难困苦，但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3

1938年1月。

蒋介石从庐山飞抵武汉。

半年来的抗战，中国军队的弱点已经明显暴露。严重的问题下在于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也不缺乏抗战热情和作战的勇敢，而是军纪涣散，令不行禁不止，各行其是。

上海会战，部队都打得壮烈勇敢。但是，当统帅部一下令撤退，数十万大军就像决了堤的洪水，竟相掉头就跑。国民政府军委会曾于1934年至1936年约两年半的时间，动用了4个师的兵。力，在上海——南京之间构筑了两道坚固的国防工事线，作为拱卫南京的外围防御线。1936年秋，蒋介石本人还亲自指挥部队进行防卫南京的实战演习。但是，这些多年苦心经营的防御阵地，却丝毫没起作用。11月9日，当蒋介石下令从上海撤退时，各路部队争先恐后夺路而逃。混乱中退至第一道防线阵地，部队尚未找到阵地与工事的位置，日军就追了来。于是，大批部队像被赶鸭子似地又向后大溃退。那个兵败如山倒的混乱局面，真使蒋介石这个大元帅痛心疾首，丢尽了脸面。

紧接着，传来南京撤退时的更加令人痛心的大混乱、大溃退。守城总司令唐生智下令撤退，守城部队、政府官员、者百姓在一片混乱中争相夺路，城门为之堵塞，拥挤踩死、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更使蒋介石气恼的是，当日军全力攻击南京时，南京外围的其他部队不但没有主动联络，策应南京会战，反而远远地退离

战区，以保存实力。

蒋介石在心里忿忿然骂道：真他娘的不像话，还是各自为政，保存实力。

这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将军从北边赶回武汉。他这来，是专向他的这位当大元帅的拜把义弟诉苦发牢骚的。一进门就声若洪钟的吼开了。

“他万福麟等部队，是由你这大元帅明令划归我六战区指挥的，可是，我用电报电话，无论怎样找，也找不到他们的军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这些人是故意躲着我，耍的是避开命令的花招，拒不服从指挥！你看看这成何体统？还抗什么日，打什么仗啦？”

蒋介石叫冯大哥坐下慢慢谈。冯仍站着，气呼呼地大声嚷：“还有啦，前方的队伍退到了沧州，又控制了很好的坚固阵地，我叫副司令官鹿钟麟带着我的命令到前方找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几个军、师长，命令他们分四路由右翼包抄敌人的后路和敌人的当腰。那一回，若他们按着我的命令去执行。一定给华北日军一个很严重的打击。

“过了两三天后，鹿钟麟才来向我报告，说只有一路把日本人打了一下，其余三路都没完成预定任务。李文田和黄维纲带着自己的队伍只走了五、六里路。五、六里路！你说气人不气人？他李文田还说，咱们就这点儿老本，拼完了还当什么军长司令？嗨！”

冯玉祥将军痛忿已极，他觉得把自己的者面子都丢尽了。败了！从北边大败而回！他挂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衔，战区司令长官职。可是，指挥不了自己多年栽培起来的老部下，简直丢人！

一贯以耍弄手腕，挑拨这个与那个的矛盾，以达到互相牵制，各个击破和分化瓦解对手见长的蒋介石，这会儿绝然没有对他的这位拜把子长兄的难堪处境幸灾乐祸。本来，当时把冯玉祥从三战区调任六战区，就是考虑到华北的部队，尽为冯的部下，叫他去统率其部下，阻止日军南下，这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了。哪知，这些坐地称王的大、小诸侯，竟然连者长官的帐也不买，使之坐失良机，造成华北我军的溃退。

蒋介石亲切地招呼冯老将军坐下。问道：“是怎么回事，详细谈谈。”

原来，冯玉祥奉命北上主持华北战事，宋哲元等华北部队均为冯的部下，指挥起来本应得心应手。当冯老将军精神抖擞，满怀信心赶赴华北时，已升为第1集团军总司令的抗日英雄宋哲元竟装病跑到泰山休养去了。第1集团军代理司令冯治安将军和属下军长、师长们，也都尽量避而不见。冯玉祥不能组织、统率部队，造成战区战线溃退，使冯处境极为被动。此时，蒋曾命令山东的韩复榘拨两个师给冯指挥。韩表面上答应蒋的命令，实际上一再拖延时间，就是不肯拨出自己的队伍。后来迫于恶化了的北方形势才勉强派曹福林的第29师，展书堂的第81师给冯，但这两个师也跟宋哲元的第1集团军一样，冯玉祥压根儿就调不动，事事都得听韩复榘的。

由于华北各部队贻误战机，日军乘机沿津浦路南犯。冯玉祥只得请求他的老部下韩复榘将拨出的那两个师开到德州一带待命，支撑已经垮掉的前方阵线。但韩一点油盐也不进，不肯支援。冯玉祥气得破口大骂，韩仍置之不理。此时，冯曾电告蒋介石指挥不动韩的那两个师。蒋及时电令韩移师增援。韩复榘仍置若罔闻。“

冯玉祥只得退守德州。

韩复榘反而在，此时下令保境安民，不准客军（败退下来的华北军）进入山东地盘，致使冯老将军陷入绝境。

这时，蒋介石电令冯玉祥和韩复榘趁日军在德州立足未稳，而主力又集中在山西的时候，协同反攻德州，并进击沧州，以牵制西线之敌。

冯王祥率领曹福林等部队自徒骇河一线向北反击，21日攻取德州、桑园，井一路挥师北进，直指沧州、马厂。正当第29、第81师乘胜追击日军之际，韩复榘突然打电话给展书堂，令其立即率军回撤，不准再向前推进，并限令该部在十小时内撤退到禹县。

韩复榘釜底抽薪，造成冯玉祥的反攻全线溃退。日军得此良机，真是绝处逢生，又分路压迫过来。冯玉祥遂由胜转败。

蒋介石坐在沙发里，脸色铁青地发愣。

冯玉祥说：“反对我个人是小事，但这样随随便便，不服从军令，今后这抗战还怎么抗哟！”

冯老将军摇摇头，长吁口气出门去了。

蒋介石内心翻江倒海般矛盾冲动，他深感这支数百万人的杂七杂八的军队复杂难办，早在1935年春，他就在武昌行营专门设立陆军整理处，由驻赣绥靖预备军总司令陈诚兼任处长，全权负责陆军整编事宜。计划将全国中央和地方军，分期分批进行统编统训，精简整顿。但是，由于整军直接涉及各地方军阀利益，遭到抵制。几年过去了，陆军的整理仍停留在口头上。后来。“七·七”事变突然爆发，整军也就停了下来，由中央给各地杂牌军一个统一的番号，令其开赴前线作战，就算是全国的军队统一了。

如四川军队，计有数十万之众。“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将其宣布为第七战区部队，由川军首领刘湘上将率领开赴前线。这支庞大的部队抗战保上的热情极高，奇$%^书*（网！&*$收集整理但装备实在太差劲，有的部队的训练距实战大有距离。因此，统帅部不得不将其整军整师地分别调到其他战区，与友军配合作战。一些将领认为这是分化瓦解川军，引起刘湘等人的不满，以致造成个别原本为爱国抗日的将领，为了私利而暗中串通，于当时的抗日大局于不顾，图谋反蒋。

蒋介石在屋子里踱步，眉字间暗藏可怕的杀机，心里发狠道：此一问题，如不尽早根除，在日军机械化部队疯狂冲击下，中国军队又将溃不成军，中国也就必败无疑了。

　4

1938年1月初。

山东省主席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率十几万大军不战而逃，几天之内，战略要地山东大半沦入敌手。山东门户洞开，致使第五战区侧翼受到敌人的威胁。

蒋介石得到这个报告，马上召集何应钦、白崇橹、陈诚等人商议，老蒋用简洁的语言，操着难听的浙江腔，分析了全国军队的混乱状况，力主严惩韩复榘这个撞到枪口上的大家伙，杀个鸡给猴子们看看，以便能赶快镇住这混乱溃败局面、扎稳全军阵脚。

幕僚们完全支持老蒋的意见。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于1月11日，以举行北方抗日将领会议之名，将韩复榘诱捕，押解至汉口。由何应钦等人组成高等军法会审团。1月22日，对韩进行了一次象征性的审讯，除审问他：不遵守命令，擅自撤退外，还追问了他“贩卖烟土”“收编山东民团枪支”，以及“你有两个老婆”为何还要娶日本女人”等事。

1月24日夜，韩复榘被判死刑后枪毙。

1月25日，中央通讯社发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决书：

被告韩复榘，不尽其守土职责及抵抗能事，对于本

会委员长先后电饬出师应援德州及进去沧州，牵制敌军

之命令，均不遵奉；复因敌军渡河，擅先放弃济南，撤

退泰安，委员长继令该被告坚守鲁南防地，又不奉命令，

节节后退。迄鲁西济宁，后敌军跟踪侵入，陷军事上重

大损失。……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韩复榘被枪毙后，几十年来仍时不时地成为热门话题。有的说韩之死，是蒋介石公仇私报，有的说韩罪有应得，有的说韩是个大汉奸、投降派……

韩复榘，字向方，1890年生于河北霸县东台山村一个小康之家。20岁时投奔冯玉祥部下当兵， 1910年11月升为队官。十六年后升为军长。

韩复榘跟随冯玉祥这些年来，连年征战，作战勇敢，战功显赫，深得冯之赏识。韩与石友三、孙良诚等人并称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1928年4月，韩复榘奉冯玉祥之命，率领所部三个师和骑兵，炮兵、坦克车队，从河南向河北的徐口、曲沟集方面的奉军进攻，史称二次北伐，在极艰难的情况下，韩军一路猛冲猛杀，于当年6月6日首先进抵北京南苑，从二次北伐出师至抵京，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韩复榘当时被誉为“飞将军”。

1929年5月中旬，冯玉祥举兵反蒋。韩复榘不但不参加，反而把冯的部将石友三等人也拉过来，拥蒋倒冯。蒋介石对韩交口称赞，给予信任重用。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亲妮地称他为“常胜将军”。

1930年5月，蒋介石调韩到山东任省主席。这期间，连续爆发冯玉祥、阎锡山、石友三等人的反蒋大战。韩都没跟着“起哄”，始终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

蒋介石对这位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山东省主席，更加信任，处处给予方便，列为亲信。

韩复榘对日本侵略者并不客气。

日本人想在胶济路侧开采矿藏。要这位山东省的土皇帝在合同上签字。韩复榘一想，这他妈的是出卖主权，坚决不干。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花谷，以请客设宴为名，安排美人计，欲引诱韩上钩。

韩接到日本人的请柬，知道此去必然不妙，行前对部下如此这般耳语一番，授以锦羹妙计。

是日夜里，明月高挂，晚凤习习，韩复榘在日本领事馆的宴席上，被几个如花似玉的日本女人左一杯，右一杯地灌了不少酒。韩复榘毫不在乎，酒照喝，情照调，荤的素的见得多了，还在乎你日本人的小计谋，只是酒醉心明白，卖国的事不干，其他什么都敢干。

花谷见他已醉眼朦胧，认为时机成熟，拿出合同要韩签字。正在此时，韩的一位部下冲了进来，大叫韩主席快回府，南京来了十万火急的电报。架着假装醉酒的韩复榘就跑。

气得花谷把地皮跺得山响。

韩复榘常常得意地对省府的厅长们说：“对小日本不要软。”

日本吞并山东的欲望越来越高，加紧对韩复榘的引诱和离间活动。1935年11月，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飞济晤韩，邀请他参加冀察鲁自治的活动；1936年3月，日本第12师团留守师团长土肥源赴济晤韩，诱其搞山东自治；同年6月，日本驻济南领事馆邀请韩赴宴，要他表态参加华北自治运动；（9月，日本国驻华大使又到济南与韩会晤，挑拨韩与蒋介石公开分手。）

无论日本人怎么引诱挑拨，韩复榘自有主张；投靠日本人当儿皇帝，哪有他现在独霸一方，当土皇帝自在，而且当了汉奸要遭国人唾骂。日本人的所有工作，都算白做了。

但是，对日本领事馆的宴会，他是不能不去大吃一顿的。赴宴前，照例给部下如此这般授以锦囊妙计一道，然后才在裤腰带上别一支短火儿，昂首挺胸朝日本领事馆走去，他的屁股后头还整整齐齐跟着上百名荷枪实弹的卫队。

花谷等人见韩杀气腾腾而来，心里已有几分火气，强压着先是百般逢迎，屈意恭维。接着又叫日本女人殷勤敬酒。见他杀气消散，酒酣意浓时，花谷才挤到他身边坐下，附着韩复榘耳门悄声说：“华北自治政府即将组成，本政府的意思是，请山东也参加自治，由韩主席出任华北自治政府首脑。”

韩复榘一闻此言。勃然大怒，将酒杯朝地上“砰”地一摔，破口大骂道：什么自治，这是他娘的强奸！明话讲了吧，让老子当汉奸，没门！”

花谷等人惊得目瞪口呆，老半天回不过神来。

韩复榘把大手一划，对卫队命令道：“走！”

领事馆的人挡住去路。

韩复榘两手又腰，冷笑道：“这里是山东地盘，不是华北，也不最满洲，本主席手里有权有枪。谁要惹得老子上了火，别怪我不客气！”

花谷恼羞成怒，气得脸色铁青，正待发作，突然，一个门卫跑进来报告，中国炮队把领事馆包围了，就要朝里边打炮啦！

花谷吃了一惊。赶紧跑到楼上一看，好家伙！只见领事馆院外的马路上架着一杆杆大炮，一个个黑洞洞的炮口正对着里边，炮队那边，尖啸的哨子声，铿锵的金属碰击声，震得人心发怵。

花谷没想到这个没“教养”的土皇帝，竟如此不懂规矩，如此野蛮无礼，怎么办，再把他搞毛了，那一杆杆大炮真的朝里轰，领馆的人不都成了肉泥！

花谷只得强压怒火，点头哈腰地假意向韩复榘赔礼道歉。

姓韩的才不吃那一套，在卫兵的簇拥下拂袖而去。

韩复榘对日本人采取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表现在各个方面：1937年2月，他对中央代表何思源说：“我决不会跟日本人搞在一块。”在一次对山东《民国日报》等9家报社社长谈话时，他火曝爆地宣称：“如果有谁想压迫山东，我山东亦不示弱。”日本驻济南领事馆以山东省中学课本中有反日言论，向韩递交《关于山东教育的抗议书》，韩根本不买帐，对教育厅长说：“不要理睬他！”

在这期间，韩复榘对日商的走私活动进行严格稽查，并对那些热心自治的人表示厌恶和愤慨。

韩复榘对日作战消极，是从芦沟桥事变以后一段时间才开始的。

有人认为韩对日作战消极是1937年8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答应调一个炮兵旅给他用，后又被蒋介石把这个旅调去守南京。于是，他认为这是老蒋牺牲山东，便不想守山东了。

实际上，韩复榘的消极情绪是另外一个原因引起的。

蒋介石对这位“常胜将军”历来采取关怀信任和给予实惠的手段，在全国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中，韩是始终靠近蒋的一个。因此长期以来，蒋介石对韩提出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尤恐照顾不周，引起韩复榘离心离德。

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蒋还特地派人找韩，传话，“只要韩跟着中央走，到哪儿就把哪儿军政大权交给他。”

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大本营同时颁发了四个作战指导方案的训令。在其中第一号训令中，宣布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第五战区，即苏北（长江以北）及鲁省。这一战区的“战争指导方案”为：“对敌强行登陆之作战”、“以确保我国军南北两战场作战连系之中枢。”

显然，该战区作战的重点在山东。

由于该战区战略地位重要，训令中宣布：“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大元帅兼（即蒋介石）；副司令长官：韩复榘。”

而当时的李宗仁才被委任为预备军司令官，可见蒋对韩的信任。韩也以此喜形于色，对日本人持强硬态度。可是，没过多久，（1937年10月12日），蒋介石因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一头扎进上海战事之中，宣布不再兼任五战区长官了。在韩看来，无论从实力上还是从五战区的战略地位上讲，五战区的司令长官都非他韩复榘莫属。但是，蒋介石却突然宣布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韩仍为副司令。这下韩就毛了。韩复榘不服李宗仁，怨气都发在蒋介石身上。在他看来，他多年紧跟蒋介石，到头来还不如反蒋的人吃香，（李宗仁曾发动过反蒋大战）。

于是，韩就对蒋耍开了明顶暗抗的手腕。你蒋介石下令调山东部队去华北抗日，他偏抗着不给，实在犟不过去就给出两个师，但在节骨眼上，他又下令撤回来；

蒋介石令山东部队确保山东战略要地，姓韩的偏不守。把十多万大军连同省府机关，统统往豫西鄂北搬；

蒋介石责怪韩复榘失了济南，他就反咬蒋失了南京；

蒋介石指责他守土不力，他就说五战区本来就是李宗仁的事。

韩复榘想：反正我没搞日伪政权，没留在山东当汉奸。我手下有十多万强悍的山东大汉兵，小日本鬼子算个逑，你若把李宗仁弄走，本主席一声令下，反攻山东，收复河山，轻而易举，

韩复榘为何被杀？

原因正如两百多年前，一个穿着破烂长衫，脑后拖条肥硕长辫子的中年人，在那破败的庭院里拈须吟唱过的诗句一样：

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

5

1937年12月13日。

南京失陷之后，战胜的气氛笼罩了日本军方和内阁，他们认为日军通过速战速决，已经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已经战败。于是，他们摆出一副战胜者的姿态，等着国民政府去向大日本帝国政府表示乞和投降。

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

12月21日，这些傲慢的“战胜者”实在有点耐不住了。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请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出面充当说客，向中国政府转达帝国政府提出的基本条件。中方如全部承认，则以此为讲和条件。

日方提出的条件是：

（一）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向日本乞和；

（二）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

（三）华北、华中及内蒙设立非武装地带，但日军根据需要，可以在非武装地带自由驻军；［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四）华北、上海由中日共管；

（五）中国应偿付日本所要求之赔偿。

陶德曼大使看过这些条件，两肩一耸，大摇其头，认为这样的条件太过份了，“估计中国方面接受的希望甚微。”

然而，蒋介石尽管也在此期间表示愿和谈的意思，但却无论们何也不敢背着人民答应这样的条件。

1938年1月11日。

天皇对大臣们说：“如果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再以该政府为解决事变之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并与之签订调整两国邦交之协定。日本将协助新生中国之建设。”

天皇还指示：日本对拒不投降的国民政府将采取措施使之毁灭或纳入由日本扶持的新政权之下。

事实上，在这之前，他们已于1937年12月1日，在内蒙搞了一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又于12月14日，在北平搞了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又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持政府。

日军在华北、上海的进攻以及南京的失陷，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美、英等国在长江中、下游范围的实际利益，因此，此时美、英也转而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抗战。正是在这种情况和中国人民抗日高潮的进一步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下与日谈和的企望，不顾日方的恫吓威逼，调兵遣将，部署抗战事宜。

日本政府认为“由于不能忍受中国方面的态度”。于1月16日，由近卫首相发表政府声明：

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给予中国国民政府最后反省机会已及于今日。然而，国民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策动抗战。

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之调整两国邦交，协助新中国之建设。

蒋介石对日本的政府声明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以同样强硬的态度回答日方：宣布召回驻日本的大使，关闭大使馆，同日本断绝外交关系。

这一手出乎日本意料，也于1月20日赶紧召回日本驻中国大使。

此时，两国之间，都唯恐自己态度不够强硬。断交，处于实际战争状态。仗，尽管打。大打大陪，小打小陪。但是，谁也不去首先履行那纸宣战的公文。

近卫首相向全世界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还要另外扶持新生中国政权，这大大刺激了蒋介石的自尊心，毅然辞去所兼行政院长等行政官职，宣布从今以后，专门率军打仗，与日本侵略军作战。

6

　日本近卫内阁认为，蒋介石要坚持长期抗战，主要依靠外国支援，在近卫首相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同时，还制定了“国际施策”。其核心内容是：破坏第三国对蒋的支援，使各国外交使团脱离中华民国政府。特别要作好法、英、意、德，捷克等国的外交工作，使其停止从物质和道义上援蒋。

在希特勒德国及其伙伴意大利的全球战略中，远东是其重要一环。因此，他们既同日本又同中国建立比较密切的军事关系。特别是德国，大批的德军顾问，从1928年起就一直在蒋介石的军中供职。在许多部队中，德军顾问配到了营一级的单位，德国曾卖给蒋介石数量可观的枪械，以及飞机、坦克、装甲车这些现代化的军事装备。

日本外相广田为了破坏德、中关系，抓住希特勒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之仇这一特点，到德国大肆游说，指责蒋介石政权跟斯大林打得火热，在希特勒的耳边吹“中国逐步接近共产党”；“国民政权将陷入共产党的谋略中”；“蒋介石的抗日行为是受了斯大体俄国的唆使；抗日路线是建立在容共、联共的基础上，是苏共的帮凶等等。

经广田外相这一出色外交挑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中国抗战的看法有了明显转变，由最初的同情中国抗战，转向怂恿日本打中国。

1937年9月初。

蒋介石派孔祥熙去柏林活动。孔要求会见希特勒，希特勒拒不接见，并于10月下令中止向中国提供军用物资的协定。

德、意两国情况如此，而美、英等国又怕惹火烧身，采敢中立态度，不介入日、中冲突。

国际形势对中国十分不利。

1938年1月中旬。

蒋介石在汉口军委会驻地，召见军委会高等顾问，武将外交家蒋方震将军，分析讨论目前中国面临的外交困境和打开困境的办法，主要策划了对欧洲的外交谋略。会谈之后，蒋介石决定派蒋方震出使欧洲，同日本展开外交战，争取国际同情和援助。蒋介石指示蒋方震，要尽一切手段，破坏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合作，至少要说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要和日本槁得那么热乎，不要支持日本打中国，同时，使其不阻止和妨碍中国政府的自主抗战。

蒋方震，字百里，时年五十五岁。百里从小聪慧过人，被誉为神童，曾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成绩名列榜首，受到日本天皇亲赐指挥刀的奖赏。后又去德国军校深造，因才华横溢，深受德军最高统帅兴登堡元帅和著名军事家伯卢麦等人器重。百里在军事上造诣高深，精通英、日、德数国语言。百里此次以蒋介石的特使身份出使欧洲，深感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因为，日本外相已在中国之前，与德、意法西斯领袖说了中国许多亲苏通共的坏话，为了完成使命，这位外交家很是费了一番心思，才找到了一个巧妙的角度——以其人之技，治其人之身，干脆，我们也说日本人亲苏、亲共，以离间德、意、日之间的关系。

百里将军来到罗马，想了不少点子，费了许多周折，才争取到意大利独裁领袖墨索里尼的接见。

会谈开始，百里单刀直人，把话题扯到最近日、德、意三国成立防共协定问题上。他说：“尊敬的领袖，近来外间舆论纷纷传言，说贵国将参加德、日防共协定。敝国人士对此深为忧虑。”

法西斯领袖抬起肥硕的大脑袋，满腔杀气。

百里胸有成竹，不卑不亢他说。“日本只是在口头上高喊反苏反共，其目的是借德、意反共，而自己好从中渔利。”

墨索里尼脸上的杀气渐隐，变成了狐疑。 百里接着说：“日本高喊反苏反共，可是他们有一点反苏反共的实际行动吗？实际上日本在暗地里和苏联偷偷摸摸拉关系，在

中国问题上，就充分暴露了日、苏勾结的阴谋。苏俄一直想染指中国领土，策划外蒙分裂出中国；日本欲灭亡中国，继派兵强占中国东北之后，又向关内进攻，日本的战略企图是从我国东北，自北而南推进。他的关东军绝没向苏俄开一枪、射一弹，而是向南进攻。苏俄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早就与日达成默契，暗地支持。

墨索里尼十分惊愕。

百里进一步指出：“中国是德、意两国在远东忠诚的朋友。日本既和苏共搞在一起，就不可能是德、意两国的真正朋友。日本进攻中国，破坏中国独立统一，实际上是破坏德、意两国在远东的利益。”

百里的话，使墨索里尼的看法有很大转变。对德、日、意防共协定问题，感到尴尬。他结结巴巴地，极不自然他说：“关于意大利参加防共协定的事，我想，这是个无所谓的问题。德、日签订了防共协定，而中国与德国友好如初；假使意大利参加这个协己我断言，绝无伤害中国之意。”

意大利领袖表示“绝无伤害中国之意”，已达到了百里此行的目的。

接着，墨索里尼又安排他的女儿齐亚诺夫人会见百里。齐亚诺夫人秉承其父之意，力劝中国不要与日本再打了。因他们认为中国打不过日本，会在战争中被日本灭亡。

百里竭力向意方解释，“中日之战是由日本侵略中国引起，中国只是为了保土保民进行应战抵抗。日本不停止侵略中国，抵抗也就不可能停止。”

百里从罗马来到柏林，会见了纳粹党法定接班人、空军元帅戈林。百里仍像在意大利时那样，以狠狠揭露日本政府亲苏通共来展开外交。

戈林腆着个大肚子不相信中国特使的“揭发”。说日、苏两国有着很深的历史仇恨，现在又都在亚洲有着厉害关系（都欲称霸亚洲），因此，日本防共不是假的。

百里见在意大利利用的经验不灵，灵机一动，又冒出一个新点子。

他针对希特勒搞的打倒大资产阶级，扶持中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贫困）这一纳粹党的国家社会主义路线，绕着圈子说：“日本是东方的工业国，其财富十之七八握在私人大企业家之手，而军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言，日本早已具备。二十年前，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在日本销行一百万册以上。”

照此说来，日本这个工业发达，无产阶级众多的国家，不但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潜在危机，而且在二十年前，就有那么多人接受马克思的理论，说明那里共产党的势力已相当强大，随时有被共产党夺取天下的可能。你德国发誓要摧毁马克思主义，却又与这样的国家称兄道弟，结为盟友，不是很危险的吗？

戈林觉得很惊奇，不住地搓着胖乎乎的双手，睁大眼睛想插话。

百里却像放连珠炮似地无情揭露日本政府秉承天皇旨意通共的罪行。他说：“日本外相广田就是个亲苏亲共分子，他曾口出大言，说有我广田在位，日苏绝不会发生战争。日苏两国关于中东铁路的悬案，就是在广田一手操办下，得以‘友好’解决的。”

更使戈林吃惊的是，百里煞有其事地揭露出，“日本在同德国签订防共协定时，广田却瞒着德意两国，私下与苏俄结盟。广田还特地向苏联驻日大使悄悄声明，日本虽然签订防共协定，但日本绝不对苏联有不友好的行动。苏联报纸还曾公开报道过此事。日、苏暗地勾结已成为国际上一个半公开的秘密了，不知贵国有何感想。”

戈林听了中国特使的这些话，闪着狐疑又惊讶的目光，说“你的话倒是很新奇，”于是，这位希特勒的法定接班人，就转而担心中国打不赢日本了，他深表同情和关心的说：“中国军民的牺牲精神，全世界都已看得很清楚了，也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同情，不过，你们得充分注意自己的实际力量，我认为你们的力量到底还是不够呀！”

百里趁机说：“我们坚持自主抗战的原则。不过，我们也承认，我们的物质条件还比较落后，对贵国的经济互助和军事上的科学指导，不能不寄以厚望。”

戈林说：“可以再研究。”

　7

1938年1月。

日本军力其实外强中干。他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又接连发出战争恫吓，使尽各种手腕，从外交上孤立中国，其目的只有一个——威迫蒋介石承认战败，并主动向日本政府乞求停战议和。但是，当蒋介石至少在表面上表示出软硬不吃，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宣布誓同侵略军血战到底时，他们一时也并不能把他怎么样。

此时，日军统帅部和内阁一些大臣，对中日战争有些泄气，不得不承认日军企图通过速战速决，在短期内解决中国的计划已经失败，而陷入痛苦的长期战。日中的这种长期战争到底要打多久？当时，最乐观的估计是：至少要打五、六年。

内阁和统帅部一些冷静的人看到：当时日本的军力：如同一快橡皮条，攻占华北一部和上海、南京之后。橡皮条已经绷得很紧了，若再贸然深入，就有将橡皮条绷断的危险。而中国的国土还空旷得很，后劲还强着呢，蒋介石现有的两百多个师，其中还有近百个是中央精锐师。

日军统帅部认真分析了日、中两国兵力、国力之后，提出在1938年8月以前，绝对不能发动新的作战。为了巩固已占领地区，必须增加新的兵力，整顿和整肃军纪、

1月30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为了对付中国军队，“陆军军务方面，应建设以六十个正规师团，三十个临编师团，二百五十个飞行中队为基干之昭和军制。”

2月16日。

日军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

天皇认为：武汉、广州肯定是要打的, 但现在却军力不支。因此，1938年着手整备，不扩大占据地域，储备机动兵力，至1939年彻底进行积极作战，一举导向解决中国事变。

显然，又企图来一个速战速决。

但是，在这速战速决之前，要有一个充分的准备时间，待力量储备到相当程度时，才来一次意想不到的狂扑，企图一下子把蒋介石的主力全部扑灭，达到灭亡中国之目的。

天皇决定： 1938年内绝对不发动新的进攻。

但是，他既然已经把一架可怕的战争机器启动，又放到遥远的中国大陆来，现在欲想让这架发疯般运转的机器有所收敛。就不是他们的主观意志能够转移的。

侵华日军在攻占了“敌国首都南京”后，其骄狂的气焰达到了极点，各路日军竞相争抢新的地盘，挥舞着战争的屠刀，在中国的土地上逞凶逞狂。

这些“得胜”的骄兵骄将猖狂到了何等程度，竟然为抢夺地盘而几乎互相火并起来……

1938年 1月10日。山东青岛。

还在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海军和陆军就有约在先，待陆、海军有关部队都准备好之后，再共同向山东半岛进攻，共同占领该地。当华中日军攻占南京后，华北日军一股（陆军）却“乘胜”向山东方向猛窜。海军一看急了，决定不再遵约，提前向山东进击，并决心在陆军到达之前在青岛登陆。

海军集中了大量陆战队。对陆军还保密打烟幕，以进行教育训练为名，从陆军运输部借来运输艇二十艘，加上第4舰队，不待陆军的海运据点建设队到来，即单独海运山东半岛，在青岛地区登陆。

1月29日。陆军第5师团按陆海军统帅机关约定计划的时间赶到青岛时，海军已经占领该地九天了。他们见港口码头，交通运输和该地区所有的警备，行政机关都被海军抢占了。陆军千里踏浪海运而来，吃尽苦头，却一点油水也没捞到，气得火冒万丈，大骂海军自私、无能、混蛋。海军则利用抢得的港口码头，交通运输大权卡陆军，两军自此闹得剑拔弩张，长期形成尖锐对立。

日军骄狂无忌地南北乱窜，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此时的中国军队，经过蒋介石杀韩复榘，以威镇军以后，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军纪、军令的执行程序。

韩复榘因不服从命令被判处死刑后，中国军队上自战区司令长官下至普通士兵无不受到极大震动。蒋介石的革命军人连坐法等军法军规得以一定程度的执行。从那以后，中国军队在长江方面的所有作战，都必须坚持战后检讨会，大战大检讨，小战小检讨。战区级的会战从战区司令长官开始检讨，师团级的战斗、由师团长检讨，军委会总部组织指挥的大会战，由实际指挥者检讨。陈诚、白崇禧、何应钦等总部长官亦在后来数年的战争中作过检讨，根据会战实际情况，有的受奖，有的受处分。薛岳等战区司令长官亦次次会战，次次检讨，功过成绩十分分明，有时受奖，有时受处分。

长江方面正面主战场之中国军队主力经八年而未被日军歼灭，较严明的纪律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韩复榘被枪毙后不几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原韩复榘的第3集团军，向运河以西出击，袭取济宁、汶上一带日军据点。该部各军与敌短兵相接，展开巷战、近战，作战之勇敢顽强，牺牲之惨烈，都是在这以前所没有过的。

3月23日。汉口。

近段时间来，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像鹰隼一样犀利的眼睛，紧紧盯住在中国大地上乱窜的日军。当日军最精锐的第5、第10市团豕突狼奔，孤军深入，骄横无忌地闯入徐州门户台儿庄地区时，蒋介石突然发出一串冷笑：“他们败了！”

冯玉祥问：“何以见得？”

蒋介石煞有其事地以精通兵略、久经征战的统帅口吻说：“骄兵必败。这是兵家之大忌。”

他当即电令李宗仁，迎头痛击乱窜之敌，务求取胜。

第二天，蒋介石偕同白崇禧等人亲临台儿庄前线督战。他为了出击抗战以来日军攻占了首都，又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一肚子恶气，下了个大大的狠心，不惜花大的血本，非要打败这股不可一世的骄兵。当时，在台儿庄地区的中国军队已有孙连仲第2集团军；汤恩伯第20军团；川军孙震部第41军；张自忠第59军；庞炳勋第40军等部数十万人。为了使会战稳操胜券，又令集结子武汉附近的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李汉魂各军火速向徐州地区增援。

蒋介石坐镇徐州督战。3月27日和28日，台儿庄战斗异常惨烈。蒋介石在电话上对李宗仁厉声喊道：“命令部队死守台儿庄，若丢失阵地，军委会将严惩战区司令官及所有旅以上长官！”

参加台儿庄会战的将士，从李宗仁到士兵莫不恪尽职守，浴血死战。计参战的部队有中央军、西北军、川军、桂军、山东军等各派系，但令出一处，行动统一。如果说台儿庄会战是正面战场第一次大胜利，不如说是中国自民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军队的真正统一的大血战。

台儿庄会战于3月23日开始，4月7日结束，中国军队取得大胜利，摧毁敌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主力。

日军承认伤亡共计一万一千九百八十四人；

李宗仁向蒋介石报告：歼敌二万余人；

蒋介石大笔一挥，在二字上头加了一杠，向全世界宣布：

我军在台儿庄轻取日军精锐主力。我军士气益振，乘胜进击，将敌一举聚歼，遂造成空前未有之大捷。是役敌死伤三万余众，我缴获步枪万余枝，轻重机枪九百三十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门，坦克四十辆，大炮五十余门，俘敌无数。敌板垣及矶谷师团主力业已被我歼灭。

蒋介石故意夸大战果，意在振奋民心，鼓舞士气，向全世界面中国军队之威，灭日本侵略军之气，同时，也为了羞辱日本天皇和日军统帅部。 此时中、外记者通过电台、广播、报纸、刊物，捕风捉影，添油加醋，大肆渲染台儿庄的大胜利。有的吹得神乎其神，说日军已经被蒋介石打败，并将其追到东海岸，小日本侵略军马上就要被赶下东洋大海了。

中国人不发狂才怪。近百年来备受外国列强欺辱，积压在心头的屈辱怨气，早就盼着中国也来一个真正的大胜利，早就盼着直起腰来发泄一下这胸中的怒火。台儿庄捷报传开，全国各界，海外华侨一片欢腾。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皆有几十万人举行规模空前的盛大集会和游行，欢庆胜利。

武汉三镇。当地军民不分男女老幼，都沉浸在节日般的兴奋中，到处是欢呼雀跃的人群；

街头报童高举报纸又跑又叫：“看报啦，看东洋鬼子吃败仗！”

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门前挂起青天白日国旗，连成一片，以示爱国；

街道上到处是横的竖的大幅标语：“庆祝台儿庄大捷”、“中国必胜”；

鞭炮声把全城都吵翻了天；

报馆的人用汽车装了大捆大捆的号外，在街上铺天盖地地撒；

五花八门的救亡团体竞相涌上街头，游行、喊口号、唱歌，即兴演讲，表演戏曲，尽情地丑化侵略军；

人们把台儿庄大捷的指挥官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脸，画在一张张三块门板那样大的画板上，抬着走在游行队伍前面。

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在这些活动中大显身手。他们发动和组织了各种庆祝活动，用以激发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等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亦走上街头，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号召人们团结御侮。

陕北延安。

毛泽东以这次大胜利的喜悦心情，发表演讲：

国共两党兄弟和军队，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利，

如象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

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夜里，武汉三镇举行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晚上八点左右，各路火龙汇集武昌黄鹤楼，接着一路沿长江左岸，一路在大江右岸，还有一路登舟踏浪，三条火龙齐头并进，如同三条耀眼的金龙，在江上翻腾涌进。

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作曲家田汉，一身戎装，昂立船首，高擎火炬，指挥火龙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武昌、军事委员会驻地。

世界各国人士、团体、政党和海外侨胞的祝捷贺电，雪片似地飞到蒋介石的几案上，蒋介石像读情书似地一张张浏览，掩映不住内心的喜悦，咧开大嘴笑，眼角还闪着晶莹的泪花儿。

东京。

日军陆军统帅部，一片沮丧情绪笼罩高参们心头。无论是被歼一万多，还是三万多，对威名赫赫的皇军来说，均属第一次吃了大败仗。正由于是第一次，无论如何也丢不下这面子，无论如何也不敢面对事实。他们竭力辩解，这不是一个败仗，只是指挥官的一次小小的差错，一次小小的失误；第5、第10师团残部决不是溃败逃跑，而是作新的转移。

但是，无论他们怎样声嘶力竭地辩解，也没有蒋介石扩大宣传的嗓门高。

其实，人们心里是早就盼望中国军队打胜仗了。

8

台儿庄的“差错”使日本陆军丢了脸，使日本大本营陆海军大元帅——至高无上的天皇亦在世人面前蒙受莫大耻辱。天皇在一怒之下，改变了2月16日御前会议关于在8月以前绝对不向新地区发动进攻的决策，决定再次迅速向中国大规模增加兵力，发动更大的进攻，誓报台儿庄这一箭之仇，以雪奇耻大辱。

寻求复仇的时机，就在眼前。

4月7日，台儿庄战斗刚结束，侵华日军前线指挥官电告大本营：徐州地区有一股中国军的强大集团，据可靠情报，该集团约五十个师，六十余万人，几乎全部为蒋介石的精锐部队。

陆军统帅部顿时惊喜若狂，认为这是报台儿庄之仇的一次难得的战机。

杉山陆相当即向天皇报告，强烈主张发动徐州会战。他说：“对于集中在徐州方面的中国军予以痛击，可以收到挫伤敌军抗战意志的巨大效果。因而，陆军准备实施对徐州的歼灭作战，由于该敌差不多是中国军队的精锐主力，并且已经处于孤立状态，我军应不失时机，以大的兵力，以大的规模会战，使之一举彻底歼灭该敌。本职认为，只要达到了歼灭这股敌军的战略企图，就能使武力解决中国事变，促使蒋政权屈服投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亦可挽回我军在台儿庄的不良影响。”

天皇见报，顿时喜出望外，亦认为这是刹住蒋介石正在进行的台儿庄胜利大宣传的嚣张气焰的大好良机，当即定案：围歼徐洲中国军队，并要求：陆军此次进攻，定要取得巨大战果，不使徐州地区五十个师的中国军队一人漏网，务求全歼。

4月7日。

杉山陆相为求速战速决，不失这千载难逢的良机，于当日向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寺内大将，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火田）俊六大将下达大本营陆军部第84号命令。

一、大本营企图击破徐州附近之敌。

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以有力之一部击破徐州附

近之敌，占据兰封以东陇海线以北之地区。

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以一部占据西北方面军司

令官之前项徐州（不含）以南津浦线附近。

杉山陆相为确保徐州歼灭战的胜利，于会战打响后，派遣了以陆军部作战部长桥本群少将等高参组成的“大本营派遣班”，前往徐州前线，就地指导会战。

4月中旬。

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集结精锐部队十三个师团，约三十万人马，配备各种重武器，辅以飞机数百架，采取南北对进，侧翼迂回的战术，分六路向徐州施行包围进攻，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手段包歼中国军队主力于徐州附近。

此时，蒋介石正一头扎进扩大宣传的热浪中，沉浸在台儿庄大捷的兴奋里，对日军的进攻企图尚不十分明了，于是。命令徐州地区各部队，要发扬台儿庄血战的光荣精神，坚决分头阻击来犯之敌，通过徐州会战再派生几个台儿庄大捷出来。

日军分南北两大作战兵团。南路兵团为华中派遣军所辖第9、第13、第116、第106四个师团。北路兵团由华北方面军八个师团组成：计有第5、第10、第16、第110、第103、第104 、第105、第14等师团，以及山下，酒井兵团各一部。南路兵团总指挥为羽源田之助将军，北路兵团总指挥为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将军。

中国军队总指挥官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上将，他将徐州地区守军分为五个作战兵团。

淮南兵团：指挥官李品仙。兵力为第20、第10、第48三个军；

淮北兵团：指挥官廖磊，兵力为第31、第7、第77、第68四个军和区寿年的左侧支队；

鲁南兵团：指挥官孙连仲。兵力为第30、第42、第51、第41、第44、第60、第46、第22、第75九个军，外加四个独立师；

陇海兵团：指挥官汤恩伯。兵力为第59、第92、第2三个军；

苏北兵团：指挥官韩德勤。兵力为第57、第89、第69三个军。

另外，在徐州地区未编进以上兵团的部队，还有第12、第55、第32等五个军。

4月中旬。北路日军一股，向徐州东北面进攻。孙连仲兵团等部在峰县、向城、邳县等处同敌激战。

4月下旬。北路另一股日军向临沂、郯城、大埠、北劳沟等处进攻。守军张自忠等部拼死抵抗，给敌以沉重打击。

5月上旬。南路日军开始北上，相继攻占徐州南面的龙元、蒙城、宿县，并攻陷徐州西边的黄口车站。包围并切断了徐州西南面的退路。

5月中旬。北路又一般日军，从淮阳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地区。迅速攻占了郸城、菏泽、金乡、鱼台等要点。该地区虽有孙桐萱、庞炳勋、商震等部队，但在广阔的鲁西平原上，无险可守，日军得以快速推进。该路日军与南路日军相呼应，自西北方向向徐州压来。

此时，日军对徐州的大包围业已完成，正从四方八面向徐州突进。

5月中旬。武昌，军委会。

蒋介石瘦长的躯体长久地伫立在巨大的军用地图前。前方越来越惨烈的血战战报不断传来，徐州突然面临的严重危机，使他那因台儿庄的胜利冲得有点晕乎乎的大脑一下冷静下来。

地图上，代表日军进攻的红色箭头，已经圈住了徐州。

猛然间，蒋介石不觉大吃一惊：日军的意图是要围歼徐州我军主力。乖乖，若徐州那五十个精锐师被日军吃掉，我还抗什么战？

蒋介石立即叫来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人一块研究策划。日军的企图已经暴露，再死守徐州已不现实，何应钦等人亦主张赶紧突围。

蒋介石一边在地图前踱步，一边口授给李宗仁的十万火急电令：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军委会着令你部力避决战，撤离徐州，火速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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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顾祝同第24集团军在苏北，第69军及海军陆

战队在鲁中南原地坚持抗战。

二、刘汝明第68军为全军后卫，掩护主力转移。

三、第五战区其余各部，立即向豫皖边区突围……

李宗仁根据蒋介石的电令，立即将部队分成五路，分别突围。

第一路：李宗仁长官司令部及廖磊集团军，由徐州沿津浦路南下，至宿县地区再折向西南，于界沟附近冲过涡河封锁线。

第二路：汤恩伯军团及机械化部队，由陇海路运河车站向西撤退，在符离集以北越过津浦路，突破宿县至永城问敌人封锁线，再从涡阳突破敌涡河封锁线。

第三路：孙连仲部及张自忠第59军，由台儿庄向西南退却，从徐州以南越过萧县以西的封锁线，在永城附近再次冲出封锁线。

第四路：关麟征部及川军一部，由徐州越过陇海铁路，向西北方向突围，突破黄口、李庄封锁线。

第五路：孙震部，由徐州以北柳泉向东南急进，跨过陇海铁路，经泗县折向西南而行，在固镇与蚌埠之间穿过津浦路，从怀远以西突破日军的涡河封锁线。

5月下旬。

各路大军按顺序按命令的路线，全部安全撤抵皖西、豫南地区。

刘汝明第68军，完成掩护任务后，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放弃徐州城，巧妙地跳出日军数十万大军重围，安全转移。

5月底，各路日军扑进徐州城，这才发觉这里只是一座空城，连中国军队的一个人影也没见着。

日军发动的徐州报复作战，历时一月余，在外围作战中，付出了死伤三万多人的代价，占领了徐州空城，其战略企图彻底破产。

会战结束后，桥本群将军带着大本营派遣班的高参们，垂头丧气地回到东京，向天皇和杉山陆相报告：“我军虽以主力自徐州以西切断了中国军队的退路，将徐州地区铁桶般地包围起来。但总计约五十个师的中国军队，于5月中旬突然从西南方向跳出我军重围。战果之微出乎意料！”

郭汝瑰将军在回忆录中对徐州会战有如下评论：

我五六十万大军，离心退却，竟没一个师遭敌人歼灭，且向敌后退却的部队，都如入无人之境，事后安全而归。足见敌人虽构成战略包围态势，然而地广兵稀，到处都是空隙。我在国内作战，有人民协助，化整为零，随时可以安全脱险。

徐州大突围是我国抗战史上光辉的一笔。它使敌人的战略企图彻底破灭，为我国后来长江方面的抗战保存了精锐力量，对后来长江方面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取得，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可以说从台儿庄大捷到徐州的大突围，是蒋介石整饬军纪，扎稳阵脚之后，砍出的漂亮的两板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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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武汉烽火

　1

日军在徐州的报复作战扑空，天皇和陆军部更加恼怒，决心集中大军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进攻，以攻占蒋介石在中原的大本营武汉。

日军大本营的战略方针是：华北、华中日军，在追击从徐州突围的中国军主力时，在行进中转进并展开为武汉会战。即：华北派遣军以一个军的兵力沿长江由东向西仰攻武汉；华中派遣军全力沿淮河由东向西推进。华北方面军在攻占郑州之后转锋南下，与华中派遣军主力合攻武汉。其总的战略意图是：“以两军主力由北方席卷汉口。”

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火田）俊六大将根据大本营的战略意图，以一部兵力配合海军舰队，从长江水路进攻，另一部兵力（参加徐州会战的日军南路兵团）尾随从徐州突围的中国军队，向皖省淮河流域的蚌埠地区追击（集结）。华北方面军主力第2军，则从徐州附近掉转头来，沿陇海铁路南侧向郑州方向扑来。

举世瞩目的中日武汉大会战从此拉开序幕。

5月中旬。

华北日军第14师团二万余众，分乘数百辆战车、汽车和大炮牵引车，在师团长土肥原中将的指挥下，几天之内连陷内黄、仪封、野鸡岗、楚庄等地，卡断了陇海铁路线，兵临兰封城下。

日军此举，原本为配合徐州会战，切断徐州中国军队之西面退路和阻止第一战区军队增援徐州。却不料酿成与第一战区的一场大战，并转变为武汉会战之序幕。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上将以为日军将南犯，令一战区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将军率第74、第71、第64、第8四个军，以及第3集团军和新编第35、第88两师等部队，前出兰封地区阻敌。双方在兰封东北地区展开激战，相持不下。

5月26日。

蒋介石从武汉北上，亲赴郑州第一战区长官部，指挥北线作战。蒋介石同时带去两支精锐之师增援兰封会战。一为桂永清中将的第28军，第二为第200师副师长邱清泉少将的两个装甲兵营组成的突击军。

这桂、邱二将都曾到德国军校留学深造，受德军战略思想熏陶特深，且都年轻气盛（桂永清时年三十八岁，邱清泉三十六岁），常被人们称为“德国将军”。两人更有多年深交，亲密无间。

邱清泉是在南京会战后才到第200师任职的，这是一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铁甲战车部队。现在，他抖擞精神，披挂上阵，率领他那点可怜的装甲战车队伍，会同桂永清第28军那浩浩荡荡的步兵纵队，向兰封开进。

当时，土肥原第14师团已被薛岳兵团和商震集团军三面包围。前敌总指挥薛岳准备将其彻底歼灭，再挥师东进，歼灭鲁西豫东地区之敌。他令桂、邱部队接防兰封城及附近阵地。

桂、邱二将来到兰封城，原守城的第71军军长宋希濂将军向他们介绍敌情和友军情况。当宋军长说到敌军凭其机械化装备，极其凶悍时，两位“德国将军”都很不以为然，桂永清劈头打断宋军长的话头，说：“小小的几万日军算得了什么？”

宋希濂道：“是吗？可不能轻敌哟！”

邱清泉不屑一顾他说：“那你就看着我们来打它个落花流水吧！”

宋希濂见二人如此轻敌，口出狂言，不觉哈哈大笑，“很好，很好！下面就看二位德国将军的了！但愿你们打个大大的胜仗！”

邱清泉在城里呆了两天，觉得憋得心慌，手痒痒的，老想着用他的战车与敌人大干一仗。这天早饭后，邱亲自开车，带了八辆装甲搜索车和坦克战车，想到城外去溜达一圈。桂永清也派出一支二三十人的步兵小队，跟在邱清泉的铁甲车屁股后出城搜索。

邱清泉带着步坦队伍出了兰封城，望东北方开进，出城约十里路，突然发现一支由骑兵和步兵组成的日军搜索队，人数在一百人以上。

“德国将军”一见敌人，顿时浑身热血沸腾，大喊：“嗨！希特勒！给我冲！”

顿时，铁甲战车猛然开火，机关枪、战车炮一齐怒吼，打得日军团团乱转，还没待敌人摸清眉目，邱清泉的铁甲战车就冲了过来。日本军的东洋战马的马脚杆虽然强健，但到底还是没有邱清泉的战车的铁轮子硬火。

少数几个日本骑兵倒是狠狠打着马屁股没命地逃，而那些步兵便尽都成了邱清泉战车上机关枪扫射的活靶子。

这到底应该算是一次真正舒心的追击。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八辆战车开足马力任其飞奔驰骋，机关枪、大炮不停地吼叫。

但是，好景不长。正当邱清泉高兴得忘乎所以。指挥战车乘胜追击了七八里路，就被日军给堵住了。

日军的援兵赶到，抬出几杆大炮，对着铁甲战车嘎轰嘎轰的狠狠打。

双方对峙着开了一阵炮，邱清泉只好下令得胜收兵。

桂永清，邱清泉立即将这次小小的胜利夸大为“兰封大捷”，电告在郑州督战的蒋介石和一战区程长官。

蒋介石见报，喜得脸庞变形，觉得这桂、邱二人为他争了气、争了光，真不愧为他精心裁培的铁卫士。

此时，薛岳正指挥各路大军对重围中的土肥原部发起总攻，意在全歼此敌。重围中的日军亦拼死突围，皆被中国军堵住去路。

5月23日夜。

土肥原部一个旅团，在其大批战车、大炮支援下，对桂、邱两部实施突袭攻击，兰封守军措手不及，日军攻占兰封城，撕开了一道口子，薛岳围歼土肥原师团的计划流产。

薛岳一气之下，立即向蒋介石控告了桂、邱二人的罪行。

蒋介石亦气得暴跳如雷，立即电令桂永清：限两天之内攻克兰封，否则军法从事。

桂永清立即收拢各师部队，在炮兵师强大炮火掩护下，于第二天上午，向兰封城发动进攻。顽敌拼死抵抗，进攻无进展。

下午7点钟，桂永清接到蒋介石从郑州打来的电话，命令他加紧攻城，不得有误。

次日上午。桂永清又接到蒋介石的电话，蒋介石在电话上声嘶力竭地咆哮道：“我限令你军于今日内攻下兰封城，逾时不克，唯军长是问。”

桂永清放下电话筒，不禁浑身打抖。当即召开师以上军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向各师长下令：“限令今晚攻下兰封城，逾时不克，唯师长是问。”

但是，进攻遭到敌人顽强阻击，当晚未攻下城池。

第三天。桂永清司令部的电话铃又撕心裂肺般地尖叫起来，他料想又是蒋介石打来的。因已超过蒋介石的时限，未攻下兰封，他不敢接电话，叫一参谋代接。参谋拿起电话，果然是蒋介石打来询问攻城战况的。参谋撤谎说桂军长不在司令部，亲自到攻城第一线去督战去了。

桂永清不敢呆在军部，他害怕蒋介石再来电话，也怕攻城部队战斗不力。往头上盖一顶油黑的钢盔，提了支德国造冲锋枪便出了门。

桂军长来到攻城打得最惨的第46师，与师长李良荣一起并排站在第一线，共同督促部队攻城。该师第一旅旅长李昌会率队冲锋，身负重伤，被拖了下来；第三旅旅长马威龙提着冲锋枪一边向敌阵扫射，一边率队冲锋、不幸身中数弹，壮烈殉国。该师第二旅旅长见此尸山血海，浑身发软，偷偷逃跑。

日军终于抵抗不住，从南门突围，向考城逃窜。

兰封城终于打下来了。

电话铃声又响了。

桂永清拿起话筒，里边传出蒋介石尖厉的浙江腔：“你这个军长是怎么当的？为什么没能按时攻下兰封？”

桂永清狠狠叹了口气，抹了把脸上的尘土，一边慢慢解领扣，一边回答蒋介石，“此次攻城，我军旅长一死二伤，团长伤亡各二名，营长阵亡九名，连以下官兵伤亡五千余人，全体将士已竭尽全力，我在第一线督战。仍未能完成歼敌之任务，有负校长的使命，请予处分！”

不久，桂永清接到蒋介石电令：

二十八军攻击兰封不力，军长桂永清撤职。三十六师师长龙慕寒玩忽职守，守城不力，而且放走敌人，着即押送武汉处决，四十六师师长李良荣革职留任、戴罪图功……

　 2

1938年5月底。

日军第11师团数万人，从菏泽地区南下，与第14师团会合，一举突破兰封地区中国军防线，向开封逼近。

蒋介石在郑州坐不住了，决心到开封前线督战，随行人员和一战区参谋长等人劝阻不住，只得去找德高望重的程潜将军。

程潜听说蒋介石要冒险去开封，大叫这事千万干不得，他说：蒋介石身为一国军队之统帅，轻易到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去，若有个三长两短，这就不是个人的生死问题，而是关系到国格、人格，关系到一国军队士气的大事。

程潜叫参谋长赶紧再去劝阻蒋介石，并叫转告他，“土肥原一个小丑，哪儿用得着委座亲自去对付。”同时，还叫转告，程潜本人马上启程去开封坐镇指挥，叫蒋介石放心好了。

正值此时，日军华中派遣军一部，从芜湖沿长江水路进攻安庆。蒋介石只得放弃亲临开封督战的打算，连夜赶回武昌布置保卫大武汉的作战方案。

6月初旬。

武昌军委会办公室，蒋介石万分焦虑地踱步。

武汉面临的情况一下严重起来。

东边。华中日军正沿长江水路发动强大攻势，芜湖、安庆之战，守军接连失利，倍感兵力不足。

北边。华北日军第14师团和第11师团，在攻占兰封之后，继续西进，已撞开开封重镇的大门。同时，华北方面军主力第2军，也轻易突破中国第8军归德防线，分两路大军，从陇海路南侧向西推进。郑州岌岌可危。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和主力各部，为免遭强敌歼灭，已从郑州地区退到了京汉铁路线以西。

郑州即失，武汉以北千里大平原，已无险可守。按照日军现在的进攻速度，几天或十来天之内，就可进抵信阳，迫近武汉重镇。

蒋介石现在才洞悉日军统帅部的战略意图。那么，他的军队目前状况如何呢？

用于武汉会战的主力，亦是从徐州突围的那五十个精锐师。这些部队经过台儿庄会战和徐州会战的拼博消耗，已经十分疲惫、部队减员后也没来得及补充休整。目前，他们仍未摆脱日军南路兵团的尾追，正从蚌埠地区跨过淮河，然后沿淮河南侧，准备千里强行军，向信阳地区集结。

日军靠机械化运兵，千里出击，时间迅速，战力不减，一个师团顶许多个师团用。而中国军队全靠两条腿赶路，劳师千里，已疲惫不堪，很难立即投入战斗。如勉强或被迫应战，战斗力要大打折扣，武汉会战就必败无疑了。

现在，蒋介石第一需要的是时间。他至少需要两个月至三个月的时间，使他的部队喘口气，稍稍恢复一下战斗力；需要时间，将这支刚从千里之外撤回的部队，进行必要调动部署，使之在部署的位置上有效地阻止日军进攻，还有，需要时间对民众进行动员和作好后勤保障的储备，将武汉地区的重要物质向后方疏散，以及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工厂和难民向后方的搬迁。

蒋介石深知，死守武汉只对日军有利。日军目前正处在锋芒锐利阶段，往往利用中国军队死守城池，而将其聚歼，徐州会战就是一个例证。武汉之战必须打，而且要狠打；武汉重镇要守，而且要高喊死守。但这只是为了吸引日军、并大量消耗其战力。也向国人和世界证明，他对抗击侵略者是尽了职责的。

蒋介石推开窗户，望着远处滔滔向东的长江，心情并没为之激动和轻松。他面临着两种选择和两个结局：

第一种选择：强大的日军兵团从北面平原席卷而来。他选择被迫应战。结局：他的疲惫不堪的军队，将彼敌人一鼓而歼之，长江正面战场将无力再战，也没军队再战了，等着他的是战败投降。

不！他坚决不干。在他看来，自己是一个大国领袖，几百万军队的最高统帅，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特殊人物。怎么能做敌国的阶下囚，向日本人称臣纳贡！

第二种选择：强大的日军从北方平原席卷而来，他选择避战，将武汉地区的部队向西南撤退，以保存实力。结局：日军将轻易占领华中大片国土，日军由于未受大的消耗而占领武汉，将凭其勇威，再向西南进攻，中国军队处于继续溃退和最后被打败的危险之中。

不！绝不能走这条路。这大有失他作为军队统帅的颜面。他蒋某自诩从投身军旅以来，无论打清朝辫子兵，还是打北洋兵，无论是打内战还是打外仗，他从未怕过死。他剃光了脑袋，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要给他的军队树个样板，保持军人的超脱和威严。

长江水仍旧在那里浩浩荡荡，滔滔不绝地向东流去……

突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决开黄河大堤，用黄河之水阻挡北方日军。

他现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了。

早在一个月前，陈果夫呈上一份报告，提出在河南武涉县的沁河口附近掘开黄河北大堤，让黄河水去淹北岸的日军。陈果夫的理由是：黄河水对于守卫南岸的中国军队和守卫北岸的日军，都是一大危险的东西。如果日军先打开南大堤，则我军将被水淹。既是如此，不如来个先下手为强，趁日军尚未动手时，打开北大堤。

蒋介石当时想：决堤放水，虽可淹敌，但必殃民，这功与罪，是与非千秋难辩。所以，他只在陈果夫的报告上批了个“电程长官核办。”

显然，蒋介石要把这件干秋难评的麻烦事推给程潜去处理。你程潜的一战区正好与日军隔河相峙，你若不想让日军放水淹你，要来个先下手为强，捅开北大堤，他蒋介石就来个睁眼睛，既不主张也不反对。今后历史上论功论罪，全都是当事人的事，他蒋某也摊不上。

但是，殊不知，程潜也非等闲之辈，对这种摆明了当替罪羊的事，程潜干脆束之高阁，非待蒋介石白纸黑字明确指令，这事是能拖就拖，能不办就不办。

现在，蒋介石的桌上堆着一大叠建议决堤放水的电文、报告。他随手翻阅着，认真思索各电文上提出的决堤理由。本来，他应该在每一份电文上签字的，但他觉得此事太复杂，在历史上的关系又太重大，因此，未在任何电文、报告上签字。

6月1日，程潜的电报上认为：“如果我军此后不能确保自黄河南岸起，经郑州至许昌之线，不惟平汉铁路郑汉段的运输和联络线将被敌遮断，而且此后敌人南进可以威胁武汉，西来亦可进逼洛阳和西安，最后由西安略取汉中，进而窥伺我西南大后方。”

蒋介石苦笑笑，有那么严重，你程某为啥还不动手？非要逼我明确下令才干？滑头！

此时，陈诚等人来见，一致竭力主张立即决开黄河南堤，阻敌西进南下。

蒋介石感到别无它法，乃定下决心。叫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立即密电第一战区长官部，决堤放水。

程潜等的就是这道命令，现在既有把柄在手，立即放心大胆于了起来。一战区长官部召集黄河水利委员会及有关河防军政人员会议，研究掘堤问题。最初选在中牟县境内的赵口，令20集团军所部第53军的一个团执行这项任务。于6月4日上午六时开始行动。一个团的兵力挖了一天一夜，未挖开。第二天又加派一团兵力，又挖又炸，由于黄河岸边流砂土质问题，没有成功。

6月6日。再以一个团的人力，重新选址开挖缺口，经一天一夜苦战，仍告失败。

蒋介石得知一二次掘堤失败，异常焦灼，因此时日军第2军主力倾巢西进，已到达开封与兰封之间。

第一战区长官部也很着急，又把这任务交给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蒋师长带着参谋人员到现地勘察，把掘堤地点另行选在郑州以东不远处的花园口。

蒋师长的方案，得到军方和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专家同意，认为在此处决口，可使黄河之水向东南而行，经过中牟、尉氏，扶沟、华西（西华），周家口各县境而注入淮河，可以达到阻敌南进的战略目的。

蒋在珍用了两个团的兵力，在黄河大堤上五十米的宽度开挖口子。由于这里的堤坝异常坚硬，开挖不动，只好用炸药炸，大炮轰。

1938年6月9日上午9时。震惊中外的黄河决口掘就。

黄河之水，居高临下，似万马奔腾，汹涌咆哮，一泻千里。

决口越冲越宽，越冲越大。第二天，不知是夭公震怒，还是雷神助战，突然雷霆大作，暴雨倾盆，整整一天，暴雨不住。河水猛涨，浪高三尺，远远望去，一片无际的奔腾咆哮的汪洋。猛兽似的洪水，见人吞人，遇村毁村。豫东皖北四十四个县市，五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顿成泽国，民众死伤者不计其数，无家可归者不知其数。

在黄河决口前，凶恶的侵略军之第14、第16两个师团各一部人马，分由两路攻入中牟、尉氏、新郑，并已切断郑州以南的平汉铁路线。该两路日军被黄河水切断退路，被一战区部队全歼，日军辎重弹药亦损失较重。第2军主力各师团此时正好推进到开封以南地区，突被新黄河遮断去路，只好望洋兴叹。

6月9日，深夜。

蒋介石接到程潜急电：黄河决口成功，日军受阻新黄河东面。同时，程潜建议向外宣传为日军所为：

敌占据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年附近血战，因

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年以

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奇书网|Www.qinkan.net)

军。蒋介石深感此事罪恶深重，不敢承担责任。为了把这罪责推到日本人头上，而且还要把谎话编得更像。马上密电程潜，指令三点：

一、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大堤；

二、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

三、第一线各部须向民众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注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此后，蒋介石虽接连下令国民政府和河南、陕西等省，作好接收、安置、救济黄泛区灾民的工作，但那只是一些小的补救而已。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国民政府宣传部门纷纷开动宣传机器，把这一事件强加到日本人头上。

6月11日，中央通讯社从郑州发出专电：

敌军于9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甚形严重。

6月12日，中央社又发专电：

敌机三十余架，十二日晨飞黄河南岸赵口一带，大

肆轰炸，共投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

更在黄河决口处，扩大轰炸，致水猛涨，无法挽救。

6月13日，中央社报道：

敌机猛烈轰炸我黄河沿岸工事，致将赵口、花园口

方面河堤炸毁决口，泛滥成灾。行政院于昨日召集关系

机关，商讨救济办法。

6月30日。

陈诚在汉口举行各国记者招待会。对黄河决口之事，他重申了中央社所报道过的说法后，又说：“惯作欺骗宣传的日寇，它不知忏悔，它还在广播的消息中，在新闻报纸上，把决河毁堤的罪行，加在我们身上来，说我们自己毁决的。”

各国记者纷纷要求到黄河决口现场采访。

蒋介石没有阻拦，但密令一战区赶紧做好“接待”工作。记者来到现场见到的是被“狂轰滥炸”过的决口，以及一战区大批官兵和许多民工正在“奋力堵决口”。

此事虽暂时蒙混过关，但仍为一些人看出破绽。法国记者不久在报上发表评论：

中国已准备放出大龙两条，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

军的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之命，换取日本人一个性

命，亦未始非计……

黄河决口，造成了从郑州至蚌埠地区的长约一千多里的大地障。日军自北南下包围武汉的计划完全破产，进攻郑州的日军第2军主力，不得不改变计划，掉过头来，沿着漫长的黄泛区东北面艰难地绕行，向合肥地区集结。然后，于8月底，才从黄泛区南面（淮河南侧）向信阳方向进攻。这一过程，使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推迟了将近三个月。同时，使日军原计划利用淮河为水运交通，向信阳进攻的目的破产。

华北日军向中央陆军部报告：

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我军进去，6丹上旬于郑州东北

掘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溢出，采取了水淹战术。

形成了经由中年、蔚氏、周家口、颖州连接淮河的大地

障。由于新黄河的泛滥，情况严重，看来以主力从北方

席卷武汉似有困难。

因此，日军总的战略计划也被迫更改。即以主力从北方席卷武汉，变更为以主力沿长江进攻武汉。

　3

6月中旬。

蒋介石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武汉会战的战略方针。经过认真回顾自芦沟桥事变以来，中、日两军交战的各次大的战役，分析了敌我兵力和作战方针，从而确定了中国军队进行武汉会战的战略和作战指导方针：

一、各有关战区积极出击，牵制日军力量;

二、在鄱阳湖以东迎击日军，并相机与敌决战；

三、在武汉外围布置重兵，巩固武汉核心。在大别山、九宫山、幕阜山、庐山等山脉配置重兵，构筑完善坚固阵地。同时，沿长江两岸的丘陵湖沼和江防要塞加强兵力，以迟滞日军的进攻；

四、各部队要把重点放在外翼，争取我军行动主动，以达到消耗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总的战略方针确定之后，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部署会战。由于日军主力从长江东面而来，蒋介石则以长江为界，将中国军队划分为南北两个大的战场：

江北战场，以二十三个军为基干兵力，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主力配置于大别山西北面的信阳、商城地区；另将一部兵力配置在大别山以西的长江北岸一线。

江南战场，以二十六个军为基干兵力，由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兼新成立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主力配置于武汉以西的长江南岸沿线。

南岸是日军进攻的重点，因此是武汉会战的主战场。

蒋介石倾其空军全部战力，计战斗轰炸机100余架，全部投入会战。

海军全部，战舰40余艘，亦全部投入会战。

蒋介石豁出去了，将凡能动用的部队全部调用武汉参战，总计五十个军，一百二十九个师，一百一十余万兵力。

在进行了上述军事部署之后，蒋介石下令：限8月15日以前，驻武汉三镇的各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学校，全城居民一律撤退到重庆、昆明、宜昌、湖南、西安等地。只留他的军事指挥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指挥作战。

蒋介石深感此次决战之惨烈，于一切布置就序之后，拖着有些疲困的双腿，站到中央广播电台的话筒前，向全世界和全国同胞发表具有悲壮色彩的声明：“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抗战以来，已经作战的经过，足以证明在阵地战上我军力量之坚强，将士作战之勇敢无畏。此在上海与鲁南各阵地战中，皆足证明”。

“我军此次作战，将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进退为重，而在于自动的选择有利的作战地区，达成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在这里，蒋介石“保卫大武汉”的目的，仅在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非真要保卫武汉这一城一地，当然能保卫，也是求之不得的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军方上自统帅部，下至在华作战的部队，也在这同时，改变了过去一贯坚持的速战速决，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战略企图。

自芦沟桥事变以来，日军方面企图一举歼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他们接连策划并发动了华北会战，欲一举歼灭宋哲元第29军主力；山西忻口会战，欲歼灭晋军主力；淞沪会战，欲歼灭华中中央军主力；徐州会战，再次欲歼中央军主力。但日军的这一系列企图都全部落空了。徐州会战之后，日军中央统帅部和在华部队，就再也不搞“一举”的虚劲了。

5月末，日军统帅部在关于向攻占汉口态势转移的作战方针中，就只羞羞答答地要求向武汉进攻的华北、华中日军攻占汉口，尽量消灭敌军。”尽量，也就是说能消灭更好，不行作罢了，但必须占领武汉。

8月22日。日军大本营下达的关于攻占汉口的第188号指示 和参谋总长下达的第250号指示中，就完全见不到“歼灭”的字样了，把武汉会战的战略目的，明确为“攻占汉口，‘把蒋政权逐出中原”。数十万大军，万里征战，只是为了占领武汉日本天皇和日军统帅部为什么明知不能歼灭中国军队而发动这样一场宏大的战争。

日本限于人力物力，迫切希望早日结束日中战争，但他们的“和平，是基于中国政府投降基础上的。因此，他们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倾其国力速战速决，实践证明不可能：重新宣布要以蒋介石为对手，商议停战吧，又大扫天皇的面子。

因此，只有这个办法，再努一把力，把蒋介石从中原驱逐出去，天皇在下令进攻武汉时，指出：“此次大战所期待的是使蒋政权为地方政权。”

大战的目的是想通过占领一块显眼的地盘，使中国的合法政府降个格，这肯定又是一厢情愿的事。战后，日本一些战略家认为，近卫首相那个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政府声明，给日本战时政府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惨败。

由于黄泛区的阻挡，迫使日军重新拟定作战计划。

　 4

6月8日．日军第6师团，从安徽舒城地区南下，于6月18日攻占了潜山，加强了波田支队的攻势，同时也稳住了该支队的后方。

安庆失守，马当、湖口等地就成为武汉的前哨阵地。

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会同第九、第五战区部队，在马当至汉口间，构筑若干处要塞炮台，设立江防要塞司令部，以谢刚哲为司令官。要塞司令部将所属军舰炮艇和海军陆战队，统编为三个总队。

第一总队：驻防九江上游的田家镇、葛店一线；

第二总队：驻防马当要塞；

第三总队：驻防湖口要塞。

为便于海、陆军协同作战，防守长江水域。在马当和湖口要塞司令部之上，又设马湖要塞指挥部，由陆军第16军军长李蕴衍兼任指挥。马当要塞由陆军王锡焘充任要塞司令；湖口要塞由陆军第77师师长彭位仁充任要塞司令。

6月14日。

安庆失守在即，鏖战炽烈。

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乘坐军舰，从武汉顺江直下，亲赴前线指挥海军作战。是日黄昏撤出战斗，从安庆返航。他命令舰上炮火将设于江中和岸边所有的航标，逐一轰毁。来到九江，又下令在九江以下水域布设水雷，实行封江。

海军舰艇立即出发，在马当要塞前后，布下水雷六百多个；东防面加布一百多个；湖口方面布设一千多个。

该段长江，水雷密布，险象万千，航道梗阻。

日本海军强大的第3舰队，在长江封锁线前施展不开，只好裹足不前，感到异常恼火。无奈只得派出大批兵力下江“摸雷”。另一方面，日军又采用空军对付中国海军，日军飞机沿江低空搜索，扫射轰炸中国海军的布雷舰艇。

中国海军官兵冒死布雷，其牺牲之大，为世界各国海军战史上所罕见。

6月24日。

海军威宁号炮艇，正在马当附近执行任务，敌机九架，突然顺江飞来，轮番轰炸。江水掀起数丈之高，满江浓烟滚滚，不辨南北。艇体多处中弹，烈焰腾空。艇长李孟元以下所有官兵，在烈火中挣扎，直至与炮艇一起沉没于江水之中。

7月1日。

咸宁号军舰在九江北港布雷，完成任务后，经九江驶向田家镇，航至火焰山附近，敌机七架追上来，俯冲扫射投弹。中国海军将士一面开足马力继续向上游奔返，一面沉着应战，用舰炮和高射机枪还击敌机。

这时，火药舱、头目舱、士兵舱均中弹着火，浓烟呛人。中段机锅等舱亦多处洞穿，漏水甚猛，官兵们奋勇抢救，纷纷用身体堵住漏洞。

甲板上，官兵死伤枕藉，血肉横飞。将士们怀着满腔复仇怒火，冒死抵抗，以舰上之高射机枪击落敌机两架。

该舰挣扎着返回武穴，暂靠日清公司码头扑火堵漏。不料，又有十六架敌机赶到，倾弹如雨。咸宁号军舰终于中弹肢解，连同全舰官兵满腔未酬的壮志和义愤，在滚滚的江水上消失了！

7月2日。

长宁号炮艇在武穴布雷时，突遭七架敌机围攻。艇上官兵没有躲避，冒险将水雷布完，但该艇却被敌机炸中，全体官兵壮烈牺牲。

7月3日。

崇宁号炮艇奉令在田家镇布雷，连日来数次遭敌机轰炸。官兵们一边用艇上高射机枪与敌机对抗，一边躲避轰炸扫射。艇上人员虽屡有伤亡，却都侥幸脱离险境。这天中午，敌机五架，紧紧咬住正在向江里布雷的崇宁号，连续投下燃烧弹，炮艇在一片血红的火海中不屈不挠地左冲右突。然而，艇体又不幸中了炸弹，遭受重创，操纵失灵，在滔滔烈火中，沉没于水底，为中华民族的尊严，壮烈殉国！

6月21日。

日军排除了马当下游水域的水雷，海军舰艇数十艘驶抵马当炮台附近，停靠江中，向岸边炮台日以继夜地轰击。22日清晨，日军十多艘汽艇，在军舰上大炮的掩护下，向炮台冲击。要塞各炮台官兵沉着应战，待敌汽艇驶近时，突发子母弹进行反击，当即炸沉敌汽艇大半，艇上日军纷纷落水淹毙。其余汽艇见势不妙，掉头就逃。

6月23日。

日军波田支队，在海空军掩护下向马当要塞发起猛攻。先是用军舰上的炮火猛烈炮击和飞机猛轰滥炸，接着是步兵潮水般涌来。要塞官兵与敌短兵相接，处处都在展开惨烈的肉搏战，杀声喊声震天动地。驻守香口的第三总队一大队，数百名将士，全部战死在阵地上。

6月25日。

敌海军驱逐舰多艘，在巡洋舰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马当水域。

守军各炮台立即万炮齐鸣，猛烈轰击敌舰。

敌舰亦万炮齐发，轰击炮台。

整个要塞炮声隆隆，地动山摇，烈焰滚滚，天地变色。

巡洋舰被守军大炮击中，顿时火光冲天，浓烟升腾，日军舰队一片慌乱。

守军官兵大受鼓舞，炮火更加猛烈。

敌舰队失去旗舰，无力还击。只见两艘驱逐舰挟拖着巡洋舰向下游逃去。其余舰只纷纷掉头逃窜。

守军官兵冲出炮台，欢呼雀跃。

6月26日。

日军陆海空一齐出动，对马当要塞进行立体攻击。坚守长山阵地的江防部队，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守军伤亡也很惨重，逐渐失去抵抗力，当日中午被日军攻占。

日军夺取长山阵地之后，采用迂回包围战术，很快推进到马当。各炮台附近出现便衣汉奸和日军大部队，情况异常危险，炮台失去作用。要塞司令王锡焘下令各部队突围。

当日下午，马当要塞失守；

6月27日，上午。

陈诚带着第九战区参谋长施泊衡和参谋处长刘云瀚来到湖口，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视察了江防阵地和有关部队。最后来到湖口要塞司令部，把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交给要塞司令彭位仁。

蒋介石在信上指出湖口要塞在整个武汉会战中的重要地位，令其务必督率全体官兵，坚决阻止日军前进，为主力部队的调动争取时间，没有军委会的命令，不得后退半步。

彭位仁看完信，深知要塞就是自己的葬身之地。立即向蒋回电：末将誓与要塞共存亡，不成功便成仁。

随后，彭位仁召集要塞司令部全体官兵在炮台阵地上开会，神情异常严肃地宣读蒋介石的亲笔信，念完，带头高呼誓与倭寇决一死战，誓死守卫湖口要塞。

陈诚站到高处，挺着胸脯晃动着拳头，厉声训话：“倭寇入侵，意在亡我国土，亡我民族，身为中国军人，保土卫民是我们神圣的光荣使命！在华北、在淞沪、在南京，在台儿庄，我军广大将士，同仇敌汽，浴血死战，打出了国威军威和民族精神。现在，倭寇受阻于黄泛区，便沿江猛犯，意在夺我中原，占我武汉。湖口要塞，是武汉门户，我炮台官兵必须树立与炮台共存亡的决心……”

武汉的6月，如火炉炙烤。陈诚早已汗如雨下，可他一身整齐的戎装，风纪扣、武装带严严实实。内里头却早已被汗水浸渍得皮肉痒痛，额上的汗水流进眼睛里，火辣辣的难受。可这位年轻的上将始终纹丝不乱，立在部下面前，凛然训示：“现在后悔当炮兵也迟了！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作为中国军人，只有一个选择：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全体官兵，闻者凛然，情绪激昂。阵地上响着憾动山河的口号：

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陈诚从炮台下来，汗水、泪水满脸纵横，这才掏出手中抹抹脸，揉揉眼睛。他与随行高参正欲赴江边登小挺回武汉，忽见马当要塞司令部刘参谋长满身征尘地从旁边经过，当即叫住，问道：“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刘参谋长站住，怯生生地回答：“马当失守了！”

陈诚凛然作色，“谁叫你们撤退的？”

刘参谋长吱晤着说：“炮台遭日军包围，王司令命令……”

陈诚怒喝道：“你身为要塞参谋长，阵地丢失，擅自撤退，难道没你的责任吗？”

喝令卫兵将其扣押，带回武汉交军法处审判定罪。

彭位仁见之，在一旁倒抽口凉气，直觉得浑身虚汗直冒。

7月2日。

日本海军舰队，被水雷困住，无法前进。乃由陆军担任前锋，向湖口要塞进攻。连日来，敌飞机对湖口要塞各炮台阵地轮番轰炸炮台阵地大多被摧毁。这天，敌陆军大队赶到，全线发起进攻，川军第43军26师等部与敌展开恶战。

彭位仁率领要塞官兵，操步枪、冲锋枪等轻武器，与敌陆军短兵相接，反复争夺炮台阵地。阵地前，敌遗尸遍野。要塞官兵亦伤亡惨重，血染炮台阵地。

战斗至7月4日，湖口要塞所有的江防炮台阵地，都被敌机和敌大炮摧毁，将士绝大部分壮烈殉国，只有少数官兵，其中包括轻重伤号，仍紧握手中武器，在硝烟滚滚的废墟上坚持抵抗。

7月5日。

湖口要塞停止了枪炮声。滚滚的硝烟渐渐散去，所有的炮台阵地不见踪影，在满目惨景的焦土上，横亘着遍地的守军和敌军的尸体。

一股浓烈呛鼻的血腥味儿，久久地飘散在这片焦土的上空.

敌海军舰队自6月26日起，派大批兵力下江排雷，但进展不大。便贸然溯江上驶，被水雷炸伤炸沉舰艇数艘，不敢再轻举冒进，遂改为由小型舰艇在前作探险性开进。

7月13日。 海军陈绍宽总司令挺立军舰指挥台上，举起望远镜从远处向湖口方向了望，发现在湖口江面上停靠着一大群日军的中、小型军舰。回过身来对一参谋下令，立即组织快艇袭击敌舰队。

7月14日。

海军总司令部派文93号快艇前去袭击湖口江面的敌舰队。该艇开足马力，划开一道雪白的浪花，顺流直下，照直朝敌舰队冲去。

敌舰队慌忙开火，在江上组成一道严密的火网。雨点似的高射机枪子弹和轰隆的炮弹，落人空阔的江面激起一层层白色的水浪。

快艇冒着敌人炮火全速冲击，待靠近敌艇队时，才发射鱼雷。只听一声巨响，敌舰队中间冒起一般浓烟一艘中型军舰渐渐倾斜沉没。

文93号快艇得胜归来，艇身弹痕累累，艇上官兵几乎全部挂花。

7月17日。

海军又派史223号和岳253号怏艇，再次袭击湖口敌舰队。清晨，江风徐徐，十分惬意。两艘快艇装上鱼雷，顺江而去。但是，在途中却被陆军拉布的水下阻网缠绞，无法脱身，史223号快艇无声无息地含恨沉入江中；岳253号也致重伤，无法开动。

敌舰队遭中国海军快艇袭击，受到很大威胁。于是，出动机群沿江搜索，终于在薪春附近发现快艇停泊基地，便立即对其轰炸攻击，快艇部队几乎遭到全歼，无力再组织对敌舰队的进攻袭击。：

7月22日。

陈绍宽上将乘湖隼号鱼雷快艇到九江前线视察。经实地考察已认为只布设固定水雷阻敌，效果不大。决定采用浮雷攻击敌舰。

他对布雷部队官兵讲话：“浮雷飘泛在水面，顺江而下，向敌舰迎头痛击，定使敌舰无法躲避，效果一定良好。但是，施放浮雷，首先要弄清敌舰停泊或行进的路线地点，在相当近的距离内放雷，才能获得所希望之成果，因此，执行这项任务，是非常危险的，希望我海军将士，无愧于民族卫士的称号，发挥决战决胜精神，完成此项艰巨任务！”

于是，组成若干个布雷别动队，专布浮雷。各队秘密出发，在黑夜里越过我方自己布设的数道水雷封锁线，抵达敌舰队很近的地方，放下浮雷。首次出击，即将湖口江面的敌舰队炸沉炸伤各一艘。

另有一支布雷别动队，带着沉重的浮雷，从陆路穿过敌占区，深入到安庆敌后开展水上游击战争，在贵池等地，潜伏于大江两岸芦苇丛中，寻机放雷，奇袭敌舰，断敌交通，神出鬼没，打得日军坐卧不安。

5

7月上旬。

正当中、日两军在马当、湖口地区进行武汉外围战，并都在积极调兵，准备大决战之时，从北方传来一个令蒋介石十分振奋的消息：苏联红军在吉林省珲春县最南端的中、苏边界上，跟日本关东军在张鼓峰、沙草峰等地发生了激烈交火，而且规模还不小，双方都投入了上万人马。

蒋介石立即预感到这一事件将带来世界局势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将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他分析中、日、苏三国的关系，认为：如果日、苏之间由此酿成大战，日本将抽兵北顾，自然给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减轻压力；如果日、苏间暂时罢兵言和，则苏联对日本仍是一大威胁，日本必然倾全力以攻中国，意图将中国战败之后，早日抽兵他顾。

此时，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将军来见，诚恳地向蒋介石建议，应适当变更和调整会战兵力，周恩来指出，明朝覆亡的教训之一，就是节节抵抗，节节败退，而没有在敌后留下一定数量的部队以牵制敌人。我国既已作持久抗战之计，就不应倾其所有兵力来进行这次会战。具体建议以三分之一的部队与日军对峙；三分之一的部队转入敌后，化整为零，开展敌后游击战：另以三分之一的部队撤到后方，进行整训补充。

蒋介石基本接受了周的建议。当即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高级军事人员会议，商讨对策。最后，蒋介石作出决定：“我军必须力求战而不决，以作长期持久抗战准备。要使倭寇深深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沼之中不能自拔，最终将其拖垮击败，武汉会战的摊子已经摆开，我军非到有利地区，而不要轻易与敌决战。我们只以原计划百分之六十的兵力进行保卫武汉的消耗作战。保留百分之四十的兵力作今后持久战的基础，因此，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应根据这个原则，重新调整兵力部署。”

根据蒋介石这一俄略部署，陈诚立即将江南第九战区数十万大军重新作了相应的调整。将主力集结于鄱阳湖西面水网地带和庐山地区，准备在这有利地区歼灭日军，同时，也能有效地保存自己。

白崇禧受命之后，也立即赶往商城，在城北的祠堂里设立第五战区指挥所（因李宗仁患牙病住院，五战区由白崇禧代理司令长官），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将精锐之师徐源泉的第26集团军调到合肥以西，背靠大别山东麓以作持久战。其他部队则配置于大别山西北麓，和大别山南面的长江沿线。白崇禧给本战区部队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大别山南北两面险要地区阻敌窜入，或诱敌于对我有利的地带，加以歼灭，以确保长江北岸。

同时，白崇禧将第五战区部队划分为三个作战兵团：

左兵团：指挥官孙连仲。负责大别山西北麓方面，将敌诱至有利地区予以歼灭；

右兵团：指挥官李品仙。负责大别山南面，利用长江北岸港湾错杂的有利地形，相机歼敌；

中央兵团：指挥官廖磊。大军藏于大别山中，部分兵力守在大别山东面险要隘口各处，阻止日军进山。

白崇禧真不愧为“小诸葛”，第五战区数十万大军经他这样一拨弄，一兵一卒都靠上了大别山这坚强的堡垒，进可攻，退可守，行动自由，置于不败之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钻大别山，以作长久抗战之计。

白崇禧部署好部队，就将指挥所搬到大别山西边一个名叫宋埠的小镇上，在这儿，他一方面可以就近与陈诚的九战区长官部保持密切联系，以便江两岸协同作战；另一方面，这一带是他预设的歼敌战场，以便就近指挥督战；其三方面，他设指挥所于此，是便于掌握左、中、右三个作战兵团的情况。

却说右兵团指挥官李品仙中将，新近才被蒋介石提拔为第4兵团司令，心里很激动。新官上任，他想早点到战场上去烧他几把火，打几个漂亮仗来报答蒋介石，也不在提拔他一场。

他从白崇禧那儿得了将令出来，跳上一辆破破烂烂的小越野车，驱车赶往鏖战正酣的黄梅前线。

车窗外，江水奔腾。他的心也如江水那样激荡，那江水仿佛幻化成了他的千军万马，正以澎湃之势，向敌军发起反攻……

突然，一群敌机顺江而来，对着小车俯冲扫射。

司机大惊，车身失控，连人带车滚进路旁水田。

这位陆军中将从破车里爬出来，拔腿就跑。

这时，只见一架敌机俯冲下来，对着那辆破烂小车哒哒地一阵扫射，然后，机头一翘，屁股后漏出一个娃娃样大的铁玩意儿。李中将赶紧朝地上一扑，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震他差点儿吐了出来。湿乎乎的稀泥，忽啦啦地从天而降。把他半个身子都埋在了土里。

他猛地一蹦，站了起来。才发现后脑勺和背上都糊着大块大块的烂泥。回头看去，他坐的那辆车，不知飞到哪儿去了，其地已创出了一个半间屋子样大的土坑，好险！在他脚边还有一大块黑不溜秋的东西，是车门还是车顶盖，也说不清楚。

呸！他朝那土坑狠狠唾了一口，头也不回地照直朝黄梅前线走去。

中日战争扩大化，也迫使希特勒德国在远东的这两个伙伴之间进行选择。日本工业和军事力量都很强大，与之结盟，可以作为德国侵略扩张的有力帮手；中国工业落后，军事力量软弱，与之结盟，不但不能给希特勒以军事上的支援和策应，反而还要希特勒来“救济”这位又穷又大的穷朋友。

希特勒毅然选择与日本结盟，一脚踢开了中国这位可怜的穷朋友。

虽然中国曾竭力揭露日、苏暗中勾结，但事实却胜于雄辩，日、苏间的关系仍在不断恶化。而中国与苏俄的靠近却日趋明朗。1938年初，苏联秘密卖给蒋介石包括飞机、大炮和枪支在内的，共计一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虽然斯大林一点也不客气，对贫穷的中国人分文不让，照收美元不误，但那毕竟是军火，是用于战争的东西。

希特勒果断地断绝了与蒋介石的军事联系。先是断绝武器装备的交易，再是当武汉会战打得正激烈时，下令撤走所有的德军顾问。

希特勒落井下石，釜底抽薪的行为，在德军顾问团中引起强烈不满。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长期在华工作，同蒋介石和中国军界结下了深厚友谊。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将军带头向柏林提出，愿以个人名义留下，继续为中国抗战服务。但希特勒的态度非常强硬，警告法肯豪森等人，如不遵命按期回国，他们在国内的家属，将面临严重后果。

德国军事顾问团大多数成员被迫于6月底离华回国；但是、仍有五位顾问，毅然舍去一切，坚持留了下来。所有回国的德军顾问，临行前都来向蒋介石保证，决不出卖中国利益，决不向日本泄露中国的军事秘密。

正当蒋介石为德国的卑劣行为感到气愤之时，斯大林却向他伸出一只热乎乎的大手，其原因正如蒋介石预料的那样，因为日苏间发生的张鼓峰事件。

所谓张鼓峰事件，是1938年7月13日，四十余名苏联红军越过边境，悄悄进入了吉林省珲春最南端的张鼓峰地区，关东军立即查阅地图，看出该地为“满洲国”的领土，于是认定苏军为非法侵犯行为，调遣部队进行“自卫还击”。日本驻朝鲜的第19师团，首先发难。双方在此迅速增加兵力，动用坦克，重炮部队展开大战。正当日军第19师团数万人陷入绝境，将被苏军全歼时，莫斯科方面却突然主动宣布停战言和，停战之后，日军方面也十分知趣，不再提苏俄军侵略满洲帝国领土之事，慷慨地容许苏军“合法”占领张鼓峰地区。

张鼓峰事件很快得到和平解决，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日本方面认为，自己的两条腿还深深地陷在中国这块泥沼里，一时还拔不出来，无力对苏联展开大战。所以，在对中国的战争结束之前，他们对斯大林采取尽量克制的态度。

第二方面，苏俄方面认为，他的西边受到希特勒咄咄逼人的威胁。日本在亚洲同俄国争夺势力范围，当然是俄国的死对头。但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战略家，都不会让自己陷入两面出击，因而亦是两面受夹击的被动局面。斯大林当然明白这一点。在斯大林看来，既然日本与中国已摆开那么大的摊子，正厮杀得难解难分，还不如在诸如张鼓峰这样的事件中，对日本作些让步，以达到从中渔利的目的。

为了切切实实让日本方面理解斯大林元帅的良苦之心，日、苏在谈判停战时，苏方一再向日本表示，绝不会对日本的关东军有军事行动。

通过张鼓峰事件的友好解决，夭皇和日军统帅部“由此却得出威力侦察的结论：苏联并无大举出动之意，于是得以消除后顾之忧，实施对华作战。”

同时，苏俄方面认为，也不能让日本一下子就把中国给打败了。日本征服了中国，总有回过头来进攻苏俄的危险。于是，应该对中国的抗战施以国际主义之援助，使其牢牢拖住日军，让日军长期陷在中国那块泥潭之中。有鉴于此，援助中国抗战，无疑是给中国这块战争的沼泽地再灌些水，使之永远是无底的沼地。

对于蒋介石来说，处于那种非常困难的境地，谁的支援，物质的和精神的不论，都一概是求之不得的。

在张鼓峰事件爆发后，苏联开始热心援华，开来了苏联空军援华志愿大队和军事顾问，运来了许多大炮和枪支。

6

1938年5月19日。

中国空军第一次打出国境，远征日本取得成功。

早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就想用飞机去轰炸日本本土，以示报复。1937年9月，他派了个军事代表团去莫斯科，作购买武器的秘密谈判。蒋介石特别指示代表团，一定要争取购买远程重型轰炸机和五百公斤以上的大个儿炸弹，并明确要代表团告诉苏方，这是为了反击日本，准备去轰炸日本本土的。代表团在苏谈判期间，蒋介石最为关心的就是远程轰炸机和大个儿炸弹，曾数次去电询问情况。但苏方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无论如何也不肯卖那些东西给中国。成交结果，5公斤至10公斤重的小西瓜炸弹到是卖了不少给蒋介石，五百公斤的大个儿一个也没给。

蒋介石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也就告吹。

到1938年4月中旬，蒋介石产生了一个新的点子，决心冒一次险，对日本侵略者精神上来一次狠狠打击。他命令政治部第三厅的“先生们”（因三厅主要为共产党员组成，负责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抗战宣传文化工作，因此，国民党上层亲切地称三厅的人为“先生”，赶紧编写印刷一批传单备用。

五月中旬，几十万份传单便从郭沫若那儿送到了航空委员会。

蒋介石亲自下令，派两架轰炸机带着这些宣传品到日本去撒。

中国空军第14大队队长徐焕章，副队长佟彦博，分别驾机从武汉机场起飞，在茫茫的云海上空向东飞去。

两架轰炸机飞出了大陆，飞出了中国领海。深夜两点四十五分进入日本本土。

近百年来，中国军队都是躲在自家门框后，被列强任意追打欺凌，而这一天，中国军人第一次勇敢地闯出了自家大门，在上万米的云端，高高在上地鸟瞰敌国的土地。

日本全国一片惊慌失措，警报声响遍了日本列岛，他们以为中国人带来了报仇雪恨的炸弹。然而，当九州、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城市和乡村的居民，随手拾起天上飞来的中国传单时，才发现那上面充满了善意的文明的语言：

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徐、佟二人，本来抱着有去无回的心情前去日本撒传单的，谁知，到了日本上空却大出原来之意料。当他们驾着飞机在日本上空，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撒完了所有的传单时，也没听见日本人开炮打他们。觉得好生奇怪，朝下一望，只听见警报声还在哇哇乱叫，各大城市一片慌乱，竟还没回过神来关灭电灯。徐、佟二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在无线电里对起话来。

徐说：“你看他们慌得那样儿，到处都还亮着灯。”

佟说：“我们要真带着炸弹，那些城市准挨炸，电灯就是目标！”

徐说：“你看有一片灯光突然灭了。哦，又有一片灯光熄了。”

佟说：“他们到现在才想起该做什么事呢！”

两架轰炸机在武汉机场安全着陆。当徐、佟二人走出驾驶舱时，行政院长孔祥熙，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军政要员已伸着两条胳膊迎了上来。

何应钦说：“欢迎你们，我们的民族大英雄！”

孔祥熙腆着个大肚子说：“你们从机上发回的，征服倭寇的电报，委员长知道了，高兴得很，特地派我们来迎接！”

小车把这二人拉到蒋介石的会客厅。

蒋介石已迎候在门口，他这会儿竟然也忘记了身为军人的礼节和统帅的威严，在受部下军礼之前，就伸出手去、弄得徐、佟二人不知是向他敬礼好，还是和他握手好。

进客厅坐下，蒋介石竖直耳朵，像山沟里的小孩子打听大城市的新鲜事那样好奇地打听他们的历险记。听到高兴处，竟有些失态地手舞足蹈起来，连说：“不行不行，日本的那个防空，太幼稚了！”

徐、佟二人成了大英雄，成了报纸电台的头号新闻人物。武汉各界代表前来慰问，请去作报告，把他们当圣品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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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和第18集团军，特送红彤彤的锦旗一面，致以民族的敬意。

日军认为，这一次比台儿庄的“差错”更丢脸；日军航空部队对武汉地区，不分军民地施以报复性轰炸，同时，以绝对优势之空中力量，专寻中国空军决战，以图歼灭中国空军。中国空军虽然力量薄弱，却勇敢地迎战。

5月31日。

大批日机空袭武汉。中国空军起飞迎击，一举击落敌机14架。在此前不久的另一次空战中，中国空军击落敌机21架。在这次战斗中，空军勇士陈怀民的飞机被敌机击中、本可以跳伞逃生，但他却毅然驾驶着负伤的飞机向敌机撞去，和敌人同归于尽，把他那无畏杀敌的精神和未酬的壮志一起挥洒在祖国的万里长空。

在武汉空战中，中国空军将日军有名的木梗津轰炸机联队，几乎全歼。

本来就很弱小的中国空军，也在武汉空战中消耗殆尽，无力再战。

日本飞机却乘机猖狂，定要将中国军队统帅部摧毁，把蒋介石炸死才解恨，在7月的一天中，敌大批轰炸机，连续两次轰炸武昌军事委员会驻地。

蒋介石和宋美龄，以及卫士们躲进防空洞。

天空中20多架轰炸机，打着圈儿，一遍又一遍地专门扫射轰炸蒋介石的住所和办公地。转眼之间，蒋介石的宅所、客厅、会议室都被炸成废墟。

突然，几枚炸弹咝咝怪叫着坠到防空洞外，爆炸之后，不少卫士已被炸死，距离最近的那颗炸弹，离蒋介石不过30市尺左右，炸弹响后，鲜血飞溅残壁，断肢倒挂树梢，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

宋美龄被震昏倒在地，呼之不应。

蒋介石完全明白了，敌人出动这么多飞机，专炸这小小的地方，是要将他置于死地。不由得心中怒火中烧，干脆从防空洞里爬了出去，迎着自天而降、恐怖怪叫的炸弹，在血肉横飞，熊熊燃烧的土地上走着。

他铁青着脸，伫立在刚被炸弹炸开的新土上，仰首怒视着仍在逞狂的敌轰炸机群，心里燃烧着复仇的怒火。

　7

1938年9月29日。

刚从延安飞抵武汉的周恩来，将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亲手交给蒋介石。蒋介石剪开信封，取出信笺，只见上面龙飞凤舞一手好字写道。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铩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杭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体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的亲笔信，对武汉危急，国民政府内意见不和，汪精卫等主和派的活动甚嚣尘上，而还在战、和两种选择中徘徊的蒋介石，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和信任。

武汉会战时期，尽管蒋介石从未放弃过反共的方针，国共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黄金时期。孙中山先生毕生为之奋斗的民主共和政体，在这时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各政治团体的一致拥护。当时，中国的主要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致抗日的，各党各派均可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历史在这里出现了崭新的、也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即各党各派都坚持自己不同的政治观点和主张，但却出现了全国空前的民族大团结。

在有些人看来，中国处于军事上的绝对劣势，政治上的“混乱”状况，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具有伟大政治远见的毛泽东却独具慧眼，认为”大难有转旋之望”。只要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团结抗战路线，与各党各派平等治国，则中国的独立自由就可以实现。并坚信中国会“雄立于东亚”。

1938年3月29日。

国民党在武昌珞加山武汉大学内举行了该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适应国内政治形势，制走了抗战路线。最重要的是决定组织民意机关，制定《国民参政会组织法》，实行国民参政大会制。

国民参政会的人选由各党派、文化团体、经济团体和生产者几方面产生。该会的性质为咨询机关，规定凡国家大政方针，都须由参政会讨论通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入选为参政委员。

7月1日。

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毛泽东未到会，但给大会发来电报，明确呈述了他的参政观点和意见：

寇深祸亟，神洲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老子党”的作风，尊称共产党人为有志之士，并发表对共产党人的宣言书。“馨香祷祝”国共两大党和各党各派团结御侮，共赴国难。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对其军事机关，也作了一定改造，成立军委会政治部。以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郭床若任第三厅厅长。三厅主管政治宣传，三厅的人员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共产党员。陈诚等人对三厅的工作也是放手让干并给予支持的，如三厅的活动经费问题，陈诚一开口就答应给郭沫若一个军的经费（80万元）。

三厅的工作可以放手去做。独立组织盛大集会、游行，组织战地文化服务处，印刷报纸传单和小册子，发到前线连排战士手中；举办画展；组织宣传队，演剧队、孩子剧团等等。

1938年1月11日。

中共在武汉创办《新华日报》，公开在全国发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该报书写报头，题了词。国民党高级将领和领导人，知名人士纷纷为该报题词祝贺。计有冯玉祥、白崇禧、孔祥熙、邵力子、陈铭枢、张治中、石瑛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也可公开支持该报，纷纷题词相庆。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著作，也可在武汉印成小册子，在长江方面战场的军队中发行，一些部队还自由选择《论持久战》为政治教材，组织官兵学习。

武汉时期的民主共和局面，虽然短暂，且还很不完善，但它是永远值得回忆和深思的。正如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所说，那是“希望无穷”的……

（毛泽东的信引自《湖北文史资料》第243页）

　8

7月26日。

武昌。军委统帅部接到九江守军总指挥李汉魂将军电话：守军与敌人激战三天三夜，予敌大量消耗以后，已撤离阵地，转移到南浔铁路一线。日军占领了九江。

得到这个消息，蒋介石，陈诚似乎很平静·。

苏军顾问们（1938年7月，德军顾问团撤走后，根据中、苏协议，苏军顾问团派驻中国军队）却沉不住气了，哇啦哇啦地叫个不停，建议蒋介石立即反攻。

、

蒋介石睁大了眼睛，吃惊地反问；“反攻”好像他压根儿就不懂得反攻为哪码子事。

总顾问切列潘诺夫耸耸肩，比划着说：“反攻！把九江夺回来，把日寇赶下长江去。”

蒋介石与陈诚相视一笑，马上对顾问先生们皮笑肉不笑地连声道：“啊，反攻。很好！很好！”

顾问们被蒋介石用“很好”打发出来，就再也没有发现统帅部有什么具体行动来实施这一建议了。

总顾问急了，又找到蒋介石吵叫反攻之事。该总顾问曾经在中国军北伐时期，来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与蒋的个人关系不错。因此，见面说话都很随便。

在客厅就坐以后，总顾问直截了当他说：“总司令（他还像北伐战争时期那样尊称蒋介石为总司令），说实在的，我对您和您的统帅部所采取的战略有不同看法。”

蒋介石欠欠身，“好，好，请直言，请直言！”

切列潘诺夫说：“经过我的观察了解，我认为总的说来，你们整个的抗战是消极抵抗。”

蒋介石皱皱眉头，“哦，何以见得？”

总顾问说：“你们只是以一部分兵力向进攻的敌人，作节节抵抗防御，而其余的部队通常都在后边待命。”

总顾问突然激动不已地捏着两个拳头喊道：“不应当呆着不动，要行动，积极行动！积极反攻！要集结大兵团，像山上的雪崩一样压向敌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歼灭！”

蒋介石罗汉似地坐着，颇感兴趣地听他说完，才说：“阁下的意见很好！很好！”

总顾问已经受过他一次“很好”的款待了，心里很恼火，觉得刚才那一席肺腑之言又白说了。抓起茶杯咕咆咱地喝。

蒋介石似笑非笑他说：“不过，总顾问阁下，我们也应该这个，看到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于十多年前北伐军打中国的军阀了。日本军阀可不比北洋军阀好对付呀！当年，我曾到日本东京振武军事学校研习日本军事，毕业后又入日本上官学校当士官候补生，对日本人的战略战术，教育训练，武器装备、总之对日本军队的战斗力等等，虽不敢妄称日本通，但不客气他说，我对他们是很了解的。”

蒋介石也有些激动起来，继续说：“如果一能达成速战速决，能有效地大反攻，我何尝能容忍倭寇的铁蹄践踏我神圣领土的一寸一步！彼我的战力，决定了我军的战略方针。如果几个月前，我在徐州图个痛快，不将主力撤退转移，现在，日军也可能不是在武汉外围苦战，而是在重庆街头列队行进！”

总顾问无言以对。

蒋介石对老朋友善意地笑笑，“阁下的建议，也很有道理，我一定认真研究！”

其实，蒋介石和陈诚、何应钦等人早就定下了在江南反攻敌人的计划，不过不像顾问先生们所主张的那样简单。

冈村宁茨的第11军占领九江之后，按原计划从南岸配合海军沿江西进，仰攻武汉的路就行不通了。因为在他们的前头——瑞昌至富池口，这几十公里的地段上，集结着一股中国的精锐部队，这个精锐集团计有孙桐萱第3集团军；关麟征第32军团；汤恩伯第31集团军和孙相堂的第12军。这些部队曾在华北、上海、台儿庄等会战中战功卓著，威名赫赫。

冈村宁茨的部队还受到来自九江南面庐山地区的威胁。因为九江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都转移到了庐山地区，他们随时可以向九江出击，切断长江交通。

冈村宁茨因此决定改变原计划。以一部兵力从庐山西麓，沿南梁铁路南下，占领德安重镇，消除九江侧背威胁；同时，再以有力之一部兵力，从德安地区向西攻进，迂回到孙、关、汤军侧后，配合海军，拔掉这个钉子。

冈村宁茨的打算，正中蒋介石下怀。

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薛岳将军，奉蒋、陈之命早已将第25、第70、第8、第4、第64、第74、第66七个军的兵力，埋伏在德安、庐山地区山岳丛林地带，摆下个反八字形的阵势，等待敌人。

薛岳将军说：“我这个反八字形阵势，如袋捕鼠，又如飞剪，敌犯右则中左应。犯左则中右应，敌若钻进来，就很难逃出去。”

玄乎！颇有些诸葛亮八阵图的神秘感。

7月底。日军第106师团全部，从九江沿南浔路南下，进至庐山西麓马回岭附近，立即被薛兵团第9集团军各部重重包围。敌军拼死突围，终不成功，遂抢占阵地，原地待援，陷入绝境。

8月20日。

日军第101师团渡过鄱阳猢，在星子地区强行登陆，企图救援第106师团。该敌进至庐山东南麓，被薛兵团之叶肇第66军，王敬久第25军，以及陈安宝第29军死死咬住，亦陷入重围，不能自拔。

8月8日至24日。

日军陆、海军配合强攻瑞昌阵地，与守军孙相堂第12军等部激战半个月，夺取瑞昌城。

为了救援重围中的第106、第101师团，日军第9、第27两个师团和波田支队等部，在40多艘舰艇和大批飞机的配合下，猛攻码头镇、宫池口一带守军阵地。陈诚的精锐嫡系第54军，在军长霍揆彰，参谋长郭汝瑰将军指挥下。与敌接战，守军官兵冒着敌施放的大量毒气，奋勇杀敌，激战数日给敌以沉重打击。汤恩伯又指挥其他各军轮番出阵，将敌消耗近半。然后，第54军等部撤出阵地，在富水河东西两岸布防，严阵以待，阻敌西进。

日军第9、第27师团经过兵员补充，火速向南深入，意图解救被困于庐山地区之敌。

第9师团一部突破王陵基第30集团军阵地、进至马回岭附近，遭到黄维第18军和俞济时第74军拦阻围攻，在此进退困难。

第27师团主力沿瑞武公路南进，企图占领武宁，向东策应被困之敌。却在德安西南方的麒麟峰、张古山、万家岭一带陷入薛岳兵团和川、滇军的重围。

至此，冈村宁茨的第11军主力各师团，几乎都陷进南浔路山岳水网地带，机械化优势完全丧失，分别被第九战区各军包围攻击。

1938年9月中旬。

陈诚带着苏军总顾问切列潘诺夫，顾问卡里亚金奇若夫和布尔科夫等人，来到南浔路前线，在第九战区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将军的陪同下，一同走上山头阵地。举目远眺，山岳屹立。河川纵横，到处都传来战斗的枪炮声。

切列潘诺夫似有所感，忽然问陈，“你准备要干什么？”

陈诚狡拮地笑笑，“反攻！现在才应该反攻！”

切列潘诺夫赞道：“哦，你和蒋总司令原来是胸有成竹呀！绝妙的战场，乌拉！”

陈诚下达全线反攻命令。

参加南浔路大反攻的计有二十万大军。

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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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王陵基第30集团军一部向麒麟山之敌发动强攻。

滇军卢汉第30军团的将士们，与川军合围敌寇，他们雄壮的军歌响彻底云霄：

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

走过崇山峻岭

开到抗日的战场

兄弟们

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

云南是三十军团的故乡

三十军团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川滇两军与日军在麒麟山反复冲锋争夺，敌我双方死伤累累。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川军阵地发动反冲击，在情况危急之时，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将军，亲率六个营的预备队赶到，拼死堵住夹围的日军，许多山头阵地都在进行惨烈的肉搏厮杀。9月29日午后2时，川滇两军向麒麟峰最高点发动攻击。日军的工事全被中国军队的炮火摧毁，他们以尸体垒成工事进行顽抗，对冲锋的川军施放大量毒气弹。川军将士冒着日军猛烈炮火和浓烈的毒气，在满山遍野的喊杀声中，不顾一切地向敌人的尸阵扑去。下午4时许，攻占了主峰。

此后，全歼日军铃木联队。

10月初旬。

久困于庐山地区的敌第106、第101师团各一部数万人，从德安附近拼死向西突围迂回，企图与敌第27师团会合，在万家岭地区又遭到欧震第4军，俞济时第74军和叶肇第60军主力的包围。三军将士密切协同，向敌发起猛攻，战况顿呈白热化。

第74军冯圣法的第58师的战斗至为关键。

日军为了摆脱困境，以一个旅团的兵力向58师阵地拼死突围，大批敌机接连出动，轮番轰炸，并投下硫磺燃烧弹，将58师阵地上的树木草丛吞噬一光。该师将士在毫无藏身隐蔽的光秃秃的山坡上，顽强阻击，打退敌人数次反扑。但自己的伤亡也特别惨重。此时，另一股日军从庐山方向赶来接应救援，致使腹背受敌，全师官兵伤亡殆尽。师长冯圣法蹲在阵地上的一个弹坑里，抱着电话向俞济时军长痛哭求援。俞济时手里已无预备队可用，只得把警卫营的两个连也拉了上去增援冯圣法师，才扎住了那个缺口，将万家岭之敌牢牢地关在铁围中。

万家岭战役的总指挥——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将军，为了就近指挥作战，他将指挥部设在前线奢溪附近一个小村庄上。第66军司令部也设在这个村里。

10月7日。

三军部队发起最后总攻。

整个万家岭地区笼罩在激烈的炮火硝烟之中。每个山头，每区村庄都在展开惨烈的厮杀，反复争夺，一日数易其手。敌轰炸机群一日数次飞临万家岭上空，但因地面上两军短兵相接的混战，厮杀成一团，不知弹投何处，急得在战场上空团团打转。旋又一遍遍地俯冲，终因找不到下手的机会，而在天上干瞪眼儿。

吴奇伟的总指挥部却受了“优待”，连日遭到敌机轰炸扫射，他和66军叶肇军长以及参谋人员几次遇险。，有一次，他正与第4军欧震军长通电话，一架敌机俯冲扫射，竟将电话机打碎。另一次，他和参谋长等人聚在地图前画箭头，策划作战事宜，猛遭敌机轰炸，指挥部房子被炸飞半头，另半头塌下来，将他和参谋人员埋在下面，幸为木柱瓦房，未伤筋骨。

日军在重围中死伤惨重，特别是各级官佐战死尤多，致使许多单位无法统率指挥。（火田）俊六大将派出十多架飞机，将两百多名师圆长以下各级官佐，空运到万家岭空投，以补充战场指挥官。敌军一个大队从鄱阳湖方向开来增援，该敌从庐山东面向上攀登，企图袭击中国军侧背。他们爬至香炉峰半腰时，已疲惫不堪，便在山间一块较隐蔽的平坝里架锅造饭。被中国军一个团包围，从四面山上居高临下尽情围剿，敌军措手不及，五百余人，无一漏网，悉数就歼。

10月10日。

万家岭战役结束。

日军第101、第106师团之木岛、池田、津田等四个联队和其他部队共三万余人，被中国军队全歼。其第106师团几乎被歼殆尽，仅有一千余人逃脱。

这天是国民政府国庆日。

武汉三镇大挂青夭白日旗，以示庆祝国庆；也庆祝南浔路大捷。

在军委会办公室，蒋介石、陈诚、何应钦和苏军顾问们，不断收到南浔路各部队发来的反攻战报。最后一个打来电话的是川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他向蒋介石报告：“在我军向万家岭总攻时，敌第27师团长本间雅清中将亲率一部兵力，孤军冒进，驰援万家岭之敌。行至德安河岸，遭我军突然袭击，敌军大乱，向西溃退。德安河岸，敌遗尸累累，日军第27师团长本间中将被击毙！”（本间师团长被击毙为误传）。

蒋介石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对着话筒叫道：“军委会将传令全军嘉奖第30集团军，并给奖金三万块！”

9

8月下旬，合肥日军第2军，以四个师团为基干兵力，分两路沿大别山北麓进攻，企图从信阳地区南下，从北面包围武汉。

第五战区左兵团孙连仲，指挥第2集团军所辖第30军、第42军和宋希廉的第71军，在霍山至商城沙窝一线阻敌。同时，胡宗南第17军团和川军第22集团军、张自忠第27军团，在信阳以东迎战日军。

9月2日。

日军第13师团，在师团长获洲立兵中将指挥下，向第五战区左兵团前卫阵地富金山进攻。

富金山靠近豫皖边界处的叶家集，山如扇形之雄立于公路南侧。第71军军长宋希濂中将指挥所部第36，第88两师，在山上构筑阵地，对西进之敌，如同鱼骨卡喉。因此，敌军不惜一切代价猛攻山头阵地。

正面守军第36师与敌竟日激战。

军指挥所设在山上。宋军长站在窗口处，不用望远镜就可清楚地俯瞰战场全貌。日军无数次进攻，都被36师打了下去，守军阵地前敌军横尸遍野。远处，日军的活动尽收眼底。汽车运输队来来去去，有的是运兵，有的是拖来大炮、弹药，有的是向合肥方向运走伤员；远处山坡下撑起许多白色帐篷，那一定是敌军的战地救护所，大队大队的日军正慌慌张张地来回调集运动；公路哪边日军的炮兵阵地上，一排排野战重炮昂然屹立……

宋军长贪婪地盯住那些威武的大炮不转眼，馋得没法。心想，要是分一半给我就好了，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也行！我要是有几杆那玩意儿，保证给他个毁灭性打击，日军也不会那样猖狂了，竟敢在我眼底下，如此放肆猖撅。

天上传来嗡嗡声，举目望去，好威风，敌机来得真多，黑压压地一大片，如同黑云压顶。

敌机对山上阵地施以狂轰滥炸。火光闪耀，山在颤抖，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味儿。飞机贴着山坡俯冲，树梢都被狂风折断。

敌机刚去，大炮跟着轰击。有几发炮弹呼啸着落到了军指挥所附近。打得真远，难怪宋军长对它们如此看重、

敌人又要冲锋啦。几天来，天天如此，飞机大炮过后，就是冲锋。宋军长迎着隆隆炮声，向山下走去，向36师阵地走去。

敌人的炮火刚停，潮水般的步兵已接近前沿阵地。宋军长在战壕里跑着，对战士们喊着：“狠狠打！别让敌人冲上来！”

整整十天，日军在富金山前未能前进一步。敌人攻不动正面阵地，就派第10师团一部前来增援。该敌利用夜间出动，向富金山则后迂回，企图打掉宋军长的指挥所，并切断守军后方。

这路日军确是来者不善，对宋军威胁极大。可是，敌人的行动却被当地农民发现，立即赶来向88师报告。该师钟师长当机立断，令第528团在老乡的带领下，在敌必经之路的险要隘口设伏。敌人钻进伏击地区，突遭打击，当即死伤三百多人，余众拼死突围，狼狈逃回。

日军第13师团是侵华日军中最精锐的主力之一，现在却在富金山前弃尸盈野。获洲立兵中将向第2军司令官报告：“我军遇到强手宋希濂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大，战况仍然毫无进展。我军对富金山之敌束手无策！”

9月11日。

宋希濂奉令主动撤出富金山阵地。

日军第13、第16师团和第1Q师团之懒谷支队，通过富金山地区，西进会攻商城，与孙连仲的第30军展开激战。第30军是一个能打硬仗的部队，双方争夺异常激烈，伤亡很大。9月16日，日军攻占商城。 孙连仲将左兵团三个军全部部署在沙窝、小界岭一带，与敌决战。左兵团以左、右两翼摆开阵势迎敌，第30军和第42军为右翼，第71军负责左翼。

日军第13师团等部经过补充后，在飞机、重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向右翼部队进攻。孙连仲第2集团军将士发扬台儿庄的决战精神、浴血奋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孙部将士士气高昂，第2集团军军歌响彻了大别山北麓，响彻了沙窝战场：

　我们血战台儿庄，

　誓把鬼子消灭光。

　杀敌有功，

　保阵地。

　挥师北上芦沟桥，

　弟兄奋战别后退，

　保家卫国称英豪。

孙连仲的指挥部设在小界岭以南的小山沟里。第30师师长张金明打来电话，报告该师伤亡惨重，请求派部队支援。孙连仲对着电话筒咆哮道：“增援部队，一个没有！你部只要还有一个人活青，这个人就要给我站在阵地上！”

敌机扑进山沟，把他的指挥部炸掉了，孙连仲从地上爬起来，抖悼身上的泥土，拉着苏联顾问钻进树林里，继续指挥作战。

第31师的阵地被敌军突破，敌军离他的指挥所近了。孙连仲抓起一支冲锋枪，带着警卫人员冲上去督阵。溃退的官兵见了莫不惊愕，拼死反击，阵地又硬给夺了过来。

宋希濂的71军和田镇南的30军，把指挥所都设在小界岭南面的白果树。两军情同手足，配合密切，使敌无空子可钻。一旦发现敌情变化，两军指挥官聚在一块策划；一旦日军进攻，两军左右两翼狠狠夹击，予敌巨创。日军在沙窝阵前，费尽心机，直打到武汉总撤退前，仍未能突破守军阵地。

这一仗，日军伤亡惨重，日军统计宣布：死四千五百零六人其中将校官佐一百七十二人）；伤一万七千三百八十人（其中将校官佐五百二十六人）；共计伤亡：二万一千八百八十六人（其中将校官佐六百二十八人）。

9月初旬。

日军第10师团主力，及刘桂堂匪部和炮兵两个联队，重炮兵两个大队，骑兵一个联队向信阳地区进攻。

张自忠第27军团在信阳以东潢川至光山一带迎击敌人。在潢川与敌大战十二昼夜，给骄狂之敌以迎头痛击，完成预定任务后，将部队撤进大别山区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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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出战的是川军第22集团军之44军和45军。该集团军在罗山、息县地区迎敌。

10月2日夜。陈书农第45军之125师赶到罗山县城西面十里处，师长王学姜令部队原地待命。翌日中午，他带着李传林团长等人骑马去罗山以东二十里的竹杆河一带察看地形。

黄昏，还不见王师长等人回来，大家正在着急。罗山南门一带传来紧密枪声。侦察兵报告，发现大队日军从竹杆河右翼迂回。

此时，正在架设电话线的通信兵意外听到王师长的呼叫声。得知他们在察看完阵地返回时，与大批日军遭遇，被迫退进罗山县城，城内无部队驻守，他所带卫队人数不多，目前正处在危急之中。

陈书农军长得到电话兵的报告，急令第125师和124师向县城推进，解救王师长。两师部队合力攻城，吸引和牵制了日军。王师长一行趁机从敌空隙钻了出来，安全回到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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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第22集团军在罗山、息县与敌激战数日，予敌重创。按照计划向信阳以西撤退。

最后跃马横枪出战的是胡宗南的第17军团，胡部在信阳东边截住敌寇，给予狠狠痛击，一举歼敌五千余众。日军不支。龟缩进罗山县城，等待援兵。

10月11日。

侵华日军另一精锐主力第3师团，连同山炮、重炮各一个团队，在师团长藤田进中将率领下赶来增援；同日，华北方面军派遣劲旅骑兵第4旅团前来信阳以东参战。

三路日军会合，战力大增，立即对胡部发动新的进攻。

胡宗南军团终因战力悬殊，伤亡过重，向西且战且退。

10月12日。日军攻占信阳城。

10

9月1日。

日军第6师团和第116师团，分三路向广济以东地区的右兵团进攻，王攒绪第29集团军、刘汝明第68军，覃联芳第84军坚守阵地，寸土不让，战况尤烈，守军牺牲惨重。敌施放毒气数十次，激战数日，阵地终被突破。

日军攻下广济之后，继续西犯，集中陆、海，空军优势兵力，猛攻田家镇要塞。

中国守军张义纯第48军，萧之楚第26军，何知重第86军向敌侧背猛攻，欲解田家镇之围，鏖战逾旬，毙敌六、七千人，但未能解围。

在这同时，中国海军全体将士同日军展开了极为悲壮的最后决战。

9月7日。

日军先以飞机、舰炮连日向南岸码头镇猛烈轰击，掩护部队扫除江中水雷，15日日军攻占码头镇。北岸继广济失守后，武穴一带也失去屏障，无法控制，敌得以放心大胆地在江中扫雷。水上封锁线被敌冲破，日军水陆并进，迫近了长江通往武汉的最后一道防线——田家镇要塞。

9月18日。

田家镇下游江面上出现两艘敌舰。侵略者也许对江两岸异常沉寂的状况感到纳罕，正在江中踌躇之时，突然，隐蔽在江边树丛中的一个炮台闪出两道耀眼的火光。两声巨响。炮弹呼啸着击中前面那艘敌舰的舰舷，顿时，炸得敌舰一派狼藉。敌舰拖着滚滚的烈火和黑烟，掉头往下游方向逃窜。

9月20日。

细雨霏霏，江雾迷茫。

六艘黑乌乌的敌舰，像魔鬼似的从迷遂的雨雾中悄悄地朝要赛开来。近了，舰上炮口喷吐着凶恶的火光，胡乱地朝大江两岸的炮台倾泄炮弹。在敌舰艇炮火和浓雾掩护下，十一艘汽艇向炮台扑来。当炮台官兵发现敌汽艇时，敌已经快到炮台跟前了，赶紧掉转炮口，对着敌汽艇就是一阵狠揍，当即打沉了几艘，其余的落荒而逃。

不一会儿，江上又出现敌巡洋舰、驱逐舰各二艘，以猛烈炮火压制住要塞各炮台火力，强行闯入炮台近前，企图催毁沿江炮台。

要塞各炮台守军将士，冒着敌人强大的炮火，坚守阵地，并以同样猛烈的炮火，英勇抗击敌舰，对方炮战了大半天，敌毫无所获，只得退去。

9月21日。

日军十多艘汽艇，借着浓雾掩护开到田家镇要塞附近，企图偷偷启扫水雷。各炮台上的我国守军早已发现敌艇却保持一片静谧。待敌迫近时，突然开火，一举将其击沉八艘，余下六艘向下游狼狈逃遁。

9月22日。

敌浅水舰队和几十艘汽艇浩浩荡荡逆江疾进，企图打开田家镇险关。

沿江两岸守军的轻重武器一齐开火，火力稠密，蔚为壮观，却未中敌舰要害。

敌舰艇大队开到要塞江面，以舰炮掩护，汽艇冲锋，向炮台猛扑。炮台守军沉着应战，待敌进入最有效射程内时，又突发子母弹，炸得敌艇四处乱窜，鬼哭狼嚎。

敌舰艇大队又一次败下阵去。

日海军无法攻下要塞，便加紧用陆空军进行攻击。航空兵团每天出动大批飞机，对沿江炮台进行轮番轰炸。敌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采取迂回包围，先后攻取了要塞附近的几个要点。

9月27日。

田家镇要塞在敌海陆军重重包围之中，孤军奋战。各炮台官兵，临危不惧，坚决死守，抱定必死决心，以完成保土卫国的神圣职责。

敌机终日投弹轰炸，敌舰又凭借其远程大炮向炮台轰击。要塞第1、第4两个炮台均被敌炮火摧毁。

东南方向，敌己迫近炮台不到三千米的地方，敌海军汽艇群，趁炮台与陆上之敌恶战之机，从江上蜂涌而来。

炮台守军在敌水陆两面夹攻中死伤枕藉。他们从血泊中爬起来，用冲锋枪、机关枪向敌人扫射，把敌人的冲锋一次又一次打下去。

日军已紧紧包围住要塞。炮台只得朝江上和陆上各要道彻夜不停地打警戒炮，以防敌人偷渡和偷袭。

9月28日。

日军陆海空一起出动，向要塞发动总攻。各炮台弹落如雨，田家镇要塞的核心工事、炮台炮位和指挥所都被敌炮火全部摧毁。整个要塞阵地变成一片火海。

敌汽艇像蝗虫似地从江上蜂涌扑来，在要塞附近纷纷登陆。

陆上、江上到处都是嚎叫着冲来的敌军。守军官兵拿起刀枪冲出炮台，与敌人展开空前悲壮的肉搏战。

田家镇要塞的中国守军同敌人战至最后一人！为保卫祖国的领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这期间，中国海军“平明”、“永平”、“远东”、“三星”等十多艘舰艇和储雷驳船，在田家镇一带执行布雷任务，遭敌机轰炸攻击，相继沉没。

海军布雷别动队在九江至田家镇一带冒死布施漂雷，因敌人封锁严密和敌机搜索攻击，多数壮烈殉难江底！

10月下旬。

日军迂回包围了武汉。

海军部派出给军事委员会担任运输任务的“永绩”、“中山”、“江元”、“江贞”等八艘战舰，均遭敌机围攻轰炸，各舰虽与敌机殊死搏斗，却难以突出重围，只有“勇胜”、“楚谦”、“湖隼”三舰得以幸存，其他各舰均壮烈殉国。

10且24日，上午9时。

“中山”号军舰在武昌江面与敌机遭遇，被敌机劈头盖脑一阵扫射，舰体创伤累累。

下午3点许。敌机六架，鱼贯向中山舰俯冲投弹。中山舰用全部人力与敌机对抗。舰尾、左舷中弹，舵机转动失灵。接着锅炉舱又被炸，江水猛烈地冲进舰舱，官兵奋不顾身抢险堵塞也无济于事。不到三分钟，舱内水深齐腰，炉火被淹灭，锅炉无汽，机器停转。

舰体逐渐向一旁倾覆。

此时，舰首又中弹起火。

舰长萨师俊正站在盼望台上指挥作战，腿部被炸断，猝然跌倒在血泊之中。

在了望台和甲板上战斗的官兵非死即伤，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伤者，只要还有一口气，便从血泊中挣扎起来，爬到炮位，向敌机开炮还击。

敌机仍不停地俯冲投弹、扫射，一弹下来，血肉横飞，伤亡枕藉。

萨师俊舰长和全体官兵连同军舰，向滔滔的江水沉没！沉没！突然，舰首毅然地向上一昂，瞬即沉入江底！江面上顿时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渐渐地消失，一切复归于平静！

中山舰最后那决然地一昂头，仿佛是神赐予了它灵性，在作壮烈牺牲前的回光返照，亦是代表已经壮烈殉国的全舰抗日将士，向多灾多难的国土和人民作痛苦的诀别！

海军“义胜”、“勇胜”、“仁胜”号炮艇及四号六号驳船，连同艇船上的官兵，在石首、藕池等处布雷封江时，被敌机轰炸遇难！

“江元”号等军舰，在岳州附近布雷，与敌机相遇，战斗中被敌炸沉！“顺胜”等炮艇、汽轮和铁驳若干艘，为阻止日海军继续西进，含恨“自尽”，横沉于洞庭湖底！

陆、海军之运输轮驳船二十余艘，为阻止凶顽的敌海军舰队顺江深入，亦悲壮地“自尽”于石首附近江底！

在战斗中不幸受创负伤，搁浅于岳州附近的“民生”、“江贞、“永绩”等军舰，在敌军迫近时，不愿当俘虏以资敌，“自尽”焚毁！

至此，中国海军的战舰炮艇已全军阵亡！

10月24日，深夜。

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乘“江犀”号军舰从武汉向长江上游撤退。他的身后己没有了舰队和炮艇。当他在岳州附近，看见他的那些受重创的军舰自尽焚毁的红红的火光时，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难受。他伫立在了望台上，庄严地抬起右手，向他的不屈不挠的战舰们致以军礼！远远的火光映亮了他的脸，两道晶莹的泪水不住地在流淌！

海军上将长久地伫立舰头。他的海军，他的梦，就这样消逝

他仿佛觉得这滔滔的长江水血一样的红色！那是他的海军将士的鲜血把它们染红了！

他的眼前浮现出一幕幕难以忘怀的悲壮情景，他的海军将士们从上海抗战以来，同强大的日军殊死战斗的情景……

那一幕，他永远忘不了……

1937年8月7日。

陈绍宽刚从统帅部开完军事会议回到海军部，就用电话通知“通济”号军舰舰长严寿华到他的办公室来。他指着地图对严舰长说：“目前局势万分紧张，为了阻止日寇打开长江东大门江阴。溯江西上，进攻南京、武汉。最高国防会已批准我海军部的计划：集海军全军为一个集团，封锁江阴航道，配合陆上友军，阻敌西进，保卫我长江水上运输线。特令通济号军舰立即驰赴江阴，和其他舰船一起下沉封江。”

严舰长听后，感到如雷轰顶，惊愕了好半天。要沉掉他的军舰，如同挖掉他的心肝。

陈绍宽也感到悲痛不已，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日军海陆空军都处于绝对优势，仅凭中国海军的炮火无法阻止日军从水上长驱直入。

他紧紧抓住严舰长的双手，沉痛他说：“要相信将来，等抗战胜利了，我们一定会建设起强大的崭新的海军！你不要难过，千万不要灰心！”

现在，他的海军打完了！作为总司令，他感到孤独。他寄希望于将来。将来，他决心重建一支真正现代化的强大海军，他仿佛看见了他那强大的海军舰队——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潜艇……浩浩荡荡地驰骋在辽阔的东海、南海！所向无敌地游弋于太平洋，印度洋……

　11

10月21日。

蒋介石接到广州方面守军余汉谋将军电报：日军以三个师回和一个航空兵团为基干兵力，在日本海军第二遣华舰队的配合支援下，攻进了广州城。广州城现已是一片火海，人民生命财产备受摧残。

日军统帅部提出攻占广州的方案，是1938年8月底，也就是日苏“和平”解决了张鼓峰事件后、日方得到苏方真实意向，即苏方不会对日本关东军构成任何威胁之后，才敢于在进行武汉大会战的同时，又发动广州会战。该方案于9月7日，在大本营御前会议上，由天皇裁决同意后，于10月12日，由新组建的第21军主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经十多天激战，终于占领广州城。

10月24日。

武汉战场。江北面：日军第3、第10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从信阳南下，分别攻占了应山和安陆地区；第13师团攻到了宋埠;第16师团攻到了麻城；第6师团攻到了黄陂；第116师团一部协同海军，从水路进到了武汉东面近郊。

江南面：波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直逼武昌城下；第9师团插入贺胜桥；第27师团推进到了咸宁地区。

日军已从北、东、南三面包围武汉城。炮声震憾着武汉三镇。

蒋介石仍稳坐在武昌军委会。

陈诚听说蒋介石还没撤走，气得简直就要破口大骂。因为，部队已经过四五个月苦战，十分疲劳。统帅部原定利用武汉外围有利地形，消耗滞留日军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日军已迫近武汉，守军已无险可守。他蒋介石呆在武汉一天，几十万大军就得在外围硬撑着同敌人苦战一天，这牺牲毫无价值。因此，当日军迫近武汉外围时，他就竭力主张尽快作战略转移，催促蒋介石尽快离开武汉。

蒋介石在10月22日就决定放弃武汉。他同将领们讨论战局时说：“武汉的厂矿、机关、团体、学校、难民等等都已按计划撤退完毕，这里只是一座空城。我军战略企图已达到。而且日军突然在广州登陆，威胁我华南后方。因此，武汉的战略地位已失重要性，如我军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但是，蒋介石却老是耐着不愿走，这大概是为了表现自己大智大勇，不怕死的军人性格，也可能是为了表现他同将士风雨同舟的统帅风度。

在陈诚以统帅安全为由，强烈催促下，24日夜里，蒋介石才同夫人宋美龄恋恋不舍地离开他那被日本飞机炸得稀烂的武昌军委会，乘专机离开武汉去湖南。

飞机在隆隆的炮战声中飞行于漆黑的夜空。蒋介石从窗口看出去，激烈炮战的火光在武汉近郊不停地闪耀，情况已十分危急。但他的座机却不争气，飞出武汉就迷了航，在漆黑的天空中胡乱转了一阵，辨不出东西南北。再胡乱飞下去，燃油耗尽，就只有一同上西天了。于是，飞机只得冒险返回武汉。

当座机在机场降落后，蒋介石才发现，无数军人正在加紧破坏机场设施，跑道也被炸毁了一大段，如再晚一会儿，他这座机就无法降落下来，真险极了！

飞机灌好油，重新腾上天空。

此时，已是凌晨4点过。日军先头部队已进入武昌城。

10月25日。

武汉失守。

武汉会战，中日双方军队在纵横千里的战线上，激战五个多月，日军投入几十万兵力，会战期间又补充了五、六次兵员，日军中央统帅部在会战后期，已无力再向武汉增援兵力。整个会战，歼灭日军二十多万，使日本陆军大伤元气，无力再发动新的进攻。

中日战争至此进入相持阶段。

蒋介石也动用了几乎所有的部队，所有参战部队都打得英勇顽强，为武汉会战付出了重大代价，伤亡与敌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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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初期反攻

　1

1938年11月12日。

长沙城里突然冒起一把天火，烧得鬼神为之惊异，引起人民的强烈震怒。

刚从武汉战场撤退到湖南南岳的蒋介石，也被那把天火惊得膛目结舌。

众人所指，皆归于焦土抗战的过失。

焦土抗战，为了民族的生存，不惜以自己的血去换取敌人的血； 不借将我每一寸国土，都变成反法西斯侵略的火海；不惜将我国土上一切都毁灭殆尽，也决不向敌人低头屈服。

这种精神在芦沟桥事变后的许多中国军队将士中都有充分体现。

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对全国抗日将士发出训示：“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又于几天前发出告同胞书，表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抗战初起，李宗仁将军发表《焦上抗战论》响亮地喊出焦土抗战的口号。李宗仁说一些人认为，一个老大落后的中国与工业十分先进、军力十分强大的日本相对抗，中国必败无疑。他说这是一种失败主义的悲观论者。只要我们树立必胜信心，发扬民族决战精神，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把我国辽阔的疆土都变成反侵略战争的战场。实行坚壁清野，实行焦土抗战，陷敌于民族战争的泥沼之中，则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认为长江中游平原上的长沙城，已为日军必夺之目标，若敌人夺取该城，将变成进攻中国军队的一个重要基地。他通过侍从室向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指示，若日军进攻长沙，在长沙无法守住之时，将其重要设施烧掉，以免资敌。

张治中将军抗战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当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他便预感到长沙的危机，向全省军民发表广播讲话，要求大家树立两个志向：一是抗战到底，绝不做日寇的顺民；二是要与湖南的土地共存亡，守土保家，绝不做难民。

11月11日。

张治中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处长徐权纵秘密布置放火烧城的事宜，亲自审阅了酆悌拟订的焚城计划。

张治中对酆、徐等人指示：“在敌人逼近长沙时，须先放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开市区后就开始行动。”规走：“见市内火起便是放火烧城的信号。还对酆悌说：“你指挥的长沙警备队第二团和长沙保安大队大多是长沙人，必不忍心放火，你去对他们讲讲焦土抗战的道理。”

当时长沙城的情况，已是草木皆兵，一片惊慌。日军逞其余威，从武汉沿江西窜，已占领岳阳。日军飞机对长沙及附近城镇大肆轰炸。各种传言甚嚣尘上，有的说日军已渡过了汩罗河，都快到长沙城了。

长沙专门放火的部队，已经准备好了汽油和高压水笼头等放火器材，只等一声令下，便可大放其火。特别是那些决心不当亡国奴、家往长沙市的民团士兵，都怀着满腔的民族义愤，积极投身于这种自焚的勇敢行动，唯恐将自家房屋晚烧一步，而落后于他人。

当天深夜，市内天心阁附近失火。

自卫团的丁森等士兵，马上带头把自家房子放火烧起来。

这一下乱子就闹大了。

士兵们都以为是放火信号，狂呼乱叫着“放火了！”便一齐动手放火烧城。各条街巷，高压水龙头喷射出一条条油龙。霎时间，城内火光冲天，风助火势，滔天大火在夜空中狰狞狡笑，烈火烧红了半边天际。

“放火”是放火者在惊慌失措时所为，当然就没想到还要拉警报，更不可能去组织疏散民众。

长沙市民还在睡梦中，无情的“天火”一下便吞没了两千多个无辜市民的生命。

大火烧着了城里的弹药库，这下就更热闹了，轰轰隆隆，如同万炮齐轰，震得二三十里之外的地皮都在打抖。

大火从11日深夜，一直燃到14日才被扑灭。五万多栋房屋变成焦土，几十万人无家可归。

蒋介石在南岳接到张治中的报告，立即赶赴火灾现场。这个一身戎装的统帅，铁青着脸面对余烟未尽，飘散着人肉烧焦的臭味的焦土，深感问题严重。

当张治中哭丧着脸，向他负荆请罪，请求严厉处罚自己时，蒋介石狠狠叹口气说：“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是属于那一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

团体的错误，他蒋介石应该是天字第一号的大错人。

为了平息全国人民的愤怒，蒋介石当即命令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和第74军军长俞济时，将这次火灾的直接责任者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逮捕，并给俞济时密电：“长沙放火罪人酆悌等三人，立即执行枪决……”

蒋介石又请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等人调查事件经过。事后，周恩来等人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会政治部名义联合发表关于长沙大火真相之说明：

其原因：（一）由于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谎言，事前

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二）由于曾从事破坏

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

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

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

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

发而不可收拾…… 长沙大火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舆论界的强烈谴责。蒋介石于11月16日举行茶会招待外侨，亲自向外侨说明原因，表示歉意。

在陪都重庆主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工作的汪精卫，借机对抗战提出非难和指责，发表了《为什么要错误理解焦土抗战》。说，如果焦土抗战就是像长沙那样毁灭自己，那还不如不抗战的好。 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受撤职留任处分。但迫于舆论界和湖南民众的义愤和压力，张治中于12月30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提出了“辞职”。

　2

1938年11月25日。

刚处理完长沙大火那件使人意想不到的麻烦事，蒋介石就赴回南岳衡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由于在大火事件上，蒋介石受到各种非议和指责，因此，心情很不好。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军委会各部和全国的高级将领外，第三、第五战区师长以上军官百余人，也被通知列席大会。周恩来和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参加了会议。

军事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一期作战的经验教训，确定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

虽然蒋介石把长沙大火归咎干部下，但他心里也大为不安。他端坐在主席位置，强按住心头怒火，阴沉着脸照稿子念开幕词。

他说，抗日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此后到中日战争结束为第二期。在第一时期，我们虽然失掉了许多土地，就一时的进退而言，表面上我们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讲，我们不但没有败，而且是完全成功的。因为，我们在祖国辽阔的疆土上与敌周旋，使敌人多次欲与我决战，消灭我军主力，以求速战速决，彻底打败中国的企图，彻底落空和失败。

蒋介石继续歌颂他指挥的第一期抗战的巨大战果。他说，在第一期作战中，我们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我们也使日军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惨重代价，据统计，在这期间日军共伤亡四十四万七千多人。在第一期作战中，我国军队广大官兵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出现了像佟麟阁、王铭章、郝梦龄等以身殉国的动人事迹。使一贯轻视中华民族和中国军队的日本侵略军，不得不为我国军人的牺牲精神慑服惊讶。也使世界友邦和世界人民对中国军人的牺牲精神发出赞叹。

说到此处，蒋介石就想起了像韩复榘那样不听招呼，像长沙大火那样乱捅漏子的高中级将领。因此，忍耐不住心头怒火，丢开讲槁，站起来声嘶力竭地痛斥军队中的种种可耻行为和现象。他说，某些将领指挥无能，各行其事，保守实力，不顾民族利益和抗战大局；统帅部的命令得不到贯彻执行，甚至连统帅部也不能抽调某些地方的部队作机动使用；有的高级将领耍小聪明，躲避命令，规避责任，用那一套把戏来对付战区司令长官，使之无法指挥作战；还有的部队存在着让阵亡官兵，暴尸疆场，不组织收尸安葬；有的部队出现士兵逃亡；有的部队军纪涣散，土匪习气严重，军行所至，老百姓逃避；还有的谎报军情，不负责任，报喜不报忧……

蒋介石一提这些可耻行为就收不住口。他所指责的那些现象，当然多发生在杀韩复榘之前，但他此时特地提出来，重加鞭鞑，意在警告那些无能和各行其事的将领们，不要步韩复榘之后尘，当韩复榘第二。

当蒋介石在台上痛斥种种可耻行为时，台下的将领们无不为自己以往指挥作战中的失误；感到冷汗直冒。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本战区在武汉会战中南岸战场的某些失利，感到提心吊胆，害怕追究他的责任，便在下面四处放风，把责任往川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头上推。说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毫无战斗力，且训练差劲，见敌即溃，以致影响南岸全局。

第二天，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在会上发言，指责川军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的部队在武汉会战中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五战区战局；接着又指责川军第30集团军王陵基的部队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九战区作战。虽然后来又拨第8军和第73军给王陵基指挥，令其反攻瑞昌，但王陵基却没亲临前线指挥督战，以致贻误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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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陵基和第29集团军代总司令，感到大难临头，极为惶恐。

当时，在第一线作战的川军，除王瓒绪的第29集团军和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外，还有唐式遵第23集团军、孙震第22集团军、杨森第27集团军，以及在山西等战区的李家珏等军。川军将领们对这种不怀好意，想拿川军作典型开刀的做法极为愤慨。

他们认为川军对国家对民族对抗战问心无愧。川军在全国军队中，武器装备最差，但作战极为勇敢顽强。1937年冬季，川军誓师出川抗战，一路北出秦岭，另一路由重庆沿长江东进。北方当时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数十万川军将士只穿着单衣、草鞋，在茫茫雪地里行军，晚上宿营，打开背上那块四方形的被单，卷曲而躺，不进民房干扰百姓。没有雨衣，没有斗笠，顶风冒雪，行军上千里路，途中饿死冻死者不计其数，老百姓见了无不为之落泪！

川军将士用川造步枪，川造麻花手榴弹，同日军的坦克、大炮、飞机、军舰死拼，以致在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上海战役、南京战役和武汉会战中，死伤极为惨重。

川军将领们心里不服，这是理所当然的。

晚饭后，蒋介石、何应钦上厕所，见墙壁上到处写着小字标语：

“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

蒋介石马上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当即命何应钦去把陈诚叫来研读那些“茅厕文学”，并在厕所旁边把陈训斥了一通，说他们小题大作，捕风捉影，推卸责任，攻击川军，才引起了川军的普遍不满。此事若弄不好，又将惹出大乱子，令其尽快做好川军将须的工作，抹平这件事。

其实，蒋介石在会上发那么大火，滔滔不绝地痛斥军中的可耻行为，只是因为长沙大火的气未消，一时发作。再者，他所指责的，也绝非川军。在蒋介石看来，川军的抗战总的来说是很不错的，而且由于川军人数众多，已成为抗战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现在，陪都还设在重庆，若不对其好好安抚，势必将有不测风云。

第二天，会场气氛大变。

陈诚作大会发言，专门检讨武汉会战中南岸战场的得失情况，其功劳当然归功于各参战部队。对于南岸战场某些失利的责任，陈诚全揽在自己头上，向大会作了指挥失误上的检讨，请求统帅部对他本人从重处分。

陈诚检讨之后，蒋介石即兴插话，对王陵基将军指挥川军第30集团军在万家岭等战斗中的英勇善战行动，给予表扬鼓励。

王陵基等川军将领坐在下面，乐得台不拢嘴。

夜里，陈诚专门宴请王陵基等川军将领。席间，陈诚举怀敬酒，“希望川军继续保持光荣声誉，抗战到底，以争取最后胜利。”

陈诚还以军委会总部口气，向川军将领们许诺，今后在兵员粮饷，武器装备方面，将尽量先考虑补充川军各部。

“茅厕文学”引起的风波完全平息。

军事会议继续进行。

蒋介石和将领们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军力情况。认为：日军占顷武汉以后，因兵力不足，补充困难，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旦是，敌陆海空军种和兵种齐备，训练有素，兵器配备较充足，人力强大，战斗力仍很强。

鉴于以上情况，第二期作战，将是敌我相持时期，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日军不可能再深入到国民政府的后方；中国军队也不可能一下打败日本人，将其赶出中国去。这无疑是明智的判断形势了。

蒋介石基于以上对形势的判断和综合全体到会将领们的意见，提出了中国军队第二期作战的指导方针和谋略：

\\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

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

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

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

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在这里，蒋介石已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加以重视，这恐怕或多或少取决于在前十年内战中，他的正规军同红军游击队作战吃亏受挫而总结出的经验教训。

为扶持和培养敌后游击力量的发展壮大，蒋介石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决定，正面第一线战场上，要不断地主动地出击日军，将日军主力和注意力都吸引到前线来，以此减轻敌后游击部队的压力。

此举，无论对国民党的敌后游击部队，还是对共产党敌后抗日力量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人民抗战力量的发展壮大，牵制和消耗了相当数量的日军和伪军，反过来，也对抗战最后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为了适应这扯大了的战争摊子，便于指挥作战。蒋介石对军队体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兵团、军团两个层次，以军为作战的基本单位；取消西安、广西、重庆等行营，另设天水、桂林两个行营。以程潜、白崇禧分任行营主任。在最高统帅部之下，由程、白二将军分别负责指挥南北两大战场。

会上，蒋介石重新划分了全国战区，调整了兵力部署：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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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第2、第3集团军，共12个步兵师，一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负责防守河南及安徽一部。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兵力：第4、第5、第6、第7、第14、第18六个集团军。共32个步兵师，14个步兵旅；五个骑兵师，三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负责防守山西及陕西一部。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兵力：第10、第23、第25、第32四个集团军和新编第4军。并32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奇/书\/网-整.理'-提=.供]以及其他特种部队。

负责在苏南、皖南和浙闽两省开展游击战。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

兵力：第9、第12、第16三个集团军。共18个步兵师，2个独立步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防地：广东、广西。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兵力：第2、第22、第29、第33四个集团军，豫鄂皖边区游击总队。共26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防地：皖西、鄂北、豫南。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

兵力：第7、第17两个集团军。共6个步兵师，9个步兵旅；4个骑兵师，4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防地：甘宁青及绥远地区。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理）。

兵力：第1、第20、第19、第27、第30、第31六个集团军，湘鄂赣边区游击总队。共52个步兵师，和特种部队、游击部队。

防地：湖南、鄂南、赣省一部。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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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第34集团军等，共9个步兵师，一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保安部队。

防地：陕西。

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

兵力：7个步兵师和特种保安部队，游击部队。

防地：苏北、山东游击区。

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

兵力：5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游击部队。

防地：冀察方面。

全国兵力总计： 250个步兵师， 29个独立步兵旅；13个骑兵师，10个独立骑兵旅；其他特种部队和游击部队若干。

仅步兵师来看，经过一年多的抗战，不但没被日军消灭，反比1938年1月的210个步兵师，多出40个师。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中，得到提高和加强。

蒋介石命令：长江方面各战区部队，从1939年初开始，分期分批整顿轮训，补充兵员装备，到1939年底，应全部整训结束，准备反攻。

　 3

1938年11月上旬。

当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的同一时间，在东京，天皇正召开大本营军事会议。中心议题是分析中国在武汉、广州失守以后的形势，制定日军对中国作战的方针策略。

天皇对形势的判断如下：

帝国于1938年秋季，以获取结束战局的时机为目的，实施攻占广州及武汉的积极作战，并取得了显赫战果。但判断蒋政权依然迷梦未醒，残存于西边数省，力图恢复其战力，建设新的补给路线，且在法属印度支那寻求补给港口，继续坚持抗战以挽回颓势。然而，在已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我方如采取适当的施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崩溃，但至少也可使之沦为地方政权。因此，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因此，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央政权创造良好条件，支援其成长，是我军为达到战争目的的重要作业。

对华战争的本质属于持久战，对沦为地方政权的蒋政权，与其一味以武力深入穷追，莫如保持必要的战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

天皇和大本营对形势的估计确实大乐观了些、在他们看来，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已经降格为地方小政权。同时，他们尚有力量一直进攻下去，只是觉得一味深入穷追没意思，才停下来不追不打，而专心建设“新中国”。

实际上，当时日本陆军在国内的兵力，仅有一个近卫师团，完全唱着空诚计。而在中国已经配置了24个师团，完全丧失了继续进攻的能力。日本某些战略家也不得不承认：对华作战未能歼灭中国军队之主力即已达到攻击的极限。

根据天皇和大本营对形势的判断，日本陆军省于11月18日起草了攻占武汉以后，中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其核心之点为：

第一、日军从战略进攻阶段转变为长期持久战阶段；

第二、日军应采取局部作战，以确保占领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

日本方面用主要精力在占领区扶持新的中央政权，其目的正如蒋介石所估计的那样，是为了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

日军要重新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政权，必然要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们看中了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大亲日派汪精卫。

在日本方面看来，汪精卫自清末以来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很有些德高望重的份量，现在又在执政的国民党中身居要职，对中国中上层人士有号召力。只要他一出马收拾中国这残局，中国上下必然热烈拥护。待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国”一建立，就把蒋介石的抗日政府孤立起来，日本征服中国的大业，也就圆满完成。

一贯反对以武力与日本相对抗的汪精卫，在武汉、广州失陷之后，其反对抗战的意图更加露骨。他认为中国再打下去，用不了多久必然全部变成日军的占领地一不如在尚未彻底失败之前，与日媾和，尚能保持一些力量，争取一些“自立”的条件。待讲和了。日军撤走了，中国在亲日的幌子下奋发图强，再行建设，再争取完全的独立自主，再与外强争个高低。但是，在国人积极主张抗战到底，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抗战鼓劲加油的一片喝彩声中，汪精卫自感无法说服蒋介石，更没有力量左右执政的国民党的抗战路线。因此，决心孤注一掷，挺身而出“收拾残局”；走“保种保民”，这一条“和平救国”的道路。

1938年10月下旬。

汪精卫暗中派亲信高宗武、梅思平去上海与日本特务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密商罢战媾和之事。10月20日，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汪精卫由重庆出走，然后，汪、日双方相互发表和谈声明。

11月30日。

天皇批准了“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基本内容为“新中国”承认“满洲国”；华北、蒙古为日华军事合作特区；长江中下游地域和华南沿海为日华经济合作特区；规定“新中国”之政权形式为分治合作。在附属条款中，还有“中国应赔偿事变爆发以来日本国民在中国所蒙受之权利、利益的损失。”

12月18日。

汪精卫和夫人陈壁君，以及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陶希圣、曾仲鸣等人，趁蒋介石到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之机，从重庆乘飞机，经成都到达昆明，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帮助下，包租一架飞机逃往越南河内。

12月21日，陕西武功。

蒋介石正在主持军事会议，向西北将领们传达南岳军事会议精神，突然接到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从重庆打来的电报，说汪已去河内，与日方商谈和平。

蒋介石见电十分吃惊，因汪精卫此举，弄得不好会使国民政府分化瓦解，使抗日阵线精神崩溃。急电云南省主席龙云，询问详情。并让龙云转交他给汪精卫的电报，劝汪回国，勿搞和谈之事。蒋介石又急电正在河内进行国事活动的外交部长王宠惠面会汪，力促汪醒悟回国，不要被敌人的“和平”所利用。

汪精卫拒绝回国，决意寻求“和平救国”之路。

蒋介石害怕因汪出走与日和谈之事，引起人心浮动，也害怕家丑外扬，命令有关方面，严密封锁消息。

12月22日，东京。

日本方面得知汪精卫已顺利出走河内，顿时大喜过望。内阁首相近卫文（上麻下吕）发表声明，尊汪精卫为中国的有卓见之士，把汉奸势力称作复兴气势。近卫声明说：

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

荡抗日之国民政府，同时与中国同感忧虑并与有卓见之

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现在感到中国各地复兴气势蓬勃而起，建设趋势日

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与新生中国调整

关系之总方针，以期彻底了解帝国之真意。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

起来，共谋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及经济合作。

12月24日，重庆。

蒋介石鉴于日本方面已公开向汪精卫伸出和谈橄榄枝，汪精卫潜去河内的消息又不胚而走，世界舆论哗然，而且各执己见，众说纷纭。特别是德国广播的消息说汪某是代表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前去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的。蒋介石不得不在一定场合，在某些方面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以澄清事实真象。

是日，蒋介石召见美、英大使，正式通知两国政府，汪精卫无权与任何人谈判和平之事，请美、英相信，中国政府绝不会向日本投降。

12月26日，蒋介石借国民党纪念周会之机，向党、政、军高级人员发表演讲。在长达八千字的长文中，对近卫声明进行强烈谴责和批驳，指出近卫声明是妄图灭亡中国的毒计，是扰乱中国内部的阴谋，中国各界不要受其迷惑，而应抗战到底。

在这里，蒋介石已微妙地透露汪精卫叛逃之事。但他仍未公开谴责汪，使其不致激化与汪的矛盾而公开主和。他把汪精卫划为“内部”一方，而给其留有后退的余地。

为了“和平”处理汪精卫事件的危机，蒋介石又叫驻英大使郭泰祺“迅向汪先生恳劝”，阻止其与日本进一步靠扰。 12月27日，郭大使打电报给汪精卫，力劝其“勿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异致，免于敌人以可乘之机，并早日来欧，暂事休养。”

12月31日上午。香港。

《南华日报》发表汪精卫对日通和的《艳电》。该电以汪精卫及其团体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总裁蒋介石及中央执监委员会建议，中国与日本罢战言和，与日本携手防共。

12月31日下午。重庆。

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堂中央执监委员会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对汪精卫的处理问题。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于翌日作出决议：鉴于汪精卫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颠倒是非，为敌张目。违反纪律，危害国家。决定：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除一切职务。

汪精工被开除了党籍，撤了职，仍然还是公民。蒋介石又派谷正鼎前往河内，带去给汪精卫、陈壁君、曾仲鸣三人的出国护照和旅费，力劝这三位“公民”赴欧。但汪精卫不买蒋介石的帐，破口大骂蒋介石，声称不上他的当。

1939年3月初。

蒋介石命令军统局长戴笠立即派人暗杀汪精卫。

3月20日午夜，河内高朗街。

陈恭澍等七名军统高手，纵身跳进汪精卫等人住所小院，制住看楼门卫，冲上二楼，用斧头劈开汪精卫房间门板，见床下有人趴着，黑糊糊的，也分辨不出是谁，料定是汪精卫夫妇，便举枪扫射。

军统特务们以为大功告成，哪知打死的却是曾仲鸣夫妇。原来，汪精卫命不该绝，恰好在那天夜里，他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刚从香港赶来的曾仲鸣夫妇。

暗杀事件后，汪精卫等人在河内呆不下去了。日本方面也深恐失去这一重要人物。派影佐、犬养等人把汪秘密接出来；从海防港乘船去上海。

汪精卫潜出重庆后，为什么不直接去日本或日军占领区，而要去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河内坐等惩罚？原来，他打算以国民政府要员身份，住到第三国土地上，策动云南的龙云和西南实力派将领跟着他揭杆而起，在云南或两广建立“新中国”，然后代表中国与日本谋和。但是，他在那里担惊受怕，历经险情，等了几个月，西南地区毫无揭杆而起的迹象，这才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汪精卫乘坐着影佐提供的日本‘北光丸’号船，离开越南，航行在无边无际的南海上。现在，他不得不采用另一种办法，走另一条路去建设“新中国”了。他深知这一条路是国人所不耻的办法：到日军占领区的上海、南京去，在日本侵略军的刺刀保护下，建立他的“新中国”。

4

攻占武汉以后，冈村宁茨的第11军面临着严重的局面。

如果把冈村宁茨的第11军30多万人马驻扎的武汉这个点比作一个人的脑袋，那么，合肥至芜湖以下就如同这个人的身子，而从芜湖至武汉这漫长的水路，就正好是这个人的脖子了，一个被拉扯得特长特长的“脖子”。

这就是日军占领武汉以后的兵力态势。

在冈村大军的“脖子”上卡着一把“钢刀”。这就是第九战区陈诚、薛岳的50多个师的大军。他们配置在江南鄱阳湖西面，以九宫山、幕阜山为依托，一直在积极整训，准备反攻，随时可能挥刀斩断冈村大军的“脖子”（长江水路交通线），使武汉日军陷入重围死地。

武汉西、北方，更有李宗仁第五战区的30多个师，在靠近日军第一线的随县一带地区构筑阵地，窥视近在眼前的武汉城，这支大军恰如一把高举着的铁锤，随时可能砸向冈村宁茨大军的“脑袋”。

冈村宁茨将军很快就感到被这一“刀”一“锤”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伸不出腿去。遂竭力向中央统帅部请求补充兵员弹药，增加战力，发动大的进攻，向外扩伸，驱除这一“刀”一“锤”的威胁，以确保武汉占领区的安全。

1939年2月中旬，东京。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闲院宫参谋总长和陆相杉山元等人认为，冈村宁茨中将的意见不无道理，因为在未取得自给自足，以战养战之前，长江水路交通就是武汉几十万日军的生命线，必须确保。而在“刀”和“锤”的威胁中，以“刀”的威胁为最。于是，决定发动南昌会战。

天皇批准了此次进攻作战，并派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中将来华主持协调这次作战。

冈村宁茨得到大本营进攻南昌的命令，立即着手调动集结部队，抓紧进行战前准备。

2月28日，重庆。

蒋介石和统帅部的将领们，已从武汉日军集结的种种迹象中，正确判断出：日军第11军将进攻南昌。当即电令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将军；

速将武长路上可移动之兵力增进永修、武宁一带，而主力出击部队应用于武宁方面。

3月8日。蒋介石，陈诚等人根据日军的动向，判断敌将于4月份发动进攻，于是决定先敌下手，发动四月攻势。制定了“四月上旬先期制敌，御敌于修河以北，潦河以西”的进攻作战计划。并于当日下达作战方案：

（一）、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定

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毁敌之企图攻击之准备，应于

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日期为3月15日……

但是，当时第九战区各部队正在整训之中，又无车船运兵，部队机动性极差，调动颇感困难；又加上南昌地区为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的结合部，涉及两个战区部队的协同作战。日军发动南昌会战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企图占领南昌，割断三、九战区的联系

由于以上原因，贻误了蒋介石和陈诚关于在3月10日前完成集结部队，并进入攻击态势，于3月15日发动进攻的命令。

战机转瞬即失，教训惨痛。

日军却凭借其大量的汽车、舰船和优良的装备，迅速调动集结了第101、第106、第116、第6等四个主力师团的兵力，以及重炮兵四个半联队，战车一个半联队和海军、空军一部。

3月17日，拂晓。

冈村宁茨一声令下，日军分三路向鄱阳湖西面中国军队各部，全线发动进攻。

由于日军赢得了时间，中国军队原计划的四月攻势顿成泡影！各部队措手不及，仓促应战，陷入了全线被动的状态。

左路日军。

第116师团，海军陆战队一部，配上大、小军舰三十余艘、汽艇五十多艘、飞机多架，从鄱阳湖北面扑来，对吴城守军施以立体包围。守军预5师和第32军一个团拼死抵抗，所有预备队都拉到第一线作战，仍无法阻击优势日军的猛烈进攻，全城被日军炮火和飞机炸成一片废墟。战至3月23日，吴城失守。

右路日军。

第6师团和军直辖炮兵、战车、骑兵各一部。在飞机的掩护下，由箬溪向武宁东北守军第73、第8两军进攻。激战九昼夜，双方死伤惨重，日军第6师团之47联队被全歼。在棺材山的大规模肉搏战中，中国军队之第89团生还者仅五人，余皆壮烈牺牲！

中路日军。

第101、第106师团数万人，在两百多门大炮的怒吼声中，强度修水河，突破守军防线，铺天盖地朝南昌掩杀过来。3月26日，日军迂回包围了南昌城，并在南昌城和市郊与中国第32军一部、南昌市警备队展开激烈巷战和争夺战。全城火光冲天，狼烟四起，喊杀声震天。大街小巷，无处不在展开惨烈的肉搏战。

3月27日夜。

南昌城停止了枪声，日军完全占领了市区。

在三路日军会攻南昌之时、第九战区第31集团军总司令周磊将军指挥本部十一个师，和关麟征第37军，对湘东北和鄂东南岳阳、临湘、崇阳、通山地区之敌，主动出击，意在牵制日军兵力。虽毙伤日军约三千人，但终因此举纯属“远水”，无法救南昌之“近渴”。

1939年4月16日。

蒋介石命令第九战区反攻，限令薛岳夺回南昌。蒋介石的战略计划是：“先以有力部队进出南浔铁路，遮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再攻取南昌。”

薛岳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和反攻方案，立即调集部队，组织实施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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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任命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将军为反攻总指挥。反攻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

左路由第1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指挥第58、第60两军，向靖安、安义、奉新之敌进攻。并负责切断日军后方交通线。

中路以宋肯堂第32军等部，沿赣江西岸北上，直取南昌。并以一部在西山牵制虬岭、生米街、牛行之敌，切断西山周围日军的交通线。

右路由俞济时第74军东渡赣江，从东面进攻南昌。

4月21日。

三路大军开始反攻。

第49、第74军等部自南昌西南方开始进攻，激战十余日，未能接近市郊；第74军亦未能渡过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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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荫槐第1集团军所部向南昌西北方进攻，恶战十多天，也未能接近南浔铁路线。

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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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命令第三战区上官云相第32集团军参加反攻南昌。

上官云相将军以第16师和预10师一部由赣江与抚河中间，从南昌正南方进攻，该部攻势十分勇猛，很快攻抵南昌市郊。

日军调动大批飞机助战，敌机群对市郊反攻部队进行疯狂扫射轰炸。

此时，由于南浔铁路未及时切断，日军从上海抽调的海军陆战队数千人，乘坐列车，风驰电掣般赶到南昌。海军陆战队接任南昌城防，使第101师团主力得以腾出手来，对市郊进行猛烈反击。

上官云相的部队是一支十分膘悍的劲旅，虽势单力薄，却在南昌同围与优势之敌反复争夺拼杀，鏖战一周余，双方成胶着状态。

5月3日。

上官云相集团军所部第29军军长陈安宝中将，接到反攻南昌的命令，立即指挥预5师、第26师和第79师，火速向南昌开进。部队在荏港渡过抚河，投入战斗。［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5月5日深夜，陈军长率领军警卫部队和第26师两个直属营向南昌疾进，在高坊附近遭日军包围，激战半夜，数次夹围未能成功，天亮以后，日军增援部队赶到，集中炮火猛烈轰击，并出动六架飞机大肆轰炸扫射，陈部官兵伤亡惨重，数度突围不成。战斗至5月6日下午五时十分，陈军长在指挥部队作战时，突遭敌机俯冲扫射，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陈安宝将军自芦沟桥事变以来，从华北战场到上海会战，转战于大江南北。继后，率部在江浙水乡展开轰轰烈烈的敌后游击战，指挥所部抗日健儿出没于河湖港叉，予敌以致命打击。他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因功勋卓著，于1938年7月，由师长擢升为第29军这支在国内外享有殊荣的抗日英雄部队的中将军长。

5月7日。

正在策划组织反攻南昌的薛岳将军，惊闻陈安宝军长以身殉国的噩耗，悲痛欲绝，泪如雨下。

反攻南昌的战斗已进行了半个多月。薛岳将军面对旷野之上尸山血海，深知已无法争夺战场主动权，光法克复南昌。遂决心主动承担南昌失守责任，期望统帅部下令停止反攻，以减少无谓之牺牲。当日，向蒋介石去电：

安宝南浔苦战，迭挫凶锋。今安宝壮烈殉国，伤悼

已深，敬请重恤。

岳指挥无方，南昌未克，而丧我忠良，敬请重罚，以

慰英烈。

蒋介石于接收到薛岳电报的当天，向薛岳和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将回电：

国军对南昌之攻击兼旬，师久无功，屯兵坚城之下，

敌已有备，难以奏效。令第三、第九两战区停止对南昌

之攻击。

5月9日。中国军队已完全停止攻城，南昌会战结束。此次会战，日军伤亡共计：二万四千余人；中国军队伤亡总计：五万一千三百七十八人。

冈村宁茨在发动对南昌进攻的同时，于4月30日，又集结第3、第13、第16三个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共十余万兵力，配以轻重炮二百余门，战车百余辆，发动了对五战区的进攻。他仍然采取先发制人的突袭手段，一举突破第五战区防线。占领了随县枣阳地区。

李宗仁命令汤恩伯和孙连仲等集团军，于5月15日奋起反攻，同日军激战数日，于5月19日和23日，先后克复枣阳、随县等地。

是役、歼敌四万余名。第五战区将士亦有重大伤亡。

5

1939年5月12日。

约七百名外蒙军在诺门坎以西渡过哈拉哈河，进入伪“满洲帝国”境内，与满军发生冲突。驻守该地区的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立即前往支援，苏军也赶来为蒙军助战，引发了历时五个多月的日、苏诺门坎之战。

诺门坎之战上演了一出由日、苏军在中国领土上，为各自扶持的割裂中国的所谓“国家”反击“侵略”的滑稽戏。

但是，它却引起了中、日、苏、德、意等国外交关系的新变化，并由此加剧了日军对中国战争的专一性、残酷性。

关东军司令官在得到大本营陆军部闲院宫参谋总长的认可下，决定膺惩并粉碎苏蒙军的侵略行为。为第23师团增调了两个坦克联队和第7师团一部兵力，并以步兵十三个大队，反坦克炮一百一十二门，坦克七十多辆，汽车四百辆和一个飞行团协同，准备反击苏蒙军。

这已不是国境上的小纠纷，而是使用战略单位部队的一次作战。

对此，日本中央陆军省部展开激烈争论，一方主张严惩苏军，一方认为应少惹事生非，双方争论不下。最后，板垣陆相出来说：“只是为了一个师团的小事，用得着如此面红耳赤，争吵不休？干脆交由关东军自行处理。”

板垣陆相表面上持中庸调和态度，实际上是纵容关东军对苏开战。

关东军司令官得到陆军省部的同意，又得到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的认可，实际上就是天皇的默许，便立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奔腾起来。6月27日，突然出动大批机群，对塔木斯克进行闪电袭击，击落击毁苏军飞机一百二十四架。日军飞机仅有四架失踪，其实毫无损伤。

7月2日夜。

关东军以第23师团主力和其他配属部队，强渡哈拉哈河，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苏蒙军西翼。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与苏蒙军残酷厮杀。苏军以优势的重炮和坦克群堵住日军，并将其打回哈拉哈河右岸。

日、苏军在距河岸三公里一线对峙。

7月下旬，日满军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却没有撞开苏蒙军防线。双方再度处于相持状态。

日本中央统帅部不把苏联放在眼里，决心对其“侵略行为”予以痛击。其实，这些行动都源于有日、德、意三国的防共协定为坚强后盾。可是，当日军在诺门坎同苏军杀得两眼发红的时候，三国协走的盟兄“大哥”希特勒德国，却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进行十分暖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交易，希望与斯大林结成秘密军事同盟，共同瓜分波兰的领土。

苏联为了在波兰问题上得到实惠而与德国结盟，便使用巧妙的手腕：在与德国谈判的同时，又与德国的死对头英国和法国进行军事谈判，让德国和英法两方都感到，弄不好俄国人就会倒向敌人那边去。于是，苏联方面获得了左右逢源的局面。

希特勒一改常态与斯大林密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轴心国的另两个小兄弟感到失望。希特勒要征服世界，知道与苏联和英、法部不免一战，因此，他在主盟圈定轴心国的“革命对象”时，将苏联列为头号，日本和意大利方面对此毫无异议。但是，当希特勒把英、法也列为轴心国的“革命对象”，并要求日意两国承担对英、法作战的军事义务时，两个小兄弟就不那么情愿了。

意大利不情愿的原因暂且不提。而日本不情愿，却是因为国内有强大的反对势力。1939年初，内阁首相平沼骐一郎召集陆相板垣征四郎、海相木内光政、外相有田八郎和藏相石渡太郎，前后举行十多次五相会议（内阁最高级会议），讨论是否紧随希特勒参与未来的欧洲大战问题。结果以海相为主，外相和藏相赞同，坚决反对为了一个远在天边的希恃勒，而与远在天边的英国和法国为敌。但是实力雄厚的陆军方面却针锋相对，坚决主张为了轴心国的真诚团结，以希特勒的“革命对象”为敌人。

平沼首相不顾海军方面和外相、藏相的坚决反对，倒向陆军一边，以政府名义向德国回话：“在欧洲发生战争时，日本保留进入战争状态。”这样，平沼内阁就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了希特勒日后是否讲信用，与日本共同反苏反共上面。

但是，当平沼内阁表明自己态度之后，才发觉希特勒德国正与苏联偷偷摸摸地搞友好密谈，而且还传出风声，德、苏两国要结成同盟，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此时正值诺门坎战事进入高潮。

日本方面认为，德、苏间即使签署最小范围的协定，都将是对日本的无耻出卖。因为只要德国与苏友好，哪怕是暂时的，实际上就解除了苏联西线的压力，苏联就会集重兵于远东对付日本。

日本驻德大使大岛发现, 如同当初希特勒把远东的中国和日本放在一起掂量，认为日本有实力而抛弃中国一样，现在希特勒又把日本和苏联放在一起掂量，认为苏联更有实力。因此，在德国政府内，普遍开始实施抛弃日本，转而积极与苏联结盟的策略。

平沼内阁为了阻止德、苏勾结，急中生智，也耍弄起外交手腕以制约希特勒。日本突然转而与英国套近乎。于7月15日开始，日、英双方外交官在东京谈判，处理因天津租界发生的一些不愉快事件。7月24日，达成一致意见，日、英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内容相同的声明。主要内容如下：

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日本军队正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战

斗行为之现实事态，且认识在此状态继续存在情况下，在

华日军为确保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占领地区内之治

安，具有特殊之要求，并有必要排除防碍日军或有利于

其敌人之一切行为及原因。

在日军达成上述目的时，英国政府无意对之施加任

何干扰行为或措施……

这样，日本方面响亮地回击了希特勒勾结苏俄的行为，同时，又达到了孤立蒋介石的目的，而邱吉尔首相却以搞远东慕尼黑，牺牲中国利益，也实现了他不可靠人的目的。最后，吃亏的是中国人

1939年7月11日。

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白鸟向国内报告，德、苏已结成军事政治同盟，“分割波兰”，“德国放弃与日本的同盟，将日本排除于轴心以外。”

8月23日。

德国和苏联在莫斯科正式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和《附属秘密议定书》。

由希特勒主盟结成的防共同盟，现在又由希特勒亲手破坏掉了。他把忠诚老实的日本兄弟给出卖了。对此，日本内阁怒不同遏，由驻德大使大岛，以此条约违反《日德防共协定秘密附属协定》为由，向德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

德苏缔约，宣告了平沼外交的惨败。平沼首相受到国内政治势力的猛烈抨击，8月29日，被迫宣布辞职倒台。平沼骐一郎在辞职声明中痛悔莫及地宣称：欧洲形势复杂离奇，我国以往的政策到此为止，本人辞职下台，日本帝国需要新的首相新的内阁，另行制定新的外交政策。

8月，关东军和伪满军还在诺门坎与苏蒙军进行数万人规模的大战。

8月4日。日本陆军省部发布命令编组第6军，专门负责诺门坎方面作战。

此时，苏军投入第一线战斗的有三个狙击师，七个坦克旅和数千人的炮兵军团，另有五个师和大批飞机处于待机出动状态、

8月23日。日方第6军以七个大队的兵力，从苏军左侧翼迂回进攻，结果钻进了苏军的“口袋”，被苏军的坦克群轮番冲击炮轰，日军中所有指挥官均相继战死，部队被全歼。

8月25日。日军再次发动进攻，亦遭失败。

8月26日以后，日军无力再发动进攻，转取守势。

9月1日。

德国军队全线进攻波兰，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方面对背信弃义的希特勒引发了欧洲大战的导火线，感到幸灾乐祸。由于受到希特勒所谓反共协定的愚弄和平沼外交失败的教训，新任首相阿部信行于9月4日发表日本政府声明，明确表示日本人的态度：“值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不予介入，决定专向解决中国事变迈进。”

这表明，日本绝不去履行与希特勒定立的同盟条约，绝不想帮希特勒的忙。欧洲人要打希特勒，尽管打，不必顾及日本参战。

至于日本同苏联在诺门坎的战争，在阿部首相看来，那本来就是希特勒的事，日本人只是轻信了他的反共诺言，而踩进了那片泥沼中。但日本毕竟还没陷得很深，现在拔出来还来得及。

只有中国的战争，是日本自主发动的。因此，打好打坏都是日本的事，不指望别人帮忙，更不想让外人来干涉。日本内阁新任首相的声明，实际上是：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事件，除了一中国事变”，他都无意过问。

根据阿部首相的决择，日本陆军省部于9月3日突然命令关东均“鉴于形势，大本营今后企图主动结束诺门坎方面国境事件”

9月9日。

日本驻苏大使东乡向苏方提出停战。

出乎怠料的是，苏方又一次像张鼓峰事件那样，马上满口答应停战，而且其停战的迫切心情，表现得比日本人还强烈。

这是因为希特勒已经在波兰的那一边大打起来，并大片大片地掠吞波兰领土。按照德苏秘约，波兰的这一边大片土地，应该由苏俄红军去白领。只是由于日军在诺门坎与苏军冲突大有升级之虑，才使苏军对波兰那片土地无暇旁顾，未贸然出兵欧洲。

9月15日。

日、苏双方在莫斯科达成停战协议。次日，苏联红军便大规模越过国境线，直扑波兰领土。同时，陆续将诺门坎方面的汽车、坦克、经西伯利亚铁路运往西线。

日本这边，也确确实实要专一致力于中日战争。1939年初，日军在华陆军为二十四个师团和四个混成旅团，合计换算为二十六个师团。

1939年底，日军在华陆军为二十五个师团和二十个独立混成旅团，合计换算为三十五个师团。

按照日军普通师团的编制，每个师团的士兵人数为：二万六千三百五十四人。三十五个师团，其士兵总数应为：九十二万二千三百九十人。

1939年末，日军在华有：一个派遣军总部，一个方面军总部、五个军司令部，其各自的直属部队还未计算在三十五个师团内。各军、方面军、派遣军和各师团的军官亦未计算在以上士兵人数之内。

1939年，在华的陆军航空兵为十六个中队。海军：在华南有第2遣华舰队；在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方面有第3航队。海军航空兵团自成体系，以华中、华南为基地对中国西南腹地进行轰炸，这些也没计算在内。

因此，在华日军大大超过了百万之众。

诺门坎事件对日军的刺激和欧洲大战的爆发，不但没有牵制日军一兵一卒，反而加深了中国军队抗战的压力，加深了中日战争的残酷性。

　6

蒋介石正在忙于长江战场战事时，却又面临“后院起火”的麻烦事。

1939年8月5日，重庆。

蒋介石收到留守后方的川军彭焕章、刘元塘、陈兰亭等七个师长的联合通电。通电历数四川省主席兼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的种种错误，要求将其撤职。

蒋介石觉得好不新鲜，眨眨眼，只见上面赫然打印着王主席的五条罪状：

（1）挑拨中央与地方感情，希图坐收渔利，攘夺川

康政权，归己掌握。

（2）征兵征实，扰民病民。

（3）侮辱出征军人家属。

（4）招权纳贿，卖官鬻爵。

（5）任用私人，树立党羽。

请为速即撤换，以平民愤；并请遴选川中德望优隆

之人士，主持省政，用顺舆情。

七个师长发出反王通电后，纷纷率部队在成都示威，造成成都地区人心浮动，政局不稳。

在蒋介石看来，成都的这种乱是一件大好事。这种乱，正是他欲趁机削平地方势力，实现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好时机。因此，蒋介石看过那份通电，竟按纳不住内心的兴奋，亲呢地骂道：“这几个烂师长呀，又闹乱子了！”

蒋介石完全清楚，此次倒王风波，是由川康地方实力派人物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人策划并支持的。他知道这些人无非是在政治口号上闹闹、要求体现一下他们的“民意”，把他们不喜欢了的王主席搞下台去，再遴选他们喜欢的“川中德望优隆之人士”来主川政。别看他们闹得凶，但绝不会真刀真枪造反，因为他们毕竟只有七个师。

此事该怎么处理，蒋介石胸有成竹。

他把成都行辕主任兼重庆市长贺国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副主任潘文华等人找来，叫他们出面去成都做那几个师长的工作，稳定后方政局。但他对实质性的问题；王主席是撤还是不撤？则闭口不提。

蒋介石知道，王主席不倒，成都的风波就平息不了，他这样急急忙忙请那三位地头蛇出面做工作，只是虚晃一枪，表示他不希望有这种风波。

9月7日。

成都风波还没平息，蒋介石就名正言顺站出来插手地方事务，处理地方事件了。

一方面，他找邓锡侯，潘文华等人传话，要他们负责做好那几位师长的工作，切实稳定成都。至于撤换王主席之事，请他们放心好了，一定尊重大家的意见。

既然如此，这工作还用得着去做吗，只需给那些师长们透个风就成了。邓、潘等人满意而去。

另一方面，蒋介石把省主席王瓒绪请来重庆。在客厅里，们拉住王的手并排坐在沙发上，亲切谈心。蒋介石以十分坦诚，关怀备致的口吻，要王看清形势，识时务者为俊杰，此时若不主动拿个姿态。人心难服，弄不好被人哄下台去，那时就难堪了。

王主席说自己冤枉，但面对目前这种民怨沸腾的状况，却又感到进退两难。

其实，蒋介石早就为他想好体面下台的点子，叫他以出川赴前线指挥第29集团军作战为名，主动提出辞去省主席职务。

王主席觉得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完全接受。他觉得蒋介石处处为他着想，去掉了省主席，反而还对蒋介石千恩万谢。

蒋介石略施小计，就把这两方面部按得平平顺顺的。现在，他又把邓锡侯、潘文华等人请来谈话。此时, 他才亮出真面目，说中央决定给川人配个极好的省主席，准备让中央大员张群出任。

蒋介石的决定出乎邓、潘意料，但他们的态度也使蒋介石出乎意料。邓、潘二人却坚决反对张群主川政，丝毫也不顾及他委员长的面子。二位将军那种见了皇帝不磕头的勇气，令人惊讶！但他们却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划清界限：即他们到底是反对蒋介石像给奴隶们配主子那样的做法呢，还是仅仅反对张群这个人。其实，张群倒是个老资格的政治家，当时又年富力强，是很有才能的。

蒋介石压住火气，竭力作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儿问：“张岳军（张群号）不也是你们四川人吗？你们四川人为什么不满意他？”

潘文华说：“岳军离川太久，大家不了解他，他的政治能力，对川人的感情如何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不同意他当省主席。”

蒋介石沉默。他想，现在日军压境，咄咄逼人，英国人背信弃义，美国人不愿公开出面支持中国，俄国人竭力怂恿日军祸水西流。中国的抗战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自主抗战的关键在于建立巩固的西南基地，建基地只能由他的中央的人来搞，地方派是靠不住的。只有把西南建设成为像一个连、一个团那样，无所谓军、政、民、工、农、学、商等等，通通在中央的号令下，令行禁止，那才称得上是抗战的后方基地，才有战斗力量。因此，当他决定将政府迁移重庆时，就决心照那蓝图去建立西南基地了。

1938年1月20日，四川省主席兼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上将在武汉病逝。两夭之后，蒋介石便以国民政府名义任命张群为川省主席。企图通过将张群配给四川，而将四川纳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下。

蒋介石的做法，立即遭到当时的川省保安处长兼川省保安司令王陵基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刘主席新故，你蒋介石既不派员来成都慰唁，也不与川省有关人士商洽，就强奸民意，以中央名义独断地压个省主席下来，中山先生的民主民权哪儿去啦？谁选过张群，他就要来做川人的领导。

在川康实力人物的授意下，当天夜里，成都全城就贴满了反对中央配张群给川省的大标语。并组织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留守四川的彭焕章等十七位旅长，联名致电蒋介石：请收回任命张群为川省主席的成命。

蒋介石慑于川康地方实力和民众反对力量，收回了那道成命。但是他却以为川康实力人物只是反对张群这个人。马上又以同样的手法，把贺国光配给四川人民做省主席。

川康实力人物们有点火了，认为这简直是在搞政治上的包办婚姻。动不动就配一个来统治川省，简直不把川省人民当人看。这次，不但川康实力人物打电报反对，在武汉等前线的川军将领们：也恼怒了，纷纷打电报给蒋介石，强烈反对给川省配主子的做法。

蒋介石被迫再次收回成命。

此时，川康实力圈子已推选出王瓒绪。蒋介石只得忍气以中央名义，任命王为川省代主席。王既保持川省地方自治独立性，又对中央表示尊重，几个月后，去掉了“代”字，为川省主席。

现在，川康人又反对他们自己推选出来的王主席，蒋介石认为绝不能放过这时机，一定要把川康大一统进来。当他再次把张群配给川人，再次遭到反对后，决心打一张王牌出去，以遂大一统之心愿。

蒋介石说：“王治易（王瓒绪号）决心出川抗战，川省主席，我决定亲自兼任。”

邓锡侯、潘文华听后感到愕然。

蒋介石冷冷他说：“我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邓、潘二人果真被这张王牌压住了，只得勉强装个笑脸，表示欢迎。

9月19日。

国民政府发布命令：

四川省府主席王瓒绪，志切抗战，请缨出川，恳辞主席职务，英勇卫国，殊堪嘉尚，王瓒绪应准率部驰赴前方，悉力御敌。在出征期间，所有四川省主席职务，着由军事委员会委员会长蒋中正兼理，任命贺国光兼由川省政府秘书长……

10月15日。

四川省主席蒋介石在成都召开党政军联合大会，宣布他的、治川政策十条。一方面表示自己主川，一定竭力为川人谋利益，以此期望得到民众的拥护；另一方面表示要尊重地方自治权力，以此期望稳定实力人物和政治团体的拥护。其施政方略主要内容为：清剿盗匪、禁绝烟毒、筹备地方自治、改革社会、转移风气、变化气质、振作人心、提高公共道德、奠定抗战建国复兴基础等等。

　7

冈村宁茨大军虽然攻占并保住了南昌，但中国第九、第五两战区对武汉的夹击包围态势并未消除。看来仅以武力在战场上硬拼，冈村大军是无法解脱被包围夹击的被动局面的。于是，冈村宁茨这位日军的武将，潜心研究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地区的地理特点和中日两军兵力态势，以及中国军队的心理状况等问题。

1939年夏季。

冈村宁茨完成了他的研究成果，制定了对中国第五、第九两战区施以政、战谋略的方案和指导大纲。其核心思想是：以政治、军事和派遣特务等各种手段，策反杂牌军，孤立以黄埔军校少壮系为主的中央军，然后歼灭中央军。

其计划要领是：

一、对第五战区的敌军（指中国军队），置重点于策动广西、 四川军队反叛，借此使全战区走向崩溃；其次对该战区的中央军及其旁系军加以影响，也要不失良机进行工作。

二、对第九战区之敌（指中国军队），可对四川军及游击旁系军施以怀柔工作，对其他军队（直系军以外）进行积极的谋略宣传，引导其丧失战争意志和走向投降、逃亡……

三、任务分担：第6师团对杨森军策反工作；第33师团对王陵基军策反工作；军特务部担任对五战区的四川军的策反谋略工作，为此应接受有关师团长的援助。

在大力开展策反工作的同时，冈村宁茨又制定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将第九战区的中央军列为武汉日军的打击重点。大纲的中心意图是：以奇袭手段，尽量在短期内歼灭中央军。

1939年入秋以后。冈村宁茨集中了第6、第33、第101、第3、第13等师团，及长江舰艇三百余艘，海军陆战队一个联队，飞机百余架，化学兵队若干，约十八万之众，准备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同时进攻，围歼第九战区中央军精税，并计划于9月30日以前占领长沙城。

第九战区薛岳将军，新近被蒋介石任命为战区司令长官。他曾因失守南昌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对于失守南昌一事，薛岳觉得脸上无光，有失自己作为主将的面子和自尊心，一直耿耿于怀，决心在长沙地区与敌人好好较量较量，以雪丢失南昌之耻。

在冈村宁茨潜心研究第五、第九战区情况时，薛岳也组织了一帮参谋人员，在长沙城潜心研究本地区的地理环境特点，日军企图，敌我双方兵力、战力、武器、装备等等情况，1939年夏季。薛岳和助手们对日军将进攻长沙和进攻长沙时的兵力部署作出了判断，后来会战证明，他们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他们的判断要点有二：

第一、日军将以主力从岳阳、通城方向南进，直取长沙城；

第二、日军将以有力之一部，从南昌方向西进，以策应湘北主战场。

薛岳基于以上判断，确定第九战区的作战指导方针为：争取外翼，后退决战。

原来湘北地形十分特别。长沙城至岳阳间一百多公里的地段，右有幕阜山、九岭山，自北而南侧峙而立；左有八百里洞庭湖水作屏障；中间形成一狭窄的通道，却有新墙河、汩罗河、捞刀河和浏阳河四条水系，横卧挡道。

薛岳将军的争取外翼，后退决战方针，就是针对这一特殊地形确定的。他认为在第一线的新墙河与敌决战，则敌强我弱；在汩罗河与敌决战，敌军锐气已减，敌我双方将势均力敌；若在捞刀河与敌决战，敌已被拖得疲惫不支，就变成了敌弱我强。因此，他的作战指导方针具体是：在新墙河、汩罗河地区，均采取节节抵抗，迟滞、疲劳敌人；将敌诱至捞刀河、浏阳河地区进行决战。同时，第九战区主力，应避免被敌包围，力争在运动中跳到侧翼，相机出击。

9月14日。

南昌西面靖安、奉新、高安等地，日军第106、第101师团各一部，在飞机的配合下，向西进攻，拉开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序幕。

罗卓英指挥第1集团军和王陵基第30集团军在赣江以西，沿高安、秦新、靖安南北两线从侧面攻击敌人。同时，另派部队在渣津、修水等地阻敌西进。高安地区的战斗尤为激烈。

同时，通城方向。日军第33师团全部，向南猛攻。企图突破幕阜山余脉守军，向南直插，配合岳阳方向敌之主力，围歼守军第一线新墙河地区中央军第15集团军。

第27集团军杨森总司令指挥部队，迎住敌人予以痛击、敌第33师团猛攻数日，未能撞开杨森防线，遂改变主攻方向，于9月20日，以两个联队的兵力，向东南移动，企图寻找新的突破口。

9月23日。

岳阳方面，日军主力第6、第13师团，从新墙河正面发动进攻，同时以第3师团一部和海军陆战队，在敌舰队炮火掩护下，分乘汽艇若干，从洞庭湖水路迂回，在新墙河及泊罗江口附近登陆企图从左翼迂回包围第一线守军。此时，通城方向之敌已插入长寿街地区，对第一线守军形成了三面攻击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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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集团军所部第52、第37、第77军和一个游击纵队，在关麟征将军指挥下，英勇奋战，节节阻击日军的南进。

9月中旬，重庆。

陈诚和白崇禧已根据湘北战情，拟定了死守长沙和主动放弃长沙两个作战方案。送呈蒋介石决择。蒋介石联想到“日军第11军进攻南昌时的情况。那次，重庆统帅部作的是死守南昌和拼死夺回南昌的方案，结果，南昌没守住，失了之后也没夺回来，前线部队却为了一城一地，损兵折将，付出五、六万人的惨痛代价，有鉴于此，蒋介石牙帮一咬，走下决心，“取不守长沙方案。第九战区避免与敌硬打硬拼，保存主力，相机歼敌。”

蒋介石派陈诚和白崇禧前往湘北，传达统帅部不守长沙城的作战方案，协助薛岳指挥作战。

陈、白二位“钦差大臣”赶到湘北禄口，正值日军主力大举进攻，守军第15集团军正与日军在新墙河、旧罗江一带节节抵抗、节节后退，阵线仿佛呈不支状态。

两位大员马上向薛长官出示蒋介石给他的“绿牌”，令其放弃长沙。以为这下可是救人于危难之时，定会使薛岳大大松口气了。哪知，薛岳听说蒋介石要他放弃长沙，竟顿然作色，质问二位大员：“我九战区几十万大军驻在湘北，竟然不守长沙，这军人的职责哪儿去啦？”

陈诚和白崇禧都被薛岳的爱国之心所打动，但一来日军进攻疯狂，战况险恶，二来蒋委员会长有令，不敢不执行。所以，竭力相劝其执行统帅部命令。

薛岳已是将在外，“军（君）”令有所不授，无论怎么劝，他就是不执行那个不守长沙的命令。

日军继续倾全力向长沙方向猛攻。第九战区各路大军，按着薛岳的作战计划，继续节节阻敌，节节后退。长沙仿佛已危在旦夕。

陈城和白崇禧十分着急，一方面担心九战区精锐被敌包围歼灭，或在长沙城下与敌拼光打完；另一方面也为薛岳本人捏着一把汗，公开违抗统帅命令，稍有闪失，这小子的脑袋准掉无疑。那天夜里，陈诚、白崇禧连续给薛岳打了九次电话，严令他立即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马上把长沙的守军撤出，其他部队也尽快作转移。

薛岳在电话上慷慨陈词：“湖南所处战略地位，关系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巨大，作为军人，我们应该发抒良心血性，誓死保卫它！我已下定决心，第九战区誓与湘省共存亡！誓与长沙共存亡！”

白崇禧副总参谋长耐心相劝：“正因为湘省战略地位重要。才配置九战区长期持久守卫，如果因一座长沙城失去主力，还怎么长期坚持，现在已处于相持阶段，相持阶段的主旨在于保持实力，与敌相持，以图总的反攻。来日方长，应尽量避免与敌死拼，与敌同归于尽。要知道，日军一直求之不得的是速战速决。南昌会战的教训应该吸取？”

一提起南昌那一战，薛岳就觉得心头被猛地戳了一刀。冲口喊道：“这里绝不是南昌，长沙城我是守定了！”

白崇禧大为光火，也对着话筒减了起来：“不要感情用事嘛！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夭职！”

薛岳声称就是砍他脑袋，这长沙城也绝不放弃。

两人在电话上大吵起来。

陈诚觉得这样吵下去，更有碍军机。他与薛岳共过事，了解这人坚毅的军人性格，不轻易下决心，但当他一拿定主意，就是掉脑袋也断难改变。再说，第九战区部队和作战情况，人家作为司令长官比中央大员要熟悉得多，统帅部的决定只是根据理论得出的。现在也应该听听他的意见。

陈诚从吵得面红耳赤的白副总长手上抢过电话筒，问薛岳道：“守长沙你有把握吗？”

薛岳的回答相当干脆、肯定。

陈诚又问目前九战区部队的情况如何。

薛岳报告说：“除少数部队失却联系外，绝大多数都在英勇作战或有计划的调动转进。全军杀敌热情非常高。”

陈诚搁上电话，与白崇禧商量：先尊重薛岳的意见，让其守长沙，但要马上把这里的情况向蒋介石报告，请他重新裁决。

白崇禧表示同意。

日军主力在水网地带受到守军步步拦击，付出了重大代价，好容易冲破汩罗江防线，又受到守军节节拦击。进入捞刀河畔，全军已疲惫不堪，时间也已过去十多天，所带粮秣弹药多已耗光，只能“靠天吃饭”，伸长脖子等飞机空投接济。

其它两路日军的情况也十分不妙。

通城那一路助攻部队（第33师团）。现在已深深地陷进杨森部队和大批游击部队的包围之中，不但不能协助主力围歼中央军精锐，“助攻”长沙城，连第33师团本身，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啦。

这是因为：第27集团军第134师的一个团，在白沙岭一线阻敌时，打死一个不小的日军军官。日军突然像发了疯似地前来抢夺那个被击毙了军官尸体。这边一看，那尸体竟如此贵重，必有原因，便也发了疯似地用猛烈的火力打退抢尸的日军。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抢夺尸体的恶战。结果，那尸体还是被中国军队给抢了过来，从那宝贝死鬼身上的图囊里，搜出了第33师团的作战任务区分和标图，以及其他极为重要的文件。得知，敌第33师图将从南岭攻白沙岭，再攻龙门镇，直下长沙，助攻长沙城。

当时杨森集团军是由西向东布防，重点放在准备阻击南昌方向来敌。杨森获得了这个情报后，果断地变更了部署，把主力都调来围攻由北而来的第33师团。结果，在长寿街地区，将敌围住，紧一昼夜的激战，把第33师团主力歼灭大部，残敌遗弃辎重、马匹逃回通城去了。

南昌那一路（第106、第101师团各一部），本应突破九岭山区守军防线，进入湘省，从浏阳地区包围夹击长沙城的，结果是足不出户，被罗卓英和王陵基两部堵在“门口”，连高安城都没出得来。

对冈村宁茨将军来说，在他潜心研究对第五、第九战区政、战谋略时，所未及考虑到的是，中国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在当地政府和军队的组织指挥下，把敌后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的大公路和马路挖成了新土；将这一地区的铁桥，木桥、石头桥也给炸、撤了个精光。

日军主攻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几乎全给卡断了。

按照冈村宁茨的计划，川军应该被策反过来帮日军打央军，至少也应使其中立或逃亡。现在，第九战区的川军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和杨森第27集团军，士气高昂，杀敌立功的斗志反而更加旺盛。

还有，按照冈村宁茨的计划，日军在进入长沙之前，就应把第九战区主力歼灭掉，日军将高奏凯歌，迈着正步进入长沙城。现在，他的第11军团面临着的情况是：他的主力部队已快到长沙城下了。但是，第九战区的主力，在对日军进行了毫不客气地多次打击之后，按照计划迅速闪向两侧有利地区。那幕阜山、九岭山中，“猫”着的大军，真使冈村大军望而怯步，胆颤心寒。他现在才猛省过来，薛岳将军并不是抵敌不住而败退，而是以长沙城为中心，摆开个使人毛骨悚然的“大口袋”，正张着恐怖的大口等着敌人去钻呢。

乖乖！好险！

冈村宁茨立马捞刀河畔，看着那座可爱的长沙城，又望望四周那恐怖的山川河流，再看看自己那被拖垮的部队，唯恐被部下看出自己怅然若失的心情，一本正经地宣布：“本次作战目的已达到，本军无意占领长沙城，全军撤退！”

10月初旬。

日军全线败退。

薛岳指挥各路大军猛追猛打。

10月中旬。

陈诚将军电告蒋介石。

……我79军于寿市阵地突破后，即协同增援之2O军沿途夹击南犯之敌，于排树港、毛家岭、朱埃厂、浆市街、龙门厂等处迭予重创。乃至长寿街，献钟市一带，敌已饥疲，不堪一击，分途鼠窜。湘北之敌经我第3、第19、22、15、第6、第77、第95、第107、第195等师于新墙、汩罗两线逐次抵抗，消耗极重，迄进至长沙、金井、福临铺、桥头驿之线，已气挫力竭，费克再进。是时奉新西犯之敌被我74军侧击，断其归路后，其一部经甘坊拟窜铜鼓，遭我第1集团军堵击；一部经九仙阳拟窜修水及西犯山口，遭我20集团军堵击，被围于阳郭城市之区域，拼力挣扎，仍无以解决其围厄。赣北、鄂南西方之敌既不克策应湘北之主作战；乃被我各个击破，或歼灭，或溃散，不浸假而全线退却。我军乘胜追击，于十月十日进至新墙河，恢复九月十四日前之原来之态势。

白崇禧将军向蒋介石报告：由薛岳将军独断决定并指挥的此次湘北会战，取得了战略和战斗的全胜。歼敌四万多人，其中少佐以上日军军官四十余名，缴获枪炮辎重无数。

重庆，军委会。

蒋介石得到电报，一时兴奋不已，竟将薛岳胆大包天，对抗他命令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当即致电嘉勉薛岳和第九战区全体参战将士：

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举国振奋，具见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慰。

要真照蒋介石这样宣传出去可不得了，“歼敌过半”应是多少？日军陆海军和航空兵出动的总数当在二十万左右，过半，就是歼敌十万以上，岂不是太言过其实了吗？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想起薛岳这小子对抗他命令的事，总觉得耿耿于怀，如果不想法敲打敲打，今后谁都不执行命令了，统帅部还怎么统帅全军？

10月29日。

蒋介石来到湘北，在南岳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

薛岳心想，蒋介石肯定要好好总结总结这次湘北大捷的作战经验，好表扬表扬九战区的。哪知，蒋介石在会上突然老帐重算，当众责令薛岳检讨半年前在南昌会战失利中，他这个战区代理指挥官应承担的责任。

薛长官心里大为不满。这他妈的哪辈子的事啦？再说我薛某人对南昌会战的责任早就主动承担了，早就作过检讨啦！还有完没完啦！

薛岳只得窝着一肚子怨气，在会上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待他“批评”完自己，蒋介石又当众分析会战失利的原因，责任全部分析到指挥官的指挥欠妥上。

薛岳听着，瘦精精的脸上一阵冷一阵热。回头一想，还是坦然了。蒋介石虽然在这儿给自己难堪，但毕竟还是很信任自己的，要不，他会把长江方面目前最重要的战区，中国军队最精锐且数量最大的一支部队交给他薛岳吗。

　8

9月23日。

日军统帅部为适应汪精卫将在南京建立全国性的亲日政府这一需要，大本营发布命令，在南京新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率华北方面军（第1、第12两个军）、第11军（武汉）、第13军（上海、南京）、第21军（华南），以及在华全部陆军部队。为了体现阿部首相专一对付中国抗战这一新战略思想，派遣军的总司令部由日本陆军三巨头（参谋总长、陆相、教育总监）之中的两个巨头担任统帅职务，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任总司令官，陆相板垣征四郎中将任总参谋长。

日军统帅部于9月中下旬，又加紧策划对华新的进攻。这次他们把攻击点定在了广西的南宁。

继板垣之后接任陆军大臣的（火田）俊六将军认为：夺取南宁及法属印支北部，对日军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切断通过南宁进入法属印支的中国补给干线，可打消法国援蒋意图；第二，占领南宁后，可以作为海军向中国内地，特别是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根据地，进行航空作战的基地。

他还认为，此时正是发动南宁作战的大好时机。因为德、苏军队正在瓜分波兰；英、法两国已对德宣战，无暇顾及远东。日军攻占南宁，即是攻占法属印支北部，直接刺激了法国也无所谓。

日本海军方面更是想在华南地区露几手，迫不及待地主张进攻南宁。

10月初旬，日军大本营决走发动南宁作战，并密令华南第21军司令官安藤吉中将，尽速作好进攻准备。

10月16日。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攻占南宁至龙州的作战命令。并告知，此次作战由第21军协同海军进行；作战代号：陆军为“和”号作战；海军为“N”号作战规定：严格保密，禁止现场报道。

第21军安藤吉将军调集了第5、第18、第104、第106四个师团，及台湾、近卫两个混成旅团，陆军航空兵第21独立飞行战队。

海军派出第5舰队、第3联合航空队，以及其他协力部队。

日军战略部署是：从广东和广西，兵分两路同时进攻。

广东方面：以第18、第104师团全部，和第106、第38师团各一部，从广州北犯韶关，意在迷惑和牵制中国方面策应广西作战。

广西方面：以第5师团、台湾混成旅团、第5舰队、第3联合航空队和其他协力部队，从钦州地区登陆，北攻南宁。

11月初，美、英飞机数次在南海、华南上空“溜达”，侦悉到日军动向，赶紧向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呼叫：“日本舰队目前在东京湾（即北部湾）集结，南宁作战已迫在眉睫！”

11月8日，上午。

一架英国飞机在北部湾上空鬼鬼崇崇地偷看日本舰队，突遭多架日本海军飞机的围堵，将其迫降，抓了活的。

安藤吉中将就此判断，该死的美国佬和英国佬肯定已把日军调动的情况告知了中国方面。日军此次作战，在于奇袭，若战略企图暴露，后果难以预料，于是，断然决定提前进攻。

11月13日。

南海上空风云突变，黑云滚滚，海风怒号，巨浪滔滔，暴雨倾盆，一派昏天黑地。第5师团等部，乘坐七十多艘舰、船，从海南岛三亚港启航，顶着强风暴雨和滔夭巨浪，向广西钦州湾进发。

由于这场强风暴雨，使第四战区作出了错误判断。日军却利用这惊涛骇浪和狂风暴雨作掩护，黑压压的舰船群，从广阔无垠的海面向中国的南海岸扑来。

11月15日，上午。

日军及川支队在钦州湾登陆。至16日，已有约两个师团的陆军登上了钦州湾沿岸。

日军第5师团（原板垣征四郎中将的部队），已从台儿庄的巨创中抬起头挺起胸来，以三路纵队，脚踏着李宗仁、白崇禧将军家乡的土地，浩浩荡荡地向北猛进。

11月19日。

第5师团进入距南宁百余公里的大塘地区刹住阵脚，调整阵容。21日，便从大塘向南宁进攻。

中国守军曾作了顽强抵抗，但终因防线尚未部署，只好仓促应战，每战皆可歌可泣，将士多为国悲壮献身。

11月24日上午，南宁失守。

11月26日。

安藤吉中将带着第21军司令部和有关师团，从南宁回返广州。南宁方面由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的手下败军第5师团和其他部队，组成钦县兵团，第5师团长今村中将任总指挥，全权负责南宁方面防务。

12月17日。

及川支队从南宁出发，进攻中越边境的龙州和镇南关（今友谊关），以达到破坏中国国际补给干线的目的。21日傍晚，及川少将指挥支队主力，攻下了龙州城，同时占领了镇南关。

日军攻占南宁之后，便立即开展策反工作。他们竟异想天开地把坚决抗日的李宗仁、白崇禧也列为策反对象。他们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策反工作，可以从1939年11月14日，冈村宁茨向统帅部上交的又一篇研究成果中得到答案。

冈村宁茨那篇成果的题目是《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其中说：

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放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

不论这个论断多么偏颇，但至少体现的是日本方面决策阶层的态度，因此，他们对广西的策反，早在进攻南宁之前就槁开了。

8月下旬，日本特务机关通过在李宗仁、白崇禧手下工作的熟人关系，得以派人与李、白面谈，使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提出只要李、白搞倒了蒋介石，日本就可以撤兵。

李宗仁将军对日本特务的离间作法嗤之以鼻，郑重回答：对于撤换蒋介石，中国人并不把他当回事，就像你们日本换个首相一样。中国实行中山先生的共和体制，只要人民不乐意，随时可以叫蒋介石下台，而另选贤能。

对于日本方面的“诚意”，李宗仁对来使说：“那是因为日本使出了浑身解数，无法打赢中国，所以想用甜言蜜语来引诱和破坏抗战。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近段时间来看，日本老是想吞并中国。例如，近卫前首相在1938年底发表的那些言论就足以证明，日本是要吞并灭亡中国，而决不是公平合作，平等待我。对于中国人来说，与其让人吞灭，不如抗战到底，使日本侵略者幡然醒悟，自行消除灭亡我中华的幻想。这场战争是由日本发动的，战争的停止当然也应该由日本提出。日本如果真有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愿望，中国将表示欢迎，但必须立即全部从中国澈军，恢复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自由。”

白崇禧将军则告诫日方代表：“你们日本穷困潦倒的情况，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再打下去，中国肯定胜利，日本将自取灭亡。日本方面若真要谋求自救，就应该赶快悬崖勒马，彻底抛弃仇恨中国的政策，修复中日友好。”

日本使者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但是，当日军占领南宁后，今村中将却意外得知一个消息；白崇禧向蒋介石请求，将桂系军队调回广西反攻南宁。11月20日，蒋介石正式拒绝了白崇禧的请求，决定将中央军部队调进广西。今村中将据此判断，蒋介石是借此机会将自己的势力扩张至广西省，势将引起蒋、白之间的暗斗。若海军航空队以南宁为基地，对西南内地加紧轰炸，更将加深中央与桂系的矛盾。从而为日本的策反谋略带来极大希望。

今村中将选派在第5师团担任特务机关长的中井增大郎大佐再次去策反李、白将军。中井五年前曾受聘在桂系军队中担任军事顾问兼教官，与李、白有旧谊。

结果，中井此行，更加碰一鼻子灰，更加讨个没趣。

12月10日。

今村恼羞成怒，决心对李、白将军侮辱一番，一并报第5师团在台儿庄吃大败仗之仇。以通电方式公开发表了《致李、白将军书》：

一、大日本皇军占领南宁地方之唯一目的，即切断蒋介石政权与法属印支之交通线。

二、我南宁方面大日本皇军对白、李两将军在广西省之建设及政令甚表敬意，因此将极力注意避免损害事绩。两将军治下一般民众之生命及其幸福，将尽力予以保护。

三、愿将军洞察世界大势，为促进东亚同文同种两民族之提携奋起前进。

四、将军若仍执迷不悟与日本敌对到底，则随时可举全部兵力来夺回南宁，我南宁驻屯军队将独立对抗将军之50万军队，且有足够兵力、装备、航空力量及信心取得战争胜利。

五、对在南宁战斗中战殁之将军部下4200余名勇士，我军已予合葬于南宁中山公园，郑重供祭，尚乞安心……

　 9

1939年11月2日，溪口镇。

溪口，一个景色秀丽的山乡小镇，蒋介石的故里。这儿没有工厂矿山，也没驻军队，更不具备任何战略意义。

这天，却有成群的翅膀上涂着红太阳的飞机光临。它们在小镇上空悠闲自得地盘旋打转，从天上饱览了四明山，雪窦山和曹娥江的湖光山色之后，回过头来便对小镇进行轰炸、扫射。

蒋介石故居丰镐房和蒋介石与宋美龄回乡时居住的别墅文昌阁，炸成了一片废墟。

无数贫民百姓在敌机炸弹的爆炸声中痛苦挣扎。

蒋经国夫人蒋方良的华语教师黄某等六人成为日机炸弹下的新鬼。黄老师的一条腿被炸飞致邻家的屋顶上。

蒋介石的前妻、蒋经国的生母毛氏夫人，在轰隆的爆炸声中，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往外逃。当她跑到后宅大墙边时，正遇一架敌机俯冲投弹，院墙轰塌，毛氏被埋在墙下。待敌机去后，人们才将她从墙下扒出，只见她的一条腿被炸断搁在一边，肚腹被弹皮划开，肠子流到地上，浑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正在湖南衡山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的蒋介石得到电报后其感情上的冲击可想而知。在蒋介石看来，日军此举无疑是恼羞成怒后，找他这个中国军队的统帅进行报复，无疑是要挖他蒋介石的祖坟。

蒋介石气得牙帮咬得咯咯响，但在将领们面前，却竭力掩藏住痛苦和愤怒。他叫在江西省任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兼赣州专员的大儿子蒋经国赶回家去料理丧事，自己则在南岳继续主持军事会议。

一天会议下来，蒋介石得以在住所独处。悲痛和仇恨的怒火一起攻上心头，他在头脑里盘算着一场大的反攻，这念头越来越强烈，他真想马上给各战区下个命令，倾其老本跟日本军拼个死活。

他冲动得有点控制不住自己，转身叫人去喊“小诸葛”白崇禧，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会感到自己多么离不开那个摇鹅毛扇的中年人。

不一会儿，白崇禧来到，两人在会客室就坐。蒋介石说：“今年以来，武汉日军接连攻南昌、随枣、长沙；日军飞机更是猖獗，每月都有数百架次轰炸西南大后方。昨天，敌海军航空队又出动五六十架飞机，把成都炸得一蹋糊涂，居民死伤无计其数。看来；日军的攻势还很凶顽啦，你说呢？”

白崇禧沉吟片刻才说：“日军攻势未必然还有那么锋锐。近一年来，我通过对日军攻南昌、长沙等地的行动，加以分析总结。我认为自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仍有四大优势和特点，同时，他们也存在着四大弱点，其优势之点，第一为快。所谓快，就是凭借其机械化的装备，交通，行动迅速，能有效地达成出奇不意，攻其不备。第二是硬，所谓硬，即日军官兵发扬武士道精神，战斗特别顽强勇敢。表现在防守战上，就是固守一点，死不放弃，任你冲击，他却拼死顽抗，不为动摇。敌守南昌可为一例。第三是锐，表现在日军进攻时，有一股子锐气，如同钢锥，拼死突进，勇往直前。第四为密。密者机密。日军行动，很注意保守机密。由于严格注意保密，加上其装备优良，部队集结、行动，都很迅速，往往能达成闪击进攻的目的。”

蒋介石觉得很有道理，又问日军的弱点有哪些。

白崇禧道：“日军的弱点同样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小。自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的兵力要防守大半个中国的占领区，兵力配置自然稀疏。每次行动，只能割肉补疮似地相对集中兵力，因此，不可能有大的兵团进攻，第三是短。鉴于第一个弱点，日军勉强集结兵力，进行一些局部进攻作战，只能是短期行为，速战速决而已，不可能将作战时间拖得很长。如日军进攻南昌，当初悄悄抽调武汉地区人马，打到后来，南昌吃紧了，却不敢再抽武汉兵力，只得从遥远的上海抽调海军陆战队；又如日军进攻长沙，亦悄悄抽调武汉地区约二十万兵力，打到长沙城下，战况吃紧，却无法再抽武汉之兵，只得掉头就跑，退回原处。第三是浅。与上同理，至少在目前时期，日军只能作一些短促突击，浅距离的进攻。第四是虚，这是因为日军把摊子扯大了，兵力分散，国内兵员枯竭，无充分预备兵力，后方空虚。在与我对峙之第一线，日军不得不置重兵，其实是貌似强大，实质上是虚张声势。”

蒋介石茅塞顿开，连叫“很好”。又说：“你既然把倭寇的本质洞悉得如此真切，那你还有破敌良策吗？”

白崇禧说：“我认为破敌的办法还是有的。第一，我军应以稳定制敌快速；第二，以坚韧对敌强硬：第三，以伏兵破敌锐利；第四，以严明对敌秘密。”

蒋介石站起来，踱了几步，问：“我决定来一次大的反攻，就叫做冬季反攻。你看行不行？”

白崇禧胸有成竹地回答：“完全可以！”

第二天，蒋介石在会上，神情严峻地宣布：“长江两岸所有预计于年底结束的第二期整训部队，一律提前一个月结束整训，参加统一的冬季大反攻！各战区司令长官待会议结束后，立即回去进行准备，等待军令部的进攻命令！”

10

1939年隆冬。

北风呼号，寒凝大地，万里破碎的河山，一派痛苦不堪的凄凉景象。但是，中华民族心灵中的屈辱已达极限，中华民族心中复仇的怒火却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其势锐不可挡。

长江两岸，大江南北，万里疆场，到处都集结着上万，上十万，甚至几十万的整装待发的中国军队将士；到处都响着蒋介石对参加冬季反攻的将士的训示的声音：

日军的进攻能力已经被我国军大大消耗，其进攻的锐气已迎我顿挫，只有招来之势，穷途未日。与此相反，我强大的国军已经完成重建和整训，战力倍增，转守为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了！我全军抗日将士，要发扬决战决胜精神，奋勇杀敌，收复失地！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将军，指挥大军向太行山南麓，黄河以北的日军发动猛攻。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向所属部将们声称，我九战区五十万大军，要直下武汉，饮马长江，光复中原！薛岳一声令下，九战区几十万精锐之师，从江南直向江北之敌掩杀过去。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在大军反攻之前，已派遣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东渡襄河，插入敌后，破袭汉口至宜昌和京山至钟祥问的公路、桥梁、通讯线路，开展敌后游击战，配合正面张自忠第33集团军、李品仙第2集团军，孙震第22集团军和王瓒绪第29集团军等大军总反攻。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正指挥本战区各集团军对皖南、赣北和江浙地区日军大力反攻，突然又收到蒋介石电令：

日寇兵舰、军船随时游戈于长江中，威胁我两岸城市，并进而侵犯我湖北地区，防碍我军对各省的收复。着该战区直属防区内，选择临长江之制高点，构成坚固的要塞式工事，截断日寇兵舰、兵船在长江中的往来。

顾祝同立即抽调上官云相集团军之王敬久第25军，和唐式遵集团军之郭勋瑛第50军，强攻贵池县境内的官股煤炭山，以实现蒋介石电令上的战略目的。

长江两岸的冬季大反攻作战，干1939年12月上旬开始，至1940年2月20日前后停止。中国方面投入第一线直接对日进攻作战的兵力在五十万人以上，前后历时两个多月，大小战斗一千三百四十次，攻取了若干城镇、据点、阵地。后来又被日军夺回去了一部分。

反攻作战期间，宋庆龄、宋美龄和宋霭龄三人曾前往第五战区前线慰问伤病员。宋美龄检查和布置了她所负责的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在该战区的战地救护工作，并和十余个伤员握过手，掖过被子，喂过几勺子汤药什么的，以示亲切关怀。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对冬季反攻的反映和评价：

——这次大反攻，打得武汉第11军东奔西走：

——中国军攻势规模之大，斗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均属罕见。

——我军损失不少。

——在中国事变八年间，彼我主力正式激战并呈现决战状态，当以此为最。

——这一年来（1939年），未按所期望的进展，作战的主动权均未掌握，以此面临中国军队顽强勇敢的冬季攻势。

——我方损失及消耗继续增大，而对中国军队的打击显著减弱，明显暴露其守势。

——这一年（1939年），历经南宁苦战及冬季攻势的防御战等，这在整个中国事变中成为陆军最暗淡的时代……

11

1939年12月4日。

日军第5师团长今村中将，命令该师团所属号称“钢军”的第21旅团，在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指挥下，攻占了广西战略要地昆仑关。于是，又把中国军队冬季反攻的怒火，烧到了华南——昆仑关。

蒋介石决心在昆仑关打个样儿给日本人瞧瞧。亲自选调了一批精锐部队参战，其中包括全国唯一的一个机械化军（第5军）。

反攻昆仑关的总指挥为白崇禧。

参战部队序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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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所部：第5、第6、第99、第36等五个军，共约十三个师。

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所部，第31、第46两军，共约六个师。

蔡延锴部，四个步兵团。

邓龙光第64军二个师。

叶肇第66军二个师。

第43军一个师和教导总队。

空军飞机一百架。

总计：十五万四千六百四十二人。

参战各部队根据蒋介石、白崇禧的命令，秘密地从湖南、广东、四川等地向南宁运动。

白崇禧将反攻部队分成东、西、北三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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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由第16集团军五个师组成。攻击大高峰以西地区。

东路军由蔡廷锴等部四个师组成，攻击钦宁公路以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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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军由第38集团军十个师组成（另有约六个师的预备部队），反攻昆仑关一带。

12月7日以后，今村中将不断得到报告，说南宁以北约四十公里的地方，将有十万中央军开到，反攻昆仑关。狂妄的今村中将对此付之一笑，断言在南宁以北的山地间，绝不可能有十万大军通过。

12月中旬。就在今村中将趾高气扬之际，中国军队已按总指挥白崇禧将军的命令，不声不响地进入了攻击地区，十多万大军分别埋伏在南宁以北的山地里，只等一声令下，便可全线出击。

12月16日。

机械化第5军军长杜聿明将军在谭莲村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儿宣布本军作战任务和计划。该军担任主攻昆仑关的任务。其三个师的战斗部署为：郑洞国的第1师担任昆仑关正面进攻；戴安澜第200师为总预备队；“德国将军”邱清泉第22师迂回敌后，插入昆仑关与南宁之间，向六塘守敌进攻，切断南宁与昆仑关的交通联络，断昆仑关之敌的退路。

会议正在进行，陈诚和白崇禧两位上将一同到前线视察各部队准备情况，特地到第5军集结地，检查和巡视了这支王牌军。两人来到会场，陈诚板着面孔，威严地命令杜军长必须如期拿下昆仑关，否则，要杜军长提着脑袋去见蒋介石。

杜聿明笔挺地立在陈诚面前，神情严峻地大声回答“是！”

军官们见之，无不肃然。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行动，保密工作和大军的调动，如同一个月前日军顶着狂风巨浪出击一样出人意料。十多万大军就在今村认为完全不可能通过的地方，顺利通过，在今村认为不可能集结的地方集结起来。杜军长的机械化重炮兵旅，开到昆仑关附近丘陵地带的密林中，在距敌前沿阵地仅三四华里的地方，迅速构筑起阵地，一排排炮口悄悄对准了敌人的阵地。邱清泉的第22师战车部队，已从昆仑关以北的思陇越过重重大山，经太平村向昆仑关南面的五塘地区穿插。

12月17日。

今村中将仍在庆幸自己聪明正确的判断，认为南宁北面无战事。上午八时许，他放心大胆地命令及川支队向龙州和镇南关进攻，去夺取中越边境上的两个战略要地。

及川少将率领本支队乘坐数百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地从南宁出发。

当天晚上八时。埋伏在山地里的中国军队，在坦克的导引、掩护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昆仑关发动了全线反攻。

排炮怒吼，地动山摇，昆仑关被火光和浓烟吞没。

中国军队喊着复仇的口号，海潮般地扑向敌军阵地。

邱清泉的机械化战车部队，突然出现在昆仑关侧后敌军眼前，一举攻占了五塘、六塘地区，切断了昆仑关守敌的退路。

杜聿明和其他各路反攻部队指挥官都在第一线指挥督战。杜军长胸前挂着望远镜，冒着敌军猛烈炮火和敌机的俯冲轰炸，从容镇定地指挥部队，一步一步地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昆仑关守敌。

反应迟钝的今村中将到12月18日才得知中国军队大举反攻昆仑关的消息，他不顾攻、防双方的优劣状况，当即决定围歼反攻的中国军队。令第21联队首先向昆仑关急进增援。

12月18日。

下午五时，第21联队从南宁出发，八时许到达九塘，立即被埋伏在公路两侧的邱清泉坦克部队切断了后路。坦克炮火将六塘至七塘的桥梁全部轰塌。整个联队被优势的中国军队分割包围，陷入了完全孤立被歼的境地。

邱清泉指挥战车部队向被围之敌发动攻击，坦克车队冲出树林，在中央公路上向敌人冲撞扫射。敌溃不成军，争先恐后向两旁山地抱头鼠窜。

公路上丢下累累敌尸和各式车辆二百多台，各种轻、重武器无数。

同日，中国东、西两路部队也分别在南宁附近发动反攻。

12月20日。

今村中将又令中村支队从南宁出发，增援昆仑关。该支队刚行至五塘地区，又被邱清泉等部包围在二十五公里长的狭长山沟里，陷入绝境。

今村这才感到情况不妙，急令正在向龙州和镇南关前进的及川支队主力回援昆仑关。

12月21日，清晨。

及川支队的伊藤大队，分乘一百零五辆大卡车，火速回返南宁救援。但是，当浩浩荡荡的卡车大队开到南宁以西附近时，突遭优势中国军队的伏击，车队陷入大军重围之中。敌伊藤大队多次突围，皆告失败。

12月22日。

中国空军连日频繁出动飞机，对昆仑关守敌和六塘至九塘地区被围之敌，实施猛烈轰炸。

日军已频临弹尽粮绝状态。是日起，敌飞机对被围各处之日军空投弹药和食物。但是，天上“飞来之物”大多被中国军队给抢了过来，日军的飞机成了中国反攻部队的运输大队。

是日夜间，由于双方短兵相接，许多地方处于混战状态，中国军在九塘以北互相发生误战，双方用手榴弹对炸了一整夜。

12月23日。

上午十一点时许，支队长中村少将正高举战刀嚎叫着指挥部队突围，一颗开花子弹从他左颊处贯穿，把他那满脸横肉扯去一大块，顿时血涌如注。经紧急包扎处理后，这位已不能吱声了的“钢军”将军，又挥舞着战刀，指挥残部拼死突围。

12月24日。

中村支队主力从七塘拼死朝昆仑关突进，早晨八时，中村少将在九塘以西督战，受到邱清泉部队近距离机枪扫射，当即毙命。

中村支队主力四千多人被歼灭。

中国军队打扫战场时，在旅团长中村正雄尸身上搜出一个日记本，该旅团长在战死前夕写道：

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

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

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

支比俄军更强的军队……

12月28日至30日。

中国军队连续对昆仑关发动攻击，战斗异常惨烈，山山岭岭躺满了中、日两军的尸体。

昆仑关之敌弹尽粮绝，他们只得挖野菜食落穗充饥。一个个蓬头垢面，在饥寒交迫中作垂死挣扎。

他们的炮弹打光了，就把枪炮砸毁或埋藏起来，烧掉军旗，削成竹枪竹刀同中国军队作最后拼杀。

12月31日。

在1939年的最后一天里，中国军队以重大代价，全歼了昆仑关守敌，夺回了昆仑关。

今村中将向统帅部报告：“在此地带上（指昆仑关），蒋军比任何方面空前英勇，值得我军表示敬意。”

1940年1月初旬。

日军第21军安藤吉将军决定对昆仑关的中国军队来一次意想不到的奇袭，以夺回昆仑关。遂由广东境内调兵西进。

1月中旬，日军大本营为支援第21军的南宁奇袭作战，下令从关东军调来两个飞行中队，配置于华南。

1月22日，近卫混成旅团和第18师团等部，分别在七塘和南宁以南集结完毕。

此时，白崇禧、陈诚、张发奎等人已拟好昆仑关防守作战方案。

但是，日军在中国军队尚未部署就绪，后续部队亦正在向昆仑关开进之时，突然发动反攻。日军机群连续出动，对昆仑关及其附近中国守军进行突击轰炸，又对向昆仑关运动的中国军队进行阻击。

由于中国军队后续部队未及时赶到，昆仑关地区守军仓促应战，左右两翼薄弱点很快暴露于敌前。日军主力在一周内，如狂风扫落叶似地连续攻陷了昆仑关西边的武鸣、思陇；北面的宾阳、邹圩、上林等地，切断了昆仑关后路，在清水河流域一带，与守军对峙，震撼了整个黔桂后方。

此时柳州、亘山一带兵力空虚。若敌人渡江北进，不需大的兵力，就可使中国军队难于抵抗。柳州方面一片惊慌，民众多作逃难准备。凡可使用的后方部队，甚致尚在训练中的军校学生，都已准备开赴前线御敌。

2月3日。

昆仑关失守。中国守军受到沉重打击。

陈诚、白崇禧等人马上变更兵力部署，加强两翼，侧击敌后。以一部兵力占领左侧要点，企图阻敌北进；以主力由贵宾路方向迂回出击，企图切断北进之敌的后方交通线。

但是，日军此次行动，旨在奇袭反攻，誓报“钢军”被歼灭之仇。他们以突然的行动发动闪击战，达到重创昆仑关中国军队之目的后，在中国军队大举反攻之前，于2月10日，突然掉头南下。除第5师团等部仍留守南宁和附近主要据点外，主力则于钦州湾安全登船远去。

真是一次远距离漂亮的奇袭作战。

2月24日。

中国军队第二次占领五塘和昆仑关在内的战略要地。

第5军军长杜聿明中将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以永远悼念和呼唤，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而长眠在昆仑关上的二万七千零四十一名将士的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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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艰难岁月

　1

蒋介石于1939年末在长江下游两岸发动的空前规模的冬季攻势，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同时，使日军看到了蒋介石军队的强大和对侵华日军构成的严重威胁。于是，招致了日军一系列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残酷报复。这就是1940年以后的近两三年的艰难时期。

1940年初，日本方面为抵销重庆国民政府，决心推出汪精卫，建立全国性的汉奸政权。“建国”的人选、组织、机构都早已按日本人的旨意准备好了，只等“黄道吉日”，粉墨登场。

1月16日。

汪精卫向蒋介石发出通电，威逼他赶快向日本人投降，否则，他的“新中国”一成立，重庆国民政府就将被取代。通电称：

兆铭（汪精卫）对救国夙有决心，如先生始终坚决予以拒绝，则兆铭不能再顾虑此事，势必先全力谋求局部和平，再选择到达全面和平之途径。除此而外，别无他途。先生如能以国命民生为重，此时毅然决定大计，与日本停战媾和，根据近卫声明之原则，以求其具体实现，则兆铭及各同志必能与先生同心协力，迅速实现全国和平。

蒋介石对汪精卫发出的通电，不予理睬。

3月30日。

南京城各高大建筑物上突然挂起一面面青天白日旗。各主要街道上，一群又一群的游行队伍，喊着和平建国的口号穿城而过，大街小巷横空扯起了大字标语：

热烈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和平建国万岁！

上午。

一长溜大小汽车越过铁路，行驶在南京城中央大道上。汪精卫和新“中央政府”各院部及各委员会的头面人物，伫立车上。好一派春风得意景象。

车队驶入“国民政府”院内，在宁远楼举行就职典礼，汪精卫身着礼服，站在麦克风前，声嘶力竭地宣读了《还都宣言》。

为了混淆海内外视听，更好地取代重庆国民政府，汪精卫的新“中央政府”，除名称上照搬重庆政府外，还把南京政府里所有机构名称，一律照搬重庆政府的模样儿。甚至还别出心裁地把南京政府主席的“尖尖帽”，硬戴在现任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头上。汪精卫自己只屈居“主席”之下的行政院长（兼代理政府主席一职）。

但是，正当“还都”剧演到高潮之时，鼓楼和市中心新街口等处，却响起了乒乒乓乓的枪声。随着枪响，“国旗”上顿时现出枪眼儿若干。甚至有的旗杆被“神枪手”击中，“国旗”颓然倒下。

正在游行的人们，开初还以为是哪里在放鞭炮庆祝，但当那枪子儿呜呜怪叫着从头顶上飞过时，这才膛目结舌了。只见一群群日本大兵在街道上，提着枪，指着“国旗”大骂不休。

汪精卫得到日本兵枪击“国旗”的报告，立即派梅思平代表“新中国”政府，前往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交涉。

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回答梅代表，按照事先协定，“国旗”上方必须加一块三角形杏黄色布片，上书“和平建国”，或“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区别于重庆抗日政府国旗。你们没有按协定办，因此，引起日军官兵的愤慨。如果派遣军听任把没有区别的重庆政府国旗飘扬在南京上空，势必严重影响大日本皇军的士气，动摇皇军军心。因此，你们必须立即取下现在的国旗，换上有区别标志的“国旗”。

汪精卫无法“独立”行事，只得下令换上有区别的“国旗”。转眼之间，南京城大街小巷又撅起一杆杆附有三角形黄布片的“国旗”来。(奇书网|Www.qinkan.net)

3月30日。

蒋介石从收音机里听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和汪清卫宜读《还都宣言》的声音，顿时大怒，下令中央电台开大功率，向全世界广播，重申1939年6月8日，重庆政府发出的对汪精卫等人的通缉令。通缉令说：

汪兆铭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挠大计。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沪，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之规定。此来海内外民众同深愤慨，先后呈请通缉严惩者，不下千余起之多。政府如尚曲予宽容，其何以伸张国法，慰我军民。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

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纪纲。

接着，蒋介石下令悬赏十万块大洋，拿办汪精卫人头。

日军为了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倾其海陆军航空力量，对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根据地、进行了连续半年之久的狂轰滥炸。

5月20日至30日十天中，日机七次轰炸重庆，共出动飞机五百七十一架次。

6月，重庆被炸二十一次，日军共出动战斗轰炸机一千一百一十八架次。

7月，敌机十三次轰炸重庆，每次出动飞机五十至一百二十架。

8月，重庆被炸十八次，每次出动飞机九十至一百九十架。

9月，重庆被炸五次，每次敌机六十至一百架之间。

10月，重庆被炸五次，五次敌机均在一百架以上……

敌机在轰炸重庆的同时，成都、自贡、乐山、宜宾、万县、南充等大、中城市尽数受到毁灭性轰炸，连巫山、奉节、云阳、涪陵、垫江这些不设防的小县城，也受到日机一次次一遍遍的轰炸，房屋被夷为平地，许多小县城的居民还不知飞机为何物，初见敌机光临，都拿了纸钱对天焚烧，抓了白米照天上撒，跪在地上对天磕头作揖，以为那是天上来的神物。

这些嗡嗡怪叫的天上神物，就照着地上大群大群的烧香拜神者俯冲扫射，向她们头顶上扔炸弹。

7月31日，中午。

上百架敌机顺长江而上轰炸重庆，途经涪陵时，也给这座长江边上的小山城带来了灾难。

机群临空掠过，燃烧弹雨点似地倾倒下来。千千万万的市民呼号挣扎……住在小东门卢陵会馆的上千名受训的新兵，被炸弹炸了个中心开花。会馆变成了焦土，到处是残缺的肢体，一些炸弹落到长江和乌江汇合口，江水里飘浮着数以亿万计的死鱼死虾，人的生命和大自然的一切都无一幸免，备遭战争涂炭。

地处莽莽巫山丛中的巫山县城，是一座从屈原那个时代起，就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民间优美传说的小城镇。神女峰、望天坪、楚阳宫……每一个传说都飘散着长江文化的清香淳秀，每一个传说都饱含着巫山人民的智慧和善良。但是，他们却首先：“品尝”了当时最为毒烈、杀伤力最为残酷的空爆炸弹的轰击。敌机走后，长江边上那座明珠似的小山城被燃烧弹焚为灰烬，男女老幼死伤枕藉。幸免于难的居民，在苏鹏举的国民自卫队和驻军的帮助下，上山割来羊胡子草搭成窝棚，因而在《巫山县志》上留下了“草城”时期的历史记载。日本飞机经常从沙市机场起飞，前去轰炸重庆，总忘不了要丢几个燃烧弹烧烧草城。

大后方民众，已经到了无处安身的境地。

巫山县中学，被迫在离县城三十多公里的早阳乡的一个山洞里上课，被人们称为岩洞中学。

1939年6月11日，夜间。敌机五十四架突然飞临四川首府成都，投下大量燃烧弹。文化古城被巨大的火海吞食，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际。离成都六十余里的新繁镇上的人们，都能看见成都上空那舔食天穹的红红的火舌。许多市民全家被炸、烧死及受害者在六千人以上。

1940年10月27日，白天。大批敌机轰炸成都，数以万计的市民惊慌奔逃，不少人成了敌机俯冲扫射的活靶子，锦江河畔血流成河。

1940年8月19日上午。

敌机一百九十架轰炸重庆。

蒋介石正在举行军事会议，会议室附近连中数枚炸弹，玻窗亦被震碎。

最高统帅部——军委会军令部、军政部被炸得一蹋糊涂，火光冲天。

敌机刚去，蒋介石和宋美龄来到他的统帅部，映入他眼里的是呛鼻的浓烟，灼人的烈火，还有电线杆上、树权上挂着的被炸烂的军装布，血淋淋断手断脚，他也分辨不出那些玩意儿是哪位高参身上的了。冒着硝烟的焦土上，远处崖壁上溅满了浓腥味儿的人血和灰白色的脑浆。

受伤的在血泊中挣扎，没受伤的在奋力扑火、抢救战友，统帅部仿佛是一幅德拉克罗瓦笔下的《希奥岛的屠杀》，又仿佛是米开兰基罗的油画《洪水灭世》。

虔诚的基督徒宋美龄见了这血雨腥风的惨景，禁不住鼻头一酸，流下泪来，赶忙摸出手帕抹眼睛。

蒋介石一动不动地立在坝子中间，他脸色铁青。

离这夫妇俩不到十米的地方，军令部二处年轻的少校参谋裴先章和公务员吴某，正在排除一颗嗖嗖冒烟，即将爆炸的燃烧弹。近在飓尺的危险，蒋介石是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但他没有动，一直站在那儿，一刹那间，复仇的怒火使他忘记了一切。

他的眼光越过院子。山城，正燃着冲天大火，各处不断传来定时炸弹爆炸的轰隆声。

2

蒋介石决定在1940年夏季，对长江中，下游之敌发动一场比冬季攻势规模更大的夏季攻势。第五、第九、第三战区，根据这一战略意图，在冬季攻势结束后，立即着手整训部队，准备大反攻。

但是，在受到冬季攻势沉重打击的华中日军，决心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报复作战，现在又侦悉重庆方面将发动夏季反攻，决心以先发制人手段，打破第五、第九战区的夹击重压，争取主动。

日军中央陆军部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批准了这一先发制人的作战方案，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迅速调集了第3、第13、第39三个师团和第40，第6两师团各一部，于1940年5月1日，发动对李宗仁第五战区的进攻。

日军兵分三路进击。

第一路：第3师团和石本支队，由信阳以北向西进攻；

第二路：第39师团和池田支队，由随县向襄阳进攻；

第三路：第13师团，由钟祥向北进攻，到达枣阳地区后，与中路第39师团和池田支队并排向西进攻。

日军企图：以左、中、右三路同时西进，将第五战区主力迂回包围子枣阳地区唐、白河畔，予以歼灭。

5月初旬。

蒋介石致电李宗仁，指示：日军之战术为速进速退，在一同内恢复原来态势，故应夹击与截击其退路，以消灭敌人。

李宗仁认真按照蒋介石意图，命令战区主力各部，避开日军进攻锋芒，向侧面山地退避，只令小股部队阻击迟滞日军。

5月4日。

日军第3师团和石本支队一路猛冲猛杀，攻陷泌阳，准备乘势向西猛进，突然收到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十万火急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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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第31集团军开始南下，其精锐部队4日到达

泌阳北侧，有于当夜攻击第3师团右侧背之势……

该路日军一听说汤恩伯军到来，立时着了慌，停顿下来，抢占有利地形，构筑阵地，准备迎战。 园部军司令官还很不放心，当即又调一个旅团配属第3师团，以加强抵抗力量。

第3师团等部（约两个师团兵力），在泌阳提心吊胆地呆了三无并未遇到汤恩伯军，才壮了胆儿，于5月7日继续西进。

5月8日，襄东平原。

各路日军会师于枣阳地区，却扑了个空，中国军队主力早已不在此地。

5月8日，重庆。

夜间，蒋介石向李宗仁发报：

日军企图向原驻地退却，第五战区应以全力先在战

场附近围歼敌军，然后向应城、花园一线挺进、。

5月10日。

李宗仁指挥的张自忠、汤恩伯等四个集团军和其他部队，已将日军包围于唐、白河畔、襄东平原，准备将其歼灭。但是，日军此时并未疲惫，战力仍强，围歼日军变成了一场短兵相接的大血战。

园部和一郎得到报告：第五战区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亲自率领五个师的部队渡过汉水，进入东岸。在重围中杀得两眼发红的园部和一郎，顿时感到可以借此狠咬中国军一口。立即命令第13、第39两师团和池田支队等部，南下包围第33集团军

此时，第3师团等部顿呈孤军。汤恩伯集团军等部，迅即从四面蜂涌而至，将敌包围，予以痛歼。日军不支，拼死杀出一条血路突围。

张自忠将军的情况却日趋严重。

张将军所部原驻守襄河西岸荆门地区。当日军长驱直入，直下枣阳，并向第五战区长官部驻地襄阳进攻时，他接到李宗仁命令，令其渡过襄河截击日军，张自忠决定亲自率领突击队过河作战，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将军竭力劝阻，但无法改变张的坚决态度。冯又提出由自己率队过河作战，张仍执意亲征，不容更议。

出发前，张自忠面对沉沉夜色，深知自己此去生死未卜，对祖国破碎河山油然升起无限眷恋之感，提笔给冯治安留下遗嘱，决心以身报国：

仰之我弟：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D：师的代号）取得连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 38D取不上连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张自忠率领直属特务营和第74师渡过襄河，立即投入激烈战斗。5月8日，在新街与敌遭遇，恶战一场；5月9日，挥师北进；5月10日，到达峪山，与峪山之敌展开血战。

此时，园部得知张自忠行踪，将张部一个师误认为五个师，倾其三路大军中的两路围歼张部。

张自忠部与绝对优势的日军血战数昼夜、予敌重创，但始终未能突出重围。

5月16日。

张自忠左臂中弹受伤，仍镇定自若地指挥部队作战。战至下午两时许，张自忠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随张自忠作战的全体将士，亦在南瓜店十里长山，全部战死。

重庆。

天低云暗，苦雨潇潇滞，山城在雨雾中静静地淌泪。

巍峨的朝天门码头，站满了自动前来迎榇祭悼张自忠上将遗体的各界群众，蒋介石一身戎装，伫立在滔滔的大江边，他的身后。肃立着重庆国民政府的“文武百官”。

江水的浪涛声，仿佛成了万民悲悼张将军的哭声；

从天而降的雨丝，似乎是神州人民哀悼张将军的泪水！

迷茫的江面，船影点点，长长的汽笛声，像是呼唤？！表达了对张将军深切的悼念。

民族的优秀儿子张自忠回来了！他的遗体和忠魂一起从前线归来了！

朝天门码头，大江两岸，传来千千万万人的哭泣声！

蒋介石凝视着缓缓而来的江轮，缓慢地抬起右手，向大江，向张将军忠魂致以庄严的军礼！

国民政府为张自忠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全国各地都举行了追悼和公祭仪式。

周恩来撰文《追念张荩忱上将》：

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决非他人可比……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毛泽东赠词：“尽忠报国”。

朱德、彭德怀题词：

一战捷临沂、再战捷随枣，伟哉将军，精神不死；打到鸭绿江，建设新中国，贵在朝野团结图存。

3

1940年5月下旬。

第五战区的战况更加严重了。

占领了枣阳地区的日军，以第39、第3两个师团，于5月31日下午，在强大炮火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轰击后，由襄阳南面强渡襄河，突破了第五战区的襄河西岸防线。几天之内，日军接连攻陷襄阳、宜城、南漳、荆门、远安等地，从北面向四川门户宜昌扑来。

6月初旬。

日军第40、第13两师团，池田支队、汉水支队等部组成南路大军，在沙洋南北地区强渡汉水，连下沙市、江陵、十里铺等地，马不停蹄地向宜昌猛进。

南路日军的战略企图是：切断宜昌地区中国军队主力的退路，配合北路日军，进攻宜昌。

宜昌外围防线，已被日军撞开、冲乱。宜昌守军正处于被各个击破和节节败退之中。

宜昌扼川江门户，是战时首都重庆和西南大后方的咽喉所在。宜昌的得失影响甚大。日军向宜昌南北夹击猛进，对重庆统帅部震动很大。大后方民心浮动，谣言四起，纷纷传言日军将进攻四川内地了。

6月3日。

蒋介石急令陈诚赶往前线，组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全权指挥宜昌保卫战。

陈诚打点行装准备出发。蒋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张治中将军与陈过从甚密，将其拉在一边，摇头叹道：“五战区败了，宜昌必失无疑，你却现在去守宜昌，太老实了，这是任何人都不愿去的。”

陈诚亦感到情况不妙，但他对蒋介石唯命是从，故以苦笑谢过张将军的好意提醒，强打精神挂帅出征。

6月4日。

陈诚风风火火赶到宜昌，在郭仟的江防军司令部所在地三斗坪设立了右兵团指挥部。此时，他面对的已是一个被打得七零八落的烂摊子，宜昌的兵力亦甚空虚。

原来，担任宜昌地区江防任务的主要是郭仟的江防军（三个军）。蒋介石曾有令在先，没有军委会最高统帅的命令，任何人也无权调动江防军一兵一卒。。但是，当6月1日北路日军攻陷襄阳时，李宗仁觉得兵力不够用，便严令江防军主力第94军北上，向京山、随县、枣阳之敌侧后迂回袭击，以解襄阳之围。

由于第94军被调走，江防兵力顿感空虚，无力阻击日军向宜昌的进攻。

陈诚急令在湖南整体补充的李延年第2军赶赴宜昌东北面，在龙泉铺、鸦鹊岭、安福寺一带组成第二道防线；又令远在四川万县地区整训的第18军，星夜兼程赶来宜昌“救火”。

第18军赶到宜昌，尚未部署就绪，日军便兵临城下了，敌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向城郊进攻。激战一天，阵地彼突破，宜昌城内已是火海一片。

6月14日。

日军攻陷宜昌城。

6月16日。

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部队，对当阳、荆门、宜昌之敌，发动反攻。

陈诚严令第18军军长彭善夺回宜昌。第18军以尸山血海之代价攻进城去，收复了这一战略要地。

6月中旬，东京，

就在第18军夺回宜昌之时，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和海军部军令部长，并排站立在天皇面前，报告中国战场情况，军令部长提出宜昌作为海军航空队轰炸重庆的中继基地，有着极大的战略价值，要求占领该地。

天皇当即追问参谋总长，“你们陆军难道就没有办法重新夺取并确保宜昌吗？”

于是，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向中国派遣军下达重新攻占宜昌的命令。

日军又增加兵力，在飞机疯狂轰炸下再次攻占了宜昌城。中国军队数度反攻，敌据城死守，反攻无效，且伤亡惨重。陈诚只得下令停止反攻，调整部署，在城西长江三峡口处，凭险防守，与敌咫尺相峙，互闻鸡犬之声。

宜昌要地失守，是八年抗战中，蒋介石感到危机最大的一次重庆朝野上下，舆论一致谴责宜昌保卫战的指挥官陈诚，使这么蒋介石的重臣的赫赫威名一落千丈。他不仅受到国民党内、军内和政府内一些要人的围攻，民众对此也非常气愤。在当时的国民参政会上，有人公开散布“不杀陈诚不足以谢国人”的言论。

陈诚认为宜昌失守的原因，与李宗仁在关键时刻判断失误，抽调江防军主力北上有直接关系。他陈某只是在战役中途临危上阵，当时败局已定，决非他陈某过错。宜昌失守，他陈某实为代人受过，招来耻辱。

但他觉得自己有口难辩，负辱回到重庆，自知丢失国府都门罪责匪浅，哭丧着脸前去见蒋介石，请求处分。

蒋介石叫他坐下，好言相慰，说：“宜昌守不住，早已在我意料之中。当时五战区的情况就那样儿，我是因为没办法了才叫你去抵挡一阵子的，对此，你不必过疚。”

陈诚对蒋介石的明断感到敬服。对李宗仁不主动承认自己责任，一直闷着不吭声，听凭舆论对他陈某的攻击，而对李心怀不满。

　4

1940年夏季。

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面临的局势是异常严峻的。

日军占领宜昌，如同一把锋利的钢刀，将第五、第九战区对武汉形成的铜墙铁壁似地防御体系，给劈为南北两半。“钢刀”的峰刃直对着陪都重庆。

此时，国际局势亦风起云涌，急剧变化，就在日军攻占宜昌之时，华南日军又向法属印度支那国境出动，切断了经由越南进入中国广西、云南的国际援助路线。

7月中旬。英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与日本签订协定，宣布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规定在此时间内，禁止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等抗战物资，经缅甸运入中国。

重庆和整个西南数省各大中城市上空，几乎每天都有上百架日本飞机编队临空，向下倾倒炸弹。在炸弹的轰隆声中，大地在瑟瑟打抖。在流血和燃烧。

人心惶恐不安，一日数惊。

为了安顿民心，镇静内部，蒋介石在中央电台发表演讲，说什么重庆国民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抗战到底，坚持独立自主地抗战方针，以不变应万变。

来自长江方面的危机最为紧迫。

反攻宜昌，至少在目前状况下是无能为力的。北岸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部队，被日军紧紧挤压在鄂西北偏僻山区，已不便于顾及和指挥宜昌这个缺口了；南岸，薛岳第九战区主力被远远甩到了侧后，因而对江南鄂西地区和湘西地区的防务，亦是鞭长莫及。

以宜昌为中心，北起钟祥，西迤常德，形成了一个数百里的空间，一个混乱复杂而薄弱的结合部。

宜昌以上的长江三峡段，成为拱卫重庆的天然屏障。若宜昌之敌继续西犯，突破三峡天险，则重庆自然不保。若再失去重庆。国民政府就再无立锥之地了。

蒋介石决定在宜昌方面，新建立一个第六战区。他在军委统帅部高级幕僚会议上指出：“倭寇已紧逼陪都大门，我们已没有了任何退路，新建立之第六战区，负责拱卫重庆门户，这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因此，第六战区比其他战区的责任更为重大，比其他战区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我们的任务和口号是，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

准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蒋介石没有点将，将领亦没有自告奋勇者。

第六战区责任重大、特殊，若守不住这大门，作为司令长官被杀头事小，背上个亡国之罪而遗臭万年却使人望而却步。

会后，陈诚来到蒋介石住所，请求让他去守这个大门。他说“宜昌是在我手上失掉的，理应由我去守。”

陈诚当时身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和三青团书记长等要职，蒋介石觉得将其放到战区，有点儿委屈了他。

但陈诚却执意坚辞所兼中央高官。决心去第六战区戴罪守门户，并发誓挡住日军，着陪都门户有失，愿将自己头颅掷地。

其实，蒋介石也觉得只有陈诚去守那门户，才使他最为放心。便允准了。

两人在一起商议组建第六战区的有关问题。蒋介石问陈准备将长官部设在什么地方。

陈诚早已胸有成竹，说出一番见解来，“日军若从长江方面进攻重庆。江北，有纵横数百里的巫山和神农架原始林区挡道，因此，敌使用大兵团从江北进攻的可能性极微。从宜昌向西仰攻三峡天险，亦可能不大。江南的川湘鄂三省相衔接的边境地区，大多为丘陵、山岳地带，湖南的常德、沅陵、辰溪经四川的黔江、彭水、涪陵，有公路与重庆相通；湖北的巴东、恩施、宣恩、咸丰亦有公路通四川的黔江，而达重庆；宜昌南岸的安安庙经木桥、野三关到恩施、建始，有一条人行大道入川，直抵重庆，这些公路和大道，便于大部队运动。因此，据我判断，日军若攻重庆，必然从江南而来。第六战区的防御重心应放在江南。六战区长官部也应置于鄂西恩施。”

蒋介石对陈诚的意见甚表赞许，意味深长他说：“恩施，据说古代的夜郎之国就是那个地方。我现在拨五个集团军，四十万兵力给你，望你这个夜郎之国，顶住日本这个世界军事强国！”

8月中旬。

陈诚率领新凑齐的第六战区长官部人员，由重庆来到恩施上任。并首先将他的五个集团军和战区直辖部队进行了精心布置。

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该部辖三个军，驻防于巴东至宜昌的长江两岸，在石碑设要塞，构筑永久工事。在悬崖峭壁上凿猫耳洞，配置机枪、炮群，封锁长江航道，如同一把铁锁以住江防大门。

该部郑洞国第8军的荣誉第1师驻守天皇寺、雨台山一线，在山上居高临下俯瞰宜昌机场。一次，敌轰炸机二十一架轰炸重庆之后，在此降落。该部立即以山炮直接瞄准射击，击中机场油库，顿时火光冲天，将二十一架轰炸机全部焚毁。自此之后，敌机再不敢在这个机场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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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守备江南湘西的津市、澧县及华容、南县地区。

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之。守备江南石首，公安、松滋、宜都一线。

第26集团军总司令：周（上品下石）。驻守江北雾渡河、分乡场、远安地区，该部第32军415团1营一直坚守在宜昌西郊三游洞山头阵地，达六年之久，该营官兵与日军阵地仅隔数十米，说话聊天相互都能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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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担任江北远安以北洋坪附近守备。

战区直辖第2军军长：李延年。部队配置于江南巴东至野三关之间，以作机动。

陈诚来到恩施。这是一个地处丛山之中的市镇，交通不便，居民不满五千，而且已数次遭日本飞机轰炸，市面破败不堪。陈诚同时兼任湖北省主席。当时的湖北有七十一县市，比较富庶的已沦陷殆尽，尚能行使政权的不过三十一县，均为地瘠民贫的丘陵山地。平时民众自给亦感困难，陡然增加几十万军队，以及从武汉、宜昌等地后撤、逃亡到恩施的公教人员及家属、学生等数万人，粮食和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更成为最突出的难题。

为了安定民心，巩固防线，陈诚致力于军、政两途协调并进的战区建设。

陈诚在战区地方建设中，首先将鄂西的专员、县长中的所作为者都一个个地撤了下来，换上有魄力、敢负责的人。鄂西单地僻民穷，而且风气特别败坏，吸大烟、赌博、嫖娼盛行，匪猖獗。陈诚上任后，制定了一连串的行政法令、法规，亲自检查督促，务求贯彻施行。对于违法犯规者，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国民党官员，犯了哪条哪款，就按哪条哪款办理，毫不留情。当时的宜昌县长名叫武长青，此人是陈诚在保定陆校的同学，与陈关系甚好。因包庇鸦片走私，违了法规，被陈下令逮捕，经审判后判处死刑，枪毙在七桥坎公开示众；省粮政局恩施办事处主任陈国良贪污腐化，被判死刑；利川县有个搞兵役的营长卖放壮丁，吃空缺，被判杀头……经过一番整治，政府官吏基本不敢玩忽职守，初步稳走了社会局面。

陈诚在第六战区，推行所谓的民生主义新经济政策，以解决军民吃饭问题。其主要手段和措施是：减轻当地农民负担、努力增加社会生产；设立平价供应处，遏制通货膨胀；保证军队、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家属和教师、学生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鼓励商品流通，保障工商业者生产。巴东县有个叫朱立青的在江边大道旁开了个榨油厂，常有过往的军队占往厂房，生产受影响。他便写信给陈诚，述说苦楚，陈当即手书一道“工厂重地，不准驻兵，倘敢故违，严惩不贷。”的告示，寄给朱某。

自那以后，虽然仍常有军队过往，多有累、饿得走不动路者，却再也没人敢进民房工厂了。

收留逃亡教师和学生，兴办战区教育事业。陈诚一到恩施就创办了湖北省立师范学院、省立农学院和省立医学院。这三个学院的院长，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博士，都是陈诚使尽手段，竭尽恭敬之意将他们从重庆等地请来恩施效劳的。

陈诚将逃亡到恩施来的大批教师、学生组织起来，兴办了若干所学校，统叫“湖北省联合中等以上学校”，当地民众称为“联中”，由陈诚亲自兼任联中校长。陈诚经常以一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面孔，到教师、学生中来，笑容可掬地问寒间暖，征求意见，变着法儿赢得知识界和广大青年的拥护。他提出计划教育方升，指派人员编印《计划教育实施纲要》、《湖北省中等学校升学就业办法》等教学法规。所谓计划教育，就是全部实行公费教学制度，所有学校，都是培养各方面专业技术人材的地方。

陈诚亲自抓教育，以“严师态度，父母心肠”对待教师和学生。因为侵占学生利益，他亲自下令撤换了建始高中和巴东初中的校长；恩施一名粮仓主任，因将发了霉的玉米供应给学生，被关押了起来；利川一名学生被土匪杀害；陈诚顿时怒火万丈，限令利川县长于国祯在两天内破案，抓获凶手……1943年，日军大举进攻第六战区，恩施岌岌可危之时，陈诚下令，省府以下各级公职人员一律不准擅离恩施。同时，他却命令省教育厅三科科长王延杰火速去川湘鄂交界的安全地带，为各校联系落实校舍，首先将学生和教师撤离。在战斗打得最激烈的几天，他还抓电话到教育厅，询问各校撤离情况，并规定不准一个学生掉队，否则，拿教育厅长是问。

陈诚初到恩施，为了解决军粮问题，他跟第九战区薛岳通了关系，薛某给了他一批粮食。湘粮运鄂西，千里迢迢，途经土匪云集的永绥、保靖、龙山、桑植、酉阳、秀山、黔江等地、陈无力抽调大批部队去川鄂湘边区剿匪，特派了一名叫傅仲芳的老将军前往匪窝子进行安抚召示，宣传抗战救国的道理，讲明抗战军队的艰难困苦。结果，土匪盗贼皆为之感化，千里山道运粮，畅通无阻。

陈诚采取了一系列的战时措施，不仅很快就将第六战区所在的那块贫穷险恶的数省交接的三角地带，建设成为抗战较为坚实的前进基地，有效地拱卫了陪都重庆，而且还在社会各界为自己赢得了战区建设典范的美名。

　5

1940年8月22日。

正当长江方面前线、后方皆被日军攻、炸得一塌糊涂，日本人进而在盘算端重庆老窝之时，蒋介石突然收到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打来的电报。蒋介石见电，顿时感到又惊又喜又疑，只见电文上白纸黑字写着：

委员长蒋钧鉴：（一）奉委座迭次电称：敌在太原集中两师团之兵力，渐增强晋南，准备进攻潼洛。又据职部各兵团迭次报称：关外之敌向关内增加，津浦及冀中、冀南敌陆续南移，向陇海东段集中，似有进攻潼洛犯我西北，断我西北国际交通线企图。（二）为打击敌人企图，配合晋南及华中各友军作战，保卫西北，打破敌消灭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这一政策的毒计，职部决以组织百团兵力，对正太线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战。限期截断该线，彻底毁灭铁路交通及主要公路线，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截断其交通，以彻底粉碎敌寇进犯西北之”企图，争取整个战局之好转。百团大战已经历一月之准备，但恐电报机密不密，恐有泄漏，故未早报，特此申明。（三）百团大战除职部之一一五师主力、山东部队未编入战斗序列外，一二○师、晋察冀军区各部主力及决死队之请求参战部队，计一0五个团，这是华北抗战以来空前未有的积极主力向敌进攻。谨将大战兵力部署报告如下：

（甲）正太线三十个团。（乙）平汉线由芦沟桥至邯郸段十五个团。（丙）同浦线大同至洪洞线十二个团。（丁）津浦线由天津至德州段四个团。（戊）汾军公路六个团。（巳）白晋线六个团。（庚）北宁线二个团，（辛）平绥线二个团。（壬）泡石线四个团。（癸）德石路四个团，（子）邯郸线三个团，（丑）代县至蔚具线四个团。寅）平大线×××至大同六个团。（卯）辽平线辽县平顺三个团，宁武、奇岚、静乐四个团，共一○五个团，并已分为三个集团，分由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之。大战已于八月二十号二十时开始，战斗序战胜利，已全部取得正大全线交通截断。大战正在发展中，战况请见战报。请分电各战区，各友军部队，抑制当前之敌，以利大战之进展。谨电奉闻。职朱德、彭德怀。养。

蒋介石拿着那份电报，狐疑了老久，好半天回不过神来，不敢相信这事实。八路军何时发展壮大到这种程度？不可思议！

蒋介石和重庆统帅部的那帮子高参们，也感到大喜过望，共产党与国民党毕竟是在共同对同一个敌人作战，当国民党长江方面战场遭到重大打击，陪都重庆正处在危急之时，突然来了这一场百团大战，从背后狠狠捅了日本人一刀子，大大减轻了长江方面的压力。可见，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在抗日统一战线大旗下奋勇对敌作战确属言行一致。

蒋介石立即分电各战区注意当面日军行动，牵制其转兵北上。又令驻守于晋南中条山的卫立煌部队派出部队，破坏铁路公路，协同百团大战。

这以后，从8月22日至9月底，朱德、彭德怀每天平均向蒋介石打来三至四份百团大战的战报。每一份战报都详细陈述八路军或大部队，或小部队，向日军进攻；或取得大胜利，或取得小胜利。现摘录几份如下：

第八号要报，8月24日。

委员长蒋钧鉴：百团大战第八号要报。据职部刘师长伯承养电称：我陈赓旅陈正洪团，配合决死队马晚突向白晋路南关、沁县段攻击，战报如下：（一）陈团部晚乘大雨攻击漳源（沁县北），三层铁丝网冲破，当攻入街内，敌四百余退守民房顽抗，经我强攻歼敌过半。翌晨，正肃清残敌之际，敌复由沁县来援百余向我猛攻，恶战

四小时之久，将敌击退，敌伤亡甚重，刻我军大肆破坏中，是役，共毙伤敌四百余，缴获正清查中。我副团长吴隆×身先士卒，受伤，因流血过多于马晨逝世，以下伤亡官兵二百余名。陈团另一部，马晨攻击故城（武乡西北），经数次强攻未遂，敌施放大量毒气，我中毒官兵百余，伤亡五十余，敌死伤尤重。现漳源至石壁南段铁路完全破坏，不能通车。（二）决死队马以部分头攻击回松村牛寺（沁县北），因敌顽抗未奏效，然敌死伤甚多，并将沁县北至漳源铁路全破坏，收电线八百余斤。沁县襄垣段破坏部队结果待报。等情。谨闻。职朱德、彭德怀叩。敬。第七十九，一○○，一一五号要报。

9月27日。委员长蒋钧鉴：谨将职部百团大战要报汇呈如下：第七十九要报。（甲）据贺师长龙文电报称：（一）鱼晚，我大青山支队一部，将归绥至毕克齐及察索齐以西之电线，各破坏十余里，收回电线五百余斤……第一一五要报。据聂司令荣臻亥电报称：“困守西源堡（涞源东北）乏敌十余人，被我火攻烧毙……”第一00要报······

日军从中央统帅部到侵华日军上上下下，对八路军发动的这场突然袭击，尽皆大惊失色。日军中央陆军部竟怪异地惊呼：“……中共军竟于8月20日夜，在华北断然发动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大反攻，”“给予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

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中记载：盘据华北一带的共军，按照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谓“百团大战”，于1940年8月20日夜，，一齐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为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在袭击石太路及同蒲路北段警备队时，并炸毁和破坏铁路、桥梁及通信设施，使井阱煤矿等处设备，遭到彻底破坏。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期和巨款才能恢复。 抗战以来，骄横无忌的日军从未把人民的抗战力量放在眼里，认为华北已是他们的占领区，是他们的天下了，是他们安全的“后院”。截止百团大战结束的1940年10月，日军的兵力部署情况是：“如以当时华北兵力的密度为1，则武汉地区为队长江下游三角地带为3.5，华南为3.9。”

百团大战的发动，打得整个华北的日军措手不及，惊呼“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完全出乎日军意料。”

中国派遣军总部急忙从武汉第11军抽调第33师团，从上海地区第13军抽调第17师团，转属华北方面军，对“过去一直潜伏地下的八路军”进行反扑。

这是一次完全成功的大兵团奇袭作战，其成功的奥妙远远超过战果本身。

大战结束，蒋介石马上发出通电，“嘉奖”朱德、彭德怀和所有参战将士。

重庆等地各界民众发起慰问参战部队的活动，历时达一周之久。

　6

1940年，长江方面的正面战场，受到日军极其沉重的打击，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中将向天皇报告：“1940年，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军队战斗力减少了两三成。中国军队的抗敌意识仍然旺盛，但有穷于补给的迹象。回顾1940年，中国方面由于我政、战两略的各种施策，受到了相当的打击，”

这年年底，中国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向蒋介石报告，“1940年，我军伤亡严重，据各战区全年历次战报统计，伤亡共为三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入。是开战四年来，伤亡最重的一年。”

1941年春。

华北日军在对太行山的八路军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扫荡之后，迅速回过头来、集中了七个师团的兵力，向蒋介石在黄河以北的最后地盘——中条山进攻。

中条山背临黄河，横亘于山西南部，东接莽莽太行山脉，西连巍巍稷山，长三百余里，宽一百余里，为屏障豫、陕，保障西北的战略要地。1938年，冀察战区总司令卫立煌将军率部进入山中，将该山分为东西中三段，分别由所部三个集团军把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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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段，绛县至横岭关，由刘茂恩的第14集团军驻守。

中段：闻喜、夏县一带，由曾万钟的第5集团军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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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段：平陆一带，由孙蔚如的第4集团军把守。

卫立煌督率全军二十六万人马，依着中条山山势构筑坚固阵地，把诺大个中条山变成一座坚固的城堡。在1938年至1941年初的四年中，日军曾先后八次大举进攻中条山，企图打开这道黄河北岸的防线，向黄河以南进犯。日军的八次进攻都碰了个鼻青脸肿，惨败而回。卫立煌曾自豪地把中条山称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

日军却认为，中条山卫立煌指挥的约二十六个师的中国军队，成为扰乱华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是华北日军腹中的“盲肠炎症”。

5月5日。

日军决心要割掉这段“盲肠”，以七个师团的兵力，分九路从东、西、北三面向中条山进攻，来势异常凶猛。

在此之前，蒋介石曾亲往中条山前线视察，在卫立煌的总司令部召集高级将领训话，蒋介石训完话、要将领们当面表态，立誓死守中条山，各军长官，群情激昂，纷纷立下铿锵誓言：尽忠职守，誓与中条山共存亡。

第4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将军骑着战马检查部队阵地情况。他从各方面情况判断：日军此次进攻，意在彻底摧毁中条山守军，自知此一恶战，生死不保，决心指挥全军与敌决战，力挽狂澜，以救国救民。他一时心潮激荡，诗情汹涌，勒住战马，立于滔滔黄河之岸，随口吟作《满江红》词一首：

　立马中条，长风起，渊渊代鼓。

　怒皆裂，岛夷小丑，潢池耀武。

　锦绣江山被蹂践，炎黄胄裔遭荼苦。

　莫逡巡迈步赴沙场，保疆土。

　金瓯缺，只手补；

　新旧恨，从头数、

　挽狂澜作个中流砥柱。

　剿绝天骄申正义，

　扫除僭逆清妖盅。

　跻升平，大汉运方隆，时当午。

敌机一群群地飞临中条山上空投弹；日军地面部队在大批坦克、战车和骑兵的支援下，潮水般地朝守军阵地扑来，很快突破了前沿阵地，将守军分割包围。一路日军迁回中条山侧后黄河岸边，占领了平陆等处的黄河渡口，切断了中条山守军的退路。

中条山守军同敌人展开了空前悲壮的殊死搏斗。许多山头阵地被敌机轰炸削平。三百里中条山上，每一寸土地都在燃烧，都在怒吼，都在淌血！血战一星期，中国军队死伤竟达数万人之多！各集团军总司令以下各级将官，都持枪在第一线战壕工事里同敌血战。

包围圈越收越紧。

守军各部都面临弹尽粮绝境地。有的部队只有杀战马充饥，有的部队已将战马吃完了，只能拔食山地里的野菜、野草充饥，各部队仍誓死坚守在中条山上，没有一个擅自后撤的。

5月7日。

中条山中段血流成河，闻喜、夏县、四交河、张店镇等地的守军已被日军分割包围，呈孤军奋战状态。

日军第36、第37师团和独立第16旅团等部，向张店镇以东猛攻，突破第3军与第80军的衔接处，该两军被迫转移到四交河至望原一线抵抗。

5月8日。

日军蜂涌而至，进袭位于唐回的第3军司令部，因敌众我寡，唐回很快为日军攻占，第3军也陷入重围。

军长唐淮源将军命令部队以团为单位突围，争取跳出铁圈，转入外线作战。唐军长亲率军部特务营和一个团的兵力突围，但遭到日军层层阻截，最后，在夏县附近又陷入重围。唐军长指挥部队左冲右突，无法冲出包围圈，军部与上级失去联系，无法求援，将士战死殆尽。敌人几次冲到军部附近，特务营营长童鹤龄、副营长赵树和士兵们挥舞大刀片，又将日军砍了出去。

战至5月13日，唐淮源军长身边只剩下一名卫士，余皆全部战死。唐军长望着成堆的将士的尸体和血染的阵地，悲愤万分，举枪自毙殉国！卫士见军长壮烈殉难倒下，伏在将军的尸体上失声痛苦，然后举起手枪。在唐军长尸体旁饮弹身亡！

5月13日。

第3军第12师师长寸性奇将军所部，在县山地区陷入日军重围。经数日血战，终未能脱离险境，官兵纷纷战死。5月12日，寸性奇师长亲率部队冲锋时，胸部中弹受伤，13日晚，寸性奇在组织部队突围时，被敌炮弹炸断右股骨。为了不当日军俘虏，寸师长毅然拨刀自杀！

5月9日。

新编第80军第27师师长王竣将军和参谋长陈文杞，率部已在张店镇与强敌血战了两天。敌集中炮火向守军阵地猛轰，数十架敌机轮番投弹轰炸，并施放毒气。王师长、陈参谋长及以下官兵全部战死。

同日，第27师副师长梁希贤率领的部队，在台紫村与日军苦战，官兵阵亡殆尽。日军蜂涌而来，梁希贤纵身投进汹涌咆哮的黄河，壮烈殉国！

5月18日。

第14集团军已经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恶战半月之久了，官兵伤亡近半，部队极度疲劳，此时，刘茂恩总司令接收到卫立煌司令长官的电报，命令该集团军向黄河南岸撤退。为了缩小目标，乘虚转移，刘总司令把集团军司令部的人员分为两部，分别由他本人和参谋长符绍谦率领突围。

5月19日。

刘茂恩率部行至河南济源县龙岩镇，彼紧追上来的日军包围，数次突围皆告失败，情况万分险恶，左右僚属苦劝其更换便衣，设法逃出。刘茂恩却凛然作色道：“我身为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死亦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说罢，拔出手枪要自杀，侍从急忙扑上去死死拉住，官兵皆抱住刘总司令嚎陶痛哭。

刘茂恩和残余官兵已弹尽粮绝，对夹围绝望，已做好同敌人最后一拼，以身许国的悲壮准备。

夜色渐浓，奇迹出现，天气突变，雷电交加，风雨狂作，山洪滚滚，黄河之水掀起滔天巨浪。

刘茂恩抓住这时机，在黑暗和风雨的掩护下，顺利突出重围，冒险抢渡黄河天险，抵达南岸，绝处逢生。

参谋长符绍谦带领的部队，经过一场激烈战斗，侥幸实围，但在混战中迷失方向，钻进深山，昼伏夜行。黄河沿岸已被日军封锁，到处都有大批日军活动。符参谋长想，若再撞上敌人，不免全军覆灭，不敢向河岸靠近，只在敌人圈子里打转，行军途中，符令官兵把帽沿一律向后，随时准备投降，以保全部队性命。

后来，符参谋长带着部队终于钻出深山，渡过黄河，归回建制，但是，当刘茂恩听说部队帽沿向后那件事，不禁勃然大怒，怒斥符某丧失军人气节，并立即报请战区司令长官，将其撤职查办。该部第65师师长邢良臣，带重病在第一线指挥作战，昏倒在战壕里，送后方就医。在医院听说中条山失守，愤然大叫，口吐鲜血，倒床气绝，含恨身死。

5月下旬。

日军攻占夏县、闻喜等地后，又兵分三路向南横扫，直逼黄河岸边，企图强渡黄河，攻占漏池，截断陇海路，威胁洛阳、潼关。

蒋介石急令第一战区、第二战区发起反攻，阻敌南下。

第二战区以第13军、第40军为主力，向敌后夏县、闻喜发起强攻，迫使日军向后龟缩。

第一战区长官部令冯钦哉第18军为左翼，李兴中第96军为右翼，向敌之两侧出击；又令李铁军第76军从洛阳渡过黄河，担任正面阻敌任务。

第76军以第196师之587团为前锋，跨过黄河，向张茅大道急进，在庙凹以东不幸误入敌人伏击圈。全团一千多名将士，正行进在一条狭窄的凹地里，突遭敌强大火力袭击，团长李南平身上中弹三十多处，壮烈牺牲。全团一千三百余名官兵，全部战死疆场，无一生还……

巍峨的中条山，千秋万代向为保卫她而英勇献身的壮士们致哀！

汹涌的黄河水，永远奔腾不息，她在引吭悲歌，呼唤抗日英烈的忠魂！

于右任先生遥望北国，悲声大放：“中条雪压云垂，黄河浪卷冰嘶，血染将军战史……”

　7

1940年秋季。

随着近卫文（上麻下吕）第二次上台任首相，东条英机任陆相和杉山元转任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日本与德、意的轴心同盟更加紧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同世界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更加紧密地结为一体。

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中日战争与世界大战终于沾上了边，挂上了号。此一变化，对孤军奋战的中国或许是很有利的。于是，做出决定，公开宣称与美、英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反对德、意、日轴心国的侵略。

9月6日，蒋介石借正式明令重庆为抗战首都之事，向国内外庄严宣言，困难再大也将毫不动摇地抗战到底，中、日战争只有通过战争的胜利才能得以解决。因此，即使是最体面的和平条件，中国也断然拒绝，日本把战争强加在中国头上，中国就只有反侵略直至最后胜利。

美、英此时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也开始态度明朗起来。10月8日，邱吉尔政府宣布重开援蒋的滇缅公路； 12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借款一亿美元； 12月10日，英国批准对华贷款一千万英镑。

11月13日。

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又一次策划对华战争措施。认为蒋介石由于公开倒向美、英阵营，对日战争的胜利信心更加不可动摇，因而对东京企图通过单独交涉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完全采取不予理睬态度。

针对以上新情况，御前会议确定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其方针为三条：一是继续对中国行使武力打击；二是封锁海、陆、空路线，严加杜绝美、英援助中国抗战的行为；三是调整日、苏邦交，使用一切政、战手段，削弱重庆政权之抗战意志，使之迅速屈服。

12月26日。

日本政府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和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杉山元会谈，商议如何困死蒋介石政权的问题。两人取得一致意见，认为：日军陆海军必须加呷中国的全面封锁。从地面、海面及空中断绝中国与美、英西方世界的联系，切断法属印支路线，破坏滇缅公路，兼以海军封锁海面，陆军封锁海港，加强对华经济压迫。

在此之前的10月3日，日本新组建的印度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和海军航空部队进驻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河内，切断了经河内进入中国云南和广西的国际路线，并作为日本海军轰炸中国内地的航空基地。日军“和平”进驻河内四天之后，海军航空部队就起飞轰炸了重庆政府的“后院”昆明市。

1941年2月至4月。

华南和华中日军调集了六十四个大队的作战兵力和二十三个大队的后备兵力，相当于十个师团的人马，加上海军舰队，海军航空兵团等部队，连续发动了东起浙江宁波，南至雷州半岛一系列的“截断”沿海口岸的作战。

截断香韶路。

日军认为在卡断了重庆政府的河内方面的海外补给线后，中国军队必将以香港为基地，其补给物资在香港东海岸卸货，再经陆路运往广东韶关。日军认为截断这一通道至关重要。

1941年2月4日。

日军第18师团之川口支队在香港大亚湾登陆，采用突然袭击手段攻占了淡水；第38师团之末藤支队则由深圳方向佯攻策应。2月12日以后，日军攻占了这一地区有关码头，彻底封锁了香港方面的大鹏湾和大亚湾，卡断了这一交通口岸。

截断雷州方面交通路线。

雷州半岛是中国军在南方的物资进出口的重要基地，香港方面的交通线被日军封锁后，此处更具战略意义。日军第48师团，第18师团和近卫师团，共六个支队的兵力、在海军舰队的支援下，于3月3日拂晓，在广州以西经雷州半岛至北海，长约五百公里的正面要地登陆，对该地区内所有码头港口实施扫荡破坏，以断绝中国方面在南方的这一重要补给路线。

截断汕尾方面交通线。

早在1939年6月以后，日军独立混成第19旅团就攻占了广东东边的重要口岸——汕头和潮安；为了彻底封死中国， 1941年3月23日，日军又出动近卫师团一部，配合独立混成第19旅团，对潮阳、汕尾地区进行破坏和扫荡，以断绝该地区的海外交通。

截断福州方面的海外通路。

日军大本营认为福州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贸易港口，日中战争爆发以来，一直是海外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援蒋运输路线之一，是中国抗战物资的集散地，必须以大的兵力予以坚决卡断。

1941年4月19日凌晨。

日军第48师团和近卫师团、第18师团各一部，在海军第2遣华舰队和台湾第一飞行集团强大的海空力量配合下，冒着狂风大浪，在福州附近强行登陆。日军第48师团迅速包围了福州，中国守军与敌血战三天，终因力量对比悬殊，突围撤退，福州落入敌手。日军第18师团迂回到福州以南，截断了守军退路，双方又经过一场恶战，日军攻占了海口。近卫师团则攻占了福州附近的炮台。

紧接着日军又先后向甲子和东江等地进攻，截断了这些地区的交通线。

截断浙东通路。

日军攻占并封锁了福州至雷州半岛所有口岸。辽东半岛至上海间的口岸，早在1937年下半年即被日军封锁。现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仅剩下浙东宁波至温州之间一个小口子。

日军大本营决定发动甲号作战，封闭中国这最后一道交通口岸，以达到彻底截断之目的。

3月15日。

大本营发出第490号命令，令华中第13军进行截断浙东通路的作战，并令在日本国内九州参加陆海军联合登陆演习的第5师团火速调往浙东作战。

4月16日。

上海日军第13军为使第5师团在浙东顺利登陆，派出第22师团主力及第15师团一部，在第3飞行师团配合下，由杭州附近向诸暨进攻，牵制和吸引第三战区主力。该路日军与第三战区部队血战五天，于4月20日占领诸暨。

日军第5师团在驻上海的海军部队配合下，干4月19日拂晓在宁波、石浦、临海、温州一带登陆，并顺利占领以上要点。

为夺回这最后一个交通口岸，顾祝同指挥部队进行了殊死反攻。但日军却像钉子似地钉在这些交通要点上，凭其强大的火力和疯狂的“武士道”精神，顶住了第三战区部队的反攻。

至此，中国漫长的海岸线，自东至南，所有交通口岸，完全被日军占领了。

5月12日。

日本大本营在陆军完全攻占中国沿海口岸之后，立即宣布由海岸实行水上封锁。上海、香港、澳门、广州湾等方面辽阔的水域，都变成了日本海军的“军事禁地”，从外部截断中国整个海上运输。打击美、英等国援助中国抗战的“海上走私”活动。

当这一系列“截断”行动完成之后，东条英机向天皇报告：“从此，在我方占领区与敌方地区中间的陆地上，构成一条封锁线，杜绝了敌方必须物资，特别是盐类等流入其后方，并轰炸重庆附近的制盐设备，以期加强封锁。”

中国的东方和南方以及东北被日军封死后，在西北还有一条陆上的生命线，这就是经由西安、兰州、新疆到苏联的交通线。

1941年4月13日。

正当日军正在进行封闭东南部各口岸战役行动之时，这唯一的西北陆上运输生命线又爆出一个大冷门：日、苏双方正式签订《日苏中立条约》，斯大林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刻，客观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完成了封死中国的“宏图大业”。

整个中国，从水上、陆上和空中，仅剩下一条崎岖险恶的滇缅路。蒋介石政府只能通过这条羊肠小道与遥远的美国和英国来往。

8

四川。在这块小小的盆地四周，北有秦岭、大巴山脉；东有巫山；东南有大娄山、武陵山；南面横绝乌蒙山；西边是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和岷山。

川东重庆。长江方面中国军的大本营，被紧紧锁在了丛山峻岭之中。

以重庆为中心，通往各战区的军需、兵员运输、民用必需品的运输，都成了紧迫的难题。

闭塞的西南之地，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反动和无能，工业不发达，交通十分落后。当时，占湖北三分之一版图的鄂西、鄂北地区，仅有零零碎碎几条短公路，加起来一共才六百三十四公里长。而在这块地盘上，却驻扎着李宗仁第五战区和陈诚第六战区的百万大军。仅第六战区每月就需从湖南运进稻米一千五百吨。同时，湖南每年需从这个方向从四川运去食盐六万吨。日军占领南昌，长江水路断了，以上两笔运输，几乎成为“0”状态。

四川多山，交通闭塞，抗战前还没有一条与外省相通的公路。

蒋介石明白，如不改变四川的交通状况，就势必被日军困死。

重庆政府决定赶紧修造东西南北四大公路。

南边：川黔路。四川——贵州；

东边：川湘路。四川——湖南；

西边：川滇路。四川——云南；

北边：川陕路。四川——陕西。

所需劳工，由沿途所在省县就地征用。仅在川境征用的劳工，前后总数在二百五十万人以上。

数百万筑路民工，开山劈岭，挖土运石，全凭一双手。有的使錾子、锄头；有的用木杠、扁担，施工劳作原始而艰巨。在修造川陕公路时，奇$%^书*（网！&*$收集整理为赶在限期内完成，百万筑路大军以马灯照明，顶风冒雨，挑灯夜战，抢时间争速度。

在抢修川滇路时，正值严冬。工地又多在深山峡谷、悬崖绝壁之中。民工们攀崖开凿，开山放炮，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在全民抗战的激流中，数十万民工拼命大干、苦干，雄壮的歌声在深深的山谷回荡：

修公路，打日本；

大家努力，一齐向前。

……

到1940年底，川陕、川湘、川黔、川滇公路先后竣工。

在修建公路的同时，国民政府根据中国当时交通工具落后的实际情况，成立了驿运管理局。各省、各战区亦于1940年中期，先后成立了驿运管理处。

驿运：原始的非机动车辆的陆上运输。

在鄂西北，战时的湖北省政府，在李宗仁的请求催促下，责成驿运处组织工程师，专门研究，决定开辟鄂西北驿运通道。在技术人员的严格督导下，工程进展迅速。于1940年底，在鄂西北地区、长江两岸的丛山峻岭之中，共开凿了两千二百四十公里的驿运大路，将近在咫尺，千年隔绝的鄂西北山区各要点和城镇，连成了一片，对抗战期间长江方面的军运、民运发挥了极大作用。

公路、大道开出了不少，但汽车却成了宝贝疙瘩。从1944年3月15日四川省公路总局向重庆政府交通部的报告中，我们不难想像当时交通运输的艰难状况。其报告如下：

全川公路总共五万六千公里。客车共220辆，内中

缺零件待修者45辆，报废者85辆，可用者仅90辆。

这就是全省的客车情况！

同日，重庆的《中央日报》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报道了一则上“中央”级报纸的大喜讯：“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创制桐油发动机行驶汽车成功！”

1942年12月15日。

四川省省会成都爆出一个令人们惊喜的冷门：“成都市公共汽车经数月筹备，装置木炭车四部，今日试行通车；路线为东门车站至西门车站。”

一个省会的公共汽车公司，仅四部木炭车！

据蒋介石的苏军总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所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书上说，当时，由于油料断绝和国际封锁，国民政府中只有蒋介石一人才配有专门汽车。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是一个与军令部、军政部平级的单位，却没有配一辆汽车，部里也无钱购买，只有该部总监何成浚上将每月有一百八十元车费补助，而当时的米价每石一千多元。

日军“截断”作战之后的重庆政府的情况是：铁路不通，飞机没有，水运有敌机轰炸。汽车没几辆，没有来源补充，用坏一辆少一辆。

此时，中国还不能自己生产石油。

以汽车制造工程师高国恕为首，组织了中国煤气机制造厂，研制用汽油汽车改装成木炭汽车。所谓木炭汽车，就是把固体燃料放进特制的煤气炉灶内烧。使之产生煤气，推动发动机运动。在改装试制过程中，由于煤气爆炸，高国恕面部被烧伤，头发、眉毛被烧了个精光。

木炭车，每行一步都淌着中国抗战的辛酸泪水。

木炭车试制成功了。它首先在鄂西北前线的山道颠簸着行走。接着在陪都重庆，在成都，在川东、湘西，在许多抗日的战场上都有这种车颠颠簸簸地、缓慢地、艰难地爬行。

一次，在鄂西前线运送物资，突遭敌机俯冲扫射，木炭车被敌机打了几个大洞。司机用布条将那些洞扎住，又朝前开。

湖北省代理主席严立三及其省府大员们，坐着木炭车从鄂西经川东、湘西，前往湖南衡山参加军事会议。蒋介石和陈诚等人围着木炭车东瞧瞧西看看，好生稀奇。蒋介石摸摸自己精光的脑袋，翘起大拇指连说几个好。后来，陈诚到恩施就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鄂省主席，也坐着木炭车到四川、湖南、江西、福建、贵州等地公干。

与木炭车同辈的还有桐油车、酒精汽车等。它们恰像中国人的不屈不挠性格，载着沉重的抗战物资、士兵、伤员和将军，在燃烧的长江两岸战场上，在险峻的军用公路上，顽强地、颠颠簸簸地向前挪行！

西南的水路运输也是令人心酸的。

1938年以后，纵观全局，横卧于川东南的长江主干道，仅万县至沪县段可通航。以民生公司为首的数十条火轮，如果在白天航运，就必遭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一次，一条火轮运货去巫山县城外。几架敌机从神女峰脚下顺江而来，迫着轮船扫射轰炸。最后，竟将一颗炸弹投入那条火轮的烟囱里，将其炸沉。

川江的航运，只能偷偷摸摸进行。白天靠岸或驶进港叉间“猫”起来，夜间冒险航运。因此，触礁翻船，人货尽沉江底的惨痛事件，屡有发生。

长江在四川段，北有渠江、嘉陵江、涪江、沱江和岷江。南有乌江。但是，这些纵横于蜀国大地的大江大河，当时几乎都不通航。条条江河，尽是两岸峡谷陡立，河床多呈“V”形。一进峡谷，河道骤窄，河槽幽深恐怖；出峡谷则江面宽阔，河床水浅。江水落差很大，峡谷险滩密布，白浪滔天，山谷震动。

为了支撑抗战时局，必须开发水上交通。重庆政府责成交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等单位，会同川、鄂、湘、黔、滇等省水利局和民生公司等，组成联合勘察队，对四川各条江河进行勘察，提出开发、建设的报告。在此基础上，分别组织人力物力，对乌江、嘉陵江、金沙江等进行突击整治，采用轰炸暗礁，凿掏险滩，修建坝、闸、绞滩站设施和开拓纤道等办法，疏通航路。

9

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后，为了赢得四川民众的拥护，把四川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做出一副要把第二故乡建成经济实力雄厚的抗战复兴基地的姿态。但是，他遇到的麻烦肯定不小于当委员长。

战时首都，大量涌进的难民、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和其他人员，以及留川军队和各战区大部队人员的供给，加上日军四方八面封锁和连年干旱，吃饭成为第一难题。

蒋介石就任川省主席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数万名从陕西翻越秦岭来到川北的难民的吃饭问题。蒋介石指示四川省难民赈济委员会将少壮者分别送往昭化、广元、剑阁、苍溪、阆中、梓潼、绵阳、巴中、通江、南江等十县，安置在集体垦殖农场劳动；对老、弱、病、残、丧失劳动能力者，由广元县专设一个收容所来收容。几天之后，又一批黄泛区难民一万五千多人，由秦岭源源不断进入川北。蒋介石又一次硬着头皮，拨出钱粮扮演“大救星”的角色。他叫川省难民赈济机关，在川陕公路沿线设置黄河灾民配运站，每站都架起若干口大铁锅，煮出大桶大桶的稀饭，灾民随到随吃。然后在配运站住下集中。由配运站将难民们分别送往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安排生产。

蒋介石就任川省主席不到两个月，来川难民已近十万，吃喝拉撒，搅得他不得安宁。于是，便在省府内成立垦务委员会，专门负责将来川难民统筹安排到指定地方垦荒屯田，生产自给。垦务委员会在四川划定两大垦殖区：第一区，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犍为、凉山；第二区：松潘、理番、栾功、清化、汶川。两区计划开垦土地二十四万亩，可收留难民数万人。

中赈会还在成都、重庆、合川等地开办赈济工厂若干座，将四川各县收容的难民中有工作能力者选择入厂工作。

这些措施虽然暂时安顿了无家可归者，但却加剧了整个大后方粮食的紧张。在蒋介石任川省主席第五个月时，康定等地的米价一下上涨了一倍。

1940年2月4日。

四川绅粮代表严昌龄、李伯申、邵从恩等十九人，联名致电国防最高委员会、行政院、财政部，对四川省府当年预算高达一亿元以上提出抗议。电文说：

仅田赋一项，一年三征九成，川民已感绝大之痛苦；

而各县随粮附加，比较正供，有多至300％，乃至500％者。请中枢体民疾苦，核实紧缩预算，将一切不急之务明令罢免，俾创痛已深之川人得已稍苏喘息。

同月7日，四川各县旅省同乡会联合办事处又分别致电蒋介石、国民参政会、行政院及省府各单位，申诉川民不堪再增负担，呼唤核减省府预算。

这些电报、抗议，都是针对省府的预算而来，作为省主席的蒋介石当然明白，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四川民众对他的重税进行抗议。

3月13日。

成都地区米价暴涨，高价米也很难买到。民众难熬春荒之苦，遂发生了抢米事件，军警前往抢米现场武装镇压，曾打死打伤不少无辜的市民。

蒋介石在重庆得到报告，觉得问题严重。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历来是有名的米粮仓。蒋介石原来也希望以川西坝子的米粮仓为后盾，建立抗战复兴基地。哪知，现在米粮仓里头却闹了粮荒。蒋介石思前想后，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也不相信成都地区会缺粮吃。最后，他认为这绝不是真闹粮荒，而是个别商人利己思想严重，在故意捣鬼。于是，他马上给成都行辕主任兼省书秘书长贺国光和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去电：

据报成都米价陡涨，确系好商大贾囤积居奇抬价，应即查明，不许再有囤米，买卖“仓飞”交易。

贺、邓二人在处理抢米事件中，虽然也采取强硬手段查禁打击囤积的商人，但是，商民手中的米谷确也不丰，用行政手段也无法把米价平抑下去，饥饿的人群到处抢米的事件仍在各地发生。

蒋介石决定在省府设立物价平准处，采取更加霸道的强硬手队取缔囤积居奇，推行平价购销。5月19日，又令省粮食管理委员会普查全川粮食，以便摸清底数，稳准狠地打击不法粮商，并规定所有粮商，凡存谷三十市石以上者，除提留二成待必要时由政府平价收购外，其余的限令在四个月内将粮全部出售给市民。

这一措施丝毫也未缓解市场粮食紧缺的问题，而且粮价还较以前更加凶猛地上涨。

粮荒风潮席卷着巴蜀大地。

9月3日。

为了解决粮荒问题，稳定后方，蒋介石改组了省粮食管理局，选派得力人员充任局长、副局长。在省粮食管理局内特设粮食供应处。同日，以省府名义下令各县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县内粮食调查、征购、平息粮荒风潮。还明令各县县长兼任粮管会主任。

蒋介石的措施虽然强硬，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天不作美，旱灾严重，粮源枯竭。这年秋收，川粮欠收，产量锐减，粮荒像洪水猛兽似地扑来，谷价飞起咬人。军粮和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用粮四处断源。全国粮食管理局只得再在四川这只“瘦羊”身上剪毛，增加四川的定价派购黄谷四百五十万石，以解燃眉之急。然而这样却更加剧了四川的粮荒风潮。

9月11日。

蒋介石被粮荒风潮冲得坐卧不安，遂发表了《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书》，严令各地迅速杜绝藏粮不售现象，并向全省人民发出呼吁，体谅国家困难，发起踊跃捐献军粮的爱国运动。

呼吁人民献军粮，实际上是蒋介石向人民乞讨军粮。

10月1日。

成都地区的米价涨至每石二百元。

10月31日。

四川临时参议会第三次大会发表宣言：

当前第一严重事态为粮食问题。自春涉夏，粮价激增，生活高涨，人民咨叹。然一加平抑，则流通阻塞，黑市暗流，米荒之象，弥以滋甚。其次则为物价问题。一面感于物品之不给；一面迫于通货之增发，游资泛滥，所在居奇，物价膨胀，亦失常度，民生国用，动感困难。再其次则为财政问题。据财政当局报告，截至现在实施结果，除第二预备金用尽无存，复追筹补充外，尚差1000余万元。至于民国30年度预算，赤字达9000余万元……四川省全年岁收仅为六千八百万元。

蒋介石被粮荒风潮冲得头昏脑胀，而且这风潮将越来越猛。他无法再纠缠在这“搞吃的”的事务中，便于1940年11月15日，宣布辞去四川省主席职务，而由他的亲密伙伴张群继任。

12月中旬，大后方食盐供给基地自贡的盐业工人，因物价暴涨，影响到正常生活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1941年初春，成都市各私立中等学校，因物价高涨而宣布增加学费。

1941年元旦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凡囤粮二百石以上拒不抛售者，予以没收。

1月4日，四川省府严令登记存粮。各县检查报三百石以上的囤粮者，由政府收购，再低价出售给市民。

4月24日，四川省府以异常强硬的态度，发布粮食管理的五种办法：（一）粮食买卖，必须集中在指定市场。未经获准之商人，不得经营粮食业：（二）粮食运输，由绥署及沿途警察、保安团队保护；（三）所有粮食（包括农户余粮）必须登记；（四）凡由县派令出售粮食供应市场之粮户、农户，必须照量售出；（五）凡隐匿不登记之粮食，一经查出，即予没收。

重庆国民政府先后决定，对陪都重庆和川省大中城市的居民、国家公职人员、教师、学生及其家属的粮食和其他主要的生活必须品煤、油、盐、布等物资，实行公家计划定量供应。同时，宣市粮食由中央直接统管，在这一问题上，重庆国民政府跟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寄希望于暴君秦始皇发明的中央大一统的集权来度过难关。

6月16日，重庆国民政府宣布：自1941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赋一律征收实物（黄谷）。政府要做到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

1942年8月1日，鉴于政府收粮困难，蒋介石电令四川省府，督饬各级行政长官一律在征粮期间下基层，向地主农民灌输国民党的收粮政策，指导乡长、保长、甲长向农民收粮。规定：凡阻挠征购及从中舞弊者，不论地位高低，督粮委员有权将其送交军法审判机关，就地军法从事。以期保持保甲长们的所谓廉洁。粮荒警报一直在叫，1943年5月时，四川米价已高达每石一千零二十元。成都光华大学的学生们因此吃不起饭，集体请求校方减低学费，救济生活；校方又集体向中央教育部请求救济补助；教育部又找谁救济呢？

粮食成了大后方第一金贵之物，城市饥民因有公家保持低水平的供应，又在警察的警棒和枪刺的教导下，暂时平息了抢粮事件，但在广阔的乡村，那众多无人“供应”的饥民，就常常铤而走险，拦路抢粮。通往各战区和地方征粮送粮的路上，还经常发生盗匪袭扰事件。1943年6月3日。川康绥靖公署专门就此召集各地部队长官开会，布置武装护运公粮的任务。并将重要粮道，划分为若干区段，分派部队负责押送。

1943年11月10日。

重庆国民政府粮食部宣布实行粮食公仓制度，所谓公仓制度，也就是动员农户把粮食象存钱一样，存到“公仓”里去。“公仓”对农户所存之粮，实行水火兵盗保险。

粮食变成了货币。

1944年，大后方四川已有一支两千万人的灾民大军。成都、重庆每日饿死于街头无人收尸者，平均在十五人以上。这年9月，四川米价最高达每市石四千八百元。

大后方民众生活艰苦不言而喻。大后方的军队和一般政府人员的生活同样难以过下去。

1942年1月19日，中国陆军大学特六期学员夏鼎新等人，写信给军委执法总监何成浚上将，述说在校吃不饱饭之苦，请求补助。

1942年2月2日，中央内政部参事包惠僧，因其家人口多，陪都米价昂贵，难于糊口，四处求人说情开后门，要求到生活较好点的战区去工作。

1942年3月14日，少将参议兼中央考核委员会少将委员黄格，专门来找老熟人何成浚将军，求他写封信给陈诚，让他到六战区去工作。何问黄为什么要去前线，黄说陪都生活太苦，想到前线去拼将一命，吃碗饱饭，其他绝无侈望。何将军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各机关人员，日日为柴米油盐所苦，不能专心致力于其职务者，实在十之八九以上……近以一般人生活艰窘，窃贼特多。”

军委会军政部副部长张伯璇的两套旧西服和两双皮鞋被小偷偷去，派人立案清查，不久破了案，原来，小偷竟是军委会政治部里一个中校级部员，问其原因，那位当了小偷的统帅部中校部员说，家里负担大重，物价飞涨，工资又低，无法生活，不得已而做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

10

1943年隆冬。

凛冽的雪风顺着峡江刮来，空气也象被冻凝固了。

一位体魄伟岸的老军人，身着洗得泛白的棉布军装，从朝天门码头高高的石阶大步走到江边，蹬上一艘浅水火轮。小火轮一声汽苗拉响，溯江而上。小火轮载着他先后到江津、白沙、内江、隆昌、自贡、乐山、沪州，以及新津、成都等二十余县市。每到一处，那位高大的老军人，都要召集当地各界民众大会，即席发表演讲，或唱或说，激情满怀。他还亲手挥毫作画书字，在街头上摆摊义卖这些字画，并当场将义卖的钱捐献为抗战之用。

他，就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

冯将军自从1937年下半年以后，基本上处于“二线”，在重庆深居简出，很少过问实际事务。到1943年，经济的枯竭压得蒋介石喘不过气来，几百万军队和漫长的长江战线的军费，实在挪用不开了。冯将军再也看不下去了，发起组织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自任总会长。

大后方的民众，也像这连年干旱的土地一样，“油水”早被战争给榨干了。仅以四川的公债为例，从1937年9月第一次认购救国公债一千九百多万元开始，已先后认购、发行过“建设”、“军需”，“兴业”、“同盟胜利”等各种战时公债数十种，每次多在一亿元以上，有时一月发一种。如1940年5月才发放了建设公债一个亿，8月又发行兴业公债一个亿。而那些名目繁多的税款和抗战捐款，就更是压得老百姓叫苦不迭！

再以献机捐款为例：

1938年4月，重庆儿童发起捐购“中国儿童号”飞机运动。

1941年2月，航空建设协会四川分会发起捐款献机一百架运动。

1942年2月，重庆市民众捐款购买滑翔机一架；中国电影制片厂捐购“中国电影号”滑翔机十架。

1942年3月，重庆和川东数县、市青年捐购战斗机一架，滑翔机二十架；成都青年捐购滑翔机一架。

1942年10月，四川民众捐购“忠义号”战斗机二十架。

1943年初，航空建设协会发起一元献机运动，计划购机三十架。

1943年3月，重庆妇女界发起捐购“妇女号”飞机运动。

1943年4月，国民兵团第二次献机运动，捐购驱逐机十架。

其他还有“记者号”、“报人号”，等等献机运动……

在合江县城召开的献金大会上，冯玉祥对着万头攒动的民众慷慨激昂他讲着：“同胞们，倭寇说三个星期即可灭亡中国，三个星期之后，又说三个月可以完事，三个月又过去了，他们又说至多半年，一定灭亡中国。现在，中日战争已经六年多了，我们还在自己的国土上生存着！这是我们前方几百万将士同敌人拼死故斗的结果！

“可是，我们前方的将士，还穿着草鞋，有的还赤着双脚，扛着单发步枪，同凶恶的日本鬼子拼杀。我们的将士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我们的将士受伤后得不到医治而死亡者无计其数！在长江两岸战场上，我们的将士在淫雨季节里没有雨衣，只能穿着湿衣服坚守在战壕里！”

冯玉祥说到此处，已声音嗖咽，老泪横流。

会场上，闻者无不为之泪下。

冯老将军接着说：“同胞们，我发起节约献金运动，完全是出于本人的良心，是受前方将士的精神鼓舞。同胞们，让我们都拿出自己的良心吧！今天，无论老少男女，都要立个新的志向，下个新的决心，那就是：不把倭寇打出中国决不罢休！同胞们起来！献出你们的良心和赤诚，用我们所有的力量，支援前线、支援抗战！”

前方抗日将士的事迹感动了人民，千万民众争先恐后捐款捐粮。合江白鹿乡施晋先一次献金六十万元；合江县工商地主兼私立祖毅中学校长陈秋农，捐款六十二万元；乡绅丁慎辉、木材商人雷绍清等人也捐献了三十万元。

合江国立女子中学校长龚慕兰女士，将自己一枚金戒子脱下交给了冯老将军。在她的带动下，该校教师、学生共捐出金戒指二十多只。该校许多女学生在大街上给人擦皮鞋，用劳动挣的钱捐献。姑娘们的口号是：爱国不分珍域，爱国没有顾虑，爱国超居人前。

冯玉祥出色的演讲，深深打动了姑娘们善良的心。合江女中师生真正的表现出了“爱国没有顾虑”的性格，赶排了话剧《嫁给勇士们》，用通俗、朴实的语言抒发对抗日将士深深的爱，推动节约献金运动的深入发展。

合江第十四陆军医院住着一批从前线转来的荣誉军人，他们最知前方之苦，节约口粮四百五十斤，捐献国家。

合江救济院的孤寡老人们也掏腰包，凑了一千元，捐献出来。

合江三青团、民教馆等团体，举行了三天时间的篮球义赛，卖了三万元，全部捐献。

节约献金如火如荼地开展，合江地区却下起了绵绵细雨。县城大街小巷，每天都有一群孩子在雨帘里奔跑叫卖《节约献金专刊》。孩子们滑倒了，浑身泥水，不哭不喊；把卖报得来的每一文钱都献给了国家。

国家的危机也使那些吝啬鬼、守财奴受到心灵上的震撼。合江《党政公报》报道：

冯玉祥将军在这国家生死关头，带着兴奋的心情来到合江，使醉生梦死的人们，有钱不出的绅商及出钱未够、发国难财之流梦醒了，觉悟了，抬起头来，挺起胸膛，节约所有的靡费，献出自己所有的金钱，以洗罪赎愆，从此作一个堂堂正正的爱国好男女，黄帝的好子孙……

在国家处于生死关头的时候、冯玉祥将军是“带着兴奋的心情”还是一种沉痛的心情，暂且不去计较，总之，他的行动使许多人觉悟了，梦醒了。

当时的合江只是个二等县，人口四十来万，连遭三年天灾，同时多次遭受敌机轰炸，满目创伤。但他们在短短的几天之内，献金达一千二百五十多万元。

冯玉祥也被人民的爱国热情感动了，爬上城外赤水河与长江会合处的马街渡口悬崖，运足底气，挥毫写下四个斗大的字：

　还我河山！

并在这四个字后头附跋一段：“民国三十二年春，余以节约献金救国来合江，此间同胞，爱国超居前人，突破各地成绩，为书武穆遗训以作纪念。”

在内江，金台旅馆经理李焕章向冯玉祥表示，从今后每年向国家捐献黄谷六百担，直到抗战胜利为止。

在自贡，盐商余述怀一马当先，捐了一千万块；自流井大老板王德谦不甘落后，捐了一千五百万元。

在献金高潮中，有人献了六百万元而不留姓名，感动得冯玉祥一口气写下好长一首打油诗“……祥受大感动，感动泪沾衣；何

以报大德，打过鸭绿去！”

川省主席张群捐了一万块，在他的带动下，成都献金顿呈高潮；

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丐帮队伍走上献金主席台，将各人多年讨来的共计二千二百五十元钱，双手擎着交给冯副委员长。冯玉祥含着眼泪代表政府将钱接过来，又代表政府庄严宣布，将这笔钱回赠给乞丐们。但他们说啥也不再接受政府的回赠。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心永远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同博动。

内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学生，家乡沦陷，生活非常艰苦。时已严冬，许多学生尚无寒衣。学生郑德信、熊汇莹等人发起每人捐十元运动，很快就有百多人签名认捐。

在江津，许多来自沦陷区的大中学生，成群结队到轮船码头扛大包、下苦力，到大街上替人擦皮鞋，挣钱捐献。

在江津召开的献金大会上，出现了某大学先修班、新本女中、女师学院附中、聚奎中学等校学生爱国献金的竞争场面。各校学生竭尽全力，一再追加捐款数。沦陷区迁来的国立第十七中学的学生在再也追加不出钱的情况下，宣布全体节食一天，追加一万元。

在前方，张自忠将军在就义以前曾对部属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别无其他办法！

在后方，青年学生们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献出良心，别无其他办法！

重庆《大公报》赫然通栏标题：

我们都跪下了！

报道的是白沙一次献金大会情况。

冯玉祥将军亲自主持大会，当商会代表宣布献金六十万元时，全场各界民众议论纷纷，都认为商会献得太少了。但商会对此却装聋作哑，不予理睬。

参加大会的各校学生代表自动聚在一块开会，商议促动商会献金。一个学生代表提议，每校选五名代表，到台前向商会跪求。得到大家赞同。于是，各校学生代表在台前跪下！

商会代表不得不宣布增捐十万元。

学生和各界民众仍感觉商会太抠，他们齐声呼喊“两百万”的口号。

商会心痛钱财，不肯再增加。

学生的呼声越喊越强大，并纷纷参加到跪求的行列。最后，全场一万多名男女学生都一齐跪下了！

全场一片惨痛的哭声！

冯玉祥将军再也忍不住了，淌着泪哽哽续续地对全场青年学生们喊道：“你们的这种爱国热情，就是铁石心肠也会感动的！”又对商会的人喊：“我们对这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要本着自己的良心啊！”

商会代表终于被感动了，答应捐款二百万元。

随问冯玉祥参观献金运动的美国友人罗斯先生，见此情景，也被感动得泪水直淌，他对冯将军说：“我真是深深地受到了感动！”

夜里，冯老将军躺在床上，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了，眼前老是浮现出那一大片黑压压跪下的青年学生；耳畔老响着那成千上万个青年学生为苦难祖国哭泣的声音……深夜了，那哭声越来越大，他再也躺不住了，从床上坐起来，用他那当兵人朴实的语言，用他那颗被感动了的心灵，一连写下了五首五言诗，以颂扬那些为苦难的国士跪下的青年学生。

青年跪地哭，请君快救助；

献金救国家，不作亡国奴。

青年跪商人，请快救沉沦：

财富千千万，敌来化浮云。

青年捐衣服，为复我国上；

不畏饥与寒，雪耻最为主。

青年血泪哭，赤诫复国上；

流血作警钟，同胞齐御侮。

白沙献金多，热烈如荼火；

各地皆如是，一定能救国。

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公布，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五亿多元。

那不是钱，是大后方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是万千青年学生同苦难深重的祖国一起跳动的心！

冯玉祥将军宣布：节约献金运动所得捐款由总会直接呈交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用于慰劳前方将士、伤残军人和苦难民众，以及用于购买飞机、大炮和坦克等军需装备。

11

在抗战最艰难的日子，从精神和经济上支撑重庆政府这座大厦的，除了国内的民众，还有一根顶梁柱——八百多万华侨。

海外华侨以地区形成三大集团：

第一大集团，南洋华侨。居住南洋诸国，人数为六百七十多万，以陈嘉庚为首成立有南侨总会。

第二大集团，美洲华侨。主要为美国华人十力余众，以司徒美堂为首，称为全美洲洪门华侨。

第三大集团，欧洲华侨，主要是居住在英、法两国的华人，成立有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

这些侨居海外，接受了所谓海洋文化，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的中国人，对国内的党派之争，多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以“嫁女”的心情，倾力关怀和支援“娘家”的抗战。

他们认为，由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统治，愚弄人民，造成了国民的愚昧和科学文化的落后，才导致了大国被小国欺侮，大国挨小国打的可耻现实。

他们幻想中国人的脑袋在外人飞机大炮的狠狠轰炸下能“开窍”——抛弃严重束缚民族手脚、智慧的封建专制，真正接受文明和科学。因此，这部分中国人勒紧裤带支持抗战，要比国内大后方人民倾囊支持抗战，要多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接受他们经济支援的国民政府，必须保证国内政治上的民主与自由。因此，一但国内政治集团间出现纠纷磨擦，华侨们总是感到痛心疾首，无情斥责，并以不给经济支援相要挟，国民党的几次反共高潮，很快息鼓偃旗，与华侨的反对态度有直接关系。

鉴于这种情况，抗战第一期，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下了老子党、家天下的臭架子，宣布各党各派政治上一律平等，也曾一度造成国内民主政治假象，这对海外华侨是一个莫大的安慰，他们明确宣言，掏尽腰包，支持国民政府抗战，拥护蒋介石抗战到底。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成立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蒋介石任主任委员。第一期发行救国公债五亿元，海外华侨认购了大半，以后，凡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华侨都大力认购。1937年至1942年，国民政府先后发行了六次救国公债共三十亿元。华侨购买了十一亿元，占总数三分之一强。

由于蒋介石以孙中山忠实信徒自居，并打着民主共和旗帜，海外华侨基本上都买他的帐。

国民政府之下，专门设立侨务委员会。蒋介石经常通过这个委员会向华侨求援要钱。华侨突击性的捐款已解决了政府不少难题，但蒋介石苦于常年常月的战费开支，便直接打电报给各地华侨组织，请求他们搞常月捐。

常月捐，就是每月都有个固定的捐款数，就像老板给工人发工资一样，每月都有。

蒋介石的电报说：“海外月捐，增加长期抗战力量，所关至巨各地侨团务必努力促进，藉收实效。”

政府侨委会根据蒋介石指示，通电海外侨胞，请其推行常月捐。通电说：

我国长期作战之基本条件，在于财力有源源不断之

补充，而目前国内生产较厚之地，都被敌骑蹂躏，敌机

肆虐，损失重大，经济建设，不免困难。我海外侨胞生

事较舒，既已热烈输将，迈卜式之高义，然每念前方将

士，前仆后继，战区民众，颠沛流离，自当本匹夫有责

之心，再接弥励，以争取最后胜利之光荣。

海外侨胞竭尽全力，按月缴纳抗日捐款，如同按月给国民政府发工资。

南洋诸国华侨每月平均实际捐款为：七百三十四万元；

美国华侨每月平均实际捐款为：五十八万三千元：

八年抗战中，华侨捐款共计为：十三亿二千二百五十三万余了

各地华侨汇兑的侨汇就更多了。

侨汇：即华侨以赡家费名义寄回国内的款项。它成为抗战期间重庆政府财政经济的重要支柱。整个抗战期间的侨汇为: 九十五亿元以上。

美国华侨为了支援抗战，竟将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汇回国内。1940年，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1939年政府全年的战费开支为十八亿元。这一年，华侨的捐款和侨汇共为：十三亿三千万元。华侨承担了绝大部分战费开支。

华侨除捐款、认购公债和侨汇外，还捐助了大批军需物资。

重庆政府宣布：抗战头三年中，华侨捐献飞机二百一十六架；救护车汽车一千余辆；坦克二十三辆；其他如棉衣、麻袋、医药用品等无法计算。

重庆国民政府统计宣布：从1937年到1941年底，国民政府的总收入为：二百二十六亿元。其中华侨汇款为：五十三亿元，相当于国府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将近国府军费开支的二分之一。

国民政府对此评价：华侨庞大之外汇，对于祖国之抗战，实予以巨大之助力。

华侨，您们那一颗爱国的心，将与祖国同在！您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期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梦！？

战争在中国南方、北方和东方前线夜以继日地进行着。

战争是对社会经济的大消耗，大破坏。

蒋介石尽管在整个抗战阶段中始终没有放弃过其反共的一面，尽管从他那不可能改变的立场出发始终不会承认毛泽东的“战争之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的论断。然而，事实上正是民众——大后方的民众、敌后的民众、海外的侨胞、前线和敌后英勇抗敌的数百万军队，才能在这战争的重负之下，挺起民族的胸膛，担负起民族独立的重任，从而，挽救了国家、挽救了民族，也挽救了他那地处一隅的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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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战机转旋

1

1938年夏季。

日军锋芒毕露，大举进攻。中国军队则处于节节抵抗、节节后退的局面，然而，此时中国的两大政党领袖却在深入分析形势后，同时对战争作出各自的重要判断，认为战争已进入大转变时期。

毛泽东认为：中日战争，由于有敌后千千万万民众武装起来反抗，大难中的中国将有转旋之希望。这个希望，除坚信能取得抗战胜利之外，还有更深意义上的希望。

蒋介石认为：由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在总体上与德、意两国的对外扩张政策是一致的，这就势必损害美、英等国的利益。因此，他坚信中国的孤军奋战状况，定有转机。

1939年10月底，在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曾向他的将军们鼓劲打气。他说，自德、意两国在欧洲发动侵略战争起，东方和西方的战争就紧紧联在一起了，因此，中国的抗战就决不是孤立无援的。蒋介石心中有数：日本人要打败中国不可能，中国人要单独将日本军队打出中国去，至少在短期内也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他在会上提出，中国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世界问题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解决，必将得到世界民主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我国我军今后的任务就是坚决抗战，决不和谈，决不妥协，力争取得最后胜利。

其实，这一场已经在东方和西方打起来的战争，使世界许多国家都感到有被卷进战争旋涡的危险，尤其像美国这样的在世界各地有众多“利益”的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是：要嘛参加战争保卫“利益”，要嘛坐等失去这些“利益”。

美国总统虽然在法律上享有对外宣战的大权，但是，罗斯福要让美国参战，却绝对没有像大日耳曼民族的“伟大领袖希特勒”和意大利的“伟大领袖垦索里尼”那样，凭个人或几个人的意愿就可宣战那么方便。

美国的政治制度，制约着总统个人的意志，避免了美国过早和盲目参战，因而使美国得以在别国相互杀得鲜血淋淋的时候，自己却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最终使美国成为那场旷日持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负的仲裁者。

美国人民掀起了“反对将美国人民的子弟送去做无谓的牺牲”的反战运动，使得罗斯福政府不得不服从于国民心理。在二次大战前的一个较长时期中采取了“中立”政策，尽一切努力避开大战旋涡，就是在希特勒德国大肆入侵波兰，英、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罗斯福还发表演讲，向持反战态度的美国人民宣布：“这个国家将仍是中立国家——我希望美国能避免这场战争，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再保证，你们的政府将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尽一切努力。”

为了避免惹火烧身，美国政府对苦战中的中国和欧洲反侵略国家，采取在不过分刺激侵略者的情况下，悄俏给予一些经济援助。同时，美国政府和商人，与日本等侵略国家的商贸往来照做不误，大赚其钱。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了意在恫吓美国，阻止其援助被侵略国家的军事同盟条约，条约中用十分露骨的字眼警告美国：“如果缔约国中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

罗斯福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警告，赶紧向美国人民发出警报：“美国文明从来没有遭到过现在这样的危险。”

罗斯福认为美国已无法避免一战，美国现在面临的已经不是参不参战的问题，而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参战才最有利的问题。

罗斯福认为正在进行着的世界大战，好比一场橄榄球比赛，现在场上冲杀的第一梯队有俄国人和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英国人。美国要大力支持他们更加英勇地同对手冲杀。美国则应做好一切准备，预定充当球赛进入高潮后得分的跑手。

此时，美国对参战问题，仍持慎重态度。

1940年12月7日。

蒋介石收到驻美大使胡适博士发来的电报。主要内容有三点：

1．美国会批准借一亿元巨款援助中国抗战。

2．已在美国购买一部分飞机。

3．中国政府拟雇用美国飞机师一事，美国也准备给予大力支持。

同时，胡适还告诉蒋介石，“旬日以来此间政府所能为力均已尽力做去，其不能为力之处，皆因美国并未参加战争，亦不愿卷入战争。想中国领袖自能谅解。”

可是，此电发来仅一个月零四天之后，胡大使又给蒋介石发回一篇长长的电报，以激动的心情向他报告。说，罗斯福已改变不愿参战的态度，美国的政策也有大的转变。

1941年1月10日，胡适大使致蒋介石电：

美国之国际政策，数月来急转直下，罗总统上月廿 九日之广播词，与本月六日之致国会词，均为最重要之大政宣言。其要旨凡八点：（一）公然承认美国百十七年来之安全，实由于英美海上之合作。英若颠覆，美必孤危。（二）公然承认民主国家之政治哲学与侵略国家之政治哲学势不两立，绝无妥协之可能。（三）公然指出九月廿七日柏林三国盟约是侵略国家对美国之威胁。（四）公然指出美国现时所以暂能避免战祸只是英华苏三国之苦力抗战，使战祸不波及美洲。（五）故六日国会词明定美国政策三大纲：（甲）以全力经营国防，（乙）对任何为自由而抗战之勇敢民族，美国皆承担充分援助之义务。（丙）道义与本国安全均不许美国默认一切牺牲他国自由 换来的和平。（六）为贯彻上述政策计，美国必须加速增 高生产力，健全国成为民主国家之大兵工厂，凡敢于抗 拒侵略之民族所急需之物资，美国应尽力供给，倘一时 不能付现款，亦应许其继续采办，俟战事结束后，陆续 抵还。（七）此项援助并不违反国际法，亦并非战争行为，若侵略国家单方欲作如此解释，认为战争行为，美国亦不受其恐吓。（八）吾人所期望之新世界，不是世界侵略者，所号召之新秩序，乃是一种道义的秩序，至少要使世界任何民族皆享四种基本自由：（甲）为言论自由；（乙）为信仰自由；（丙）为解除穷乏之苦》（丁）为解除侵略之危害。以上八条为罗总统两篇大文章之要旨，其魄力之雄伟，立言之大胆，均为三年来所未有。……

1941年1月，罗斯福在总统换届竞选中，战胜对手威尔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和唯一的一位任期超过两届，连任三届的总统。 1月20日，罗斯福在总统就职典礼上的演说，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阐明了他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世界面临的严峻现实，未来的凶险和美国政府的态度。他说：

……对我们来说，由于事态的急剧发展，现在已经到了稍停片刻和作一番审查的时候——重新想一想我们在历史上占据了什么地位，重新看一看我们现在和可能扮演什么角色。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因迟钝而冒真正的危险。

罗期福在回顾自己从1933年到1940年，这两届执政期间，采取了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既避免卷入战争，又避免了国内的危化使美国得以休养生息，从而增强国家实力。他把这些都归功于美国的民主制度。

他在演说的最后说：

“……1789年，我国第一位总统在他的首任就职演说中作过预言，他的话宣布了美国的命运——这些话似乎完全是针对今年1941年说的：‘人们理所当然地、满怀深情地、也许是最后一次地把维护神圣的自由之火和共和制政府的命运系于美国人所遵命进行的实验上。’如果我们丢掉那支神圣的火炬——如果我们让它在怀疑和恐惧中熄灭——那么，我们就会抛弃华盛顿经过如此英勇和成功的斗争而确立起来的命运。为了维护美国的精神和信念，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完全有理由在国防事务中作出任何牺牲。

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的险恶形势，我们的坚

定决心是捍卫和维持民主的完整。”

2

希特勒一直坚定地认为德国与美国免不了有一场较量。

希特勒战略的秘诀是：远和近攻，并且一次只攻一个。因此，收拾“山姆大叔”只有等到收拾了英国佬和俄国佬之后，才能动手。

希特勒清醒地看到，随着战争的残酷进行，交战双方在人力物力上大大消耗，远在太平洋西海岸的资本主义暴发户美国，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令人望而生畏。

阻止美国参战是希特勒全球战略的一贯原则。

1940年9月的轴心国军事同盟条约，实际上是企图恫吓美国，阻止其在幕后煽风点火，偷偷摸摸支持中、英等国。这一举动，却被罗斯福政府将计就计，[奇/书\/网-整.理'-提=.供]作为法西斯集团对美国文明的挑衅和战争威胁，向美国报警，以期赢得全国民心一致，支持政府参战。

希特勒派驻华盛顿的大使的主要任务，就是用尽一切手段，包括贿赂国会议员，试图津贴作家和资助“美国第一委员会”，来支持美国孤立主义者，使美国在战争中不参加到法西斯侵略者的敌人方面去。

1941年上半年。

希特勒在决定进攻苏联，而尚未发动之前，低估了俄国的抵抗力量，认为凭德国的军队，可以轻易打败苏联。于是，竭力怂恿和鼓动日本进攻英属新加坡，其目的在于迫使英国迅速屈服，从而使美国不参战。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独裁者认为，只要日本在太平洋英殖民领土上狠狠教训了英国人，却尊重美国的利益，就会使美国更加害怕战争。同时，美国由于受到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威胁，就能有效地将美国的兵力牵制在该地区，而无法帮苏联的忙。

为了给日本的南进打气，希特勒向日本驻德大使松冈将军许诺说，一旦日本南攻英属领地，造成日、美冲突，德国将对美宣战。

1941年6月22日。

希特勒以五千多架飞机，一百九十个师的兵力，从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三千公里战线上，向苏联发动闪电进攻。虽然取得了巨大胜利，但是，希特勒也感到苏联疆土之辽阔，兵力之雄厚，抵抗之顽强，是他的纳粹军无法一口吞得下去的。面对这一新的情况，希特勒马上改变了要日本南下攻英的打算，在纳粹军进攻苏联的第六天，就迫不及待地要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急电德驻东京大使欧根·奥特，要他尽一切努力使日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向西伯利亚进攻。

7月10日。

德军在苏联的进攻势如破竹。德外长再次给驻日大使去电，以更加迫切的心情要求日本出兵，会攻苏俄，他说：“我要求你用一切办法继续要求日本尽早参加对俄国的战争。日本参战越早越好。德、日两国的目标当然仍是在冬季到来之前，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会师。”

当时的日本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未能使希特勒的战略企图如愿以偿。

一方面，日本陆军几乎大部深陷于中国战场，无力抽兵北进。另一方面，日本海军却热衷于南进太平洋。随着东条英机控制日本局势并于10月就任内阁首相以来，他认为日本陆军久留中国战场，不能再有大的作为，但陆军配合强大的海军，在太平洋上还可以大显身手。因此，日本政府狂妄的南进计划，已经付诸实施，并进一步加快了准备步骤。而对希特勒的要求，则虚与周旋，这就是日军不出兵西伯利亚的真正原因。

斯大林通过多方渠道基本摸透了日本的意图，得以放心大胆地从西伯利亚抽调了五十多万大军，转到西线，大大加强了西线苏军的反击力量。

1941年12月8日（当地时间12月7日）。

日本终于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棋盘上，投下了一颗最冒险的棋子——奇袭珍珠港，向美国人开战。

珍珠港事件使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几乎被全歼。

当天，天皇发表广播讲话，对美、英两国宣战。

珍珠港事件的同日，罗斯福总统向美国人民宣布，此日为美国国耻日，发誓领导美国人民报仇雪恨。美国朝野内外，各阶层人士的意志一下被珍珠港的火海给熔炼成一块。罗斯福政府顺利通过了国会审核，并于第二天宣布对德、日、意法西斯处于战争状态。

日军奇袭珍珠港，对美、英宣战的消息传到中国，艰苦抗战的中国军队，从前线阵地到后方重庆的街头，将军和士兵都一片欢腾，庆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12月8日凌晨，蒋介石在重庆郊外黄山乡居接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告急电话，立即返城，上午八时召开高级幕僚会议，决定正式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三国宣战。同时，决定向美、英等国提议，组成反法西斯同盟，并提出三项原则：

1．成立太平洋同盟和联军总司令部，推举总司令，由美国领导该同盟。

2．要求美、英、苏与中国一同对日宣战。

3．太平洋战争胜利前，联盟各国不许单独对日媾和。

日本在珍珠港的大轰炸，在希特勒看来，他的这位亚洲伙伴简直是神经错乱，是发了疯。避免同美国开战，是他从战争初起直到现在，都竭力努力的事。但是，现在大错铸就，无可挽回。为了将日本更紧地捆在他的战车上，也为了鼓舞德军士气，他不得已而于12月11日硬撑面子，对美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进入了全球战略性的转折时期。

1941年12月下旬。

罗期福邀请英国首相邱吉尔访美，共商反法西斯战争大计。英、美三军参谋长取得了一致看法，认为德国是举足轻重的轴心国家，打倒德国是胜利的关键。因为只要德国一失败，意大利的失败和日本的崩溃必然跟着而来。这就是同盟国的“先欧后亚”战略方针。

1942年元旦。

美、英、中、苏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发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宣言》，决心共同对轴心国作战，决不单独媾和。

《共同宣言》的通过发表，标志着反法西斯的世界力量正式结成牢固的作战实体。自此以后，各国反法西斯军队相互支持，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统一部署，逐步取得并扩大战役、战略主动权，直至最后取得二次世界大战的彻底胜利。

3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动用海陆空军，像切豆腐块似地，轻而易举地把美、英、荷苦心经营的南亚诸岛国，一块块地切了下来。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数万英军向日军第23军投降；

1942年 1月2日，日军占领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1月23日，日军南海支队在拉包尔登陆，并占领该市；

1月24日，日军攻占巴厚巴板；

1月30日，日军东方支队占领安汶岛；

2月4日，日海军航空队对爪哇海域荷属东印度舰队进行攻击；

2月9日，日军占领望加锡；

2月10日，日军占领马辰；

2月14日，日空降部队占领苏门答腊岛；

2月15日，日军攻占英军远东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新加坡。英军司令官白西华向日军第25军投降。日军攻占新加坡时，缴获各种山炮三百多门；高射炮一百门；要塞炮五十四门；步枪六万多条；汽车一万多辆（比中国全国的汽车还多一倍余）；向日军投降的英军各级将官和士兵共十万多人。

日军统帅部在开战前判断，攻占新加坡至少需一百天时间，实际战斗整整缩短了一个月。攻占新加坡要冲，日军实际上已突破南方要域作战的关键。

5月初，日军南方军占领了菲律宾全域。至此，西、南太平洋上的菲律宾、泰国、马来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香港、关岛、威克岛、俾斯麦群岛、新爱尔兰群岛、新不列颠群岛、中所罗门群岛、吉尔伯特群岛、新几内亚岛等，尽为日军占领。

1941年12月13日。

这是个异常寒冷的日子。

皇宫内，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正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向天皇报告第23军进攻香港九龙的情况。他说：“第23军对香港方面的进攻，比想像的要顺利得多，我军于12日轻易地夺取了九龙市区，正向半岛其他地区扩展战果，扫清残余英军，可以预料，香港指日可下。”

一提起香港，天皇心里不禁掠过一丝阴云，这阴云来自中国军队的巨大威胁。天皇问道：“进攻香港，是否考虑到中国军队向广州或九龙半岛方面反攻？”

这倒是个不容轻视的问题。很快，杉山元就得到来自中国的报告：在长沙附近，暂编第2军8日以后开始移动；在岳州东南地区，第4军也好像要经株州南下。

日军大本营立即指示驻武汉的第11军司令官阿南中将：

重庆方面以大集团军向广州背后方面移动，企图牵制我军。大

本营期望你军发动一场果敢的攻击，以牵制敌军。

阿南将军决定向第九战区发动进攻，旨在牵制中国军队增援香港。但无论是大本营还是阿南军司令官本人，都没打算要进攻长沙。

阿南以第11军主力第3、第6、第4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以及泽支队，配以飞行第44战队和军直炮兵、工兵、战车和海军舰艇部队，从岳阳方面向长沙进攻。同时，命令第34师团和独立第14旅团从南昌方向在南浔路一带佯攻。

12月23日。

阿南将军发出进攻命令。

12月24日。

第6、第40师团从新墙河北岸发动进攻；第3师团，独立第9旅团和泽支队随后投入战斗。

日军来势凶猛，意在创造一个大陆上的胜利奇迹，与太平洋上的奇迹相媲美。

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对日军的进攻不屑一顾。在这之前，九战区曾与第11军进行过两次大会战，薛某早已摸透了眼前这匹“野驴子”的脾气，成功地总结出“天炉战法”的战略战术。

“天炉战法”即后退决战。根据长沙地区的地形特点，在后退中创造“天炉”，即彻底破坏道路，中间地带实行空室清野，在伏击地区纵深配置兵力，以逆转敌我战斗力对比。待敌侵入决战地区之后，从四面八方以强大火力聚歼之，犹如天然巨炉熔铁，将敌烧为灰烬。

薛岳摆下的“天炉”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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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以部分兵力配置于新墙河南岸至汩罗江地区，以诱使日军进入“炉中”；

王陵基第名0集团军主力，从武陵、修水调到平江地区；罗卓英第19集团军从上高调到浏阳、株州，醴陵一带，与王陵基集团军在长沙东南面形成百里侧击态势。第73军从益阳推进到宁乡，在长沙西面处于机动态势。

素有打硬仗著称的第10军坚守长沙城。在长沙城西湘江对岸的岳麓山上配署155毫米榴弹炮兵一个旅，支援城防作战。

此时，蒋介石从重庆打来电话，指示薛岳，“我第二线兵团应由战线稍为后退配备，占领外线有利位置，以主动把握战机，容敌先攻长沙，我则乘其进攻受挫时，集中全力从各方面攻击敌人。”

显然，蒋介石的意图与薛岳的“天炉”相吻合，两人构思的部是一场在后退中包围敌人，再行歼灭的大战。

此次会战，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41年12月24日至12月31日。日军大举进攻，第九战区各部队节节抵抗，诱敌深入。

第二阶段：1942年 1月 1日至 1月4日．日军进攻长沙城，钻进“炉中”，第九战区各军将敌包围。

第三阶段： 1942年 1月4日至 1月15日。第九战区“烧烤”日军，敌军决计突围。

第一阶段战斗。

1941年12月24日，夜。中原大地。风雪弥漫，天寒地冻。

阿南为了就近指挥，把军指挥所推进到岳州，在这风雪交加的夜里，他向集结于新墙河北岸的部队下达了进攻命令。

第6、第40两个师团，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徒涉冰冷的新墙河，向南进攻。

杨森集团军第20军之133师和134师，在新墙河南岸第一线即设阵地上，顽强阻击，使敌无法进展。

25日拂晓。

阿南命令第3师团和泽支队投入进攻，并增强炮火力量。天亮以后，第44飞行战队的的飞机也一齐出动，对守军阵地狂轰滥炸，掩护地面部队进攻。

守军第20军在第一线与敌激战三天三夜，予敌大量杀伤，随即按照预定计划撤出战斗，退避侧后。

12月26日。

阿南司令官根据飞机侦察的情报，对汩罗江南岸的第37军，作出了错误判断。该军本来是在此吸引敌军主力，阿南却完全上了当，对他的部队发出这样的命令：

敌第27军以第60师、第95师在瓮江、桃花、桐子山、湖源山、磨石山一线，又以第140师以花门楼至周家湾一线，占领阵地，企图长期战。……

于是，阿南命令第3、第6、第40各师团主力，加快进攻速度，向汩罗江岸推进，务于12月29日天亮前，向汩罗江南岸进攻，以迂回包围第37军，并吃掉该部队。

日军这三个主力师团争先恐后向前突进。第3师团跑得最快，于27日上午就赶到了滔滔作浪的汩罗江北岸。于当天下午，提前强行渡河。

第37军99师与敌第3师团勉强打了一下，便不知撤向何处去了。

阿南见第3师团攻过了江，大喜过望，决定扩大战果，命令其他师团加紧渡河，快速迂回包围37军。

但是，当第6师团和第40师团赶到汩罗江畔时，江水却陡然上涨，不能涉渡，江上的桥又被中国军队给炸了。日军这两个兵团只得冒着严寒在汩罗江上进行艰苦的架桥作业。

12月28日。

正急于歼灭第37军的阿南中将，猛然发觉自己以前的判断有问题，因为第37军的三个师不但没有要在原来的阵地上作长期死守，连短期战也不准备打了。其中第60师已由大湖岭、梧岗源、大平岭一带退去；第95师的情况更复杂，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也弄不清楚，好像是往麻石山、大头岭方向去了；第140师的情况也不太明，好像要以金井为中心，在象鼻桥东侧南北高地一线，向西配备。

其实，薛岳已将第37军调归玉陵基集团军。王司令正指挥该军向侧面山地后退，以便空出大道，让日军去攻长沙城。

日军各主力兵团根据阿南的命令，渡过汩罗江后，由于找不到攻击目标，处于彷徨之中。

是进是退？阿南也彷徨了。直到12月29日下午5时许，侦察机才从天上向他报告：“敌军正向长沙方面退却，”

进退维谷的阿南司令官，狠了狠心，决定向长沙进攻。本来，像进攻长沙这样远距离的大兵团作战，是需得到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部和东京大本营批准的。可是现在，阿南已顾不得那么多了。因为他亲率大军出击，已在新墙河岸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现在就这样灰溜溜的退回去，未免太损大日本皇军的面子了。

12月29日，傍晚。

阿南又一次错误判断中国军队的运动，以为是在退却逃跑，于是，发出进攻长沙的命令。

一、敌有向长沙和金井方向退却之迹象。

二、本军司令官决定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

各师团接到进攻长沙的命令，争功取胜心切，又争先恐后朝长沙扑来。

第3师团士气最高，昼夜兼程，一路上未见到一个中国兵的影子。一路顺风，于12月31日下午，赶到了浏阳河畔，争相涉水过河，向长沙城挺进。

第6师团于12月30日下午进至麻石山、鸭婆山地区，遭到37军95师阻击，只打了几个钟头。日军见中国军队甚少，无意在此纠缠，直向长沙奔去。

第二阶段战斗。

1942年元旦。长沙地区浓雾紧锁，寒风凛冽。

第3师团大队人马在浓雾中向长沙城挺进。一路上风声鹤唳，仍不见一个中国士兵的踪影，都以为中国军队已被大日本皇军吓破了胆，逃得无影无踪了。将到长沙市郊，日军便看到了他们的飞机从天上投下的一面标志占领长沙的太阳旗。

第3师团数万官兵顿时欢呼雀跃，狂呼大喊，今晚将在长沙城热热闹闹地庆祝元旦。

上午11点钟。一颗信号弹划破浓雾紧锁的天空。日军第3师团在丰岛中将指挥下，开始向长沙城进攻。

日军前面出现一些零散的中国军队。他们见了日军，掉头就往市区里跑。

日军见了这情形，士气更加高涨，不顾一切地穷追猛进。丰岛师团长据此估计，最迟到本日黄昏，便可占领长沙全城。晚上限可在城里放军休整。 其实，这些零散的中国军队，是第10军的前哨警戒部队，其任务是故意逗引敌人的。 第3师团前锋的野联队猛追到城边，突然遭到守城的第10军猛烈射击。日军后续部队源源赶到，陆续投入攻城战斗，直打到黄昏6点半，仍未能前进一步。

丰岛中将命令师团直辖的夜袭部队——加藤大队投入攻城。

加藤大队长亲自带领部队趁黑夜“摸夜螺丝”，结果，被守军全歼。加藤本人也被打死。加藤身上带有日军出动以来的计划、命令等重要文件。丰岛恐其落入守军手中，组织大批人马抢尸，结果，加藤尸体被守军抢去。

守军从加藤尸体身上搜出重要文件，当即送交战区司令部。薛岳从这些文件中判断出日军粮袜弹药将尽的情况，禁不住拍案大喜“一纸虽轻，胜过万挺机枪！”

第3师团在城东南苦战两夭两夜，死伤盈野，仍然毫无进展。

1月3日，拂晓。

第6师团主力赶到，从城东北发起强攻。下午1时许，日军一部攻占了城外阵地。日军正在阵地上欢庆胜利，湘江西岸的守军榴弹炮群突然怒吼起来，炮弹如急风暴雨般落到城外阵地上，炸得日军血肉横飞。

一千多名日军向湘雅医院守军进攻，被岳麓山上飞来的炮弹，尽数炸成肉泥。

攻城已经是第3天了，日军弹尽粮绝，只能靠飞机空投接济。有的部队子弹打完，只得和中国军队拼刺刀。

第11军司令部里，充满了失败泄气情绪。军参谋长、副参谋长和作战参谋们，都一致主张中止攻城，尽速撤退。

阿南司令官火爆爆地把部属们狠狠训斥一通：“第6师团今天早晨才刚刚投入攻城战斗，自然还未取得战果，现在中止攻击，实属过早不当。”

阿南将军还蒙在鼓里，他的厄运在五天前就已注定了。

1941年12月30日下午。

薛岳向第九战区各部队下达命令：

一、敌已渡过汩水，企图进攻长沙，我军决定采取向心攻击，一举围歼敌军。

二、杨森副司令长官应以第58军自长乐向安沙，以第20军自清江口向石子铺搜索并攻击敌人。

第一次、第二次攻击到达线如下：

第一次攻击到达线：在湘江东岸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对长沙构成半图形包围圈。具体位置为安沙、赤石河、春华山及郎梨以东、东山以南一线。第二次攻击到达线：在第一次到达线内侧，具体位置为石子铺、望仙桥、长桥、朗梨市、东山一线。

三、王陵基副司令长官应以第37军自瓮江向望仙桥，以第78军自三角塘向长桥搜索并攻击敌人。

四、罗卓英副司令长官应以第26军主力自洞阳市向朗梨市，以第79军主力自金潭向黄花市，根据情况向朗梨市，以一部向渡头市或东山，以第4军向长沙南侧分别攻击。

五、第10军固守长沙，第73军固守岳麓山，待各兵团进至第二次攻击到达线，即应断然反攻。

六、第99军第197师应防御湘江，洞庭湖岸。第92师应自三姐桥，第140师应自粟桥。分别专攻捞刀河之敌。第99师应固守湘江东岸阵地，并派一支有力部队向粟桥、福临铺攻敌侧背，截断其补给联络线。

七、各军以1942年1月1日零时为期开始攻击，4日夜前即应进入第一次攻击到达线。

1942年1月3日。

日军攻城第3天，第九战区各路大军正日夜兼程，从四面八方朝长沙压来，

东南面，罗卓英的第79军、第26军、第4军各部，已快迫近长沙；

东北面，王陵基指挥的第37军和78军，分左、右两路，沿金井至长沙的公路，快速挺进，也已迫近长沙；

西面，第73军守卫在湘江西岸，随时准备反攻；重炮兵旅居高临下日夜轰击着攻城的日军。

北面，杨森的第20军和58军，已断日军归路，并配合二十万民众，大肆破坏日军后方公路。桥梁：日军后勤运输已被完全卡断。

1月3日，夜。

阿南终于感到情况不妙，下令撤退。

1月4日。

蒋介石致电薛岳将军：“此次会战，举世瞩目，各部务必不惜任何牺牲，发扬高度攻击精神，施行坚决勇敢之包围，聚歼残敌，以求获得空前胜利与光荣战绩。”

薛岳向蒋介石回电表示：“本次会战岳已抱定必死决心，必胜信念。”

薛岳向所属各部转达了蒋介石的命令，严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各军长、师长，务必确实掌握好自己的部队，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定按革命军人连坐法重处，决不姑息宽容。如果敌人从某部队作战地境内安全逃脱，即严惩该部各级主官及幕僚。

1月4日，拂晓。

长沙城郊东南角天空出现红色闪光信号弹——中国军队对日军的包围已经完成。

第三阶段战斗。

1月4日下午。

第3、第6两师团，在长沙城郊丢下累累死尸，向北突围。却被罗卓英、杨森两集团军分割包围，并分别加以痛击。

日军处于极大困境，而且各部队都拉扯着大批轻重伤兵，行动更为困难。从长沙城外突围时，仅第3师团司令部就躺着七百多名伤兵，有的部队情况更严重，拖累更大。

4日深夜。罗卓英所部第53师在沙湖桥附近，将第3师团的野联队团团围住，发动勇猛攻击，两军短兵相接，互相混战。中国军队接连打出照明弹，竟相投掷手榴弹与敌拼杀。

第3师团司令部和石井联队经过一夜苦战，于5日凌晨来到浏阳河畔，又陷入张德能第4军的重围。中国军队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朝敌人冲杀。敌军旗被中国军队迫击炮弹炸飞。两军在师团指挥所展开惨烈的肉搏战。敌又一个联队赶到，才把丰岛师团长救了出去。

经过四天四夜反复拼杀挣扎，第3、 第6、第40师团只向北挪动了几十里路，均未突出重围。

1月8日。

阿南决心来一次困兽斗。向重围中的各兵团下达命令，“坚决围歼青山市以北地区之敌。”

青山市以北主要为杨森的部队。

是日，第6师团按照阿南司令官的命令，全力向青山市以北迂回，结果，被从郎梨市、黄花市追击而来的罗卓英集团军第4军，第26军和王陵基集团军之78军包围。全师团立即被中国军队斩成三块，层层围住，分别给予毁灭性打击。

与此同时，奉命由北南下策应大军突围的独立第9旅团，也在青山市以北影珠山钻进了杨森之20军的“口袋”。其先头部队山崎大队，自大队长以下于当日被全数消灭。

第6师团各部被分割包围，互相不能救应，且弹尽粮绝，毫无战斗力，有的冲进民房抢食生米、生菜。

阿南司令官派飞机前来救应第6师团，但双方混战成一团，飞机在天上团团打转，不知把炸弹往哪儿扔。

阿南接到飞机上传来的上述报告，万分震惊，立即命令第3、第40两师团火速前往救援。

此时，第40师团在白沙桥一带正被37军围攻，不能自拔。第3师团残部趁中国军队主力围攻第6师团之机，终于脱出重围，逃至汩罗江岸。但该师团已死伤惨重，毫无战斗力，不敢再南下救援第6师团和独立第9旅团了。

第6师团和独立第9旅团在青山市以北的重围中血战至 1月12日，大部被歼。后在大批九七式轰炸机的轰炸掩护下，神田师团长和其残部才侥幸逃出重围。

1月15日。

残敌在飞机和炮兵掩护下，逃过新墙河，本次会战结束。整个会战，日军死伤共为：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人，被俘一百三十九名。

第27集团军总司杨森的部队在打扫所辖地区战场时，因日军尸体太多，无法处理，便令平江、长沙、湘阴三县出动民工若干，挖了三个大土坑，将日军尸体集中掩埋，一个坑即有数千具尸体。杨森派人在坑旁立上石碑，上刻“万人坑”三字，以作标记。

此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同盟国军的第一个伟大胜利。

英国《泰晤士报》评道：“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国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伦敦《每日电讯报》刊文：“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美国记者福尔门实地采访湘北战场后，撰文报道：“中国第三度的长沙大捷，证明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中国军队的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即可很轻易地击败日军。”

日军中央统帅部认为，此次惨败，使部分将士的必胜信念发生了动摇，需要年余始能恢复。

阿南军司令官对自己独断进攻长沙；造成如此惨败的后果，曾向日军统帅部表示愧疚。［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4

中国军队在长沙的出色战斗，提高了蒋介石在同盟国中的威望。当长沙会战还在紧张进行的时候，罗斯福即致电蒋介石，建议将中国和英属缅甸、法属印度支那划为中国战区，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请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1日3日，蒋介石复电美国总统，表示愿意就任此职。当日，同盟国宣布了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决定，并委任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为联合国军计划参谋部参谋长，兼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协助蒋介石指挥中国战区的部队作战。

长沙大捷后的二十二天，美国政府宣布：给中国五亿美元的贷款，以援助中国抗战。

美国如此慷慨地出钱援助中国，主要原因在于四年多来的战争证明，中国人特别能战斗。这对于拖住日军，缓解西、南太平洋美军压力，完成“先欧后亚”的同盟国军事计划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美国政府宣布贷巨款予中国的当天，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他说：

中国军队对于残忍侵略者的抵抗。唤起了美国人民

和一切其它爱好自由的人民最崇高的赞扬。中国武装与

非武装人民在将近五年里实行坚决的抵抗，以反对在装

备上远为优越的敌人，他们面对巨大的差异所表现出来

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其它联合国家的战斗人员与人民全

都受到激励……

1942年2月9日。

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突然飞抵印度访问。此事立即引起日本方面的猜测、恐惧和不安。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火田）俊六大将满腹狐疑，心里嫡咕道：“在我军攻占新加坡前，蒋介石偕同宋美龄访问印度，其目的何在？”

这位总司令官百思不得其解，便令其总参谋长连夜去见汪精卫。汪精卫也摸不着头脑，搔着脑门说：“我对重庆方面的情报一无所知。不过，蒋介石此行目的十分明显，其一，对印度民众表示友好；其二，就从英、美获得借款之事进行磋商。”

（火田）俊六大将认为，事情肯定并非汪精卫说的那么简单。他在心里继续嘀咕：“元首既然亲自出马，必有重大目的，是不是为了实地看看印度有无实力参加同盟国的协同作战？”

蒋介石此行目的到底何在？（火田）俊六大将仍吃不准，又把纳粹德国派驻南京汪伪政府的大使史塔玛请来共进午餐，借此分析蒋介石之行的真正目的。

这位聪明的日耳曼人说：“蒋介石的印度之行，与本次世界大战总的战略格局有关。德国自伊朗东进，日本自缅甸西进，携手压迫印度。这是希特勒元首的理想和战略。因此，蒋介石访问印度。目的在于形成重庆、缅甸、印度的联合屏障。”

（火田）俊六大将这才恍然大悟：“唉呀！蒋介石是要组成使印度参加而排除日本的泛亚细亚同盟！也就是要在亚洲组成以中国为核心的军事大同盟，来对付日本和德国！”

（火田）俊六总司令官马上向中央统帅部提出对策：“倾全力向缅甸进攻，以切断印、中之间的联系。同时，在攻取缅甸时，必须向中、印两国中的一方或两方扩大战果，即尽量将日军占领的中间地带扩大。否则，中、印的联合，不但打破德。日的亚洲计划，还将使日本在亚洲的既得军事成果也陷入两面夹击的困难境地。”

蒋介石印度之行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战略目的。这一点也正如德国人所分析的那样。

当时，日军南进节节取胜。 1月21日，东条英机首相在议会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提出建设大东亚的构想。接着，在日军继续横扫太平洋诸岛国的情况下，东条首相向太平洋沿岸尚未遭“横扫”的国家发出恫吓声明：“缅甸、印度、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如果自愿参加日夺的大东亚建设，谋取独立，日本将予以协助。”其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些国家如果起来反对统治他们的西方宗主国，日本不但不对他们进攻，而且还会大力协助他们的“民族革命斗争”，赶走殖民者，让他们“获得独立自主”。

印度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人与英国人之间随着民族压迫的加剧，其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其民族主义者和各政治党派分为两大阵营；以甘地为代表的阵营要求印度独立自抬，与英国有矛盾，但同时又表示强烈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以拉斯·毕哈利·鲍斯为首的一方，则明确企望依靠日本的武力，赶走英国人，从而实现民族“独立”。

日本政府在1942年1月间，决定在日本占领区内编成印度独立军。此事得到流亡在德国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斯巴斯·钱德拉·鲍斯的大力支持。此人挺身而出，投身于推翻英印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在日本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成立了印度独立联盟会，拉斯·毕哈利·鲍斯为会长，并被推为印度国民大东亚代表，以迎合日本的大东亚建设。此人发表声明：依靠日，印合作向印度的民族独立前进。东条首相也宣布了日本援助印度独立的方针。

日本军方制定并得到天皇批准的对印工作：即是以反英宣传争取印度民心，使之成为倒向日本一边的国家。

处于如此复杂矛盾旋涡中的印度，如果弄不好，就将成为一个反英和日的国家。

蒋介石既任中国战区统帅，负责东方战场的战事，深感拉拢印度的重要。他在分析了东亚各国情况之后，于1942年 1月托罗斯福向邱吉尔转达他的意见：其一，鉴于目前复杂的国际局势，英国应明智地主动允许印度独立自治，以缓和英、印之间日益尖锐起来的矛盾；其二，如果英国同意蒋介石以上意见，蒋介石将亲往印度，调解英、印矛盾，劝说印度各党派参加反侵略阵线，共同对付日本的侵略扩张。

罗斯福把蒋介石的意见转告了邱吉尔。英国政府方面对如此尖锐的印、英矛盾，亦深恐印度发生民族战争，使其目前捉襟见时、自顾不暇的局面再扯开一个口子，因此对蒋介石的印度之行也表示欢迎，并希望蒋介石在离印时发表劝告印度人民与同盟国全面合作的宣言。

在这种背景下，蒋氏夫妇于2月9日由重庆起飞，经云贵高原及缅甸，于第二天午间到达加尔各答。分别与印度各党派领袖人物会晤。蒋介石使出浑身解数，向印度民族领袖们反复申明：“倭寇之所谓东亚新秩序，只是一种掩护侵略的手段。倭寇之目的，完全在奴役各民族以自饱自肥，印度人民不要受其欺骗”等等。

蒋介石在转达了邱吉尔政府关于允许印度自治的许诺后，对消除英、印隔阂起了和解作用。印度人民的“圣雄甘地”，当着蒋介石的面表示：“我们不与英人合作，系有限度之不合作，主要在于英人不给我们自由平等地位。现在，英人既然同意给印度以自由平等地位，英、印联为一气，共同抵抗侵略，绝无问题。”

蒋介石在印逗留期间，还与印度其他朝野人士及盟国驻印度军政头面人物恳切会晤，尽力把仇恨之火引去烧日本侵略者。

2月21日。

蒋介石离印前，发表了《告印度人民书》，希望中、印两大国同为人类自由努力，对于英国致诚挚之期待，深信必能从速赋予印度以政治上之实权。蒋介石在声明中称：“余夫妇此次访印，留驻半月，得与印度军政当局，以及一般友好，开诚商讨吾人之反侵略计划，与彼此共同奋斗目的，幸获一致之同情与全力赞助，殊觉愉快。……”

同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离开印度，飞往缅甸腊戌前线，视察中国战区缅甸战场战况。

此时，根据1941年12月签订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编组了远征军，已由杜聿明将军率领第5、第6、第66三个军入缅作战。

蒋介石以最高统帅身份，威风凛凛地察看了阵地，接见了部分官兵，听取了杜聿明的汇报，并作了指示。然后，带着夫人和随员登机回国。不料他的座机刚飞上云端，就被一群日本飞机咬上了。

座机内顿时紧张异常，人人感到未日来临，宋美龄已开始作升天祈祷。

蒋介石也瞅见了敌机，黑压压一大群，一共是十八架。心里也是一阵紧张，但他一转念：我身为一国元首，东方战区最高统帅，若惊慌失措，有失威严。再者，生死在天，命中注定，怕死是死，不怕死亦是死，何不听其自然，死了也留个英名在世。这样一想，他心头的慌乱也就烟消云散了。蒋介石干脆正襟危坐，摆出一副军人的威仪，还拿出书来，自顾专心默读，强压住心头那七上八下乱撞的念头，似乎对眼前的厄运不理不睬。

机上随员也为之肃然。

也可能真是蒋介石命不该绝，其座机竟然奇迹般地逃脱敌机群的追击，安全返抵昆明机场。

5

1942年10月10日。

美国费城独立厅的自由之钟，敲响了三十一下（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国庆日），为中华民国政府，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遥致祝贺。

是日，在重庆举行的国庆大典上，蒋介石以激动的心情宣布：“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国同胞，自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强自立。”

中国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越战越强的伟大力量，使得西方政府和军队上中层人士不得不改变鄙视华人的观念，中国以一个军事强国的姿态，屹立于反法西斯阵营之中。

美国军方认为，承认中国是反法西斯的四大列强之一，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对世界人民起到了鼓舞士气和政治方面的影响。

罗斯福却以更远的眼光，对中国的地位作了更加全面和确切的评价：没有中国人的抗战，世界将被法西斯打垮。他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把这些地方拿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掉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若真到那步田地，所谓的同盟国阵线将不复存在。

基于当时侵略与反侵略军事力量的对比和战后美、苏两大阵营力量的对比。从这种世界大格局考虑（罗斯福认为，中国在美国的支援扶助下，可以建设像美国那样的制度，成为美国在亚洲取代日本地位的强大而忠实的伙伴），罗斯福决心力排众议，坚定地把中国拉入美、中、英、苏四大强国之列。

罗斯福提出，战后应把世界各地的许多岛屿和殖民地从弱国手中收回。由某种形式的国际托管机构来管理。其实，他要把殖民地从原来强大而现在变得软弱了的老殖民主义手中夺过来，交给由美国、中国这样的新的强国（也就是新殖民主义大国、强国的代名词）来统治。划分中国战区时，罗斯福就把法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印度支那诸国全部囊括在中国战区范围，就是其真实意图的毫无掩饰的暴露。

1942年10月7日。

时任驻美大使的魏道明向蒋介石发来密电一道，说罗斯福希望战后同蒋介石面谈，商讨美、中共同管理西南太平洋诸国的大事。密电如下；

今日访美总统，除接谈情形已摘要电部外尚有表示，性质较为机密，谨另陈如下。总统谓建议甚欣慰。彼对大局与钧座意见完全一致，甚望战后与钧座面谈西南太平洋问题。如越南迟早均应独立，然越人不知自行治理，恐须经过一训练时期。暹罗情形稍好，战后或可即行自治．瓜哇可于范围内任其自治，波罗洲则迥然不同；马来情形亦甚困难。吾人决无统治他地之心，如菲列宾前曾要求独立，奎松先生来时，对其原则予以承认，但须有相当时期，俾具自立能力。此事关系太平洋前途甚大，故希望能与钧座商决之。

1942年5月以来，美、英两国先后通过各种渠道向蒋介石转达，愿意主动废除近百年来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另订平等条约。

10月，魏道明大使又一次从华盛顿打电报给蒋介石：

今日美国务卿面交关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草案约共十八条，要点如下：（一）取消领事裁判权。（二）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认为应当废止，同意在此协定下美国享受之权利即予废止，并将与中国合作向他国政府商洽解决北平使馆区域移交问题。（三）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认为应归还中国管理，同意美国所享受之权利即予废止，并将与中国合作向他国商洽解决该两租界移交问题。（四）规定互相内地杂居及通商。（五）依照国际公法原则与应有例重定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务卿声明两点：（一）美政府草拟此条约从最大范围着想。

（二）在商洽期内草约内容表示严守秘密。

蒋介石对这件事可真正激动了一阵子，在当天的日记本上写道：“……接获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之通告。此为总理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由我亲手达成，心中快慰，实为平生惟一之幸事。”

罗斯福在同英国领导人商讨即将成立的联合国机构时，提出由四大强国组成执行委员会。这个机构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并拥有和行使联合国警察的权力。罗斯福主张由美、中、英、苏行使管理和决定整个世界的命运，当然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主张，但中国能享有如此特权，在那之前的历史中，尚属首次。

美国人竭力将中国树为列强之一，当然是基于中国是美国的伙伴这一前提，就像先前美国是英国的伙伴，后来英国又成为美国的伙伴一样。

中国能跻身于世界列强行列，决非某个伟大人物的个人作用，它是千百万血性的中国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这是值得中华民族永远称道和骄做的！但是，可惜中国却没有在列强行列中站稳脚跟，是谁葬送了四大列强之一的地位？其一，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的经济基础太脆弱了；其二，是战后蒋介石实行的没有民主、自由的独裁统治，致使中国再次陷入血与火的内战旋涡之中。

6

1942年4月18日中午。

在暖融融的阳春气氛中，日本人正在快乐地享用午餐。不少国民都陶醉在南进部队节节取胜的捷报声中，大和民族在太平洋上的无敌行动带来的无尚荣耀和自豪感，在不少日本国民脸上都能看到。

12点15分。

在东京中央大本营陆军部的一个大院内，高参们已用过午饭，正在大院里踱步和交谈，突然，天空中响起了一阵巨大的轰呜声，仰头一看，只见一架大肚子飞机贴着房顶迎面冲来，一张令日本、人“厌恶”的白种人的面孔从机舱露了出来，向下张望。

高参们惊愕不已：那不是美国人吗？哪里来的美国人？他怎么可能出现在日本本土的上空？

那架大肚子飞机连同那张令人厌恶的脸从他们头顶上一晃而过，消失在林立的房屋后面。飞机过后，平地卷起一股强大的狂风，把庭院的花草小树都几乎给吹折了。

轰！轰！几声巨响。

高参们还没回过神来，那架大肚子飞机扔下的炸弹已经在房屋群中轰然炸响一大片，房屋像乱七八糟的破片，飞上半空，又缓缓落下。

接着，又有三架同样的美国轰炸机，超低空呼啸而来，机上的机关枪像魔鬼眨眼似地闪烁，一路扫射过去。

东京的警报终于开口大叫起来。真是一呼百应，霎时间，整个东京都是怪叫的警报声；全市一片混乱，市民都在惊慌失措地抱头鼠窜。

这些美国飞机像平地刮起的一股旋风，把日本的太平世界搅得七零八落。它们从水户方向飞来，席卷了千叶、东京、横滨、横须贺、名古屋、四日市、和歌山、神户、以及新泻等地。

日本飞机慌里慌张地起飞迎战，但终因美机飞行技术太高超，大低空，没法追踪攻击；日本的防空高炮，对这批身怀绝技的美国佬，也因其超低空飞行之速度变换，难以捉住目标而无可奈何。任其在大半个日本的领土、领空上姿意乱转，扔炸弹、扔燃烧弹、打机关枪。

三个小时零十五分钟之后，他们把炸弹、燃烧弹、机关枪子弹都倾泄完了，才从日本南端的九洲上空，向中国大陆方向速然离去。

日本陆海军部里吵成一团：这些家伙从何而来？他们的飞机到底是多少架？有的报告说只有两架，有的说有几十架、有的报告说一共有一百多架。有的猜测是从美国本上横跨太平洋而来。不可能，因为太平洋大宽了，当时无论哪种飞机也飞不过这漫漫无际的太平洋。

有的说从阿留申群岛飞来。也不是，因为日本海军早已对阿留申方面进行了严密监视，没有发现那里有什么动静。

日本陆军部认为，是美国在太平洋上某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日本海军部却坚决不认帐。因为自南进以来。海军方面一直在向国内报捷，千百次地宣布已把美、英军打得落花流水，仅有的一点力量，被日本海军赶得远远的，日本本上以外辽阔的海疆已成为日本海军的领地，绝无美、英舰只，更谈不上航空母舰了。

海军部还倒打一耙，说袭击东京等地的美国飞机是从陆上飞来的。其理由有三条：第一，空袭日本的美国飞机是陆上飞机而非海军舰载飞机，陆上飞机不可能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第二，这些飞机空袭日本后，飞向了中国大陆；第三，只有从中国大陆起飞，才有可能轰炸日本后安全返航。况且在1938年时，中国轰炸机就曾有过类似的冒险行动。

美机从中国大陆起飞的说法占了上风，日本陆军部感到汗颜。

美国飞机实际上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一切都出人意料，充满了神秘的冒险色彩。

冒险和竞争精神或许可以说是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因而引起冒险家们开发这块不毛之地时，就注入了美国人的血液中。由于这种精神，使美国在百年之中，由十万人的乌合之众，而且还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迅速地通过战争而获独立自由，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大发战争财，而成为资本主义的暴发户。从而在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迅速地超过了头号资本主义的英国，坐上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第一把交椅。

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美军的士气。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以一次大的冒险行动，袭击日本本上。组成了一支由十八架经过改装的B25双引擎陆军远程轰炸机队。挑选曾数次打破飞行速度纪录的冒险家、海军中校詹姆士·杜立特为队长。

杜立特的冒险轰炸机队，由海军“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秘密运至日本东部海域，待飞机起飞后，航空母舰就不声不响地返航而去。因此，美国轰炸机从何而来，就显得神秘莫测。

奇袭取得圆满成功。杜立特中校指挥着奇袭队朝中国大陆飞来，于当夜分别降落于江西、浙江的玉山、衢县、丽水等机场以及桂林机场。有一架飞向了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安全着陆。有一架飞机在浙江省象山海面不慎坠落，三名机组人员跳伞后失事，不幸身亡。还有一架搞错了方向，于18日半夜降落到了南昌机场，当即被南昌日军包围，五名高鼻梁小伙子被日军俘虏。

19日中午，对美国飞机来路仍摸不着方向的日军大本营，得知在南昌俘获五名美军机组人员，立即命令派遣军总部严加审讯，查清敌机起飞地点。

五名倒霉的美国飞行员当即被飞机载送南京。由（火田）俊六总司令亲自组织审讯。在动用了各种刑具之后，美国飞行员们忍着拷打折磨的疼痛，一个个仍然吊儿郎当地胡乱“招供”。

有的招供说是从中途岛的海哀尔（法国的地名）岛起飞的。有的说是从莫莱尔（西班牙的地名）岛起飞的……

（火田）俊六大将只得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供词，如数电报大本营。

大本营陆军部认真研究了审讯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美国轰炸机可能是从中途岛、阿留申群岛、澳大利亚等地方起飞的，到底从何处起飞，还是说不清楚。

原来，被日本人描绘为世界上最自私的美国人，其自我牺牲精神倒也是很顽强的。杜立特等人出发前，上司曾交待，在未脱离日本空军攻击前，如果被日军得知轰炸机队是从航母上起飞的，美军“大黄蜂”和同航的“企业号”航母将遭到日军报复而覆灭。

这几位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在日本法西斯的严刑拷打下，誓死不吐真情，使美军以两艘航空母舰为基干的庞大舰队安全脱离了险境。

4月21日。

五名美军俘虏被押送东京。在日军大本营进行了连续四天四夜的突击审问后，仍一无所获，后来，在确信航空母舰安全返航消息之后，他们才说出真正的起飞地点，日军觉得受了这些该死的美国飞行员愚弄，不禁恼羞成怒，不久，便将他们杀害了。

日军大本营认为，由于杜立特这次空袭成功，今后，美军将以广阔的太平洋某个岛屿或航空母舰为基地，轰炸日本，然后飞向中国大陆降落，或者从中国大陆起飞轰炸日本。又据可靠情报，中国空军在美、英扶持下正在重建。

在当时情况下，中国大陆各地的机场中，在浙江、江西省的机场群，特别是丽水、衢县、玉山等地的机场，对日本的威胁最大。

大本营决定进行轰炸浙江机场群的航空作战，从南方军抽调飞行第62战队（重轰炸机）至南京，飞行第90战队（轻轰炸机）至广州；又将南方军飞行第84中队（双座战斗机）的主力调至广州。隶属中国派遣军指挥。

东条英机觉得仅用空军轰炸还不够。于是，又派步兵从陆路进攻，以彻底摧毁浙江机场群。

4月30日。

大本营命令派遣军总司令（火田）俊六大将，以步兵四十多个大队兵力，配合航空兵摧毁机场群。

（火田）俊六大将接到命令却不以为然，认为浙江方面的第三战区主力才是心腹之患，歼灭顾祝同的第三战区主力部队才是当务之急。

于是，这位于1939年9月至1940年7月曾任日本陆军大臣的总司令官，根本不买他的后任东条英机的帐，按着自己的构想，调集了步兵八十二个大队为基干兵力，准备以东西夹击的攻势，歼灭第三战区主力。

这是日军从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来至1942年问，第二次使用这么大的兵团作战。（第一次是1938年武汉会战，日军地面部队为一百四十个大队）

5日5日、

东线开始进攻。

日军第13军第70、第22、第15：第116、第32五个师团，和第40师团之河野旅团等部，共五十四个大队，从浙江杭州、宁波之间向西进攻。随后又增派三个大队投入战斗。。

5月31日。

西线开始进攻。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遭到毁灭性打击的第11军第6，第3两师团，经过五个月的补充整训。已恢复了战斗力，第6师团竹原支队和第68师团之井手支队从南昌向三江口进攻，以牵制第九战区在该地区的部队，掩护第3师团和第34师团主力沿浙赣铁路向东进攻，

第11军地面部队有二十五个大队投入战斗。

海军驻南昌部队同时在长江中、下游配合进攻。

蒋介石和顾祝同开始的战略意图是：以最小兵力配置于浙赣铁路西段，对付第11军的进攻；战区主力集中在浙赣铁路东段的衢州一带，相机与敌决战。同时，以一部兵力退到浙赣线东段之两厢，开展游击战破袭战，袭扰第13军后方。

大战初期，第三战区仅以小股部队节节抵抗，日军因此进攻神速，仅九天时间，就推进到了金华外围。并从东、南、北三面对金华形成合围态势。

日军第13军司令官决定于5月25日开始，对金华发起总攻。

这时，顾祝同权衡双方兵力。敌处于优势，气势汹汹而来、锋芒正露。若在金华、兰溪地区决战，于我不利。遂命令在金华的第10集团军等部，于5月23日夜，向衢州转移，不与敌决战。仅留第88军在金华、兰溪地区阻止、迟滞敌人。

5月25日。

日军未察觉第三战区主力已转移，仍按原计划，以第15、第70、第22三个师团和第40师团之河野旅团，全力向金华、兰溪进攻。

我第88军将士，在山岳水网地带和敌进攻的路线上，大量埋设地雷。又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阵地、以山炮，迫击炮狠狠打击进攻之敌，迫使日军每向前推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

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猛攻四天四夜，仍未能拿下金华和兰溪。

5月28日上午。

第15师团长酒井中将带领司令部参谋人员及副官，骑着高头战马，亲自到兰溪前线督战。酒井一行在兰溪北面约三公里处，战马踩响地雷，连人带马坠人血泊之中，酒井中将左腿被炸飞老远。接着，附近又接连有人触响地雷，随行的兵器部长、兽医部长等人尽被地雷炸死炸伤。

酒井师团长被炸身亡，在日军中引起极大震动。因为在日本陆军历史上，“在职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第一个。”

5月29日。

日军主力同中国第88军血战五天五夜。终于攻取了金华和兰溪。这时，他们才发觉扑了个空，不但没围歼住第三线战区主力，连第88军这会儿也不知哪儿去了（第88军完成阻击任务后，便转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去了）。

5月30日。

第13军此时才弄清，“敌第三战区军主力集结于衢州附近，显然企图进行顽强抵抗。”

（火田）俊六大将决定在衢州地区与中国军队决战，一举歼灭第三战区主力。令第11军两个多师团沿浙赣线向东进攻，第13军从金华地区向西进攻。战略构想是：两军干衢州地区会师，包围夹击第三战区主力。

6月1日。

第13军主力沿衢江两岸浩浩荡荡齐头并进。北岸：第32、第116两个师团；南岸：第15、第22两个师团和河野旅团。

6月3日。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对家乡浙江的这场大战，十分重视。日军使用牛刀杀鸡战术，出动了如此多的地面兵力，目的是要找第三战区主力决战，以便一举歼灭之，决战，是日军求之不得的。于是，蒋介石电令顾祝同司令长官，原定在衢州的决战不打了，立即放弃衢州，主力转移外线，争取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

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主力向衢州南北山区转移，仅留部分兵力利用现有阵地，打击敌人。

日军预定于6月3日夜包围衢州中国军队。可是天公震怒，雷霆大作，暴雨倾盆。衢江和附近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流，河水暴涨，恶浪汹涌。暴雨连续下了三天三夜。

远道而来的几十万日军，刚发起攻势，就被浇成了落汤鸡，各路大军受阻于江河岸畔；望洋兴叹，江河上的大小桥梁，在这之前尽被中国军队炸毁；民船也早已坚壁清野，见不到个影儿。

日军冒着瓢泼大雨，在洪水和泥浆中与即设阵地上的中国军队苦战四天半，付出了惨重代价，于6月7日早上，扑进衢州城，这才又一次发现，第三线战区主力早不知遁向何方。

日军千里劳师，连续扑空，其战略目的彻底失败。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吃尽苦头，损兵折将，为此还创造了陆军有史以来第一个师团长战死沙场的记录。于是，恼羞成怒，在占领区内大肆清剿、屠杀百姓以复仇，同时，还狠狠地破坏衢州等地的飞机场，把水泥跑道也挖了个底朝天。最后，竟撬走了二百公里长的浙赣铁路钢轨了事。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记载：

因受杜立特空袭的刺激，于4月30日发令摧毁浙江机场的作战。最初计划投入四十几个大队，预定从7月15日开始撤退，7月末作战结束。但由于中国派遣军扩大了作战规模，投入了八十二个大队的兵力，并附加了拆除铁路的附带任务。8月19日开始拆除，直到9月末部队才结束作战返回原驻地。其作战规模相当原计划的三倍。而且由于突然发动作战，不容选择时机，在雨天的恶劣条件下作战，部队甚为疲劳，这是只有日本军才能完成的艰苦作战。但只怕是一次得不偿失的作战吧！事实上，由于发动这一作战使1942年为解决中国事变进行的大作战受到了影响。

　7

1942年5月上旬。

在日军南进的凯歌声中，鉴于对华和平工作已经绝望，日军大本营提出了进攻重庆，彻底灭亡中国的设想。

5月10日，前往南京布置浙赣作战的大本营陆军部田边参谋次长，与（火田）俊六进行了密商。田边通报了大本营对华新方针。即：现在南方作战大致告一段落，今后日本对外战争的重点，重新转为处理中国事变，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日军都需倾注全力尽快彻底解决中国问题。

田边说，统帅部已决定在1942年9月以后发动西安作战（50号作战），以大约五个师团的兵力，突破黄河天险，歼灭西安平原胡宗南的主力，攻战西安和宝鸡，以取得从北方进攻四川平原的出击地，统帅部计划于1943年春季以后，发动进攻四川的作战（51号作战）。设想以八个师团从西安方面从北攻战成都平原；以三个师团从宜昌方面进攻重庆，51号作战的目的是彻底覆灭国民政府，结束中国战争。

田边指示中国派遣军按照50号和51号作战要求，立即着手进行秘密准备。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作战部长田中，是积极主张进攻重庆的关键人物。他认为：如果能攻占重庆，势必影响印度和整个西亚，并促进打通印度洋，与德、意军协作，有转变全盘战局的可能。因此，覆灭重庆国民政府是促进彻底征服亚洲的唯一办法。

杉山参谋总长、田边参谋次长和田中作战部长等统帅部上层，都一致积极主张进攻重庆。但统帅部的一些课长，班长们却有不同看法，认为日军不一定能攻下重庆，即使攻下了重庆，也不一定能使蒋介石丧失抵抗力。6月27日，第11军司令官阿南将军得知统帅部正在策划进攻重庆后，感到非常吃惊，固为他作为在华日军野战主力长江主战场的指挥官，已在长江中游两岸的武汉、长沙地区同中国军队主力多次较量，最了解蒋介石部队的战斗力，因此也最有发言权，他认为凭日本现有国力，不可能进攻四川，也不可能彻底覆灭中国。

6月15日，陆军部起草了进攻四川作战的计划大要。即：从关东军抽调一百五十架飞机，加上华北、华中原有的三百五十架，共为五百架飞机；作战所需陆军地面兵力：合计为三十四个师团，进攻的重点放在长江的宜昌方面。

6月底，统帅部决定连续实施西安、四川作战方案，取消50号作战，将两个作战计划统称为51号作战。即西安作战为进攻四川的序战。设想中的51号作战，直接用于地面进攻的陆军为十六个师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空军为两个飞行师团。其规模超过整个太平洋作战的兵力。另外，在中国占领区需部署十五个师团和十四个独立混成旅团，作为对付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游击部队以及进攻四川的预备军，总计需用地面部队四十二个师团以上。

中国这块骨头，确实难啃。

7月以后，由于日本南方军在太平洋上的进攻逐渐受到美、英军强有力的抵抗，以及中、美空军的联合和加强，日军大本营深感将受到太平洋上和中国大陆两面夹攻的危险，对进攻重庆的作战准备加快了步伐。

8月25日。

杉山参谋总长指示将51号作战改为5号作战，26日，召集将参战的中国派遣军总部，华北方面军、第11军、关东军后勤和航空部队参谋会议，传达了5号作战计划，并就有关问题进行商讨，

派遣军各部最了解中国军队实力和战斗意志，对5号作战提出了非难。他们的主要意见是：

第一、质问大本营，5号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歼灭敌军，还是为了占领重庆？

第二、如果是为了歼灭敌军，则派遣军的野战主力第11军就不必进入四川，深入到地形极为险恶复杂的重庆，在武汉附近寻求战机了，因蒋介石的主力大部集中在长江中游两岸地区。

第三、统帅部应该看到：武汉地区的第11军以八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同长江北面的第五战区，西面第六战区，南面第九战区，共约一百个师的中国军队主力相对峙，完全处于被包围状态，能保住武汉占领区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我们视而不见，置之不顾，大举西进，只能是自取灭亡，

关东军也反对抽兵南下。

海军开初竭力支持陆军进攻重庆，但是，进入9月以后，却突然转向反对进攻重庆了。但是，杉山总长和东条英机召集大家来，是研究如何进攻重庆，而不是讨论该不该进攻重庆的问题。

统帅部已下最大决心，决定在实施5号作战时，再向中国增调三十六万兵力。东条英机说：“进攻南方的地上兵力为三十六万、而5号作战计划使用的兵力相当于南方作战的三倍，堪称百万大军的大远征！”

杉山元和东条英机都认为：要实现大东亚战争的最后胜利，只有首先打败中国，从长江中下游的水网地域抽出身来，否则，太平洋上的胜利等于零。

9月3日。

杉山元参谋总长和东条英机陆相一起向天皇汇报5号作战方案，得到天皇同意，同日，陆军部正式命令中国派遣军对重庆的进攻进行准备。

9月9日。

（火田）俊六大将在南京召集华北方面军、第11军、第13军、第23军和第3飞行师团等部参谋长会议，部署5号作战准备工作。

10月以后，太平洋战事对日军日趋不利，美军已开始反攻，日军接连受到重创，10月25日，日军第2师团在瓜岛发动总反攻，遭到失败； 11月14日，第38师团分乘十一艘轮船增援瓜岛，遭到美海军舰队攻击，有六艘运兵船被击沉，第38师团损失惨重；12月8日，驻守新几内亚巴萨市的日军守备队被盟军全歼……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的失败，抽调日本国内兵力于中国，进行5号作战，变成了抽调各地兵力增援太平洋战争。对重庆的进攻变得日渐困难。

11月7日，陆军部秘密与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联系，决定中止5号作战，

12月10日。

杉山元总参谋长经请示天皇同意，决定中止5号作战。并向（火田）俊六大将正式发出命令：中止5号作战。

12月7日，

（火田）俊六在南京召开各方面军、各军司令官会议，心情沉重地宣布：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失利，原定于1943年春季进行的5号作战，决定正式中止：在诸军司令长官眼前，一场规模空前的百万大军的大远征作战，像一个气泡似的还没有吹出个样就破灭了。

12月18日。

于6月29日自阿南之后接任第11军司令官的冢田攻大将，偕同高级参谋藤原武大佐等人，乘飞机从南京返回武汉，座机飞临安徽太湖上空，被驻扎在大别山区的第五战区第21集团军之138师官兵发现，立即摇动高炮，瞄准飞机就是一阵狠揍。

冢田攻大将的座机彼炮弹击中起火。拖着浓浓的黑尾巴，坠毁于太湖附近，飞机爆炸后燃烧，大将和随行人员无一生还。

冢田攻司令古于芦沟桥事变前就担任陆军部第三部部长。于1937年11月转任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后任南方军总参谋长，是日本陆军中立下显赫战功的名将。

藤原大佐曾任第56师团参谋长，是在缅甸作战中享有英名的高级军官。

这两位日本高级将领在异国他邦，折戟沉沙，抛尸荒野，最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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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决定盛衰

1

1942年下半年以后，美、英军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遂步开冶反攻，日军由风卷残云似地进攻转为节节抵抗，日本的大半个身子仍旧深深地陷在中国这片泥沼之中拔不出来。

日军大本营认为：1943年是决定日本盛衰（胜败）的关键一年。其对战局演变的判断是：美英将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攻，中国军队即使不发动大的反攻，就目前这样拖住日军，日军也将受不了。因此，整个局势对日本将愈益严重，面临倾国家民族之全力以决定日本兴亡的大决战。

天皇和大本营预感到形势的险恶，而惶恐不安。特别是对中国的战争、更令其胆寒。以前他们认为若不迅速解决在中国的战事，日本征服亚洲将成泡影；而今他们认为，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对中国的战争，日本将面临危险境地。

日本谋求从中国脱身的手段有三种：其一，通过第三国斡旋和通过“谍报路线”，企图与蒋介石和谈，停战撤兵，其二，一再向中国增加兵力，一次次地猛打猛冲，企图灭亡中国，或给蒋介石以颜色瞧瞧，迫其坐到谈判桌上来。其三，通过扶持汪精卫这样的“新政权”，以实现其以华治华的目的。日本人则趁机抽身他顾。

1942年12月21日。

在日本御前会议上，东条英机首相提出一揽子对华新政策。其主要内容为：针对美、英树立重庆政府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日本则大力树立汪精卫政府，使之在国际上提高知名度和加强其军事实力。以汪精卫的“新政权”对抗蒋介石的“旧中国”，把中日战争最大限度地转变为“新政权”与“旧中国”的战争。具体谋略手段是，日本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同时，把原属美、英等“敌国”的在华租界收归“新政权”，废除这些敌国在华的治外法权等等。

同日，汪精卫应东条英机首相之邀，抵达东京访问。在首相官邸举行“两国政府首脑会谈”。东条英机向汪“主席”面告了御前会议的决定。汪精卫感激涕零地表示：愿与日本同生共死，倾其国力，协助日本完成战争。

东条英机也向汪精卫表示：“大日本帝国将真正与新中国一起向完成战争迈进，缔结基本协定。”

两人最后商定：于1943年1月20日，汪精卫政府向美、英等同盟国宣战。

汪精卫的宣战实际上是汪对蒋的宣战。汪精卫的宣战也有其自己的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就主动提出对美、英宣战，企图以宣战来提高伪南京政府的威望，与日本“平起平坐”

在这之前，日本一直阻止汪伪宣战，原因有三。其一，担心南京政府独立自大，不好控制；其二，毫无实力的汪伪政权向美、英宣战，实在自不量力，徒招耻笑；同时，也会被同盟国认为是日本军力虚弱，不得不将汪精卫政府也推上阵来与美、英对抗；其三，南京政府宣战，很可能更加失去在中国的民心。“

现在，东条英机迫于战争形势，为了从中国脱身，不得不这么做了。

1943年1月6日。

日本大本营侦听破译了美特密第7号电报。得知美国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已由美、中双方签署的条约以及附带的换文，最近将经参议院审议生效。

东条英机为了让树立南京政府的行动取得最佳效果，决定抢在美国人前面宣布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和南京政府对美、英宣战。

1月9日上午。

汪精卫戎装裹身，挂上将军衔，精神抖擞地在南京发表对英、美《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进行大东亚战争。

接着，汪精卫和东条英机政府签订了《共同宣言》和《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汪精卫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通过和平救国，做出了一件历史性的“伟大”的“爱国壮举”。

在1942年12月21日的东京御前会议上，日本还决定“帝国对重庆不进行一切和平工作”。日本断绝同蒋介石的一切和平探讨，决不是真要打下去，而是另有图谋。但是，东条英机鉴于以往的教训，清楚地感到，如果被蒋介石看穿了企图，不但不能从中国的泥沼中拔出来，反而会被拖得更久，陷得更深。于是，东条英机政府必须表现出战胜的信心，摆出一副准备打一百年一千年的架势。

事实上，东条英机首相也并非真正断绝与重庆的和平工作，在决定“断绝”时，同时规定：（一）对重庆的和平工作，转由汪精卫政府继续来做。日本内阁首相进行指导，但要指导得十分秘密，由首相“直接与汪主席联系”；（二）日本方面应禁止一切暗示对重庆和平之类的言论宣传。

日本现在的和平工作，恰似安着套儿抓小鸟。抓鸟人虽然迫不及待，但必须隐藏得不露丁点儿蛛丝马迹，否则，鸟儿就飞了。

在做了以上一系列手脚之后，东条英机首相认为还应修订1940年11月30日汪和阿部信行签订的那些条约，因为那些条约是把中国作为日本的战败国对待的。现在，“新中国”既然已经向美、英宣战而“独立自主”了，日、中也应该重新订立一个冠冕堂皇的平等条约——日华同盟条约。

日华同盟条约的焦点是日方自动放弃在华驻兵权。这引起了陆军方面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投入那么大兵力，作出那么大牺牲，如果放弃驻兵权，就一点油水也没有了。

外务省重光外相坚决主张放弃驻兵权。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日本如何从中国脱身，而不是谈条件。他说：“由蒋介石来实现日、中全面和平，除非日本投降，否则无望。今后日本新政策的基础必须向中国民族表明日本民族的公正精神。新政策既不是以汪精卫为对手，也不是为了与蒋介石进行讨价还价，而是日本通过国民政府（汪伪南京政府）以全中国国民为对手，将以实际行动证明日本人的真意所在。只有这样才能堵住蒋介石借以动员民众进行抗战的借口。才有可能结束战争。”

东条英机支持重光外相的主张；于是，促成了1943年10月30日《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的签订。

东条英机首相认为，《同盟条约》的签订已把中国人抬上了非常体面的舞台。签约的当天，他还煞有介事地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

……帝国政府期待遵循日华新条约的根本精神使两国关系有划时期的发展，同时对中华民国完成独立自主，今后将不惜给予一切支援……

同时，汪精卫也发表了长篇声明；

……回顾中日事变爆发以来，重庆方面曾公开主张如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方可实现和平、然而就当前的状态而言，不仅得以恢复到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甚至超过了几倍，即在芦沟桥事变以前的中国，有租界，有治外法权，如今则已消失；芦沟桥事变以前，中国领土内到处呈现‘次殖民地’状态，今则美、英侵略势力已被肃清，百年来束缚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被废除。过去日华两国的方针不能相容，今则完全一致树立起永久友好的关系。现在所需要的唯有重庆方面重新予以考虑。这从大局来看，当然也对中国本身有利。因为日本履行撤兵，中国领土内的战争状态将立即解消。重庆此际必须重新考虑。重庆的所谓抗战，已并非为中国本身而抗战，不过是为美英而抗战。希望重庆方面的将士及民众应该明确认清事态，迅速决定自己应走的道路，现在为时尚不为迟。延迟一日即贻误一日……。

不管日本人和汪精卫耍出何种“把戏”，做出何种姿态，对蒋介石来说，你日本人把中国人打了一顿，又扶置了一个想取代我的汪某政府，现在想屁股一拍，一走了事，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仗，是一定要打下去的。

2

中日经过几年交战，日军死伤严重，兵员枯竭，战力下降。更严重的是日本国民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战前 1936年度，日本武器生产只占国民收入2％，在整个工业系统中的动员率为4一5％。日本经济界认为。武器生产保持在这个水平上，可以刺激国力增长，保证国家作战能力和国力同步发展。

由于日、中战争爆发，日本的军工生产急剧上升，在整个工业系统中的动员率：1938年增至12％；1939年增至16％：1940年增至26％； 1941年增至30％； 1942年增至35％；到了1943年，整个日本工业系统中，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厂矿在造枪、造炮、造子弹。造成日本工业的骤然衰退，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日本是一个能源、资源极度贫乏的工业国家。由于美国的废钢铁、石油等物资对日禁运，其他国家也步美国后尘，纷纷与日本断交禁运，使日本工业断了源，完全被卡住了脖子。

1940年，日本和所属殖民地朝鲜等地严重干旱，稻谷产量大减产。这就使日本的大米和食盐供应出现了恐慌。以后，逐年感到吃饭困难，只得依靠在外国的占领军就地抢粮和掠夺被占领国的资源过日子。

日本人自己吃不饱肚子，却背着个大大的包袱——汪精卫的“新中国”。

汪精卫“还都”不久，南京城内闹起了米荒，物价飞涨，市民震怒。不仅贫民百姓买不到米，连伪南京政府的官员、警察都买不到米。汪精卫只得向日军请求紧急援助。

1943年以后，汪精卫伪政权统治下的疆土上，更因物价暴涨而濒临绝境。日本人不得不倾囊相助，以防止南京政府崩溃。7月14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决定，对华提供紧急经济援助，由日本向华中和华北灾区，一次运送黄金二十五吨。

作为对日本的报答，汪精卫号召伪区人民大量捡拾破铜烂铁，支援日本。

在长江中、下游两岸地区到处都可看见收购废旧金属的人。

在武汉市，日本侨民团组织了许多妇女小分队，到处开展献铁宣传。有的小分队守候在各剧场门口，要求入场的观众凭票捐出废旧金属一块。无论是一个硬币或其他什么破铜烂铁，多少都得带一点，否则，不许进入剧场。

汪精卫统治下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各县政府，都成立有合作社。伪南京政府命令合作社在各地强制收购五金物资，以供日本造枪造炮造子弹之用。

日本奇袭珍珠港之后第五天，武汉地区的日本宪兵配合警备队，半夜以后突然宣布特别戒严，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行，禁止街上居民向楼下张望。日军却趁机开出大卡车，分别将武昌和汉口市区的下水道的多孔铁盖板全部撬走，装上轮船运回日本。

汪伪人员将武汉城所有大、中型房屋上的金属构件，如铁门、铁梯、铜铁栏杆等等下了个精光，

汪精卫为了把献铁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指令各地成立献铁委员会，专管此项活动。伪南京市府的献铁委员会更是一马当先。积极活动，大收烂铁若干卡车。

伪上海市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回收废金属运动。提出第一期回收铁类三万吨，铜类五百吨，以及铅、亚铅、钨等有色金属若干吨。上海公共租界共有铁门二十八扇，每扇重达三吨，全部被献铁大军席卷而去。旧租界铁制路牌共计八百零八块，也被献铁运动全部掠光。

被深陷于中国战场的大日本帝国的日子，绝不比蒋介石好过。

3

根据汪精卫对同盟国宣战后的需要，日本方面允许并帮助其组建、扩编包括保安队、警察部队在内的九十万人的伪军。

1943年3月6日。

日军大本营就组编汪精卫的伪军一事向中国派遣军发出第1454号指示，即《中国方面武装团体整备指导纲要》。指出扩编整训后的汪伪军由原来“维持和平”、“治安”的职能，转变为野战军性质，担负协助日军作战和独立地对蒋介石军队作战。

1943年春季，以武汉地区汪伪军打头阵，发动了对鄂中玉劲哉的进攻和围剿。这次战事是汪伪军转变职能后的第一次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大规模作战。

中国陆军第128师师长王劲哉，是抗日战争中一个特殊的人物。王原为杨虎城西北军的一个旅长，抗战初升为新编第35师师长兼开封警备司令。在徐州会战中立下战功，曾受到蒋介石传令嘉奖，并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荣誉纪念日颁予王部，命名为陆军第128师，拨归汤恩伯集团军序列。武汉会战时，汤司令将该师尚有战斗力的第382旅调去充实其他部队，第128师剩下的兵员连同轻、重伤兵共计不足一个团，受令开到湖北咸宁、蒲圻一带自行整休补充，对此，王劲哉对汤恩伯恨之入骨。

王带着他的残部来到鄂南，好一阵子也没把队伍恢复起来。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部队纷纷后撤；汤恩伯命令他撤退到湖南去。但他想，我现在是个光杆司令，到哪儿去都一样，便决计不买汤的帐，就呆在鄂南算了。

谁知他却等来了大好时机。

旷日持久的武汉大战后，丢失在广大战场的枪枝、弹药和各种武器不计其数，当地青壮年随手可捡几杆枪。于是，这些有了枪的人们便纠合起来，纷纷拉队伍、建组织。一时间，中原大地群雄并起，各种武装团体如雨后春笋般从长江两岸日中两军大牙交错的中间地带冒了出来。大的纠合成几千人到几万人，中的几百人到千把人，小的也有几十人。这些武装都扯起抗日救国的旗号，开展敌后游击战，

王劲哉见有这样一个大好时机，心里激动不已，决心脱离汤司令的制约和管辖，占山为王，“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斗争。

是年冬，他满怀信心地带着他那几百号人、几百杆枪，从鄂南乘虚插入敌后的沔阳地区，以铁的手腕，迅速吃掉了周兴、管子芳、周干臣、潘尚武等几股武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将队伍扩大到十五个团，不久又扩为九个独立旅，占有鄂中六个县的地盘，成为鄂中的霸主。 王师长可称得上真正的“独立”。他靠手中实力在日本人占领区建立起独立王国，实行的是王劲哉主义。他狂妄他说：“国难当头，谁是英雄？当今中国只有三个半，一个是蒋介石，二个是毛泽东，三个是汪精卫，半个是玉劲哉。我王劲哉谁的帐都不买，要学希特勒，独断独行，一往无前！”

在王劲哉住所的大厅中央，并排挂着两个人头像，一个是蒋介石大元帅，另一个是王劲哉师长。

王劲哉处处与蒋介石比高低，亲手题撰对联一幅，贴于两巨幅头像侧。上联：你蒋委员长若抗战到底；下联：我王劲哉誓死不做汉奸。

在王劲哉用自己的手段和方法筑起的那个独立王国里，他的话成为军队和民众的法规。谁违反了不但本人要被杀头，而且还观定：一人犯法，杀其全家，杀其保甲长，杀其左邻右舍，烧其旁屋。王师长的法规，就是他一时心血来潮，随口编就的十五句口号。这些法规（口号）是：

我是爱国人，爱国人是我。

我是良心人，良心人是我。

我是勤苦人，勤苦人是我。

杀少人，救多人。

杀坏人，救好人。

实行勤苦，绝对听命令。

吃饭不做事的人，是国家的罪人。

营私舞弊的人，是国家的敌人。

抗战两年，失国土大半，羞愧万分！

当了汉奸的人，儿子儿孙不能在人前说话！

听师长的话，服从我们师长的命令！

绝对能打胜仗，绝对战胜敌人！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掀起全民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王劲哉从来都是言出法随，绝不马虎。

裁缝陈某因做的子弹袋不合要求，犯了王师长“没良心”罪，被下令当着千百个老百姓的面，用刺刀捅死。第49师师长李精一的参谋副官闯入了王的领地，被判为“来摸128师底”的罪，给活埋了。王师长的老师——西北讲武堂教官刘修文千里赶来投靠他，被他下令用刺刀戳死。

为了整饬他那松松散散的军队，杀鸡给猴看，王师长突然集合队伍，宣布要杀他的亲表兄——第128师767团团长李保蔚。弄得李保蔚和全军官兵摸不着头脑。后来，他说出了原委，“现在中央军事委员会对抗战不力的，惩处了一批”，于是。他也要惩办一批，杀李的理由是“他妈的迟了两分钟开炮”，犯了王师长的“没良心”罪。

李保蔚作战勇敢，在官兵中很有影响。师部八大处长，以及驻师部的旅、团长和集合在场上的一千多官兵，一齐跪下为李求情。

王师长非要扮演一场“大义灭亲”戏不可，于是亲手将李表弟枪毙了。第二天，不知是他良心的仟悔，还是再演“挥泪斩马谬”戏。王师长又用一口漂亮的油漆棺材把李表弟的尸体装了，供在台子上，集合队伍开追悼会。王抱棺大哭，并致悼词，称李“是为党国而死”。

经王劲哉那一系列的杀人威摄，无论他的军队还是王“管区”内百姓心目中，只剩下个王师长，什么法呀纪呀都是假的，只要王师长需要，真是六亲不认，拿人血整风纪。王师长就是唯一的法纪。

王劲哉实行彻底的独立路线。他打着抗日旗号，实际上是抗共、抗蒋、抗日、抗汪，谁侵犯了他的王国，他就打谁。国民党的正规军和游杂部队欲染指鄂中，被他毫不客气地一顿好揍。连军统别动队金亦吾的主力也被他吃掉了；新四军第5师4团在天门遭到他袭击，双方狠狠打了一仗。王向“管区”县、区、乡长们下令，发现“奸匪”（对新四军的污称）活动和过境不报与留生人住宿者，一律处死。日本人和伪军多次跟他交锋，都被他打得哇哇乱叫。

玉劲哉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企图筑成他王国的铜墙铁壁。从沔阳老城到陶家坝、施家港一带，每隔三华里修碉堡一座，十米远筑土堆一个，所谓横墙阻隔；遍地挖掘壕沟，沟深二米。在鄂中大地上纵横交错，南通北达，直抵师部核心堡垒。为了修筑工事，征伐鹿寨，见树就砍，沔阳地区的树木，被推了个光头。城墙古庙拆毁一空。民众一年到头苦于军差，炎暑寒冬还得加紧施工，被折磨致死者不计其数。

在“王国”内实行严密封锁，所有交叉路口均设有递步哨所。名为防奸防特，实际上是限制人民的活动，实行法西斯统治。递步哨都有保甲长和当地老百姓担任。

王劲哉经常指派部下化装查哨，若查出民哨不负责任者，就将其全部杀死在哨所内。一次，他叫一个老大婆提个破竹篮，篮里藏一支手枪，去一个哨所试探，哨所的人见是个蹒蹒跚跚行步的老妪，未加盘查，让其走了过去。躲藏在附近的查哨人马上走了过去，将哨所的哨民全部处死。又一次，派出一支部队伪装成日军，乘着黑夜偷偷摸向一个哨所，民哨见是日军，无力抵抗，夺路而逃。事后，这个哨所的哨民全部被抓起来杀掉……

“王国”实际上是野蛮落后的奴隶制统治。王劲哉可以得心应手地强迫民众服务干他的淫威。于是，日本人认为他很有治军治政才干。武汉警备司令官古贺太郎派了四个汉奸前来“王国”劝降，那四个汉奸拿出古贺司令官的亲笔信呈递王师长，只见上面写道：本部已请示南京最高司令长官，只要王师长投降日本，就封你做湖北二十万皇协军的总司令。

王劲哉见信大怒。在信封背面批个“死”字，又画上一把刺刀，交给一个汉奸来使。骂道：“去告诉古贺，我王劲哉的战表就是刺刀！”

其余三名汉奸，被王劲哉命令卫士推出去“用刀”。

古贺太郎火了，纠集一批日、伪军进攻王劲哉。地上用平射地轰，天上用飞机炸，然后是坦克开道，日本兵在前，伪军在后冲锋。日、伪军天上地上的火力都很猛，打得”王国”官兵抬不起头来。王劲哉急了，提着手枪跑到前沿阵地上，挥着手枪骂道：“他妈的，那么多雀子在天上拉屎，怎么一点也没拉到我头上？不要怕飞机，尽力冲呀!”

官兵受到鼓舞、拼死战斗，打死日军四十多个，打伤一批，还有几辆坦克也陷进了壕沟。王劲哉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

蒋介石认为王乱了军纪，破坏了统一；日伪军认为他是卧榻之侧的一头饿虎，都欲将其搞掉。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王劲哉桀骜不驯的本性感到难以驾驭，遂密令第128师382旅旅长古鼎新除掉王。事成后由古升任该师师长。古鼎新为了向王表示忠心，竟将陈诚的密令告王。哪知古的这片忠心，反而使王产生了对古的猜忌。王认为受人策反的人，必有反主的可能，暗下决心要将古杀掉。

王劲哉对睡在自己身边这只猛虎，这颗定时炸弹越想越害怕，便提笔给38旅旅长潘尚武写了道手令：“潘尚武，务必严密监视古之行动，相机歼灭之。劲。”

哪知，像机器人一样听话忠实的传令兵，却是个智能欠佳的木偶，竟将38旅和382旅搞混了，把王师长这道机密得要命的手令，送交到古鼎新手上。古展读之后，大吃一惊，立即派人去武汉与日军联系反王投日之事。古贺见古旅长自动来降，满心欢喜，封他为汪伪军新编第6师师长。

1943年2月某日。

古贺太郎拜访驻在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军委会委员刘国钧，古贺道：“新近王劲哉手下劲旅古鼎新率部来降，王部实力尽为我所掌握。本军决定发动进攻，彻底解决鄂中问题。刘将军的意见如何？”

刘国钧略思片刻，答道：“鄂中江汉三角洲，是武汉皇军进出宜昌的咽喉，王劲哉盘据于此，扼住了皇军向西的发展，同时，亦对武汉核心部位构成直接威胁。因此、王劲哉这个钉子迟早都要拔掉。现在既然有如此大好时机，就应下大的决心，将其歼灭。”

日、伪军头目对歼灭王劲哉取得了一致意见。其实，刘国钧是蒋介石的人。他是由蒋介石亲自策划派遣，于1939年夏季，打进武汉日、伪军营垒以便为重庆服务。刘打入武汉后，得到当时的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茨的信任，先后担任伪军华中剿匪军参谋长；黄卫军副军长，军长；定国军军长等要职。此前，刘国钩接到军统头子康泽的秘密指示，要他想法借日伪之手，搞掉鄂中“王国”。

日军武汉警备司令部定下了打王劲哉的决心，不过，这次应根据日军大本营的对华新政策，主要由中国人（伪军）自己来打。

日军只出动了第13师团（六个大队）；第40师团（六个大队；第58师团（四个大队），共计十六个大队，不到两万人。却调集了定国军、中国人民自卫军等五花八门的伪军数万，共计日伪军十万之众，配以五十架飞机助战。第一次在大战役中由伪军打头阵，开始了向“王国”的进攻。

王劲哉的部队在江汉平原上同日伪军打阵地战。结果，劳民伤财搞起来的那些碉堡工事，和沟沟坎坎，尽都变成了王军的葬身之地。

古鼎新对“王国”的布防和兵力、火力配备了如指掌，他引导着一支伪军，从王军防守的薄弱处直插王劲哉的司令部，将王劲哉活捉了。

经过十来天的战斗，王部官兵战死八千六百零四人；被俘二万三千二百十四人。

鄂中“王国”如过眼烟云，彻底覆灭了。

　4

日伪军摧毁了王劲哉鄂中所据地盘之后，大军推进到长江北岸，其第3师团和第17独立旅团，突破第六战区第44军和第87军江防阵地，占领了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地。实际上突破了江南战略要地常德的第一道防线，取得了向常德进攻的桥头阵地。

常德是湘北军事要地，湘米就是从这里运往鄂西第六战区和重庆内地的，被称作第六战区和重庆的补给命脉和粮仓。同时，它在战略上亦有重要意义，日军若占领该地，东南可窥伺长沙、衡阳，西可窥伺鄂西、川东。

蒋介石深恐日军进攻常德，电令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组织部队反攻，在十天内务必将突人江南之敌打回江北去。

孙连仲把战斗指挥所推进到常德附近的桃源，以便就近指挥反攻作战。。

1943年3月16日，蒋介石飞抵常德亲自指挥反攻。

3月17日，第29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一部，对南岸之敌发起反攻，双方在洞庭湖西北的水网地带展开殊死搏斗。敌火力强大、猛烈，反攻部队伤亡甚重。

4月1日，中国军队不得不停止反攻，双方就地咫尺对峙。为加强北面防线，孙连仲将玉耀武第74军等精锐调到常德附近。

湘北长江两岸又平静下来。

5月5日，清晨。

江汉平原万籁俱寂，晨风习习，紫气冉冉；广阔的洞庭湖水，碧波荡漾；江河港叉，芦苇森森，晨雾漠漠。

守卫南县的第73军151师哨兵，肩挂长枪在九都大河堤岸上慢吞吞地溜达，尽情地呼吸这宁静早晨的新鲜空气。突然, 哨兵发现河面上，有一支黑压压的庞大船队，正向这边驶来。不觉大吃一惊，立即鸣枪报警。

晨雾迷朦的九都大河上，突然划起一颗血色信号弹。船队上的轻、重机枪一起吼叫起来，弹雨像狂风似地刮了过来……

在此同时，守卫南县东南的第73军暂编第5师，守卫安乡附近的新编第23师，以及附近第44军各部，均在晨雾中突遭蜂涌而来的日军攻击。

正当守军猝不及防一片混乱之时，大批敌机又骤然而至，对守军纵深阵地进行狂轰滥炸。

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在第73军的背后三仙湖地区也出现了日军大批舰艇部队。这些日军在三仙湖附近登陆后，立即向北强攻。至此，第73军各部完全陷入优势日军的包围之中，各部被分割包围于洞庭湖西北面的河湖港叉、水网地带，相互不能呼应救援，完全处于孤立被歼状态。

日军采用了显然与过去不大相同的战术：严格而巧妙地隐蔽战略企图，以突然闪击手段，将对方第一线主力部队“钳住”、歼灭。

担任此次出击的日军为第3、第40两个师团和第17独立旅团。在同一时间里，第3师团从石首向安乡以西出击；第17独立旅团从藕池口向安乡以东出击；第40师团小柴支队由管家埠附近强渡九都大河向南县出击；户田支队由华容向南县东南出击；钟谷支队配以舰艇，于5月2日即从洞庭湖秘密向三仙湖迂回。

第73军各部分别在重围中苦战。安乡于5月7日夜幕降临时落入日军手中，南县于5月9日被敌军占领。

5月10日。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杉山元参谋总长亲临武汉视察，指挥鄂西会战。

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把指挥所推进到沙市前线。

5月11日，在第87军和第44军侧击救援下，第73军残部才从河湖港叉中拼死突出重围，到达常德东面的西港、沅江等地。

此役，日军成功地使用闪击战术，在短短七天里，钳掉了第73军大部。中国军队死伤一万三千多人。

常德大门已被撞开，危在旦夕。

第六战区长官部和重庆统帅部顿呈紧张局面。代司令长官孙连仲是新近才从第五战区调来六战区，对本战区情况尚不十分熟悉。第六战区原有精锐郑洞国第8军，李延年第2军，方靖第66军又于此前抽调去云南远征了。

蒋介石急得坐立不安，决心再次亲临常德前线指挥督战，保卫常德要地。

正在云南和美军顾问一起组建和训练远征军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远征军司令官的陈诚，闻讯第六战区告急，赶紧飞回重庆，力阻蒋介石作常德之行。

陈诚说：“六战区抽走三个精锐军，兵力空虚，目前第73军又受重大损失，士气受影响，常德能否确保，已成问题。你若前去指挥，丢了地方，有损你全军统帅的威望，我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赴汤蹈火，义不容辞，理应我去！”

蒋介石大受感动，便打消了亲往常德念头。

陈诚连夜拟定了个保卫常德的作战方案。为慎重起见，他又派人将国防研究院的几位他熟悉的研究员接去征求意见。

国防研究院是由军委会、蒋介石亲手创办的，它的研究员仅有三十来人，都是经过实战考验的中、高级将领，其性质一方面是为了将这些入培养成新一代的全能将帅，更重要的是充任最高统帅部战略智囊团的角色。陈诚点名接去的研究员是郭汝瑰、魏汝霖、潘国华、石祖黄四人。

陈诚指着地图介绍了六战区敌我双方目前的兵力态势，以及他关于守卫常德的作战方案。恭请诸位发表意见。

魏汝霖、潘国华、石祖黄三人先后发表意见，亦认为日军的军事目的是为了抢占常德粮仓。在完全同意保卫常德作战方案的前提下，对一些具体的兵力运用问题，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

唯有与陈诚一样被人叫做小矮子的郭汝瑰，从在沙发里，盯住壁上巨大的军用地图，一声不吭。

此人虽身段矮小，却倍受陈诚器重。五年前，也就是1938年的武汉会战时，郭汝瑰即为第54军参谋长。在陈诚召开的一次作战会议上，对陈诚主持制订的武汉三镇环形工事方案，提出了完全相左的意见，把那个方案讥讽为“这是一个要遭歼灭的样子”。陈诚闻言十分不悦，便当众点将，要他讲出理由。时年三十一岁的郭汝瑰直挺挺地站起来，操着川东语调呈述了自己的不同看法。陈诚认为：郭汝瑰言之有理，不但没给小鞋穿，还当众宣布重新研究原订方案，并请郭汝瑰也参加新方案的研究。由于受到陈诚的信任，没过几天，郭汝瑰便升任集团军参谋长。

此时，陈诚见他默不作声，知道必有原因，便点名问郭有何看法。

郭汝瑰将军说：“我判断日军这次兴师动众的目的，不是来抢什么粮食，而是要吃掉六战区的主力。”

这一判断与众人看法不同。几双狐疑的眼光都射向他。陈诚一脸狐疑。

一位年长的研究员反驳道：“日军拼命攻占常德北面石首、华容、南县、安乡等地，其抢占常德的企图已经暴露无遗了，怎么能不是为了抢占常德呢？”

另一位研究员也起而反驳：“就常德所处重要的战略地位而言，日军也是肯定要抢占的，何况现在敌人已经攻破了北面防线。”

陈诚对郭汝瑰说：“那就说说你的理由。”

郭汝瑰走到地图前，指点着地图讲道：“据我看来，日军对安乡、南县的突然袭击，也仅仅在于吃掉第73军而已。因为日军除集结兵力进攻洞庭湖地区以外，在宜昌，技江，沙市也集结有重兵。总之，日军的兵力是沿长江北岸一线摆开，他们摆开这样一个阵势，是要干什么呢？再回过头来看日军对洞庭湖地区进攻的战术，敌人的手段颇似希特勒近来搞的那一套闪电式钳形攻势。因此，他们完全可以再来一次或几次这样的动作，吃掉江南部队。”

众人沉默。

陈诚又问：“照你看来，应如何办？”

郭汝瑰说：“第一，我江南沿线守军应以安乡、南县的教训为戒，力避被敌突袭歼灭；第二，应置相当数量的精锐部队于石门地区，以作战区机动，此机动部队东可侧击向常德进攻之敌，西可侧击向鄂西进攻之敌。”

陈诚觉得郭的判断很有道理，决定改变计划。此时从前线发来的敌情通报又与郭汝瑰的判断正好相反：日军攻占安乡、南县之后，其主力正在调整部署，是要向西攻击南岸守军？还是要向南攻击常德？企图不明。但是，日军已经以有力之一部向常德方向进攻。

第二日，从前线发来的急电，才使陈诚恍然大悟。原来，日军第13师团两万余众，于5月12日夜间，从江南守军空隙的技江、沙市等处偷渡长江成功，于13日清晨，突然从西北面向公安守军第87军袭来；同时，安乡地区第3师团等部，也突然掉头西进，向第87军东南方袭来。两路日军已对公安第87军形成钳形，来势异常凶猛，此时已判明，向常德北面进攻的那股日军，仅为第17独立旅团之一部，目的是佯攻常德，吸引中国方面注意力，掩护其主力对公安87军的钳形攻势。

陈诚见了前线发来的急电，禁不住拍案叫绝：“这个郭矮子，真有两刷子！”

当即，陈诚电令前线各部迅速调整部署：

一、令长江南岸第一线暴露于敌前之部队，立即向后收缩，避开敌强大钳形攻势，待敌深入至山岳地带后，再行截击反攻。

二、令原驻守桃源地区，拟为守备常德的王耀武第74军，王甲本第79军，火速调往石门地区，担任战区机动，相机侧击敌人。

三、令驻于万县地区的彭善第18军，火速赶赴宜昌以西，加强陪部门户石碑要塞的防务。

四、令宋肯堂第32军以一部兵力，前出都镇湾一带，加强清江南岸防务。

陈诚发出电令后，立即飞抵恩施前线指挥作战。

公安地区守军第87军，在日军东西两头强大钳形攻势下，情况正危急时，军长同样初接到陈诚向后撤退的命令，立即率领全军放弃阵地，向西南方转移。

数万日军在公安“钳”了个空。但马上掉头向西南穷追猛进，终于咬住了第87军和86军各一部的“尾巴”，将其吃掉了。

陈诚决定在清江沿岸和石碑要塞一线与敌决战，决战日期预走为5月31日至6月1日间。

清江方面夹击决战。

日军第3师团，第13师团等部约四万人马，加上伪军第29师等部万余兵力，在遭到我守军节节打击之后，先后占领了渔洋关、长阳地区，钻进了山岳丛林之中，到达了决战地带。

我守军机动部队第79军立即从石门北上，第10集团军从资丘南下，对渔洋关之敌夹击猛攻。

第32军和第86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对都镇湾地区的日军施以夹击。

石碑方面的阻击决战。

5月23日。

宜昌日军第39师团和第34师团约两万多兵力，在长江北岸一百多门加农炮和榴弹炮的连续吼叫声中，分乘上百只舟艇，一齐扑向南岸，冲击陪都重庆的门户。

守军利用天下闻名的峡江天险，在即设阵地上与敌逐洞、逐壕对抗，日军每向前推进一步，都要在阵地前丢下累累尸体。

石碑要塞守军第18军之11师和第5师等部，凭险固守，沉着应战。敌出动飞机和舰艇，配合陆上进攻，猛打猛攻数日，要塞阵地岿然不动。而日军却在此丢下数千具尸体。

5月31日以后。

备路日军在遭到守军夹击、阻击之后，伤亡惨重，又因久战，疲惫不堪，乃不得不全线退却。

守军士气高昂，全线奋起追击。

清江方面，担任后退掩护的敌第13师团三个大队，三千余人，在渔洋关以南磨市附近被第10集团军之新23师、55师、98师、121师各一部包围，基本上被歼灭。

日军第13师团司令部及主力，以及第17独立旅团一个大队，在宜都城郊一条狭长的山谷中，被守军第121师、第118师、第194师，第98师主力包围，几经激战，被歼灭大半。

1943年6月15日。

各路日军夺路而逃，守军奋起追击，双方完全恢复到了5月5日之前的态势。

此次会战，日军死伤：二万五千七百一十八名；毙伤和缴获战马共一千三百八十四匹；击落敌机四十五架；击毁敌汽车七十五辆；击沉、击伤敌舟艇一百二十二艘……

蒋介石来到恩施，慰劳得胜的第六战区将士。

在恩施举行的庆功大会上，陈诚司令长官登台讲话：“中国自抗战以来，因武器装备与日军优劣悬殊，中国士兵与日军在战场上的对比，通常为一与五之比。但在此次鄂西会战中，由于我方对敌情判断的准确，将士的勇猛，再加上鄂西崇山峻岭等有利条件，敌我之对比已转变为二与一之比。就是说在此次会战中。一个士兵即对付两个日本兵，却取得了巨大胜利。……”

5

1943年9月9日．

日本陆军航空兵在华最高长官中菌盛孝中将，被中、美空军飞机击毁座机，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葬身长天……

战争进入1943年，日军大本营对中国感到最不安的是中美空军的结合壮大和空袭日本本上。

自从1941年7日2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将五百架飞机装备中国空军以来，美国正将此计划付诸实施。到1942年下半年，更加快了装备中国空军的步伐。美国人在把飞机转往中国的同时，还在美国帮中国培训高级航空人员。又在印度卡拉奇创办了初级飞行员培训班，大批培训中国飞行员。1942年底，这些受过美军严格训练的中国飞行员，驾驶着三百七十架美国飞机回国，使中国空军得到了加强。这批飞机包括：B29型重轰炸机十九架；P—40驱逐机二十六架；P一43驱逐机四十一架；P一66驱逐机八十二架

陈纳德将军的援华志愿队，也于1942年7月4日被美国政府正式改组任命为驻华第14航空队。1943年初，日军大本营判断：当时，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实力为：轰炸机一百架，战斗机二百五十架。

日军统帅部还判断：在1943年度，中美空军有可能以五至十架的规模空袭日本本土，将对日本海上航线，以及台湾、日本、在华日军后勤保障和军事设施造成极大威胁。因此，陆军部决定，将侵华陆军航空兵第3师团由原来的十六个中队，增加到三十三个中队，以粉碎中美空军轰炸日本的企图，摧毁中国内地的空军基地。

大本营对侵华日军确定的方针为： 1943年度，以对华航空作战为重点。

1943年2月27日，南京。

第3飞行师团长中菌盛孝接到大本营陆军部命令：

严格监视敌在华空军势力，及时将其歼灭，并努力防止敌空袭帝国本土。

中菌盛孝立即布置对中美空军的侦察监视。几天后得到报告：美国空军战斗机约四十架、B25轰炸机七架，已进入桂林、零陵机场。同时侦破到美军电报，美军要求中国方面提供4月1日福建沿海一带的气象预报。中菌盛孝判断，肯定是美国空军要对中南沿海发动空袭或者空袭日本本土。于是，决定先发制人以制止美军的行动。

3月31日，驻广州的日军航空兵出动六架战斗机，攻击了桂林机场中、美空军。

中菌得到报告：浙江丽水机场有许多美军技术人员，正加紧装备与空袭日本本土有关的器材设备。于是中菌盛孝立即下令：轰炸丽水机场。

3月30日至4月1日，日军出动飞机八十架次，对丽水机场连续轰炸了三天。

4月1日，又令十二架战斗机攻击衡阳、零陵机场。中、美空军起飞迎战。结果，各自都有四架飞机拖着黑烟坠落大地。

同日，日军又出动战斗机、轰炸机共十八架，攻击轰炸建瓯机场，将机场跑道炸成焦土，无法再使用，

4月24日，中菌盛孝令四十四架战斗机攻击零陵机场。29日，以战斗机二十二架，轰炸机九架，再次攻击零陵机场。

4月底，湖南、江西、广西等省的中、美空军基地大部被敌机摧毁。因此中菌得意地宣布：在短期内，中、美空军已无力空袭日本本土。

正当中菌沾沾自喜之时，5月4日，六架B24轰炸机突然从琼州岛上空的云层里钻出来，把成吨成吨的炸弹倾泄在三亚市和榆州的日本海军基地上，炸得日军目瞪口呆。

5日8日，七架B25轰炸机，在十多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对广州地区的日军劈头盖脑一顿好炸，日军伤亡惨重。

5月上旬，中菌盛孝再次得到报告：最近，又有三十多架美军飞机进入中国；中、美空军又有战斗机向桂林、衡阳等地飞去。查明：桂林有中、美战斗机五十二架，B25、B24轰炸机数十架；5月8日，零陵又有P40飞机十五架飞往桂林。

中菌盛孝十分恼怒地对他手下的飞行指挥官们说：“中、美空军的脑袋就像地里的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出来一茬！广西境内的中、美空军，对我皇军太平洋作战，造成的威胁极大，一定要将他们彻底歼灭！”

第3飞行集团又出动大机群，向桂林攻击。中、美空军起飞迎战，在桂林上空厮杀得天地变色，鬼神惊异。

5月中旬，中菌盛孝令大机群编队扑向昆明。驻昆中、美飞机及时起飞迎战，给敌以狠狠痛击，使敌机纷纷被击落，只有少数几架侥幸逃脱。

5月19日，中菌盛孝再次令大批飞机前去昆明报复。可是，当他们进入云南上空，才发觉那里是一派无边无际的茫茫云雾，敌机在云雾中昏头转向，几乎迷航，只得带着沉重的炸弹和机关炮弹返航。

5月下旬，武汉日军第11军在鄂西同第六战区军队展开厮杀。恩施、梁山、零陵等地的中、美空军频繁出动，分别轰炸了日军武汉、宜昌。沙市机场，击落。击毁第3飞行集团飞机四十五架，同时，还炸沉敌舰二十三艘。”

中菌盛孝更加恼怒，下令轰炸中、美空军后方基地。

5月29日，鄂西会战进入决战时刻。日机三十六架，从炮火连天的鄂西战场上空飞过，直扑四川梁山机场, 对机场土坝和水泥跑道进行发疯似地轰炸；

6月上旬，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估计：在华美空军仍有飞机一百七十架，中国空军飞机至少还有一百六十五架，共三百三十五架。在印中航线上，担任“驼峰”运输的大约有四百架飞机。明年（1944）中、美空军可能达到拥有战斗、轰炸机共八百架的力量。

太不可思议了！制空权将为中、美空军夺去。

8月23日，中菌盛孝命令出动大机群进攻四川内地的中、美空军基地。这天，日军战斗机、轰炸机共七十三架，直扑川中航空基地。但是，还没待它们到达攻击地区，中、美空军已在天上严阵以待。日军大编队机群一看情况不妙，轰炸机群掉头就逃，战斗机队企图掩护拦击，结果，一下被打落两架，其余的也只虚幌一枪，打了几串机关炮弹，屁股一翘逃之夭夭。

这七十三架日机脱离险境后，在天上转了一阵，找不到下手攻击中、美航空基地的地方，只好把炸弹都倒在了重庆郊区和万县等中、小城镇。

8月底。中菌盛孝面对越战越勇，越战越强的中、美空军十分沮丧。现在，仅桂林一处就有中、美空军飞机一百二十多架，并推进到遂川、赣州、南雄等前进基地，还有逐次东进之势。

中菌盛孝痛苦地向统帅部报告：“由于敌预警机的加强和战斗机的优势，使我方一直采用的战斗轰炸机联合进攻，受到阻碍，不易成功，轰炸机损失日重。本飞行集团只得依靠战斗机单独进行各种奇袭和以优秀轰炸机飞行员，在夜间、黎明和傍晚冒险出击。”

9月9日。

中菌盛孝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从汉口飞往广州，去督令进行最后阶段的夏季航空作战。他的座机起飞后不久，便被一群神出鬼没的中、美空军飞机包围，在一阵冰雹似地猛烈攻击中，这位侵华日军陆军航空兵最高长官连同他的座机、在空中被击成无数碎片……

日军航空力量，由开战时的绝对优势，到1943年渐次转变为劣势。在中菌盛孝葬身长天后的那一年的最后三个月里，日军航空兵的衰弱颓败之势，已成不可逆转的定局。

11月3日，中、美空军进行混合编队，成立混合大队，统由美军第14航空队司令兼中国空军参谋长陈纳德将军指挥。

11月25日，中、美空军混合大队，出动战斗轰炸机三十架，从遂川起飞，以高超的技艺，巧妙避开日军预警雷达警戒线。超低空飞越波滔万顷的台湾海峡，对台湾新竹的日海军航空基地奇袭成功。

日军大本营陆海军长官个个大惊失色，惊呼：“这是从中国大陆对我本土的初次袭击轰炸！”当时在日军占领下的台湾并非其本土，而其所在海军基地被炸，足以证明中、美空军的强大，已由防卫阶段进入了进攻阶段。

　6

1943年8月。

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继续失利，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和参谋总长杉山元决走：于本年底，从中国抽调一批精锐师团转用于太平洋战争，其中计划从武汉第11军抽调两个甲种精锐师团（第3、第13两师团）。

此事决定后不几天，东条英机得到一份来自中国大陆的情报：陈诚在昆明已集结二十四个师，正加紧训练，准备反攻缅甸。另外，约有二十五万人的精锐部队，正在湖南、贵州之间调动集结。估计与反攻缅甸有关。

8月28日。

派遣军总司令官（火田）俊六大将接到大本营陆军部电令：在年底抽调部分主力师团转用于南方之前，以第11军主力及第13军之一部进攻常德，寻机打击第六战区的中央军，务求达到阻止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之目的。

9月7日。

（火田）俊六将军接到大本营杉山参谋总长亲笔信：

一、在不妨碍大本营全面兵力运用之范围内（即1943年底抽调一批精锐师团于南方作战的计划），极力加强对敌压迫，牵制云南方面远征军的反攻，必须进行常德作战。

二、常德作战务需严加注意，不要因此妨碍大本营计划的全面兵力运用，同时又须达到歼灭敌主力，牵制敌兵力的最有效目的。为此，总军司令官对使用兵力及作战期限等须严密计划，认真指导。

（火田）俊六总司令官将进攻常德的作战交给第n军司令官横山勇，并将驻于安庆的第13军精锐第116师团拨归横山勇使用。将进攻常德的时间定为： 1943年11月初。

横山勇对进攻常德进行了认真策划，从地形特点上看，常德东北面是洞庭湖水域，大大小小共十多块湖泊，和九都大河、松滋河等若干条大小河流，可谓水网地障，沼泽连绵，极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常德西北面是丘陵地带，交通便利，利于大军推进。因此，横山勇决定，日军先迂回常德西北方，再向常德进攻。

横山勇决定用于进攻常德的部队为：山本三男中将的第3师团；赤鹿理中将的第13师团；佐久间为人中将的第68师团；澄田来四郎中将的第39师团；岩永德中将的第116师团（第13军）；军直辖的佐佐木支队。共十余万人，且几乎都是精锐师团）

参加常德作战的还有汪精卫在武汉地区的黄卫军、定国军、中国人民自卫军等部第5师、第12师、第11师、第13师、第128师（师长古鼎新）等数万人。

10月底，横山勇将军在汉口军司令部，召开参战各兵团长会议，布宣作战计划。

参谋人员把各部行动路线图和作战计划下发给各师团长和伪军师长。

横山勇脚蹬马靴，威风凛凛地走到军用地图前，对此次行动的战略企图作进一步说明：“根据今年夏季鄂西会战的教训，本军此次行动，将采取虚虚实实，声东击西战术。预定大战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我军兵力部署。将采取与鄂西会战时完全相同态势，即沿长江岸边一线排开，以此造成敌方以为我军要发动钳形攻势，歼灭敌第一线部队的错觉。敌惧我歼灭、必向鄂西方向退缩，同时，置机动部队于石门地区。这是鄂西会战时。敌方洞悉了我军企图，所采取的奸计，曾使我军付出惨痛代价。这次，若敌方再用此法，则正中我军计谋。、

第二期，我军初期的进攻。皇军除第58师团向南方三仙湖方向进攻外，其余各兵团一律向西南斜插攻击。在石门以北以钳形攻势，歼灭敌机动主力，并造成我军向鄂西进攻的态势、吸引常德附近之敌北上。我军即使不能在石门以北歼灭敌机动兵团，也要将其北调，并将其向西压迫于鄂西山区，使之不能救援常德。

“第三期，我军攻占常德。除第39师团继续向鄂西压迫敌军外，其余兵团迅速挥师南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常德。进攻常德的具体计划是：第13师团、第3师团、佐佐木支队，向南大迂回，扫清常德西北、西南外围之敌；并将敌援兵阻击于常德外围；第68师团，穿过洞庭湖水域后，向常德东北、东南迂回，扫清外围敌军，并将敌援军屏蔽于外围。

常德即为一座孤城。

“第116师团从北面直插常德孤城，并负责攻占该城。”

日军的战略不能不说是非常精明巧妙的。

日军进攻初期。新近才正式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孙连仲将军，亦未完全判明日军此次进攻的真正企图，仍以鄂西会战的态势部署兵力。即宜都至南县沿长江南岸防线，为第10集团军和第29集团军守卫，两军结合部约在公安至澧县之间。开战之后，置重兵于鄂西，石门地区的机动部队也向北移动，企图侧击向鄂西进攻之敌。常德附近兵力空虚。

11月2日。

日军第116师团和第68师团，分别从石首西方和华容向南进攻，其态势恰如鄂西会战时，日军钳形攻歼第73军。11月9日，第116师团从红庙一带突然掉锋西进，向津市以北地区的守军第44军进攻。仿佛日军丝毫也没有进攻常德的意图。

此时，第3师团从公安附近，跨过雾气河、太平运河、松滋河，向西直取新门市，如同一把钢刀，将第10集团军和第29集团军的第一线部队从中劈开。与第3师团齐头并进的佐佐木支队、第13师团和第39师团，锋芒所及，皆为石门北方的王家厂、暖水街地区，企图将第73军和第10集团军主力第79军包围歼灭。

第73军和79军与敌展开激战。

11月9日。

第13师团司令部樱井参谋骑着战马，后面跟着一小队卫兵，前往该师团第65联队传达新的作战命令。这一小溜日军行到火岭铺附近，突然遭到埋伏在该地的一股中国军队狙击，樱井参谋等人全部被打死。守军从樱井尸体上的大图囊里翻出一大摞重要文件，其中有该师团的作战计划、命令、和行动路线图。这真使那帮子中国兵大开眼界。原来他们是要迂回攻取常德城呢！新鲜！还有份文件注明：该师团在攻占常德后将由大本营调往马里亚纳群岛与美军作战。马里亚纳在哪里？弄不明白，为了不引起敌军注意，他们又把那些文件原封不动地装进图囊，重新规规矩矩地挎在樱井参谋尸体肩上。一声唿哨，那帮子中国小伙儿进树丛，溜了。

一大队日军搜索寻找到此地，见樱井参谋的文件完好无损，这才大大地松了口气。

战区司令孙连仲得到日军将进攻常德的报告后，迅速调整了兵力部署。

一、令善打硬仗的第74军余程万之57师守卫常德城。

二、令石门地区的机动兵团和其他强有力的部队，转进于慈利西南，保持外线主动，待机夹击前来攻常德的日军。

三、令一部兵力在常德西北方向，作节节抵抗，以争取时间，掩护机动兵团转进。

四、令预作守卫石碑要塞的精锐主力第18军，从鄂西三斗坪南下，策应常德决战。

五、令长江上游的江防部队，派出较强的兵力，向宜昌敌后出击。

11月11日以后。

各路西进之敌，果然纷纷掉头南下，向常德杀来。

第39师团继续西进至汉洋河南岸，担任阻击鄂西中国军队南下的任务。第13师团、第3师团和佐佐木支队，以强大攻势，齐头并进，沿石门、慈利、向常德西南侧后的桃源，作大迂回。第68师团，继续南进，从三仙湖附近分两路，穿过地形十分复杂的洞庭湖水域，在常德东南方的汉寿登陆。第116师团从澧县附近渡过澧水，经临澧直插常德城。

常德城的外围战于11月18日开始打响。

11月22日，第3师团在空降部队配合下，攻陷桃源，一部兵力转锋北向，配合第116师团进攻常德城。

11月25日，午夜12点，日军兵临常德城下，在第116师团长岩永中将统一指挥下，五个联队的兵力，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攻城。

余程万师长指挥该部一万三千名将士孤军奋战，经三天四夜浴血搏斗，日军除在四面城下堆尸如山外，未能前进一步。

在日军飞机和大炮连日不断的轰炸下，常德城变成一片火海。但守军在余程万督率下，官兵士气格外高昂，处处都响着钢铁般誓言：寸土不让，誓与常德共存亡！

横山勇在常德城外急得团团转，他做梦也设想到这个常德城竟如此难攻。一厢情愿地认为，余程万军抵抗如此顽强，肯定是四面都被大军困死，没有退路，才在绝望中作背水一战。于是，11月28日，横山勇向攻城部队下达命令：立即在常德城的任何一方撤出攻城部队，为余程万的第57师让出一条生路，准其突围。

在常德城下碰得鼻青脸肿的岩永中将，也以为横山勇的这个办法可以拯救数万攻城大军，于11月28日下午3时许，命令常德东南方攻城的日军，立即撤出战斗，转移到北门加入攻城战斗。但是，余程万的部队，只为保土杀敌，绝非为求生路。

日军一再增加兵力，从北面、西面猛攻，企图把余程万军从东南门赶出去。敌机在城上空反复轰炸，大炮向城内乱轰。

“生路”让出一天多了，没有一个守军从那儿出去。日军从北门、西北突破若干缺口，守军寸步不让，与敌展开激烈巷战，日军死伤严重。

横山勇怒火万丈，怒吼道：“给我放火烧！把常德城全部烧掉！”

攻城日军接到军司令官放火烧城的命令，立即弄来许多汽油和其他引火材料，大肆纵火。但是，常德城多为砖瓦和土墙瓦房，火势蔓延不快，火攻，无法动摇守军的顽强抵抗，日军的进攻仍然毫无进展。

横山勇暴跳如雷，捶着桌子大喊：“给我施放毒气！派部队爆破，把常德城全部摧毁掉！”

日军在飞机和地面部队大量施放毒气的同时，将常德街道一排排，一间间地逐一爆破，一步步地向城里推进压缩。

12月2日，深夜。

余程万将军带着约二百名官兵，突围出城，去寻找援军。

12月3日，清晨。

当漆黑的天穹发出冉冉紫光时，常德城的枪炮声冷落下来。在朦胧晨光中，偌大一座常德城从地球上消失了！这里变成了一片冒着硝烟的废墟，废墟上孤零零地依稀伫立着十来户人家的房屋。

日军在付出死伤数万人的代价，用逐一爆破的手段将常德变成一片废墟并占领这片废墟的同时，已陷入了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

第九战区精锐方先觉的第10军，奉命从衡阳北上，已进抵常德南方近郊，与第3师团和第68师团激战于德山一带。第九战区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命令该部新15师，突破洞庭湖水域，杀到常德东面。第六战区机动兵团从慈利压来，12月3日，攻克桃源，主力继续向常德城推进，攻下了常德西郊的网市。集结于汉洋河一线的第10集团军等部，于11月25日即大举南下，向常德挺进。江防军精锐第18军，从三斗坪长驱直下，挺进到澧县地区，截断了日军归路。

江防军其他各部于11月13日起，即对宜昌、当阳、荆门、沙市之敌发动反攻。攻取了不少日军据点，毙敌一千多名，缴获山炮、枪支和其它军需用品无数。

日军这时才意识到中国军队已对其形成包围态势，便于攻取常德的当天下午，全部退出常德，在近郊小市镇和农庄中驻扎，与外围中国军队抗衡。

12月7日。

日军继续受到中国军队四面反攻，死伤枕藉。

横山勇接到南京（火田）俊六总司令官转来大本营命令：第11军攻占常德后，应长期确保，准备下一步作战。横山勇感到已无力确保，遂电告（火田）俊六大将，要求撤退。

12月11日。

孙连仲将军指挥各部，向常德之敌发动总反攻，中国军队精锐方先觉第10军，田镇南第30军，王耀武第74军这三支精锐打得尤为英勇顽强。

。

日军抵挡不住，陷于被全歼境地，遂全线崩溃。横山勇擅自违令突围北逃；一路由东北向安乡逃窜；其主力只好从西北向公安方向逃跑。

12月12日。

日军主力逃到澧水南岸，正准备渡河。横山勇再次接到（火田）俊六总司令官转来大本营命令：第11军必须确保常德重地。

横山勇感到啼笑皆非。向（火田）俊六总司令官回电：第11军死伤极为惨重，无力再战。目前正受到优势的中国军队包围攻击，后勤补给线也早被截断，全军面临危险状态，已于昨日突围回撤。

可是，（火田）俊六总司令官认为，第11军虽面临困境，但统帅部的命令不能有丝毫商量余地，这是大日本皇军的传统。当即向梭山勇去电，严厉训斥其违令撤退行为，并以总司令官名义下令：第11军必须重新占领常德城。

夜里，横山勇视察了停留于澧水岸边的部队。地上躺着数以万计的伤兵，到处是血淋淋的伤口和痛苦的呻吟；官兵们在这滴水成冰的野地里，互相卷曲着身子取暖。部队减员近半，一个个被饥饿和疲惫折磨得站立不住身子……

横山勇感到心寒、愤怒。部队绝不可能再有力量去占领常德那片废墟，常德会战，我11军已拼掉老本了。现在，他们竟然不顾我数万人的死活，下令再占常德。他不由得大声骂道：“统帅部，总军司令官都他妈的混蛋！”

12月13日。

横山勇再次向（火田）俊六总司令去电，历数第11军目前的困境，请求取消重占常德的命令。

（火田）俊六却认为横山勇贪生怕死，在大日本皇军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执行命令不坚决的事，于是，发来一道死命令：大本营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违令者，军法从事。

12月14日。

横山勇气得把（火田）俊六的命令撕得粉碎，撒到冰冷的澧水河里。

四周都响着隆隆的炮声，中国军队正日夜猛攻。横山勇的指挥所附近也不断运来大批伤员。他那疲惫残破的部队，正在遭到歼灭。他狠了狠心，命令机要参谋直接向东京发报：

大本营陆军部杉山参谋总长：

本军奉命对常德进攻作战，不料敌军凶悍，抵抗极顽强，我军伤亡惨重。出战五位中将师团长中，已有两位战死，旅团长以下各级官佐士兵死伤达四万有奇。出战已历一月余，我后方补给联络线早已被敌军彻底遮断，面临弹尽粮绝。在这滴水成冰的水网沼泽地带，前有蒋军精锐第18军等部堵截，后有敌六、九战区优势大军穷追猛攻，本军目前彷徨于澧水河畔，正日夜经受四面强敌围攻，随时有将被全歼危险，断难再行攻占和确保常德。此际，本军于万难危急之中，强烈请求统帅部允其撤退……

东京。

杉山参谋总长收到横山勇从前线发来的电报，不禁大吃一惊：没想到日军中最精锐的第11军团竟被打得如此之惨！

此时，陆军部又接到（火田）俊六总司令官发来的电报，说第11军伤亡大惨，又面临绝境，无法执行大本营那道再行攻占常德的命令。第11军与南京总军之间发生尖锐矛盾。对此，总军司令官认为这都是大本营瞎指挥引起的，因此，对大本营十分恼怒。

杉山参谋总长、东条英机陆相等人对此十分不安，担心这一连串的矛盾带来“出乎预料的事态”。决走放弃前项要第11军确保常德的命令。同时，急派大本营陆军部作战部长真田将军前往南京进行解释和调解。

真田飞抵南京，对（火田）俊六总司令传达了大本营的意图和新的决定，除宣布撤销前项命令之外，对大本营与总军之间产生的矛盾，表示抱歉，希予谅解。同时，还宣布大本营的一项决定：鉴于第11军在常德作战中损失惨重，原定于1943年底常德会战结束后抽调第3、第13两师团去南方军一事，现予撤销。

（火田）俊六大将也担心他与横山勇之间的矛盾会生出不测后果，急派总军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飞往第11军战斗指挥所，对横山勇和前线官兵表示慰问，宣布撤销再占常德的命令。同时宣布，除第3,第13两精锐师团不再抽调外，第13军之第116师团，也不再回安庆，归于第11军建制。

12月19日，夜。

第11军残破之部队，从澧水一线拼死突围，又遭遇第18军等各部的阻击，一个星期后，才狼狈不堪地退到长江北岸。至此，日军战略企图彻底破产。

12月上旬。

刚从开罗开完三巨头会议回到重庆的蒋介石。以常德失守时余程万师长没在阵地上为由，说余没尽到军人守上保民职责，下令将其撤职、扣押。送交军法处审判，并指示要将余判死刑。后经何应钦等人力保解释，蒋介石才将余程万的死刑改成撤职为士兵，令其回前线戴罪立功。

　7

1943年10月。

罗斯福和邱吉尔之间，电文频繁往来，两人都以极大的热情，倡导召开同盟国中四大强国首脑会议，策定反法西斯的全球战略。

10月28旧。

蒋介石收到罗斯福的电报：

……我正促成中、英、苏、美同盟之团结，我尚不

知史达林（斯大林）能否与我相晤，但在任何情况下，我

极望与阁下及邱吉尔能及早晤于某处，时间为十一月二

十日至二十五日之间……

蒋介石当然乐意参加这样的会议，一方面可以提高他本人和中国地位，另方面也可力争同盟国的“协调”（支援）。当即给罗斯福回电：“同意”。

因为斯大林一向看不起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因此，他先是以许多借口，拒绝到开罗与中国人同席赴会。经罗斯福驳斥后，仍坚持不赴会。

罗斯福和邱吉尔只得将四大强国会议，分做两次开。美、英、中在开罗开，主要研究亚洲和太平洋打击日本的战略。斯大林同意派外交部长奠洛托夫列席开罗会议；美、英、苏在德黑兰开，主要研究在欧洲和北非打击德国和意大利的战略。这样，四大强国就分成了三比三两大集团。但是，没过几天，斯大林又变了卦，连外交部长也不准前往开罗赴会了。

11月2日。

斯大林致电邱吉尔，电文说：“仅限于三国政府首脑参加的会议，理应根据以前已经取得的协议在德黑兰举行。应当绝对不准任何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

按照四大强国作战的协调需要，德黑兰会议，中国首脑不参加，也理应派代表参加。所以，“绝对不准任何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即是不准中国派代表参加。

11月23日，上午。

开罗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外，这三国首脑的高级幕僚也到会。会上，蒋介石就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反攻作战，以及中国战区作战物资的供应等问题，与美、英方面磋商，蒋介石与邱吉尔站在各自立场上，在对缅甸的反攻，以及各应出多少兵力等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总的说来，中、美、英三国首脑还能坐到一块商谈。

当天晚上，罗斯福和蒋介石进行了长谈。在场的除罗、蒋外，只有宋美龄和罗斯福的秘书萨姆纳·韦尔斯。主要讨论了打败日本之后，中国领土的归还问题和亚洲事务。罗斯福和蒋介石取得一致意见：战后将东三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琉球群岛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是否维侍，由日本人民自决，以及朝鲜独立等问题。

罗斯福希望共同打败日本后，中国能在亚洲取代日本的地位，以敝为美国在亚洲强有力的伙伴。因此，他希望中国能改造成像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因此，在谈话中表示，他对蒋介石以一部分兵力监视包围陕北延安的做法不能理解，希望中国建立一个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废除一党专制。

12月1日。

《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发表。宣言说：“三国并非为自身谋求任何利益，亦无扩张领土之意；同盟国的目的在于剥夺日本自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以及日本从中国手中盗取的一切地域，如东北、台湾、澎湖岛等归还中国。把日本从它以武力及贪欲攫取的所有土地上驱逐出去。三同盟国注意到朝鲜人民的奴隶状态。决意将使朝鲜自由独立。本上述目的，三同盟国将与各同盟国协调，继续执行为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的重大而长期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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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最后疯狂

　1

1944年2月初。

美、英军攻占马绍尔群岛，进而轰炸日海军联合舰队基地特鲁克和马里亚纳、加罗林等群岛。2月18 日，军务局长佐藤面见东条英机，提出从马里亚纳和加罗林群岛撤退。东条英机于1942年9月25日宣布划分的太平洋绝对国防圈已被撕开了个大口子。

战火快烧到日本大门口了。

日本朝野人士中，要求更换东条军人政府，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呼声日渐高涨。东条军人政府和对外侵略扩张的战争政策在国内也已越来越孤立。

值此严重时刻，东条英机却认为，战争失利是因为日本国内政治民主化造成的。民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成天吵吵嚷嚷，干扰政令统一，使全国不能统一意志，集中力量进行圣战这个战争狂人崇尚的是独裁统治。他和所有独裁者一样认为，独裁的好处在于：用管理一个班十个士兵的方法，就能管理好一个国家。当然这方法是极血腥和野蛮的。

此时，东条英机已是首相兼陆相、内相、文相、商工相、军需大臣，实行全面独裁。但是，他还觉得不够，还要进一步由他来实现日本陆军的统帅权和指挥权的高度统一。

2月18日夜里，东条英机拜访宫内大臣木户幸一。他明知此人是极力主张赶他下台的头面人物，却特意首先找他。

东条首先将目前恶化了的局势全盘托出，然后逼着宫内大臣就范。他提出：在此决定日本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唯有一个办法拯救日本，那就是独裁统治。他提出的具体要求是：实行军政一元化（大本营与政府内阁）；实行军队统帅权和指挥权的一元化（内阁陆军省和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部）。为实现这两个一元化，大本营陆军部杉山参谋总长必须辞职，由东条英机兼任参谋总长；海军省大臣和大本营海军部军令部总长之间，也应照此办理。

为了争取宫内大臣并进而争取天皇支持，东条英机提出，一元化以后的政府内阁和统帅部，将更加直接置于天皇领导之下。也就是说，一元比即强化天皇的军政一元化。

为了给自己的独裁统治铺平道路，东条还采取了以下手段。第一，将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部（元帅府）法定的一名中将级参谋次长，增为两名，即再设一名大将级的大次长。并于翌日把中部军司令官后宫淳大将召来首相府谈话，把这块“肥肉”塞进这位军中关键人物嘴中，以求其支持；第二，日本只有陆、海两军（空军分别配属陆、海军部），陆相已由东条兼任，海相成为最关键人物。东条英机向海相岛田大将许愿，一元化后，由岛田兼任大本营海军部军令部总长，日海军军令部总长通常也是由元帅出任，这样，海相当然乐意“一元化”。

东条英机的军政一元化统治，遭到日本朝野内外强烈反对和谴责。但也有不少人天真地认为，也可能独裁真能使日本的衰败起死回生，取得战争胜利。

杉山参谋总长坚决反对东条的一元化，他说：“统帅与政务不能混同，这是日本明治宪法定下的制度，我不同意所谓的一元化。”

杉山总长把阻止东条英机独裁的希望寄托在海相岛田繁太郎身上。在他看来，只要海军反对，东条的独裁就槁不成，可是，他哪里知道，此时，海相已像东条一样积极地到处活动，争取军中上层人物支持海军的“一元化。”

2月19日，下午。

经东条英机提出，由人事局长官永恭次主持陆军三长官会议（即参谋总长、陆相、教育总监），最后讨论决定是否实行一元化问题，三长官会议上，参谋总长和教育总监两长官一致反对一元儿。

杉山元说：“参谋总长作为指挥全国陆军作战的实际统帅，与内阁陆相的政务不能混同，参谋总长必须专任不能兼任，这是明冶宪法明文规定的，如果认为我不胜任，可以另选帅才，但绝不能由首相或陆相兼任。”

教育总监的态度更强硬，“军政分立；政务与统帅分立，这是明治变法确定的根本大法，东条陆相所提要求不合宪法；不能同意。”

三长官的讨论始终以二对一形成僵持局面。但是；东条要开这个会绝不是真要讨论该不该实行一元化。而是向他们摊牌，必须实行一元化。相持不下时。东条亮出王牌：第一，陆、海军都一致要求并大力支持一元化；第二，他本人坚持一元化，决不动摇，毫无改变余地；第三，国难当头，再没有比一元化更好的救国救民的办法了。

最为利害的一条是海军也支持一元化。这就是说陆军不搞一元化，海军也要搞一元化。

在独裁者咄咄逼人的压力下，那两个长官像被强奸犯施以强暴的弱女一样可怜巴巴地哀求，“只此一次！”

杉山元和山田教育总监在记载人事调动的卡片上签名，并再次用白纸黑字哀求：“作为临机特殊事例只限此次同意兼任。” 那两位“决策者”虽是迫不得已而“同意”，但从他们内心讲，还是对独裁统治寄以无限希望的。他们幻想真像东条英机所宣扬的那样，通过独裁的高度一元化，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日本的许多人，包括相当一部分当初竭力主张更换东条英机政府的上层人士，也都持这种态度，在绝望中，多数人总是幻想能出现一颗灿烂夺目的大救星, 照耀自己。大独裁者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的上台，无不是这样的。

东条英机实现军政和政务与统帅权一元化的同时，海军也实现了一元化。接着在澳北和菲律宾的南方军也实行了一元化。

一时间，走人战争歧途面临绝境的日本，兴起了一元化热，好像东条英机首相真给日本民族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实际上那只是独栽统治者玩弄民众的一个手法而已。它只能加深日本在战争中的危机、苦难和不幸。

2月21日，东条英机首相实现一元化：立即决定于1944年度扩军三十二个师团，连同原有的六十九个师团，共一百零一个师团，实行全民皆兵。

2月25日，内阁发表决战非常措施纲要。

2月26日，美、英军在绝对国防圈新几内亚岛北面的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登陆。

3月7日以后，拉包尔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状态。

3月5日，英军温盖特少将的空降兵团在北缅伊洛瓦底江两岸空降。

3月15，英军第15军在印东英帕尔发动攻势，28日截断科希马至英帕尔之间的大道。

3月31日。南方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古贺大将及司令部幕僚战死。

3月30日至31日，美、英空军轰炸荷兰迪亚（今查亚普拉），日军第4航空军遭毁灭性打击。

3月末，独裁者东条英机所做的第一件“救国救民”的大事，即禁止人民，包括军政高级官员的言论自由。在接连惨败中，勒令军民高唱胜利凯歌。东条英机在高级阁僚会上，一脸杀气地咆哮道：“近来，我上层出现失败情绪。我们要尽力辅佐天皇陛下，坚定必胜信念，对最后胜利的信念，决不容许有丝毫动摇！今后，要严禁民众和大小官员谈论和平问题！”

另一个仅次于东条英机的独裁者——海相兼军令部部长岛田大将，也在同一时间，向海军统帅部官员发出命令，“要注意每个人的言行，决不许任何人在言行上流露出失败情绪！军令部部员之间，更要极力防止有损必胜信念的言论！对那些对必胜信念发生动摇者，军法从事。”

2

1944年3月。

东条英机向他的老上司（火田）俊六大将下令，实施1号作战，即打通大陆走廊作战。他向（火田）俊六总司令官指示，此次作战的目的是。第一，在美；英军封锁太平洋航线的情况下，打通一条北起满洲，横穿中国大陆，南至越南河内的铁路交通线，又从满洲到朝鲜半岛与日本相连，保持日本与大陆的进出自由：第二，消灭中国西南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消除其轰炸日本的威胁；第三，消灭重庆军队主力，特别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

其实，东条英机孤注一掷发动1号作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太平洋战争接连失败情况下，集中优势兵力在中国大陆上施展淫威，以改变其独裁统治的被动局面。

为实施 1号作战，东条英机决定从满洲和日本国内向中国大量增调兵力。

从满洲调人中国派遣军的地面部队有：

第27师团；三个独立工兵联队；二十个独立汽车中队；十二个独立辎重兵中队；四个野战补充队。

从满洲调派遣军的航空兵有：

二个飞行团司令部；三个战斗机队；一个袭击战队；三个重轰炸机战队；三个飞行大队。加上派遣军原有的第3飞行集团，新组建中国派遣军第5航空军，下辖两个飞行师团，由山下琢磨中将任军司令官。

该作战最早计划参战兵力为四十万，汽车一万二千辆，战马六万七千匹。实际作战时，投入的兵力比计划要大得多。

另外海军武汉方面舰队和香港方面的第2遣华舰队，配合陆军在长江中游、湘江、西江水路进攻。

打通大陆走廊作战，自1944年4月开始，至1945年1月结束。日军在灭亡前，在中国大陆上几乎疯狂了一年时间。

第一期作战——打通平汉路南段。

1944年3月10日，南京。

（火田）俊六大将在总军司令部召开各方面军、各军司令官会议，部署打通大陆走廊的作战计划。 他说：“我军进行的第一阶段作战，将打通郑州至信阳的铁路线。该地区为中国第一战区防区。敌情判断：敌军在这一地区的主要作战兵力为十八至二十个军，约三十五至四十万人。其中约有半数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将军的中央军。我军应特别重视捕歼敌中央军，尤其是消灭该战区的核心主力，汤恩伯的王牌第13军。”

“总军命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茨大将，为此次作战总指挥。“华北方面军第12军司令官内山中将，率领第37师团、第62师团、第110师团、坦克第3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独立步兵第9旅团，骑兵第4旅团，从郑州以东突破黄河天险，向平汉铁路南段沿线发动攻势。要以突然的手段，一举击溃敌军，占领并确保平汉铁路南段。

“华北方面军第 1军应以一部兵力，配合第12军进攻。

“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以独立步兵第11旅团主力七个大队的兵力，从信阳北进，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

“第13军应以有力之一部；从安徽蚌埠地区，沿黄泛区南侧西进，策应华北方面军的作战。

“第5航空军司令官山下琢磨中将，以一部航空力量，配合地面部队进攻。

“进攻时间为4月17日；作战期限一个月。”

各军司令官受命而回，积极调兵遣将，以作进攻准备。

按照（火田）俊六大将的作战计划，共计投入的兵力为十五余万人。但是，在4月17日发动进攻时，又投入了从满洲转调来的竹下义晴中将的第27师团，华北方面军直辖的野副中将第63师团全部，四万多人马。因此，日军进攻平汉路的实际兵力超过二十万之众。

3月中旬。

日军猛然向黄河以北增兵后，使两年多来渺无战事的第一战区指挥官们也嗅到了一点儿火药味。司令长官蒋鼎文上将在洛阳召开本战区军长以上将领会议，商讨还击日军进攻问题。

但是，蒋鼎文等人仅仅凭着敌人将对一战区发动一次进攻这洋十分笼统模糊的猜测研究对策，因此，针对日军的企图、目的、兵力，以及进行兵力调整部署等问题，均无从谈起，实际上，战区长官只是向大家报了个警，再要求各集团军、各军官长把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等等，尽快向后方转移而已。

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将军认为，既然已判明敌将向我发动一场进攻，与其坐以待毙，莫如先发制人，应立即出动飞机轰炸敌人在黄河铁路桥南端的北邙山阵地，拔掉敌向南岸进攻的桥头堡。再以一部兵力杀过黄河向北岸去，打乱敌军部署；变被动迎战为主动进攻。

但是，李家珏的建议未被蒋鼎文重视。在蒋上将看来，自1941年5月中条山大血战后，日军与第一战区隔河相峙已达三年之久。日军未突破一战区南岸防线，都是因为他部署的坚强防线，使敌凛于我军威力，不敢轻举妄动而越雷池半步。因此，现在一战区的防线没有必要调整，更不必大惊小怪地四处出击，只要稳坐钓鱼台就行了。

蒋鼎文强大的江防兵力部署情况是：

战区长官部的帅旗插在洛阳。

郑州至陕县沿黄河南岸一线，约二百公里的河岸上，集中驻扎着四个集团军，外加韩锡侯第9军，马法五第40军，谢辅三暂编第4军。

各部防守区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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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蔚如第4集团军驻守郑州地区。

刘茂恩第14集团军驻守洛阳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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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珏第36集团军驻守新安地区。

高树勋第39集团军驻守渑池、陕县地区。

以上四个集团军和其他部队，至少二十五万人马，都将重兵迭次配备于黄河岸边，广大后方几乎无机动兵力。

在这约二百公里的黄河南岸，真可谓筑起一道血肉长城。

蒋司令长官幻想用这道血肉长城挡住北岸日军进攻。他将战区长官部置于岸边洛阳城，以便在第一线指挥河防作战，同第一线将士安危同在。作为高级指挥官，这种精神固然可嘉，但他却忘了，高级指挥官本人亲临前线，与高级指挥部置于前线完全是两回事。高级指挥官在前线牺牲，只要他的指挥部健在，仍可掌握全局，使指挥不中断；倘若高级指挥部被打掉了，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第一战区另一兵力集团，就是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上将指挥的三个集团军和其他部队。其兵力部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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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谦第31集团军，驻扎于郑州以南。

何国柱第15集团军和陈大庆第19集团军，全部置于平汉路南段东侧。

另有贺粹之第12军、刘昌义暂编第15军等和豫皖边区的杂牌军若干。

汤恩伯集团的兵力态势和企图是：在郑州东边黄泛区中牟，部署前哨守军一个师（暂15军第27师）；在平汉线南段西侧配置精锐机动兵团；其他兵力在平汉路南段东侧，向东防守。

汤恩伯战区副长官部设于叶县。

4月17日，晚上11时。

日军第37师团从中牟北方突破黄河防线，从东、西两个方向迂回夹击中牟守军第27师。夜里12时发起总攻，凌晨两点钟即占领中牟镇。

此时，洛阳的蒋鼎文得到的情报是：“今晚，敌人在中牟渡河，现在只有百余人，正同我军战斗中。”12点过后，蒋长官通知各部：注意警戒河防。

4月18日。

早上，敌第37师团全部渡过黄河。一路向郑州扑来，另一路向郑州以南迂回。

继第37师团之后，敌第12军主力各兵团，从中牟北面争相渡河南进。

汤恩伯急令暂15军军长刘昌义，速派部队阻止日军渡河。刘军长令新29师86团就近北上，该团刚赶到郑州东北方，就与日军遭遇，仓促应战，大批日军在机械化战车导引下，如同黄河之水，汹涌而来。86团很快就被冲溃。

“血肉长城”东线情况万分严峻。中部，洛阳北面，敌第27师团从18日至20日，连续三天发动猛攻。第一战区长官部顿时受到极大威胁。其实，第27师团只是佯攻，意在吸引江防军注意力，掩护主力从东线源源不断过河。

4月19日。

清晨，日军第37师团一部推进到郑州城下，开始攻城。敌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赶到，至20日，第62师团、第110师团主力赶到，同郑州守军第4集团军展开血战。

4月21日。

日军坦克第3师团全部，骑兵第4旅团赶到郑州附近，以强大的坦克群阵势和骑兵部队，迅速对第4集团军构成包围态势。守军主力防守于北面。敌却从东面突破，迂回闪击，防线顿时震动。该集团军第38军和第96军恐遭敌歼灭，皆奋力向西突围。两个军退到郑州西面四、五十公里处，方才稳住阵脚，然后在汜水至嵩山一带向东布置了防线。

郑州失守，蒋鼎文将军的血肉长城垮掉了一大段。

日军攻取郑州后，第37师团一部继续沿黄河南岸向洛阳方向进攻。其主力沿平汉铁路线向南猛扑。

叶县。汤恩伯在指挥部向有关各部下达命令：（一）赖汝雄第78军之42师和新15军一个团守卫新郑；（二）刘昌义新15军第29师守卫许昌；（三）贺粹之第12军分别防守叶县、襄城、邱城、源河。

以上各部，必须死守，阻敌南下，作战不力者，擅自撤退者，军法重处。

（四）石觉第13军各师，分别由临汝。禹县、密县向北运动，迅速在登封地区集结、侍机侧击从郑州向西进攻和南下之敌。

4月21日。

日军主力蜂涌南下，新郑守军势单力薄，仅半天就被敌人攻破城池。日军第12军在此设前进指挥所，等候后续部队。27日。日军主力全部集结在此。

4月28日。

新郑日军第62师团、第63师团、第27师团、第37师团（一部）、坦克第3师团、骑兵第4旅团、独立第7旅团部，倾巢南下，以牛刀斩鸡战术，会攻许昌。

同日，日军第13军以八个步兵大队和二个山炮兵大队为基干的混成联合部队，在第65师团长太田米雄中将指挥下，由安徽省蚌埠地区沿黄泛区南侧，向豫中平原杀来。

新15军第29师血战许昌。

新15军军长刘昌义将军于开战初，在中牟县组织27师阻敌，该师被优势之敌冲溃。刘军长和几个随从人员从中牟向许昌赶回，途中几次被日军包围，几历险境，才到达许昌以北十八里处的和尚桥。该处为第29师86团阵地，团长姚俊明见军长一身征尘，从前方赶来，十分吃惊，派了一个连护送他到许昌城。

刘昌义等人从86团出来不远，又被一股南下的日军包围。警卫连扑进一片坟地里，与敌恶战一场。正难以脱身之时，幸好天黑了下来，刘军长才在警卫部队掩护下摸出坟地，到达许昌城；

日军已将许昌地区四面包围，外围战斗于28日打响，29日许昌外围据点被敌扫除，30日开始攻城。

第29师师长吕公良将军指挥部队死守孤城。这时，见刘军长只身前来，吃惊不小，埋怨他不该到这孤城死地来。刘军长与吕公良研究了守城计划，又同吕师长一道去守军各阵地检查督战。

日军第37师团一部、第62师团主力和独立混成第7旅团，在坦克第3师团和骑兵部队配合下，对许昌城猛攻竟日，毫无进展，且死伤甚重。

下午5时，日军出动重轰炸机十二架轰炸许昌；城外，一排排野战炮齐声怒吼，许昌城笼罩在硝烟和火光之中。

在敌飞机、大炮掩护下，一大群赤裸着上身的日本兵，举着刀枪，怪声嚎叫着从西南方向城里扑来。这就是由日军陆军中尉小川率领的赤膊突击队。但当他们冲近城墙时，被守军一阵机关枪狠狠扫射，顿时。赤膊突击队纷纷猝然跌扑下去，一个个在血泊里痛苦挣扎、呻吟……

守军伤亡也极其惨重。

刘昌义和吕公良在电台上向汤恩伯告急求援：“汤司令，我部伤亡惨重，请速派援军！”

汤司令斩钉截铁地回话：“限令你部再坚守三天！三天后将有援军前去许昌解围，”

刘昌义苦笑笑，自言自语道：“三天！日军都已突破一些口子啦！”

汤恩伯急令第29军和87军前往许昌救援。但日军早已在外围配有打援部队，两支援军都被优势之敌阻击于许昌郊外。

4月30日，下午。

日军坦克群冲进许昌城内，在城里进行所谓“全封闭攻击”达一个多小时。城里尚未被敌机和大炮完全摧毁的房屋、战壕工事、尽被坦克轰塌轧平。

守军誓死不屈，冲击战壕工事，与敌短兵相接，展开手榴弹战。

敌坦克在城里疯狂了一阵，即被守军用手榴弹、炸药包炸毁几辆，其余的也受到中国步兵的攻击，坦克反而失去威力。日军纷纷跳出战车，同中国军人拼拳头、刺刀。

整个许昌城都在展开巷战和惊心动魄的肉搏战。

吕公良命令八个士兵，将刘昌义军长强行拖离战场，送出城去。

5月1日，拂晓。

许昌城的枪炮声和喊杀声停止了。日军攻占了全城。

中国陆军新编第15军第29师全体将士完成了自己神圣的使命，永远地躺在了这座古城的土地上！

许昌城永远忘不了他们！永远呼唤着他们那不朽的英灵，他们是：第29师师长吕公良将军；第29师85团团长杨尚武；第29师87团团长李培芹；第29师86团营长胡光耀；第29师87团营长何景明。

日军围攻汤恩伯军的精锐部队。

石觉第13军各师，根据汤恩伯命令向登封地区集结。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将军也赶来登封，准备指挥该军和集团军其他各军侧击反攻日军，策应各方面作战。

第13军正在向北运动之中……

4月30日。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无线电侦破，获得石觉第13军动向，冈村宁茨顿时两眼发亮，如获至宝，立即向第12军司令官内山中将通报并下达命令：

汤恩伯军在我军进攻开始后，行动积极，其精锐主力正在北上，决心向我猛扑。据方面军无线电监听到的情报，第13军正向登封一带集结，目前正在北进途中。这是围歼该敌的大好良机。方面军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全歼该敌。为此，着令你军在攻取许昌之后，停止南进，主力迅即向西转进迂回，完成对敌之包围，并将其彻底歼灭。

5月1日，早上。

内山中将在刚攻下的许昌城里，向各兵团下达了停止南进，围歼第13军的命令。

第13军是抗战部队中一支著名的军队。抗战初期，由汤恩伯任军长。汤恩伯指挥该军各师在华北南口与优势日军对抗，即以迂回侧击战术见长。后来，在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中，汤恩伯都以该军为手中王牌，以侧击手段狠揍日军，出师皆捷。第13军因此威名远扬，同时，它也成为日军的死对头，决心予以歼灭。冈村宁茨认为，这次只要歼灭了第13军，第一战区中国军队将不战自溃。

5月 1日，日军兵分三路，同时对登封地区实行大包围。

第一路：以坦克师团、骑兵旅团为前导，快速推进，以第37师团和第27师团大部兵力随后跟进。该路日军从许昌出发，沿着许昌、襄城、郊县、临汝、洛阳公路齐头并进。前面数百辆坦克和上万匹战马的大军并肩驰骋于千里大平原上；后面，数万步兵成数路纵队浩浩荡荡向西掩杀而来，其来势之猛，推进速度之快，人力之强大，均为抗战以来所罕见。远远望去，人喊马嘶，战车隆隆，豫中平原上平空腾起一片黄色的“浪潮”。

这路大军在向西行进中，顺便横扫了襄城、颖桥、灵井、郊县等地的守军据点。仅用两天时间，其坦克、骑兵大队，就推进到了临汝镇，切断了第13军的退路，完成了南面和西南面的包围。

第二路：第62师团主力和部分坦克部队，向许昌西北方的禹县出击。禹县地区驻有第29军，此部亦是汤军主力之一。

第三路：第110师团主力，从郑州西南出击；第37师团一个联队，从新郑向西出击。两部首先夹击密县附近第 4集团军之110师，占领密县后，完成了登封东北面的包围圈。

正在登封地区集结整休，准备反攻的第13军，突然遭到十多万日军包围，处于异常危急之中。

汤恩伯电令石觉军长：速将部队转进嵩山之中，力求避免被敌围歼，相机跳出敌军之包围圈。

第29军也在禹县地区遭到优势日军围攻，受到一定创击，赶紧向嵩山退避。

第13、第29两军，在嵩山中与敌周旋，力避日军锋芒，于5月10日前后，从西南方向突破日军封锁线，与第85军一部，安全转移到嵩县以南。

日军围歼第13军的计划顿成泡影。但是，汤恩伯的以第13军为主力，反攻侧击日军的计划也同时告吹了。

洛阳溃败。

当汤恩伯兵团在中牟、许昌地区与敌血战和周旋，几乎吸引了全部敌军主力的二十天时间里，蒋鼎文兵团十一个军，却一直蹲在黄河南岸边，向北静待，坐等日军进攻。

5月初，从许昌出发向西迂回的日军第12军主力之先头坦克群和骑兵部队，一路杀来先占领了临汝，然后继续向西北快速推进，于5月上旬攻下了洛阳南郊的龙门。5月13日，坦克部队开始从南面攻城。

进抵洛阳南面的坦克师团另一部和骑兵旅团一部，马不停蹄地从龙门继续西进，到达洛阳西南方战略要地洛宁。

5月10日左右，当中国军队第13军等部突围后，第37师团主力和独立第7旅团从临汝地区向西穷追突围的中国军队。该敌进至嵩县地区，与洛宁的坦克、骑兵部队相呼应，构成一道防线，遮断了洛阳西南侧后。

5月9日，郑州附近的日军第63师团向西进攻。10日，冲溃第4集团军汜水、嵩山防线，沿黄河南岸西进。11日到达洛阳东郊，以一部兵力从洛阳北面穿插，13日到达洛阳西边重镇新安附近。

5月9日，日军第1军独立第5、第59两个旅团，在渑池北面白浪渡突破新8军河防阵地，从东面向洛阳杀来。同时，日军第1军另一部兵力，从陕县突破黄河防线，也从东面杀来。

“血肉长城”从东至西，全线崩溃了。

蒋鼎文司令长官因恐被日军包围，于5月6日就将长官部撤到新安，又于10日半夜惊慌失措地带着幕僚和参谋人员，从新安向西南撤退，通过洛宁进入了绵亘于豫西的伏牛山中。

聚集在洛阳附近的河防各军，群龙无首，一团混乱，各自急着如何将自己的队伍带出这块死地。

5月17日，李家珏带着第36集团军总部和47军来到渑池以南一个叫翟涯的小镇。新组建的第64集团军总司令刘戡也带着总部来到这里。接着，高树勋的第39集团军总部和新8军，被大批日军从河岸上打垮，也逃到了这里来。顿时，这个小小的市镇竟聚集有三个集团军总部和暂编4军、第14军、新8军和第47军。人拥马挤，水泄不通，尾随新8军从河岸上追来的日军，也到了这附近。

总司令、军长们急得不行，再这样下去，将被日军全歼。于是，公推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将军出来统一指挥，将军们聚在一起商议，决定继续西撤。李家珏部主动担负后卫，掩护各军西退。

5月21日，清晨。部队撤退至陕县秦家坡时，日军又迫到。李家珏指挥一个特务营阻击敌人，掩护高树勋等部转移，日军数千骑兵蜂涌而至，将李部包围。李家珏指挥特务营与敌反复冲杀，终因寡不敌众，将士全部牺牲，李家珏将军亦壮烈殉国。同时遇难的还有第36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周鼎铭少将；步兵指挥官陈绍堂少将等人。

李家珏上将不幸殉国的噩耗迅速传至山城，军民为之震惊。李家珏，字其相，四川蒲江县人。家乡人民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儿子而悲痛万分。各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蒋介石亲自撰文祭悼：

其相同志忠勇奋发，抗战以后，驰骋疆场，摧击顽敌，迭著功勋。本志决身歼敌之精神，为国家民族尽天职，求仁得仁，实其素愿，正气千霄，河山永共……

5月上旬，日军打通平汉路南段。5月24日，日军占领洛阳城。5月下旬，日军继续西进……

3

5月下旬。

冈村宁茨决定乘着日军豫中会战胜利余威。从洛阳地区继续西进，直捣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西安，以摧毁西安地区中、美空军基地。

日军分两路向陕西方向进攻。一路从黄河南岸西进，直扑潼关而来；另一路向卢氏方向推进。

陕西告急！

蒋介石令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官陈诚赶往豫西，收拾第一战区残局，协调第一和第五战区作战，阻止日军西进。

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将军此时正在华山养病，得知日军对陕西大兵压境，急忙下山。亲率精锐第34集团军东出潼关，在豫西灵宝、卢氏一带山岳地区凭险布阵，迎击日军。

第34集团军中的第 1军，是胡宗南精锐中的精锐，被冈村宁茨看作与汤恩伯的第13军同等厉害的王牌。胡军士气旺盛，以逸待劳，狠狠打击西犯之敌。

日军的机械化兵团一进山区便失去优势，经胡宗南兵团凭险阻击，锋芒顿挫，被阻击于崤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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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汤恩伯已在伏牛山下调整好第31集团军等部，以第13军为前锋，向洛阳西南重镇宜阳发起反攻。

西进日军后方受到汤军威胁，又被胡军阻止在崤山前进不得，遂放弃进攻西安企图，主力回援洛阳，反击汤恩伯兵团。

陕西危机解除，蒋介石大大地松了口气。但是，他又敏感到另一个危机：南阳和襄樊之间那一块平原，仍是日军机械化兵团逞凶逞狂的大好之地，若日军从豫中平原挥兵南下，势将把包括第五战区长官部所在地老河口在内的中国军队全部圈了进去。

5月末，蒋介石电令陈诚，赶紧调整兵力部署，加强豫西南和鄂北防卫。蒋介石的电令说：

（一）令68军、55军以一部守备鲁山，而以主力为机动，准备打击南犯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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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令陈大庆第19集团军转进南阳东北方城一带。

（三）令59军在南阳西方内乡附近选择有利地形，构筑据点工事。

（四）令汤恩伯兵团停止宜阳方面之反攻，主力转移内乡以北地区待命。

（五）第五战区主力应特别注意意豫中日军南下，随时准备反击进攻南阳、襄樊之日军。

6月初。

蒋介石为加强西安、陕南防卫，将日军拒止于豫中，特命陈诚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将第八战区的陕南地区划为一战区，设战区长官部于西安。

任命陈诚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说明蒋介石对该战区的高度重视。同时，给一战区配备的兵力，也为抗战后期全国战区之第一。

第一战区兵力序列如下：

司令长官：陈诚。

副司令长官：胡宗南。

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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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集团军：李仙洲（辖第89军）；

第31集团军：王仲廉（辖第85、第78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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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集团军：孙蔚如（辖第38、第96两军）；

第34集团军：李文（辖第1、第16、第90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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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集团军：丁德隆（辖第36、第80、第7三军）；

第38集团军：董钊（辖第3军、骑兵第3军）；

商南指挥所主任：郭寄峤（辖第27军）；

豫省警备司令：刘茂恩（辖第15军）；

战区直属暨特种部队：

第17、第40、暂编第5三军：

炮兵第11团；重迫击炮第3团；战防炮第52团；工兵第3、第5、第9。第13四团；宪兵第14团。

陈诚对一战区防御态势进行了认真调整。他认为：为了确保西安、巩固陕南，须以伏牛山为根据地，固守豫、陕边境交界处的潼关、朱阳关、西陕口、荆紫关等各要点，以控制豫陕公路。兵力应以豫陕公路为轴，呈辐射状纵深配署于山地。

当豫、陕形势稳定下来后，蒋介石才回过头来收拾他的两个不争气的浙江老乡——蒋鼎文和汤恩伯。蒋介石对原第一战区失守郑州、洛阳，兵败豫中，极为愤怒，责令蒋鼎文辞职。还撤了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和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职。

陈诚也借着整顿一战区部队战斗作风为名，狠狠收拾了一下汤恩伯。在陕西商县清油河镇召开的豫中会战检讨会上，陈诚拉下老脸，视而不见同乡情面，对汤恩伯严厉指责，把豫中失守的责任尽都归咎于汤恩伯兵团的“四不和”。即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官兵不和。

陈诚的老部下，原第六战区战地党政工作总队少将总队长刘培初（已转任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长），也跳出来跟着陈长官大反汤恩伯、还投书揭发了汤恩伯“四不和”的罪行。

河南党政代表团的一些政治嗅觉特灵的人物，也从检讨会上跳了起来， 义愤填膺地控诉汤恩伯的十大罪状，这些人还联名写请愿书，要求蒋介石严办汤恩伯。

在陈诚的胁迫下，汤恩伯只好硬着头皮当众检讨交待错误和罪行。但是，当大会一完，汤恩伯就翻脸不认帐，跳起脚大骂：“陈矮子，这回整得老子好苦，妈的浙江人还整浙江人。总有一天整到他自己头上去！”

接着，汤恩伯接到蒋介石电令：离开一战区，前往重庆接受统帅面训，听候处理。汤恩伯只好打点行装，带着几个亲信随从，孤孤单单、凄凄惨惨地离开部队，取道陕南前往重庆。

　4

1944年春季。

东条英机在决定打通大陆走廊作战的同时，又向太平洋“绝对国防圈”上增加和新设了第31、第32两军和第7方面军，使美、英军在太平洋上的反攻受到异乎寻常的顽强抵抗。

为了牵制日军兵力，策应太平洋反攻作战，罗斯福和邱吉尔决定在缅甸北部发动反攻。部署于印度东部英帕尔和科希马地区的英军第14集团军和印军一部，奉命向印、缅边境推进。

3月5日，温盖特少将的英军远程迂回突击部队约一个旅的兵力，在日军缅甸方面军第15军的后方伊洛瓦底江沿岸空降成功。

在这之前的1943年11月，史迪威将军指挥着中国远征军新1军和美军第5307暂编团组成的中、美联军，从东印北部的利多向缅北进攻，旨在打通滇缅公路。到1944年3月，中、美联军推进至缅北胡康谷地，与日军第18 师团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殊死搏斗。

日驻缅方面军对温盖特空降兵造成的威胁并不怎么理会，只用少数部队进行封锁作战。驻缅方面军主力第15军却倾巢而出，对英帕尔地区的英、印军予以迎头痛击。

3月8日至15日，日军第15军主力第31、第33、第15三个师团，在第5飞行师团配合下，突过缅北亲敦江，向东印边境进攻。

3月16日，第33师团将印军第17师包围子印缅边境的通赞、新盖尔之间的狭窄谷地，同时还将印军中的许多劳工、一千多辆汽车、二千多头家畜也囊括在包围圈中。

当天，日本各大报刊电台宣称；缅甸前线的歼灭战达到最高潮，完全截断了英、印军退路，万余敌军在通赞的烈火中挣扎。

3月17日，罗斯福急电蒋介石：

……新编第 1军正予日军第18师团以沉重打击，日军缅甸方面军主力已被拖在英帕尔及阿恰布方面。英空降部队正在威胁第18师团背后，对此请予注目。 盟军如失此良机，日军恐将重整旗鼓再度进攻。预料胡康方面之第18师团必将求援，对此可能由第56师团抽调一个联队。

望阁下命令云南军司令长官发起攻势，使此大好机会得到发展……

蒋介石完全明白，罗斯福此时敦请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主要是解英、印军在英帕尔平原之围，蒋介石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拒绝令远征军出击缅甸。

第一方面，当时日军打通大陆走廊作战尚未开始，但他已从日军大量转运中国等迹象中预感到，中国将面临一次异乎寻常的进攻。因此，他正准备把云南远征军调往内地，作为反击日军这一大进攻的骨干力量。

第二、在开罗会议上，蒋、邱、罗三人曾商定，反攻缅甸由中、英两军共同进行，即英军从缅甸沿海登陆进攻，中国远征军队云南打出去，两头夹击缅甸日军，收复缅甸全境。但是，开罗会一结束，邱吉尔就不认帐了，拒绝出动海军舰队和陆战队向缅甸沿海进攻。蒋介石也幸灾乐祸，认为缅甸本来是英国属地，占领与否，与中国并无多大关系。你英国人都不愿打，我中国人何苦操那份心。

拖了十天时间，蒋介石才给急得坐卧不安的罗斯福回电。在说明中国面临的紧张突变形势后，说道：

……中国为能对盟军及中国自身尽到义务，当前之重要课题为：

一、必须倾全力保持作为大规模轰炸日本本土唯一地面基地之中国战区。

二、因盟军决定不久将为进攻日本本土进驻中国沿海基地，中国需要为此进行准备。以上乃中国方面当前之重要事项。同时考虑到中国在过去长达七年的对日战争中所承担之兵力、物资已达巨大数量。强使超出中国之国力，必将招到灾难，并为云南、四川乃至全中国造成深刻影响。倘如此，恐将招致日军入侵云南、四川以及新疆革命、山西赤化与最终全国赤化的新局面，进而使我政府无法尽战争之义务，以至失掉对日作战之基地。权衡上述理由与中国之义务，如目前中国战区不能适当加强，自云南发起攻势则不可能。在开罗会议之际，余曾向阁下言及，一俟英国在缅甸沿海展开大规模登陆作战，我主力当立即对缅采取攻势。

此一约定，现今仍当有效。

正因余考虑缅甸之军事地位，理解协力之必要，故已同意自云南派往印度两个9师，以增强新编第1军。总之，余深知中国对东亚地面作战所肩负之重任，并感谢迄今给予中国之援助。

请对阁下之盟友，寄予一如既往之信赖……

3月末，日军三个师团在英帕尔、称希马地区，对英、印军展开了大规模的追击歼灭战。

3月27日，日军前线报道：战火在英帕尔平原燃烧，敌第4军的根据地陷于极度混乱中，败敌两个师的大兵力拥进了英帕尔平原，造成了大混乱。

英、印军吃紧，罗斯福着急，于4月3日，再次电催蒋介石令远征军反攻缅甸。电文云：

日军目前对英帕尔的进攻，其目的在于截断印、中联系。如攻势得逞，日军下一攻击目标无疑为胡康之新编第1军，其次为阁下之云南军。

当前缅甸西部及缅甸西南沿海虽正在激战，但独怒江前线平静。如此，日军得以抽调第56师团之一部，以对付英空降部队及新编第1军之威胁。

对阁下美式装备的云南军不能进击已被削弱的第56师团，余实难想像。即使区区一个师团的炮弹能在怒江江畔干扰贵军，亦无力阻止贵军之进击。我方过去装备、训练阁下之云南军， 正为在此时机予以利用。

云南军如不能用于协同作战，则空运装备，提供训练教官等我方费尽心血的广泛支援，完全失去了意义。日军在英帕尔、胡康、阿恰布方面作战，七个师团之大部正在展开。

余殷切希望阁下迅速采取行动。

对于罗斯福总统这一措词强硬的电报，蒋介石于当日回电，表示抗议。因为当时日军从山西黄河北岸的大规模进攻已迫在眉睫。

4月 4日。罗斯福不顾蒋介石的抗议，再次致电，以更加强硬的态度，要求蒋介石履行同盟国义务，迅速越过怒江进攻缅甸。

蒋介石也火了，采取软抗，不作任何答复。

罗斯福更火了，认为蒋介石大自私，只要美援，不履行共同的义务。4月10日，史迪威将军奉命停止了对中国远征军的物资供应。

4月14日。

蒋介石不得不改变态度，指示军政部长兼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向中国远征军下达了反攻命令。

中国远征军是一支经过蒋介石在中国精锐部队中挑选出来，又经过美军在云南严格训练，配备美武装备的精锐之师。它是蒋介石的本钱和骄做，但若没有美国资助，恐怕难以成其为远征军。

1944年4月，在卫立煌司令长官指挥下，在怒江东岸发动北缅反攻的中国远征军部队有：霍橙彰将军第20集团军所辖第53、第54两个军。宋希濂将军第11集团军所辖第71、第2、第6三个军。何绍周的第8军。

　5

1944年5月25日。

派遣军总司令官（火田）俊六大将和第5航空军司令官山下琢磨中将，以及参谋人员飞抵武汉，分别将总军和航空军战斗指挥所推进到汉口，以便就近指挥打通大陆走廊第二阶段作战——长沙、衡阳会战。

在这之前，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已将主力悄悄地集结到长江沿岸；日本国内的第47师团和新征招的十万补充兵及战马四万匹，已顺利运达武汉，补充和加强第11军战力；在日本首都东京担任防空的最新“四”式战斗机第22战队，亦安抵广东和武汉机场；担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作战的华北方面军第27、第34两师团和坦克第3师团一部，亦巧妙地南下，集结于武汉地区。

当天夜里，在汉口第11军司令部（派遣军前进指挥所设于此），由总军召开各参战部队兵团长会议。

（火田）俊六总司令官讲话：“我方投入长沙和衡阳作战的兵团为：第11军七十个大队；第1 军第37师团、第13军第64师团、独立步兵第5旅团、第1、第2、第4三个野战补充队，共三十个大队；华北方面军坦克第3师团一部，第27师等部三十个大队；华南方面军二十个大队。地面陆军部队共计一百五十个大队。另外，还有第5航空军，两个飞行师团，海军舰队和陆战队协同作战。这是自我军对中国开战以来，使用兵力最大的一次作战。” （注： 1938年武汉会战，日军地面部队为一百四十个大队，航空兵约一个师团；1942年摧毁浙江中、美航空基地，日军地面部队为八十二个大队。）

（火田）俊六接着说：“总军判断，敌第九战区部队加上第六战区可能增援的部队在内，在我军进攻长沙时，敌方使用的兵力约为四十个师；我军进攻衡阳时，预料敌交战兵力为五十五个师左右。区区五十五个师；在我如此强大的步空兵团面前。是不足为虑的。”

“本次作战，攻克长沙是重要一环，自应全力以赴。但是，我军此次所用兵力，长沙一举可破，不成问题。战局的关键在于，我军攻克长沙之后，向衡阳进攻时，中国远征军可能回援反攻。这是本次作战的最大危机。因此，在远征军到来之前，能否攻下衡阳，是本次作战成败的关键。总军要求，所有参战兵团、务必重视作战速度。陆海空军紧密配合，快速推进，抢在远征军到来之前，一举攻占衡阳城！”

“由于本次作战涉及几个方面军部队参战，总军将亲自负责协调指挥。战场总指挥由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担任。”

在此之前，横山勇的几位前任，曾指挥第11军同薛岳将军的第九战区进行过三次长沙会战，三次都以第11军的失败而告终。 横山勇认真研究了这三次失败的原因，从中研究了薛岳将军的战略思想和第九战区的作战特点。在此基础上，横山勇制定了第四次进攻长沙和进攻衡阳的作战方案。其总的原则是：第一，将兵力分为两个梯队，前后两次出击，对攻击目标进行波浪式的交替推进，交替攻击；第二，置强有力的精锐部队于两翼，造成对方中心地区的空虚和孤立，以便攻击夺取之。

就这两点，对于在湖南省这样的山岳水网地带进攻作战，堪称一绝。

横山勇向参战部队的将军们指示：“这两点完全是针对薛岳第九战区以往一贯战略、战术来的。因此，在进攻时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第一，当我军第一梯队全线进攻时，中国军队必然以有力部队从两翼侧击，尾追。我第二梯队的进攻，正好将这些侧击和尾追，以及破坏后方交通的中国军队夹在中间，予以歼灭。第二，我第一梯队全线进攻，快速推进时，中国军队必以精锐主力从两翼运动，以期包围我军进攻长沙的部队。这是以往三次进攻长沙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此次进攻，我军特配置精锐的优秀兵团于两侧，将中国军队两翼山岳丛林中的机动兵团变为内线被夹击状态。这样中国军队就无外线机动兵团可言。长沙重地成为孤城，我军预定的攻城兵团，尽可放心攻城，无需担心被敌包围侧击。”

此一计谋确实是取胜之策。它摆在第九战区面前的有两种选择：第一，要使自己的机动部队处于外线，就尽早退得远远的，不要去救长沙城，听凭日军占领长沙好了。第二，若想救援长沙，或尾击牵制进攻之敌，自己则被置于前后夹击、左右受敌的死地。

厄运已经注定。

（火田）俊六总司令官决定：进攻长沙的日期定为日军战史上最“光荣的纪念日”——5月27日一1904年的这天，是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打败沙俄波罗的海舰队的日子。

5月中旬。

长沙，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

第30集团军第34师101团团长骆湘浦匆匆赶到，向薛岳司令长官报告一个十万火急的情报：“据刘立藩处传来的情报，日军正在武汉地区大量集结，征集民工，准备向长沙大举进攻。同时，日军鉴于三次长沙会战，从正面进攻失败的教训，今后将以大兵团从湘赣边境插入，指向株洲以南，围歼长沙外围机动部队。”

刘立藩当时任汪伪政权武昌市长，此人为重庆军统方面人物，打入日伪营垒为抗战服务，他的情报一向较为准确。但是，这个情报并未引起薛岳重视。他认为，日军在太平洋战事吃紧，正急于从中国抽兵南下。再说，日军调集了华北和武汉的兵力，正在进攻豫中平原，不可能再有大的兵团向武汉集结。还有，目下正值夏季，湖南的稻田、堰塘和江河湖泊都蓄满了水，最不利于机诫化部队行动。基于以上情况，薛岳非常自信，日军不可能在这个倒霉的季节向长沙进攻。

薛岳和许多人一样（包括罗斯福、邱吉尔）还不知道，日本于1944年初猛然扩编新设了三十二个师团。这一数量相当于日本1943年兵力总数的一半。当然有能力在进行豫中大会战的同时，再增加兵力于中国，进行长、衡会战。

又过了几天。

第27集团军之20军军长杨汉域将军来长沙向薛长官报告：“本军在临湘敌后打游击的一个营，近几天接连向军部报告，日军已在临湘、岳阳一带大量集结兵力，准备进攻长沙。情况异常严重”

薛岳对此付之一笑。认为是下级军官被敌迷惑，大惊小怪。因当时豫中大战仍在进行，日军必然在长江岸边虚张声势，向南佯动，以牵制南岸部队。

翌日，机要秘书送来重庆统帅部发来的十万火急的军情通报：现已证实，有大量日军集结于湘北和鄂东南通城，崇阳一线，目前正向南移动占领前进阵地，准备大举进攻长沙。

薛岳这才吃了一惊。

当天夜里，第九战区长官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御敌方案。会上因意见不同分成两派，争论十分激烈。以战区代理参谋长赵子立将军为首的人认为：日军进攻豫中平原所动用的兵力，规模空前，从目前得到的情报看，日军进攻长沙的兵力也是规模空前，又加上日军有三次长沙会战吃败仗的教训，必然采用新的方法来攻。因此，我们必须确定新的作战方案。以薛岳为首的人坚持认为，日军可能用较大兵团来攻，但决不是所谓规模空前，大得可怕。同时，这山这水这地仍是以前的模样儿，日军在这样的环境中作战，纵有千变万化，也逃不脱“天炉战法”的天罗地网。

最后，当然是司令长官薛岳的意见占主导，仍按老办法布置兵力，迎击来敌。薛岳唯一接受了一点新东西，就是鉴于最近蒋鼎文的长官司令部被敌打掉，使一战区陷入大混乱的教训，为防万一，决定将第九战区长官部转移到长沙以南约二百公里的耒阳。

薛岳布置完兵力，就带着长官部人员去了耒阳，并将第九战区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上报军委会及蒋介石。

薛岳刚到耒阳就收到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指出第九战区的敌情判断不合实际，过份乐观，兵力配置存在问题，令其迅速变更部署。

薛岳对此不予理睬。

不一会儿，电话铃便响了起来。薛岳拿起话筒一听，原来是白崇禧的长途电话。

白崇禧说：“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日军在湘北集结的兵力，大大出乎我们原来的预料，其战力绝非到长沙就达极限，就是到了衡阳也未必达到极限。因此，我和何应钦总长的意见是，放弃长沙，固守衡山，在渌水以南与敌决战。”

薛岳在电话中对白崇禧说：“长沙为湘省中心，第九战区配署数十万大军于此，如果不守长沙，还有何颜面见湘中父老？长沙必须死守，主力在渌水以北浏阳以西地区与敌决战！”

白崇禧说不动薛岳，两人又在电话上吵了起来。

薛岳认为，你白崇禧纯粹是蹲在重庆瞎指挥。想想1939年9月第－次长沙会战，你和陈诚跑来浔口，不是也说长沙守不得吗？结果怎么样？三次长沙会战都打下来了。按我薛某人的办法，次次凯歌高奏，你蒋委员长，你统帅部的大员，也得次次为我挂胜利的勋章。

白崇禧深知要说服薛岳这牛脾气太难。现在他有那三次长沙大捷为理由，别人更是难以动摇他的态度。实在说，在湘省方面的战事中，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他薛岳。何、白二人只好默默祷搞：但愿这次也像前几次一样，一切都如薛将军预料的那样，再打一个长沙大捷。

5月27日，拂晓。

湘北大地。日军在横山勇指挥下，第一线兵团同时发动了进攻。

左路兵团（外线精锐兵团）：第3、第13师团，从崇阳沿湘、赣边境山岳地带，向南猛插。左路兵团的第二梯队为第27师团等部。

中路兵团：第68、第116师团，从岳阳地区突破第20军防线，直向长沙扑来。中路兵团的第二梯队为第58、第34师团。

右路兵团（外线兵团）：第40师团、独立步兵第106联队、独立混成第17旅团、独立第5旅团、军直辖针支队、海军舰队、陆战队等部队，从洞庭湖水域向南进攻。

前线已在激烈战斗。

长沙，湖南大学内。

奉薛岳之令守卫长沙城的张德能第4军，战区代理参谋长赵子立随带特务营，战区炮兵指挥官王若卿率炮兵第3旅，此时正在大学内召开“三方”会议，研究兵力配备和步、炮兵协同作战问题。由于薛长官仅指定张、赵、王三人负责守城，却没明确这三人中谁为统帅。因此，职责不明，三马同槽，谁也管不了谁，造成指挥混乱。

会上，三方一致认为日军将以大的兵团进攻长沙。但在兵力部署上，却各执己见，相持不下。

赵代参谋长提出：“长沙只应作为一个持久的防御点来迟滞、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以争取时间，以利于我机动部队的集结与决战。因此，应将第4军的两个师和炮兵置于城西岳麓山，一个师放在城里。只要岳麓山阵地能确保，长沙城就可确保，就是在长沙城不能确保时，由于主力在岳麓山这边，也可掩护城里那个师西渡湘江，免遭日军歼灭，向西或向南撤退也来得及。”

张军长的意见与赵代参谋长针锋相对，主张将主力放在城内死守。决心亲率两个师住进城去，一个师放在湘江西岸岳麓山。

在双方争执不下时，张德能搬出薛长官这块王牌压人，说：“第4军将主力放在城里，这是薛老板指示的。”

张德能军长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上将的侄儿，与薛岳关系当然密切。有了这层关系，张军长当然没把赵代参谋长放在眼里，一味地按自己的主张行事。他将第90师放在岳麓山这边，自己亲率第102师和第52师住进城里，军指挥部设在城内坡子街中央银行的防空洞里。

6月6日。

日军右路兵团突过洞庭湖水系，占领沅江，并将第六战区南下救援的王耀武集团军阻击于益阳地区。同时，敌以有力之一部继续南下，于6月16日攻占长沙西面战略要地宁乡。

中路日军第一线兵团两个师团，突破新墙河第20军南岸第一道防线，一度包围20军133师，并企图包围歼灭第27集团军总部和20军主力。经20军另外两个师救援，打破日军包围，20军主力和第27集团军总部才从平江退向左侧，并南下，企图向浏阳地区靠拢。

中路日军第一线兵团长驱直下，于6月8日抵达长沙城郊，仅以一部兵力攻打长沙城，主力却绕过长沙，继续向南推进。

中路日军第二线兵团第34、第58两师团，在一线兵团扫清的通道上快速推进。6月13日，第34师团与右路军的志摩支队和针支队会合，共四万余兵力，从长沙北面突然西渡湘江，迂回攻打岳麓山守军。第58师团也在这时一鼓作气推进到长沙城下，迂回到西南方向长沙发动猛攻。

日军左路（外线优秀兵团）之一、二线兵团于6月中旬，在浏阳地区将正在运动中的第九战区机动部队第44、第72、第58、第37等各军前后夹击，左右围攻，打得该几军一团混乱，纷纷向江西边境突围溃退。

整个战区乱了阵脚，陷入被动挨打局面。

薛岳急得顿足捶胸，叫苦不迭，只得向各集团军、各军下令：“各部队索敌攻击。”

长沙城处于危急之中。

攻打长沙城的日军是中路第二线兵团和右路一部兵力。如同巨浪汹涌而来，其锐气在推进途中丝毫未受挫折。

岳麓山守军力量单薄，在日军连日猛攻下，渐呈不支状态。

张德能军长此时才感到赵子立的意见是正确的。他想从城内抽一个师增援岳麓山，但城内船只早已派去疏散物资去了，无船可用。

6门16日，深夜。

岳麓山外围阵地失守，山上炮火支援受到削弱。湘江东岸，日军发疯似地向城内猛扑，城里一部分核心阵地也被敌突破。

张军长面临的情况万分险恶，若岳麓山失守，城内两个师将被全歼，遂命令第102师抢渡湘江，增援岳麓山。

由于战况惨烈紧迫，从城里撤退的第102师官兵，以为是从长沙撤退，当队伍拥到江岸时，便争相渡江，秩序大乱。队伍过江后，只好沿着岳麓山至衡阳的公路退却。

张德能军长还蒙在鼓里。

九天来，他在城里亲自到各阵地上指挥督战，成天挨敌人的飞机轰炸，大炮轰击，早已疲惫不堪。那天夜里，他将守城的任务交给第59师师长后，带着几个卫士乘船过了湘江，准备亲自去镇守岳麓山。当他来到岳麓山湖南大学时，已是凌晨四点钟，走进屋子，一头栽倒在地上便呼呼地睡了过去。岳麓山上百十门大炮的吼叫，也没把他吵醒。

6月17日，晨。

一卫士首先醒来，见外面江边上，102师的官兵过江后往衡阳方向跑。便赶忙推醒张德能军长。

张军长闻讯，勃然大怒，冲出去“砰砰”地朝天放了两枪，大声吼道：“统统回来，不回来的我枪毙你们！”但是晚了，该师大部已于天亮前就退走了。

6月18日，晨。

岳麓山失守。

同日，守城的第59师见岳麓山彼日军攻占，城内部队失去依托，只好突围出城，向浏阳方向退去。

长沙失守。

蒋介石在重庆。得知长沙失守，十分震怒，第4军是怎么搞的，谁叫他们撤退的？

此时，蒋介石接到第六战区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从湘北前线打来的电话，说他奉命率部前去增援长沙，被优势日军堵截在益阳地区。在这之前，他曾打电话去长沙找九战区代参谋长赵子立请求任务。赵向王说在守卫长沙问题上，他和张德能军长意见分歧，张军长固执己见，置主力于城内，看来长沙是守不住了。他虽身为战区代参谋长，但并未履行职权，也未能指挥长沙守军作战。望王耀武千万将此情况报告蒋委员长。

蒋介石对失守长沙的第4军军长张德能更加愤怒。立即电令：第九战区代参谋长赵子立和第4军军长张德能前往重庆，向军事委员会汇报长沙作战经过。

赵、张奉令一同前往。刚到重庆，张军长即被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部逮捕下狱。后经军法部审判，确认其在守卫长沙城的战斗中犯有罪行，判处死刑，于当年7月被枪毙，赵子立在守卫长沙作战中被张架空，未负实际责任，免予追究。

　6

长沙失守，蒋介石为确保衡阳，决定在渌水至衡山地区采取“中间堵、两边夹”的战略手段，将长沙地区之敌，屏障于禄水以北，蒋介石电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迅速调整部署，以达成以上战略目的。蒋介石电令大意为：

一、令第10军守卫衡阳城。

二、令欧震将军率第37军、暂编2军，在禄水至衡山间沿铁路线和湘江两岸正面占领阵地，堵住南侵之敌。

三、令川军王陵基第30集团军所部第72、第58、第26三个军，和川军杨森第27集团军所部第20、第44两个军，在湘江东岸由东向西进攻醴陵地区之敌，令王耀武第24集团军所部第73、第79、第99、第100四个军，和第4军一部，在湘江西岸，由西向东攻击，与东岸川军形成对击夹攻之势，斩断向南进攻之敌。

由于战场形势急变，蒋介石的战略企图变成了“画饼”。

薛岳接到蒋介石电令时，第九战区仍在执行“各部队索敌攻计”命令，实际上是各部队均处于被敌追踪攻击状态，根本无法收拢部队，组织实施蒋介石的战略计划。直到6月23日，薛岳才与各部取得联系，下达各自的集结地点和攻击目标，但这时的战场形势已大大变样，为时已晚了。

还在进攻长沙之前，（火田）俊六大将即向各师团长指出，进攻衡阳比最为担忧的是中国远征军的回援和六、九战区部队形成拳头，使日军不能从长沙南下。要求各兵团务必注重进攻速度。

横山勇的作战方案中更是规定：在攻取长沙的同时，即以炮兵、坦克、铁道部队快速向南推进，以急袭和强袭手段，迅猛插入衡阳地区；要乘中国军队尚未部署好之前进攻。

根据这一战略意图，中路日军第一线兵团第68、第116师团，在第二线兵团围攻长沙城时，便沿长沙东侧继续南下，其意图好像是为了阻击从衡阳北上增援长沙的中国军队，实际上另有它图。

当日军第58、第34师团等部刚攻下长沙，已经过一定休整和补充的第116、第68两个师团，立即从株洲附近沿湘江两岸向衡阳推进，其行动之神速令人咂舌，如同平地兴起的狂涛向南汹涌卷去。

湘江东岸。第68师团，在佐久间为人中将指挥下，疯狂南进。在衡山地区与守军打了两天，便于6月23日清晨抢渡（氵米）水。23日夜间，进抵衡阳东南郊区的泉溪，并连夜渡江。24日白天，该师团主力，冒着美军飞机的轰炸扫射，继续强行渡江。渡江后，日军即向衡阳机场进攻， 26日占领机场。

湘江西岸。第116师团与东岸日军齐头并进。6月23日到达衡山地区，迅速突破守军防线，于6月26日抵达衡阳附近，并迂回到城之西郊。

同时向南突进的还有第13师团。该路日军在长沙城被攻下时，从江西边镇上粟市地区突向南进，穿过萍乡、攸县、安仁等县境，在衡阳东北方，担任对井岗山地区中国部队的警戒，以保证向衡阳城进攻的日军的侧背安全。

这三个师团的日军，都是在中国军队企图中间堵、两边夹的部队尚未部署到位时，就顺利地突过了险峻地域。犹如排球场上打出的一个漂亮的“时间差”一样。

当日军快速部队在衡阳郊区的进攻打响一天之后，第27、第30两集团军才在渌水以北的湘赣边境山地集结起约十五个师的兵力，向醴陵地区出击。但是，这十多个师的部队，尚未充分展开，即遭到日军第3、第27、第34几个师团的先行攻击，“拳头”尚未举起，就被冲散。

湘江西岸的王耀武集团也没料到日军南下来得如此之快。本来要调集各军与东岸川军夹击敌人的，可是现在，他还未来得及集结部队，东岸部队就被冲散了，而且日军已经在攻衡阳城了。因而，在此夹击日军已失去意义，便令第100军和第74军各一部，跟着日军屁股后头向南追击，又令其他各军迅速向安化、新化、宝庆地区集结，准备去解衡阳之围。

日军围困衡阳的部队先后向孤城发动了三次规模巨大的攻坚作战。

6月28日。

日军一攻衡阳城。

日军第68师团在南面，第116师团在西面，同时向衡阳城发起急攻，意在一举拿下该城。

第10军军长方先觉、参谋长孙鸣玉将军率领所部预10师（师长葛先才）、暂54师（师长饶少伟）、第3师（师长周庆祥）、第190师（师长容有略），守卫衡阳城。

第10军自抗战以来，转战大江南北，将士英勇善战，屡建功勋，是一支以打防守战著名的精锐之师。在三次长沙会战中，该军都担任守卫长沙城的任务，在整个战区的会战中起砒柱中流作队，三次都在十数万日军包围之中，沉着应战，力挫日军锋芒，为第九战区主力的集结、反攻赢得了时间。在常德会战时，刚由预10师师长升任第10军军长的方先觉将军，奉命率部北上增援，在常德南面给敌第3师团以重创。

日军对方先觉的评价是：“方先觉是1941年秋冬第一次和第二次长沙作战时死守长沙的猛将（当时是第10军预备第10师师长），在1943年初冬的常德作战时任第10军长，曾向常德南侧增援，具有与我第11军，特别是与第3、第68师团交战的经验。”

第11军第3师团被日军称为野战优秀兵团，是第11军的精锐之一。第68师团亦是日军精锐，以攻坚见长。专门进行过严格的攻城训练。

衡阳城西南面有无数山坡高地，第10军在这里构筑有四通八达的战壕工事和无数暗堡据点，并将每个山头阵地前的断岩主坡削成九十度陡峭绝壁，进攻者只能架云梯才能向上攀登。

日军首先向这些心头阵地进攻。先以排炮集中轰击，飞机编队俯冲轰炸。

守军在敌机、敌炮狂轰滥炸时，都躲了起来。日军以为阵地已被摧毁，嚎叫着潮水般地向高地扑来。待日军涌到阵地前，突然从山头上甩出铺天盖地的手榴弹，直炸得山下昏天黑地，血肉横飞。

日军的冲锋一下子垮了下来。

接着，日军又在更强大的炮火和大批飞机的轰炸下，连续发动了几次大的冲锋，都被守军用手榴弹给炸了回去。

日军反复冲锋大半天，死伤累累，初战受挫。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十分恼怒，亲自到前沿指挥部队冲锋。正当他高举战刀嚎叫冲锋时，头顶上“嘘”地一声栽下来一颗迫击炮弹，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只见火光一闪，轰隆一声，天昏地暗。中将和他的参谋长原氏真三郎大佐，以及师团司令部的许多宫佐、士兵。都躺倒在血泊之中，痛苦地挣扎、蠕动。

第一天的攻击，就这样停了下来。

6月29日。

黎明，一层绛红色的晨光抹遍了整个天际。

城西面。

日军独立山炮第5联队、步兵炮队、速射炮队，一排排大大小小的炮口，悄悄昂起头来，对准山头阵地，一齐吼叫起来。

第68师团新任师团长堤中将指挥师团主力，发起大规模进攻，发誓要一举荡平山头守军。日军蜂涌到山坡下，剪断了阵地前的铁丝网，以为突破了缺口，嚎叫着亡命地朝山上扑。扑了没多远，踩响了连环地雷，只见一道道吓人的闪光，一阵阵惊心动魄的爆炸，冲进去的日军顿时不见了踪影。

太阳从地平线爬起来一杆高，对着岿然不动的守军阵地露出了笑脸。

城南面。

第116师团白天的进攻也跟第68师团一样，一步不前。夜里派出一个联队的兵力搞夜袭，结果，等日军摸到铁丝网处，突然遭到一顿手榴弹好炸，丢下一堆堆死尸败退下来。

6月30日。

日军两个师团的进攻，除在守军阵地前丢下无数死尸外，一无所获。

7月 1日，黎明前。

日军集中各种炮火，对城西第一线山头阵地逐一轰击。在百十门炮火一个小时的轰击后，日军突击部队的指挥官们确信守军阵地已被彻底摧毁，胜利完全有把握。这才对着尚未完全亮开的天空射出一颗太阳似的小红球——冲锋信号。

日军又一次朝着守军阵地蜂涌冲去。冲在前面的两个中队，搭上方梯，争相往上爬，眼看就要上阵地了。

突然，从那些被炸得乱七八糟的阵地后面冲出来许多中国军士，手榴弹冰雹似地砸了过来，正往上攀登的那两个中队的日军，转瞬间就被手榴弹的闪光和硝烟全部吞灭，一个也未能生回。

守军越战越沉着、勇敢，他们用手榴弹对付日军的飞机、大炮，把冲锋的日军越放越近，在手榴弹的最有效杀伤距离内打击敌人。

7月1日中午以后，一直到7月2日上午，恼羞成怒的日军，在飞机和炮火的连续猛轰下，冲锋一次跟着一次；许多回，日军爬上云梯，上了山顶阵地，却又被突然冒出来的中国军队的集束手榴弹给炸掉。冲上去的日军，无论多少，全部被手榴弹报销，总是有去无回。

7月2日下午。

日军的炮火哑了，冲锋也停了。只有大群大群的日军飞机还在接连不断地轰炸、扫射和施放毒气。

横山勇接到攻城的两个师团的报告：我军进攻受挫，从6月28日发动攻城以来，已逾五天，未能前进一步，部队伤亡惨重。炮兵部队炮弹已打完，步兵弹药也消耗殆尽，无力再发动进攻。

午夜时，横山勇经请示（火田）俊六总司令官同意，下今停止攻城。同时命令迅速向第一线攻城部队补充兵员和弹药。

日军以奇袭和强袭手段，闪电式推进得十分迅速，但是，企图以奇袭和强袭手段，闪电式攻取衡阳却遭到失败。

7月11日，清晨。

日军二攻衡阳城；

沉寂了八天的的衡阳城，又响起了日军第二次攻城的枪炮声。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在兵员和弹药得到充分补充后，又向守军阵地发起大规模冲锋。

为给地面部队的进攻扫除障碍，日第5航空军出动主力轰炸衡阳城和守军阵地。其轰炸机第6、第44两个战队的主力，在第1飞行团战斗机掩护下，对市区和西南两面的山头阵地进行反复轰炸、扫射，将外围阵地上的据点、工事、战壕几乎摧毁殆尽。守军只好利用敌炸弹创出的一个个弹坑进行顽强抵抗。

更为严重的是，城内所有的有线通讯线路都被敌机和炮火炸毁。方先觉将军同各师、各团的联系中断。各部队之间，虽近在咫尺，却互不了解情况，只能靠传令兵联络。

方先觉已无法在军部指挥全局、只得带着警卫到各阵地上去指挥、督战。

在敌人狂轰滥炸和大军包围之中，守军各部临危不惧，一直保持冷静沉着，施用他们的拿手好戏——手榴弹，将敌人放在近前狠狠炸。

7月13日。

日军第二次攻城又打了三天，仍然未能前进一步，第116师团的攻城主力——步兵第120联队，在联队长和尔大佐指挥下，向山头阵地发动冲锋。在山坡半腰间，遭到从弹坑中突然冒起来的一些中国军官兵的手榴弹狠炸。和尔大佐和许多日军官兵被当场炸毙，冲锋垮了下去。

进攻张家山的日军第2大队足立大队长和该大队5至8中队所有的官佐，全部在进攻中被守军用手榴弹炸死，该大队活着的士兵不足四分之一。

日军只能依靠空中和炮兵的轰炸效果向前一步步推进。即用飞机反复轰炸扫射，炮群集中轰击，将山头上的守军官兵全部炸死，才能占领那个山头，否则，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中国军人，冲锋的日军就要挨手榴弹炸。

7月18日。

第68师团主力志摩旅团推进到小西门外四百米处，旅团的冲锋部队被守军火力压制，趴在地上抬不起头来。

师团炮火急忙给予支援，压制守军人力。支援炮火刚停，日军指挥官一声嚎叫，上千名日军从地上一跃而起，嚎叫着朝守军扑来。等日军近前，守军用手榴弹与敌混战，密集的手榴弹整整炸了一个钟头，冲上去的日军几乎被炸光，守军自己也被炸死、炸伤无数。

由于两军搅成一团，日军炮火无法开炮支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冲锋部队被消灭。这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军队之手榴弹肉博战使倍受“武士道”亡命精神熏陶的日军官兵也感到胆寒。

7月19日。

经整整一天一夜的拼死肉搏，第68师团志摩旅团好不容易又向前推进了一百米——离小西门三百米了。

汉口，派遣军前进指挥所。

由于衡阳久攻不下，且伤亡惨重，（火田）俊六总司令十分气恼，在电话上对横山勇进行严厉训斥，并责令其迅速攻下衡阳城。

长沙，第11军前进指挥所。

横山勇放下电话，心里感到万分羞愧，面对作战地图，一愁莫展。

指挥所里，高级幕僚和参谋人员们吵成一团。许多人摇头叹息，认为日军无法攻下这座城市；有的人大吵大闹，说应该赶快痛下决心，放弃攻城战斗，以免徒添伤亡；有的人据理力争，说投入数万大军，攻打了几十天，丢下那么多死尸，现在不攻了，作战部队的士气将因此崩溃，大日本皇军将在世界上威信扫地。因此，再大的牺牲也要再所不惜，攻城的仗还应打下去。

还有的人对攻城的第116师团和第68师团大加贬斥，说事情都砸在这两个无能的师团手上。连横山勇也对这两个师团十分气愤，认为这两个甲种精锐师团，四五万兵力，还配有那么强大的炮兵部队和轰炸机战队，竟然攻不下个衡阳孤城。况且城内仅有中国军一个军，无论从人数上还是从武器装备上，都不及日军一个师团。可见这两个攻城的师团素质之差，攻坚训练之不完善。

实际上，这两个师团一直是日军中的精锐。第68师团不用说，自编入第11军以来，次次出战，都是当着刀刃在用；第116师团因擅长攻坚作战，在1943年常德作战时，特地从第13军调到第11军，师团长岩永中将曾肩负过统一指挥各师团进攻常德城的重任。结果，在他指挥下，曾一度把常德城在地图上给抹掉了。

这两个师团在衡阳城不是打得不凶、不狠，而是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比他们更凶、更狠。

7月20日。

横山勇不得不再次下令停止攻城。

衡阳作战已快一个月了，日军最担心的远征军到现在也没出现在湖南的大地上。

原来，当蒋介石签署远征军向北缅反攻的命令后，驻缅日军为对付远征军，迅速抽调兵力，新设了第33军，统辖缅东北战事，专门对付远征军的反攻。5月中旬以后，[奇/书\/网-整.理'-提=.供]远征军两个集团军以及预备部队和游击部队，从缅东北向西进攻，一举改变了英、印军在东印英帕尔战场上的被动局面，从而扭转了缅甸战场的局势。

此时，中国远征军正在缅甸中部围歼日军，解放缅甸人民。

也就在这同时，美国对中国军队在豫中平原的失败和长沙的失守，现在日军又推进到湘南，进攻衡阳，便认为中国军队在大溃败，其原因是中国统帅部指挥无能。照此下去，中国将被打败。而一旦日本灭亡了中国，则将对同盟国、乃至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为了挽救中国”，罗斯福认为必须立即改组中国军队最高统帅机构。

7月6日。

罗斯福致信蒋介石：

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部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折……

蒋介石认为事情并非那么回事，拒绝交出指挥权。

方先觉指挥的第10军在衡阳的出色战斗，在关键时刻为蒋介石和重庆统帅部争了光。

7月中下旬。

日本上层发生突变。由于日军在太平洋上的失利和衡阳城下的败北，东条英机深感无力挽回其颓势。在国内军政界压力下，于7月18日，宣布内阁总辞职。随即，小矶、米内联合内阁上台；东条英机所兼内阁陆军大臣和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等职务，也被同时解除。第11军前司令官、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被打得最惨的阿南继任陆军大臣；关东军总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将，转任参谋总长。同时，海军统帅部的一元化也宣告破产，首脑更换。

日军三攻衡阳城。

横山勇决心孤注一掷，投入更大的兵力，并亲自上阵督战，一定要把衡阳这块骨头啃下来。

他向各兵团发出命令：

一、第40师团南下，占领衡阳城西北角，阻击第六战区援军。

二、第58师团南下，加入北面攻城。

三、第13师团（已在衡阳南方耒阳附近）北上，与第68师团一起共同攻打南门。

四、第3师团从茶陵转进耒阳地区，随时准备加入攻城作战。

五、第116师团仍攻打西门。

六、其他各师团和军直属部队，在湘江两岸，阻击来援的中国军队，使其不能接近衡阳。

7月25日。

长沙至衡山的公路已可通车，日军汽车部从将三十六吨弹药运至衡山，改由驮马辎重部队向衡阳转运，补充攻城部队。

这时，第64师团、派遣军直辖的松井部队和又一批野战补充队兵员到达长沙，并从长沙南下，补充衡阳的师团。

第三次攻打衡阳城之前，配置于该城四周的日军部队是：

北门：第58师团；军直辖炮兵部队（包括野战重炮兵部队、100mm加农炮部队、150mm榴弹炮兵部队）。

西北角：第40师团。

西门：第1l6师团；炮兵第2联队：步兵炮队；速射炮队；

南门：第68师团;第13师团；独立山炮第5联队；步兵炮队；速射炮队。

东门（湘江东岸）：第13师团一部；山炮第19联队。

天上：第5航空军在第三次攻打衡阳中受命出战的有：轰炸机第6、第16、第44三个战队；战斗机第1、第8两个飞行团。

8月3日，午夜，

敌轰炸机第6、第16和第44三个战队，一批接着一批地出动，对衡阳市区、西南两面高地施行地毯式轰炸，日机的大轰炸从午夜一直持续到翌日拂晓。

飞机轰炸刚停，城外四周炮群又万炮齐鸣，密集的弹雨一古脑儿地倾向城区，没头没脑地乱炸。

日军各路大军在震天动地的喊叫声中发起冲锋。

第116师团一部冲进当面一个山头阵地，发现战壕内蓄满了齐腰深的积水，可见中国军队将士们原来一直浸泡在深水中艰苦战斗。

该师团于天亮后发动的首次冲锋，又被顽强的中国军队用集束手榴弹炸了下来。夜里组织突击队偷袭，摸进守军阵地，以为大功告成，不料又被隐蔽于侧面的火力封锁了退路，突击队全部被消灭。

第68师团一清早发动的冲锋，扑上了一块高地，立即被守军火力压制，趴在地上既前进不得又退不下来。

师团炮火赶紧支援，轰击守军。又组织了两个大队的兵力发动冲锋，救援被压制在高地的部队。结果，守军以狂风暴雨般的扫射将这两个大队的中队长、小队长全部击毙，士兵死伤惨重，冲锋又告失败。

其它几个师团的进攻，也都被打垮、

8月5日。

上午，各师团的冲锋皆告失败。

下午，恼怒已极的横山勇命令军炮兵部队的重炮群一齐开火，轰击西北角和西南角的城外守军阵地。并企图以地动山摇般的大炮声来威慑中国军队，使之丧失战斗意志。

炮声确实厉害，大地在剧烈颤抖，仿佛天将崩裂地将塌陷。

已经过若干遍飞机轰炸和大炮轰击的守军阵地上的焦土，又重新被翻造了一遍。守军将士的意志仍未被摧毁。正如老乡说的那样，一个麻雀打三枪，胆儿都吓壮了。

由于两军犬牙交错，有三颗重炮炮弹落到了日军侍机冲锋的部队中，使他们自己的将士大受其害。

重炮一直轰到夜幕降临方停。

夜里，第116师团第133联队长黑獭少将决定由第1和第2两个大队组成夜袭队，研究好了行动方案，准备在深夜十一点开始出击。

十点过，正当这两个大队准备出发时，突然从守军阵地上打来一阵迫击炮。炮弹纷纷在夜袭队中间爆炸，第1大队长当即被炸死，第2大队长负重伤，夜袭队员死伤无数，且失去指挥，未及出动就鸡飞蛋打。

8月6日。

第58师团终于从北门攻进城去，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

守军处境已非常艰难。

被日军包围了四十多天，弹药早已靠美军飞机空投接济。由于日军掌握了制空权，空投亦很困难。现在两军又搅在一起，空投只好停止，一些部队弹药用尽，只能与敌拼刺刀。

与弹药一样，守军粮食亦靠飞机空运，空投无法进行，粮食亦告断绝。

冲进城来的一股日军距方先觉的军部仅一、二百米远。参谋长孙鸣玉带领特务营和军部科室人员，在军部附近同敌人厮杀。

军部与各师的联系彻底中断，到处都在展开巷战，传令兵也无法出去联络。各部队之间失去联络。

军部还有一部电台可与重庆相通。

方先觉将军含着眼泪，哽咽着口诉电文：

重庆。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

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及可

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来生再见。

　方先觉、周庆祥、

　容有略、葛先才、

　饶少伟、孙鸣玉。

同叩鱼（6日）。

8月6日，夜。

重庆。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双手捧着电报，手不停地颤抖着。阅毕，他双手合十，屈腿跪在那稣受难的十字架前，默默祷告：主啊，拯救我忠勇卫国的第10军将士吧！

8月6日，夜。

衡阳城。巷战仍继续进行。

第58师团第93大队和第96大队，企图利用夜暗，匍匐偷袭守军。当敌人爬到射界时，守军突然点燃近处房屋，顿时光照如同白昼，随即手榴弹横飞，机关枪扫射，偷袭之敌陈尸累累。

第68师团仍旧被守军堵在西南城外阵地前。该师第57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在前沿阵地正在指导士兵们捡拾守军甩过来的手榴弹反炸守军时，突然，守军阵地上打来几发迫击炮弹，其中一发落在旅团长附近，志摩少将和几名士兵均被炸死。

8月7日。

拂晓，第11军重炮群和各师团炮兵部队，又一次集中轰击西南两方向之守军阵地，炮击持续一个小时。

各路日军纷纷突进城内，展开大规模巷战。

下午。日军将一名守军俘虏放回，让其向方先觉带信，要求第10军停止抵抗。

半夜。日军控制了市内多数制高点，一部分守军在被分割包围中继续抵抗，一部分部队已失去抵抗能力。

方先觉认为第 10军可能已死伤殆尽，为保全最后一些失去抵抗能力的将士免遭涂炭，叫那个带信的士兵向日军回话，同意下令所部停止抵抗，向日军投降。

8月8日，早晨。

在日军司令部里，方先觉与第10军四个师长见面，得知第10军尚有一万三千三百多名将士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随后痛哭失声，大叫：“早知道还有这么多人，我就不投降了！”说完，欲抢枪自杀，被日军监视人员抱住阻止。

衡阳保卫战，方先觉第10军孤军奋战四十七天。

第10军战死四千余人。

据日军陆军部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日军在衡阳城的进攻作战中，死伤共一万二千一百八十六人。

日军从5月27日进攻长沙开始，至8月8日止，仅伤兵就达六万多人。战死人数与伤兵大体相等。

日军对第10军将士的英勇善战和方先觉的指挥才能钦佩备至。他们将被俘的第10军官兵编成一个军，取方先觉之先字和天皇昭和年号之和字，定名“先和”军，要方先觉任军长，并诱以优厚待遇，遭方先觉严词拒绝。

不久，第10军四个师长和一些官兵纷纷逃回重庆。同年12月，日方见方先觉坚决不为其所利用，不忍加害，为了体现日军的“俘虏政策”，以便瓦解更多的中国军队和“感化”重庆政府，将方先觉礼送出营，让其回归重庆。

蒋介石对第10军回来的官兵统统隆重欢迎，对他们曾投降一事不予追究。方先觉等人都分别安排在军界继续担任相应职务。

　7

1944年6月16日，

日本钢铁工业中心八幡城上空，出现了一群恐怖的黑色怪物——由四十六架巨型战略轰炸机编组的机群。它们的翼展宽达四十三米，机长三十米，巨大的轰隆声仿佛要把天顶给震塌。

它们把四千磅一个的大炸弹像推岩块似地倒下来，顿时，钢铁工业区变成一片火海。

“怪物们”倒完 炸弹屁股一甩掉过头来，还将两翼上下扇扇——拜拜！向着中国大陆方向扬长而去。

聪明的日本人通过各地谍报站的情报综合，很快弄清，这种飞机是美国搞的新产品——B29型战略轰炸机。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种轰炸机，其主要性能装备为：发动机四部；战斗机全重四十六吨半；续航距离九千三百五十公里；机上装有12．7mm机关炮十挺、20mm机关炮一门；可携带四千磅重的炸弹四枚。

日本根据美国的生产能力判断，至1944年底，美军可能有一千多架这种飞机光顾日本本土。

为了对付这种新出现的巨大的打击力量，日本方面成立了一专门委员会，研究对策，由陆军省次官挂帅。不久，该委员会得到情报：首次轰炸八幡的B29飞机，是由美军第14航空队驾驶，从中国腹地成都地区某机场起飞的。

于是，搞清楚这些航空基地，并将其摧毁便成为当务之急……

成都。

军统局成都行辕调查课课长办公室。

防谍组组长周震东奉命来到。课长何芝园将一份绝密电报交给他，电报是重庆军统局戴笠发来的，电文说：

海外情报，日本大间谍川岛芳子派其得力助手某小姐经由河内、昆明到重庆，有可能到成都活动，希派人严密监视。

何芝园又递给他一张照片——一位漂亮姑娘的头像。

何说：“这就是那位小姐，据军统局本部的情报，她叫吴冰，是日本大间谍川岛芳子的得力弟子。此人系党国元老许崇智的日本老婆所生，后为川岛芳子收养并将其训练成十分出色的间谍。此人精通华语、英语、日语、南洋、印度等语言，曾长期在香港、吉隆坡、新加坡、河内等地为日军收集军事情报，从事间谍活动。又据戴局长通报，吴冰已经来蓉，这与成都地区新修成七大机场有关，应十分重视。我命令你务必在近期破案，绝对保证中、美空军基地安全，误了正事，当心你脑袋！”

周震东受命而回，连夜将吴冰照片冲洗放大十多张，分别交由他手下其他十多名军统特务，责令其马上行动，尽决查找到这位漂亮的日本女特务，“若谁误了正事，当心脑袋！”

军统特务们兜里揣着短火儿，有的扮作浪荡公子，有的装成叫化子，有的一副流浪汉模样儿，鬼鬼祟祟地在芙蓉城里到处乱窜。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旅馆饭店、所有角落的漂亮姑娘，都被他们追着瞅。

二十多天过去了，他们腿也跑酸了，连吴冰的影儿也没见到。一个个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误了正事，跑了日本特务，泄了军事机密可不得了。

又过了几天，周震东才在一个小巷内的破旧院落里发现了照片上那女人。这女人真不愧为出色的间谍，她住进了这破陋角落，既可避开人们注意力奇书qinkan.net，又符合情理。因为当时正值战乱，四方逃难的人群涌入巴蜀，其中不少女教师、女职员和太大小姐什么的，许多人都是孤身一人，可随便找个落脚点栖身。像她那种打扮的女人住进破旧小院的，大有人在，不足为奇。

周震东对其跟踪盯梢。躲进与那破旧院子一墙相隔的一家楼房，从窗帘缝隙用望远镜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那女人出门来往大街方向走去。她长得十分妩媚动人，看上去不到三十岁，身段高挑苗条，走起路来很快。

为了进一步对其侦察控制，周震东派了一名女间谍住进那个破院落，这名女间谍姓张，年龄与吴冰大小相仿，长相十分姣好漂亮，风度翩翩，气质高雅。

她住进后，伪装成一个婚后不久被丈夫遗弃，十分绝望，心灵空虚，玩世不恭，目前生活无着落的可怜弃妇。“张少妇”的出色伪装很快使吴冰就范。因为一切都如周震东所估计的那样，吴冰要长期躲在那破烂地方并开展活动。极需一个外在条件与她大体相同的女伴作掩护。

吴冰伪装的角色也同“张少妇”一样。因此，两人“同病相怜”，互诉衷肠，不久，便成为“知己”了。

“张少妇”顺利打进了吴冰的圈子。

吴冰的任务是与一个潜伏在成都的间谍接头，并从那里取出成都地区B29轰炸机基地和成都地区对空防卫的情报，以供日军统帅部采取措施，以摧毁中、美战略轰炸机基地。

为了掩人耳目，不致暴露目标，她以色相多方勾引男性。在很短时间里，她先后与金城银行职员何某、中央银行职员朱某、航空委员会第三路军司令部唐参谋，灌县蒲阳空军幼年学校教师马某、孔祥熙财团在成都的代办职员刘某，以及第95军军部附近的沙龙酒吧的一批年轻潇洒的公子哥儿们打得火热，厮混在一起，许多人都成了她的同床搭档。

到底谁是潜伏的日本特务？

搞得周震东和他那一帮子军统特务眼花缭乱，连“张少妇”也只有干瞪眼儿。随便扣几个床头客拷问追查，无疑打草惊蛇，全盘皆输。

周震东和他的助手们分头跟踪，暗查吴冰的那些同床搭档的情况，花去了大量人力和时间，结果是被吴冰牵着鼻子乱打转，一无所获。

一次“张少妇”趁吴冰跟一个床头客外出之机，用早已配制的钥匙捅开了吴冰的皮箱，里边什么情报之类的东西也没有。但她在箱底发现一把日本三菱株式会社所造的花纹奇异的小剑刀。她将这些东西恢复原样后，立即向周震东作了报告。

周震东眼睛一亮，认为那粑小剑刀大有文章，弄不好就是特务进行联系接头的重要暗号。于是，命令“张少妇”密切注意。

几天后，“张少妇”跟随吴冰去一家酒吧跳舞，偶见她在同一位梳背背头发的青年男士交谈，打开手提包，亮了一下什么：随后，她和那人说了几句话，就走开了。

回来的路上，“张少妇”故意脚下一滑，身子撞过去，吴冰赶紧扶住她。在这瞬间，“张少妇”的手感觉到了她手提包里那硬帮帮的似乎是剑刀类的东西，心里顿时亮堂。跟踪这么久，把什么都陪进去了，现在终于抓住狐狸尾巴了。

三天后的夜里

吴冰和“背背头”在一家马路旅馆的一个单人房间里，被周震东和他的那帮子窝窝羹囊的军统特务抓捕，当场缴获几张军用地图，上面标绘着成都附近七大机场，其中四个是供B29型战略轰炸机使用的机场的详实位置，以及机场附近防空兵力、火力配备等等情况。

内线“背背头”，原来是打进航空委员会的一个姓陈的上尉参谋。

日本超级女间谍吴冰落网。

空中堡垒B29轰炸机的起飞基地安然无恙，不久就以更大的规模出击日本本土，开始了中、美空军空中大反攻。

8

8月中旬。

衡阳失守后，蒋介石来到湘西前线，调整了兵力部署，阻敌西进，相机反攻衡阳。他将王耀武第24集团军的四个军，杨森第27集团军的三个军，以及黄涛第62军，陈牧农第93军配置于衡阳西南、西北，置重兵于湘桂铁路两侧。

驻兵衡阳城的横山勇，立即感到来自西南、西北的强大压力，决定发扬“勇敢的连续作战的精神”，立即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歼灭衡阳西北，西南两面集结的中国军队。

8月下旬。

横山勇命令第68师团留守衡阳占领区，以第37、第116、第40、第58、第13、第34七个师团的兵力，在第5航空军飞机掩护下，以高密集大兵团，呈包围态势向城西洪桥地区的中国军队弟79、第46、第62三个军发动闪击进攻。

由于日军企图大露，为蒋介石一眼识破，急令这三个军退避转移。结果，日军气势汹汹而来，却扑空而去。

横山勇决计继续西进，包围闪击湘桂边境重镇零陵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9月2日下达进攻命令，以六个师团的兵力，再次以包围态势发动大规模进攻。

蒋介石再次洞悉日军企图，令陈牧农第93军退入广西边镇全州，在黄沙河一线布防，阻止日军进入广西。并对陈军长反复叮嘱，一定要死守全州，以争取广西全境主动。同时又令若干小股部队在敌进攻沿途阻击、迟滞敌人。令零陵地区主力各部，全部转移。

9月7日。

日军占领零陵城，却又是空城一座。日军以七个师团的兵力，连续两次歼灭战都落空，使横山勇感到非常羞愧苦恼。

8月下旬。

派遣军总司令官（火田）俊六为了更有效地统帅大军，完成打通大陆走廊最后一阶段作战——打通湘桂铁路线，经报请大本营批准，新设第6方面军司令部，其司令官和主要兵力序列如下：

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茨大将。

第11军：第3、第13、第34、第37、第58、第116六个师团为基干兵力。

第23军：第22、第104两个师团，二个独立混成旅团，二个独立步兵旅团。

第34军：第39师团，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三个独立步兵旅团。

方面军直辖：第27、第40、第64、第68四个师团。

9月27日，又将关东军第20军司令部调武汉，编入第6方面军，11月1日，将日本国内一个师团和二个火箭炮大队编入第6方面军，并加入攻打桂林和柳州西城的日军序列。

冈村宁茨的战略计划是：第11军南下攻桂林，第23军从广东西进攻柳州；第11军攻下桂林后，迂回柳州西方，与第23军共同包围歼灭第四战区主力于柳州以西。完成打通大陆走廊任务。

9月8日。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上将从桂林来到全州，与陈牧农军长一起，视察了黄沙河防御阵地：又在地上铺开一张军事地图，说道：“到今天为止，你军正面的敌情是这样的，沿湘桂铁路进犯的日军第11军主力，已经到达距广西省界四十公里处；沿湘桂公路进犯的其他日军也进至零陵东北二十公里处；另外，从永丰向宝庆前进之日军右翼兵团，已到达宝庆以东三十公里处。以上各路日军正受到我小股部队有计划的阻击，估计将很快推进到全州。你军要有充分准备。”

张发奎与陈军长并肩前往驻军部。

张突然问：“蒋委员长给你的命令是什么？”

陈答：“死守全州！”

张发奎苦笑笑，“我不同意这个命令。当面日军的情况你都清楚了，第11军平时一直保持三十六万五千人的兵力，而且都是日个中的精锐主力。现在，为发动湘桂进攻作战，又经过了充分补充扩大，还加上第5航空军助威，仅凭你一个军能守住全州？我若也命令你死守全州，无疑是置你军于死地。”

张发奎对死守这个字眼十分不满。他的侄儿，第4军军长张德能就是奉命死守长沙上丢了老命的。在张发奎看来，长沙死守是失，不死守也是失，何苦要死守，以致全军覆灭呢。

陈军长也感到死守全州难免全军打光，但又惧怯最高统帅的威令，不敢有半点犹豫。

张发奎说：“你既然已拨归本战区指挥，那么，我给你的命令是：有效地阻击迟滞日军。记住，要尽力阻击日军，时间愈长愈好。什么时间撤退和向什么地方撤退，必须等我的命令。”

陈军长俩脚跟一靠，响亮地回答：“是！”

9月10日。

日军第11军和第23军同时发动进攻，各方战报不断传到桂林张发奎的前进指挥所。

广西东面，日军第23军主力第104，第22两个师团和独立第19、第33两个旅团，正从广东向广西边境压来。独立第23旅团则从雷州半岛北上，已占领容县，并快速向桂平地区推进。

全州方面的情况令人吃惊。10日夜间，第11军第13师团仅以步兵第104联队的第1大队，即轻易突破第93军黄沙河防线。9月13日，这股日军又顺利进入全州县城。原来，第93军军长陈牧农把张发奎的作一坚决抵抗的命令，变成了作一象征性抵抗，而且也不待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就擅自率全军退出全州。

日军如此迅速地占领全州，使桂林北面门户洞开，造成桂林地区各部队处于混乱状态，整个广西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张发奎急得团团打转，对陈牧农的行为气得七窍生烟。此时，他接到蒋介石从重庆发来的一道电令：

陈牧农擅自傲退，违反军令。令张发奎立即将其逮捕枪毙，以昭鉴戒。

张发奎对陈牧农的气一下消了，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自言自语道：“又是一个死在死守二字上的高级将领。”又一回想，也活该，作为一军之长，谁叫他如此轻率，见了敌人拔腿就跑。

张令桂林防守司令部司令官韦云淤负责执行蒋介石的命令。韦又叫总务处长韦士鸿带人前往第93军把陈军长抓捕，押解到桂林枪毙。

陈军长被枪毙后，震慑住了惊慌失措的部队，新任93军军长甘丽初指挥该军在兴安和大榕江地区，拼死抵抗日军第11军的进攻，使广西形势暂时趋于稳定。

10月初。

蒋介石派白崇禧和作战厅长张秉钩飞抵桂林，协助张发奎指挥广西作战。作战计划是：把日军第11军堵在桂林以北；主动进攻西江，争取吃掉敌第23军一部，以此争取局势好转，打破敌军攻势。根据这一战略意图，把兵力调整为：以夏威将军的三个军担任桂林以北正面防守；以杨森将军的三个军担任桂林东面作战；以邓文光的两个师在西江正面迎击敌23军；以第46、第64两个军集结于荔浦附近，以作战区机动。

张发奎将战区指挥所设于荔浦。

桂林周围耸立着许许多多柱形山，如同一个个巨大的碉堡据点。而且这些奇特的柱形山上布满大小洞穴，大的可容上干人，小的可藏十多人。守军认为这是天然的战斗掩体，也可作为弹药、粮草储存仓库。于是，守军纷纷把弹药、粮草往山洞中搬，准备凭险防守。

此时，史迪威将军飞抵桂林，审阅了战区作战计划，认为还、不错，表示同意。并令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运来一批美国新式炮火，分配给桂林守城的部队。

10月14日。

横山勇把军指挥所推进到全州。19日至20日、横山勇在全州召开各兵团长会议，策划进攻桂林作战方案。最后决定：第58师团从北面进攻；第40师团向东侧进攻；第37师团从东正面进攻；第34师团步兵第218联队向西南方进攻；第13、第3两个师团，迂回桂林城，向南推进。第34师团主力留守全州。

10月中旬。

日军第23军利用西江水运，向广西急进。其独立第23旅团于10月11日攻占桂平重地，成孤军深入状态。

张发奎征得白崇禧的同意后，决定以第46、第64两军从荔浦南下，歼灭该敌。

第46、第64两军迅即南下，将敌独立混成第23旅团包围在桂平地区。 10月20日，在美军飞机的轰炸掩护下，发起攻击。

敌23军主力正埋头猛进，先头部队突遭包围攻击，纷纷向桂平扑进，前来救援，战略部署被打乱，与方面军冈村宁茨和第11军的通讯联络也中断了。

10月28日。

敌第11军推进到桂林外围，与守军展开激战。

由于第23军通讯长期中断，横山勇对该军情况一无所知。11月2日，第11军司令部根据监听到的情报，得知中国军队正不断向桂平调动，因此判断：中国第四战区主力正向第23军发起攻势。同时，他们还通过无线电侦听到驻在柳州外围的守军主力，已不知去向，看来柳州只有一、两个师的兵力。

敌第11军参谋长十分欣喜，提出抽两个精锐师团从桂林南下，?这样本军既占桂林又占柳州，可抢一大功。

参谋长将这个设想报告横山勇。

横山勇顿时大喜，当即批准此方案，并向参谋长指示：“本军司令官如今既已下定决心，就是违背了方面军的战略意图，也要坚决干下去！为了完成这一作战目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采取坚决行动，只要不接到冈村宁茨大将“停止”的命令，就干下去。”

11月3日。

横山勇在已经命令第3、第13两个精锐师团，绕过桂林南下之后，才电告冈村宁茨。

冈村宁茨见电大怒。他认为横山勇这小子这一着完全打乱了他的整个战略意图。他的意图是在柳州西方全歼第四战区主力，这是第6方面军此次广西作战的主要目的。现在，第11军兵力分散，无法进行向柳州西面的大迂回包围。同时，第11军过早攻占柳州，也会使中国军队主力受到威胁而溜掉。气得冈村大将拍着桌子大骂横山勇“越权！”

方面军官崎参谋长也怒不可遏，大骂横山勇，“自私！破坏了方面军的战略大计！”

方面军天野副参谋长更是火上浇油说“这是横山勇专横、霸道，是对方面军统帅的侵犯，蔑视！”

冈村宁茨暴跳如雷地大骂一阵之后，马上给横山勇发去一道特急电报，命令他停止第3、第13师团的南下柳州的行动，一切按方面军的原计划行动。

横山勇看过冈村的电报，不以为然，认为冈村宁茨根本不了解目前已经变化了的战场形势。于11月4日夜里，复电呈述自己的随机处置是正确的。

冈村宁茨气得七窍生烟，于11月5日夜，以“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亲启”发出急电：

余重视宜山胜于柳州。

冈村大将。

宜山，柳州以西约百公里处的重镇。冈村大将的计划是，第11军以精锐师团从北面插入此地，截断第四战区主力退路。

横山勇见了冈村电报，认为这老头儿死脑筋，大固执，如今即使再申诉意见，也无济干事，索性不理睬他，也不回电。

至此，中、日两军战略企图都告失败。日军第11军急功冒进，既攻桂林又打柳州，使冈村宁茨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破产；也因第11军快速突进，攻打柳州，使第四战区企图在桂平地区围歼第23军一部的计划落空。

11月初，张发奎亲自指挥守军围歼桂平之敌的战斗，正进入白热化时，日军两个师团突然南下柳州, 使桂平的中国军队侧背受到威胁，于是放弃正在进行中的围歼战斗，主力赶紧向西转进。

11月8日。

桂、柳两城的攻守战斗同时大规模展开。

桂林方面守军战况悲惨，敌11军炮兵部队以轻型火炮四十八门，野战炮一百零九门，重炮四十二门，在山崎清次少将指挥下，向守军集中轰击。第5航空军也出动大批飞机轰炸扫射。

守军以远程大炮回击敌人。

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猛烈炮战。

随着日军的推进，桂林城郊那些耸立的柱形山上的中国军队被分割，日军以大炮对着一个个山岗轰击，同时大量施放毒气，守军第131师的两个团被封闭于各山洞内，成百成千地被日军施放的毒气窒息于岩石山洞，壮烈牺牲。

第131师师长阚维雍将军在绝境中自杀身亡，以身殉国。

11月11日。

桂林、柳州两城同时失守。

张发奎把战区主力撤退到柳州西面的宜山地区，部署成若干道抵抗线，阻击日军西进。

11月17日。

日军突破宜山防线。两军在怀远一线展开激烈炮战。

张发奎站在怀远桥头，用望远镜观察战况。敌人的炮弹呼啸而来，不时在近处爆炸。

夜幕降临后，张发奎才坐上指挥车从怀远向设于广西边境六寨的指挥所赶去。

公路两旁，躺着大群大群饥寒交迫的难民，哭声、喊声不绝于耳。

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在公路上茫然地对着寒冷、黑暗的夜空，发出一声声揪心裂肺的哭喊妈妈的声音。小女孩在强烈的车灯照射下摔倒了，张上将急令刹车。他跳下车来、扶起那小女孩，问她妈妈在什么地方。她告诉上将，妈妈把她丢下自己走了，她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儿，也不知道家在哪里。

凛冽的寒风在小女孩可怜的脸蛋上肆虐，她被冻得嘴唇发紫，浑身打抖，眼泪也仿佛在她那张可怜的脸蛋上结成了残酷的冰棱。

上将的眼圈湿润了。他把她抱上自己的指挥车，带回家中交给妻子，给她取名“怀远”。

　9

11月27日。

日军进抵距贵州边境仅二三十公里的南丹镇、

这天，美军第14航空队奉命出动B29 轰炸机前去轰炸南丹、六甲地区的日军。可是，机场指挥处却把六甲错译为六寨。于是，那些挂满炸弹的B29飞机，带着错误的出击命令，从成都地区的机场腾空而起，向广西北端飞去。

六寨。广西边境上的一个市镇，在这个长不及三里的街市上，麋集着数万难民和许多后方机关人员。张发奎的第四战区指挥所也设在这儿。

当十七架两翼上标有五角星徽的美军飞机出现在六寨上空时。镇上的军民都纷纷涌到街头，欢呼雀跃。可是飞机低空掠过小镇时，却撤下雪片似的传单。接着就把炸弹一个接一个地丢了下来。顿时，血肉横飞，哀声四起。

张发奎的指挥所被一颗重磅炸弹粉碎；战区司令部所有的作战资料、文件，连同战区司令长官多年的日记，都化为了灰烬。

在地动山摇的爆炸声中，战区司令部和附近部队里一个中将、两名少将、八个上校、两百多名中校以下军官、八百多名士兵，连同五千多名难民，都做了这场错误轰炸的冤死鬼。

这是在战争中上演的又一出悲剧，当然，也是一出不应发生的悲剧。［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11月底。

日军逼近贵州边境；形势异常紧迫。

蒋介石急令六战区第87、第94两军，从鄂西火速赶在贵州黄平、镇远，换成美式装备，由汤恩伯指挥，向西进之敌侧击。

又令一战区第98、第9、第57、第29、第13五个军，火速赶往贵阳、马场坪、都匀、独山等地，由汤恩伯指挥，阻敌进攻。

蒋介石派参谋总长何应钦赶往贵阳，统一指挥作战。

12月 1日。

日军第13师团突破贵州边境防线，向独山猛犯。3日占领了独山。

同时，第3师团攻陷贵州边镇荔波，向都匀猛扑。

重庆、贵阳、遵义和整个大后方，顿时紧张起来。

重庆。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向蒋介石建议，迁都昆明。（史迪威将军于11月回国，魏德迈将军继任蒋介石军事顾问，兼中国战区参谋长）。

蒋介石则表示，决不离开重庆一步，誓与重庆共存亡。

魏德迈大受感动、表示愿与蒋介石同守重庆。

蒋介石想着在缅甸作战的那支远征军。他说必须速调一部分远征军回来，否则，一切都完了。还有，必须向贵州调运美式装备，阻止日军进攻。

魏德迈完全同意蒋介石的意见。急电罗斯福总统、提出将远征军中两个精锐的师调回昆明。同时，为了向贵州境内运输兵员，要求再调三个空军运输机中队。

罗斯福接到魏德迈急电的当天，致电邱吉尔首相：

我接到魏德迈将军来电，内中概述中国境内的严重局势，并指出他同意大元帅（指蒋介石）决定把两个受过最好训练的中国师由缅甸调至昆明地区。……

我们面对着这样的事实：大元帅处于中国存亡受到威胁的严重危机之中，已经决定要把两师人调回去阻止日军向昆明进军。要是日军攻占昆明这个陆空终点站，那么我们开辟一条通往中国的陆上线路就毫无益处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因此认为：我们不能向大元帅施加压力，叫他改变决定……

尽管只抽走两个师，但邱吉尔仍深感这是很困难的事。但中国远征军有十多万兵力在缅作战，在中国处于生死关头，仅仅抽走两个师，这种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邱吉尔同意罗斯福的意见。

12月5日。

中国军队在何应钦、汤恩伯指挥下，对孤军突进的第3、第13两师团展开反攻。

12月8日，克复独山。优势的中国军队奋起追击，把日军驱逐出了贵州边境，直至广西河池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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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泪水欢歌

1

1945年2月初。

中国驻英军事代表团的桂永清和郭汝瑰二位将军从欧洲战区风尘仆仆归国，给蒋介石捎来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英国政界主动要求同中国长期结盟。

原来，英国人认为邱吉尔领导战时的英国政府，为保卫大英帝国的利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那是他作为一个英国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了避免邱吉尔因显赫战功而由公民变成“神仙皇帝”，滑到独裁统治者的邪路，在全力支持他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同时，已在国内政治圈内酝酿着形成一种力量。一旦战争胜利，就请他下台，另选政治家组阁，以保证他们的民主制度的连续性。

当时最有执政希望的英国工党已经明确地意识到，战后将形成美、苏两霸主宰世界的格局，英国原来的霸主地位将继续被降低。为了与之相抗衡，英国工党政治家暗中与中国驻英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密谈，许诺说该党若在选举中获胜，愿将香港交还中国（邱吉尔一直反对这桩事），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在战后不附美，也不要靠近苏联，而与英国结成紧密联盟，英、中两国于战后在美、苏之间撅起一股第三势力。

桂、郭等人得到英国工党方面这个许诺，认为只要能使香港回归，自然是一大喜事，便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匆匆回国向蒋介石汇报。

蒋介石听了桂永清和郭汝瑰来自英国的报告，思考了几天，才作出答复：令其转告英国工党方面，中方不接受此建议。因为在蒋介石看来，中国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中，得到美国的帮助，才越战越强。也因为在美国的力主之下，才得以跻身于世界四大列强行列，因此，只有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才能保持强国地位，此时，蒋介石已明确表示要把中国绑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战车上了。

没过多久，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发来一道密电，顿时使蒋介石惊得目瞪口呆。

密电说：2月上旬，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召开的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对外公报为专门讨论欧洲战场问题。实际上，对亚洲的对日战争也进行了磋商，订有极不利于中国的秘密条约。美国为了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在斯大林的强硬态度下，妥协屈服：（1）承认外蒙独立；（2）大连开为国际商港，苏联有优惠权利；（3）苏联租借旅顺为海军基地；（4）中东、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

抗战，中国全民奋起的大血战，为的是收回失地，包括1895年前被日本夺去的台湾岛。现在却要将北方一百五十六万五千平方公里的外蒙领土割出去，让其“独立”；将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收回来，却又沦为另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

这是在中国尚在淌血的伤口上又残忍地割了一刀。八年抗战，中国军民死伤两千多万，岂不成了无谓的牺牲。

造成这个苦果的直接原因，是1944年中国和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都不理想。罗斯福和邱吉尔都并不了解日本在这一年，大力强化扩军，在原有六十九个师团的基础上，突然突击扩充为一百零一个师团的兵力。而这众多的兵力，又主要用于中国作战，企图以打通大陆作战来鼓舞日本士气。这样，美、英军在太平洋上受到更加强大的抵抗和中国军队遭到突然增强的日军猝不及防的冲击。于是，美、英方面把在太平洋上受到的强大阻击，怪罪于中国军队没有有效地牵制日军兵力，同时，又毫无理由地指责中国军队的又一次大溃败。认为中国已无能力与日军对抗。他们把对日作战的胜利寄托在苏联出兵身上。因此，当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那些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时，罗斯福和邱吉尔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牺牲中国这个忠实伙伴，而先后表示同意。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英国的利益才是第一位的。

蒋介石看过魏大使发来的密电，惊愕之后，又发出一番感慨。在日记本上写道：

中国之独立统一，自由民主政治之建立，而烦友邦

劳心，且劳其征求英、俄同意，殊为我国耻辱；国不自

立，人不自强，宇宙之大，其尚有我民族生存之地耶？能

不戒惧乎哉？

蒋介石令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去见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因患脑溢血溘然去逝），表示中国政府不能接受雅尔塔会议有关中国的密约。但仍无任何结果。

6月12日。

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会见蒋介石，提出兑现《雅尔塔密约》中给苏联的那些利益，并转告说，斯大林要求宋子文于7月1日以前，去莫斯科谈判有关事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为了与苏方讨价还价，派遣宋子文、蒋经国等人前去莫斯科。

斯大林在单独会见蒋经国时，竟质问：“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蒋经国说：“你应当了解，我们中国八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上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来，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种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

斯大林反驳道：“倘使你的国家有力量，自己可以打倒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宋子文、蒋经国的莫斯科之行，也是无果而返。

蒋介石一方面继续派人四处活动，以争取拔出插进中国人背后的那把“刀”，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这种活动对于已决意牺牲中国的美、英而言，根本无济干事，于是，加快了与日本单独媾和的步伐。事实上，从抗战开始起，他就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念头。只不过那时日本人大军压境、态度太傲慢，条件太苛刻，逼得又太急，更加上全国民众和军队的反对，美、英的反对，他不得不迫于形势，“坚持抗战”。雅尔塔会议的密约一传到他的耳中，他就立即意识到了两个问题：一是被美国“盟兄”出卖了，心中油然生出一种被耍弄、被抛弃的苦衷。二是如答应密约要求，则东北很可能在苏联帮助下成为共产党的基地和大本营，这不能不对他的统治产生极大威胁。

蒋介石经过仔细盘算，反复思量，决定干脆抛开自己一年多前所许下的绝不与日单独媾和的诺言，马上派人去上海秘密探求中、日媾合之方案，以对抗斯大林在《雅尔塔密约》中提出的条件。

2

1945年春。

曾任汪记南京政权上海市政府顾问的日本特务船津辰一郎，从上海来南京，向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茨大将报告（1944年11月22日，冈村由第6方面军司令官升任派遣军总司令官），重庆方面来人，现住在上海，带来了蒋介石的口信。重庆来人因不便直接来南京，务请冈村宁茨近日前去上海会晤。

冈村偕同幕僚若干人前往上海。

重庆来人带来蒋介石的口信有三点：

第一，中国与美国的同盟牢不可破，但蒋介石认为中日合作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至关重要。因此，愿与日本合作。

第二，日本在中、美、英、苏的联合打击下，将面临灭顶之灾。拯救日本非蒋莫属。因此，蒋决计不记前嫌，准备于适当时机为日本讲话。然而，日本人往往不能理解中方的善良愿望，实为憾事。

第三，希望中、日双方军队互相尽力克制，在再扩大战端。

冈村宁茨根本不相信苏联会出兵进攻日本，而且此时他正值新官上任阶段，哪里听得进这些话，认为蒋介石口出狂言，不予理睬。错过了中、日单独议和的第一次机会。

不久，何应钦又派遣一个名叫余万青的人，亲往南京找冈村宁茨，密商中、日停战撤兵之事。但狂妄的冈村宁茨竟拒绝会见，只叫一名小参谋接待来者。冈村宁茨还将亲笔书信一封，交余万青带给何应钦。此书信跟王劲哉对日下战表的态度和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口气更加狂妄，声称：冈村总司令官率百万侵华日军，决不与中国政府调和，誓将中国政府消灭等等。

日方，第二次错过了中、日单独言和的良机。

2月底，日本内阁首相小矶国昭有意寻求结束战争，电召与国务相绪方竹虎等人有联系的重庆方面的缨斌前去日本，以便了解中国方面的态度。

3月16日。

缪斌带着蒋介石的议和条件抵达东京。

日本皇室东久弥宫首先与之会晤。蒋介石的使者竭力宣传中方议和原因：中国和日本再打下去，苏联将以反击日本侵略为名，出兵东北。那时，日本将被摧毁，中国亦将受苏侵略。因此。中、日两国面临共同威胁。当务之急，只有中、日双方尽快罢战言和，缔结和平，以消除苏俄出兵的口实。

同时面呈蒋介石议和的条件，大约是：

第一，归还东北；

第二，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兵；

第三，重庆政府暂在南京设置看守府，三个月内还都南京；

第四，南京看守府由重庆派员组织；

第五，南京汪伪政府必须取消，汪伪政府的头面人物由日本政府收容；

第六，日本在与中国媾和的同时，与美、英媾和，共同防拒苏联侵略。

缪斌正与日方有关人员进行磋商，又收到蒋介石电令：前述六条绝对不容变更。

小矶首相对和平条件非常热心，力主按此条件缔结日、中和约。

4月2日。

小矶首相对如何具体实施和平工作，向天皇汇报，提出：日本方面切莫错过这一良机，争取与中国议和，体面退兵，结束战争。

可是，天皇对此却不感兴趣，召集陆、海、外三相，听取意见。结果，三相均表示反对议和，主张坚决战斗到底。

4月3日。

天皇召见小矶首相，”以三相反对为由，令其停止对和平途径的探索，让缪斌立即回国。

4月5日

由于小矶首相的和平工作遭到天皇和军方反对而失败，再加上战局恶化，为此宣布内阁总辞职。

日本又一次惜过了拯救自己的良机。

　3

日本方面敢于在绝境中拒绝蒋介石的媾和建议，是基于苏俄在二次大战中与日本的一贯“友好”态度，估计苏联无论如何不会在1945年秋季前参战打日本，多数人则根本否定苏联会对日本用兵。因此，用于防御苏军的关东军，也一再抽调兵力到长江方面作战。

在日本和苏联关系一度紧张时，关东军确有六、七十万兵力。但是从1944年初日军决定进行打通大陆走廊作战时开始，就大量向南调用该军。在 1至3月间，关东军一部分调往华中，使总兵力由一百六十五个步兵大队减少到九十六个大队，炮兵由七十三个大队减少到五十一个大队。兵员总数则由六十五万人减至五十万人。当豫中会战打响后，再次从关东军抽兵南下，至4月中旬，关东军总人数仅为四十万人。

至1944年底，日军打通大陆走廊作战结束时，关东军比1943年减少了一半，仅二、三十万兵力。调出的主要兵团达十二个师团和一个坦克师团，以及大部分航空兵。1945年初，日军大本营制定了《驻满兵备大纲》，决定让关东军在外观上保持强大军备威容”，“以外貌强大的军备威胁苏联。”

根据这个“外强中干”的决策，1945年1至3月，关东军再次被调出八个师团（其中一个坦克师团）和第6军司令部（调往华中）。

3月底时，关东军的外貌是：二个方面军，三个军。关东军的实际兵力是：

第 1方面军：

直辖：第122师团；

第3军：第112、第124、第127、第128四个师团；

第5军：第126师团。

第3方面军：

直辖：第119师团；

第4军：第123、第125师团。

被一直宣称为百万精锐的关东军，在苏军参战前夕，仅为那点可怜的人马。而且，据日军陆军部记载，关东军的师团基本上是1944年底至1945年初临时征招补充的，名为师团，“实际上与精锐师团相比，战力仅为其30％。”

在这同期，驻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派遣军第13军一个军、就有第60、第61、第65、第70、第69，第118、第63、第117、第59、第110、第39、第133十二个师团，再加一个坦克师团和三个独立混成旅团，而且这些师团几乎全是日军精锐。

1944年7月底，中、美空军第一次从成都基地出击“满洲国”的大连、鞍山、奉天等重要城市；8月初，又接连以B29 飞机轰炸鞍山、大连、本溪和朝鲜半岛。中、美空军已经有能力大规模反击到关东军腹地。

1944年底，日军大本营的战略意图是：派遣军以主力置于东南沿海，阻击美、英军登陆。

冈村宁茨不以为然，认为派遣军既然有如此强大的兵力，就应该继续西攻，等打败了蒋介石，再回过头来对付美、英登陆。具体设想是：发动芷江进攻，夺取芷江要地，再突进重庆；发动者河口进攻，进而攻取西安，再由西安北攻四川盆地。

经过坚决力争，大本营让步，同意了冈村宁茨的西攻方案，并将日本国内东部、中部、西部各军，及关东军的部分通信部队（计有线电六个中队、无线电十个中队）调入派遣军，又将第8飞行师团的两个独立飞行中队，调入第5航空军。

1945年初春，大本营再次为派遣军增调各种兵力，计有：从日本国内调往的汽车部队和兵站等若干；新建的三个师团、十二个独立混成旅团，若干个独立警备队，以及从关东军调往的部队。

1月29日。

冈村宁茨在南京召开各方面军和各军司令官会议，正式下达老河口和芷江进攻作战的命令。

令华北方面军实施老河口作战，第6方面军之第34军配合进攻。令第6方面军实施芷江作战。令第5航空军一部协同以上两军作战。

最后，冈村宁茨在会上狂妄叫嚣，“本总司令官决心在三军将士奋起之下，在北方确保大东亚圈内的宝库；在东方海岸要域布成铁桶般的阵地，当敌登陆时予以歼灭；在西方排除万难挺进深入重庆要域，以摧毁敌之根据地！”

4

3月18日。

豫西大地风云突变，战机勃起。

日军豫西地区部队从洛阳向西猛攻，大有要打开潼关，进攻西安之势。

南阳北面，也有三路大军气势汹汹杀来。

第一路：第110师团，从临汝、登封地区向南进攻。

第二路：以山路中将的坦克第3师团在前，吉武支队在后，从鲁山向南猛进。

第三路：第115师团在前，骑兵第4旅团在后，从舞阳向南扑来。

日军的进攻，如同去年5月的豫中会战一样，利用坦克群和骑兵部队，在豫中平原上快速推进。

南阳西郊刘相公庄。

第五战区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在此召开师长以上军事会议，布置迎敌。该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电令，决定以第55军、第68军会同友军新编第8军，在南阳以北云城、唐河、南召地区阻击日军，然后，相机向南阳西南方转进。

刘汝明命令第68军第143师坚守南阳城，他对该师师长黄樵松说：“你师必须死守南阳城，以保障第五战区长官部老河口的安全！”

黄师长知道南阳东、北、南三个方向无险可守，孤军守城，已无生还希望，便横下一条心，表示誓与南阳共存亡。

会后，黄师长与好友们一一握别，悲壮他说，“来生再见！”

黄樵松回到南阳城，首先派师部政工人员会同南阳县政府人员，将城内居民全部转移到城外安全地方。又令工兵部队在城关四周大量埋设地雷。

做完这些准备，他又把师部副官处长张世发叫来，叫他马上派人赶做一口棺材，并按照黄师长的要求搁置在师部大门口。黄师长挥笔写上：“黄樵松之灵柩。”

官兵见了棺材上那几个大字，莫不抱定血战到底决心。

3月25日。

日军三路大军兵临南阳城下，在坦克导引下从四方八面攻城。

日军以两个师团和坦克师团以及吉武支队，在飞机的大力配合下猛攻两天，未能突破城防。敌总指挥第12军司令官感到南阳一时难以攻下，为了加快向老河口和陕南方向的进攻，不得不改变原计划，令一部兵力绕过南阳向老河口进攻；以另一股兵力向西峡口方向进攻，其余部队仍向南阳猛攻，势必拿下该城。

黄师长指挥全师沉着应战，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去哪里督战。他在从指挥所赶往打得最危急的北关途中时，随身卫士全部被激烈的炮火打死，他只身一人来到前沿阵地。官兵见此倍受鼓舞，同仇敌忾，拼死打退敌人的进攻，稳住了阵地。

此时，战区长长官部转来蒋介石电令：黄樵松师长，喋血抗敌，忠勇用命，着即传令嘉奖。

3月30日，上午。

日军坦克冲进守军一个阵地，发现守军只有一个受伤的士兵尚在喘息，其他全部战死。敌人将他抓起来，用刺刀逼着要他引路，那伤兵拖着受伤的身子，挣扎着朝城里走去。他把敌人带进地雷区，在一连串的爆炸声中，与敌人同归于尽。

这个伤兵名叫葛子明，是一个班长。

3月30日，下午。

黄樵松接到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转来蒋介石电令：第143师己完成牵制、阻击日军的任务，现敌人已分别西犯和南犯，南阳孤城已无死守必要，着令该师迅速撤出城垣。

是日夜，第143师顺利做出城区。黄师长离开师部时，十分遗憾地在“黄樵松之灵柩”上题写了打油诗一首：

苦战十昼夜，南阳成废墟。

始将好头颅，留待最后掷。

老河口之战。

3月21日，日军第6方面军第34军之一部，从湖北荆门北上，攻占襄阳后，转锋一指，攻取谷城，形成南北夹击第五战区长官部老河日态势。

第五战区直辖第41军代理军长陈宗进，奉命率部从枣阳向谷城出击，攻击敌第34军。

在此之前，敌骑兵第4旅团，随第115师团跟进，到达南阳东南方的源潭镇时，突然超前突进，于3月23日，顺利跨过唐河和白河，向老河口扑进，为了隐蔽企图，旅团主力避开南阳至老河口大道，稍向东侧迂回推进。

3月25日。

日军骑兵旅团骑炮兵第4联队千百匹战马和一排排战炮，正浩浩荡荡行进在三十里屯附近，突遭中、美空军飞机攻击，滚滚铁骑炮队尽都成了肉靶。该联队官兵被炸死殆尽。联队长尚存一口气，躺在血泊里痛苦地挣扎蠕动。少数幸免的战马尖声嘶鸣着狂奔乱跑。B29轰炸机俯冲下来。每架飞机上十挺12.7mm机关炮一齐吼叫，弹丸如同暴风骤雨，战马连同战马背上的“武士们”都统统被消灭了。

3月27日。

旅团长藤田少将下达攻击命令：令骑兵第26联队攻击老河口飞机场，骑兵第25联队占领老河口北关渡口后，向市区进攻。

3月29日，骑兵旅团经两天激烈战斗，推进到老河口城下。在野炮兵大队的炮火支援下，第25联队和赶来增援的步兵大队从北关，第26联队从南关，同时发起进攻。

守备老河口的是第45军125师和第41军的368团，统由第125师师长汪匣峰指挥，第22集团军的炮兵部队，在汉水河西岸摆开阵势，对进攻老河口的日军日夜轰击，

31日拂晓，日军野炮兵队将北面城墙炸开了两个大缺口。早上六时许，第25联队全部人马一齐发动强攻，妄图一举夺取老河口。从缺口处突进去的两个中队遭到全歼，联队主力亦遭到守军包围，被压制在西北角。

汉水河对岸的守军炮火立即集中轰击第25联队之敌。

日军独立步兵第30大队，连续发动两次冲锋，拼死救援绝境中的骑兵第25联队，两次冲锋，均被守军打垮。

被包围压制在城西北角的日军第25联队，占据有利地形拼死顽抗。中岛曹长带了一个机关枪小队，企图攀越城墙打出去，在城墙下遭到守军炮击，全队被炸死。日军伤亡惨重，第2中队长夏目大尉、联队炮中队长锻冶大尉等先后战死。联队长古泽大佐命令烧毁密码本，准备全体战死。

第25联队苦撑到夜里，少数人突围逃脱。

第26联队自3月20日以来，连续夜间急行军（白天怕中、美空军袭击轰炸），又加上多次遭到中、美混合空军的攻击，人员战马死伤严重，到达老河口时早已人困马乏。31日黎明，从南关勉强发起攻击，遭到守军猛烈扫射，又被汉水西岸炮火狠狠轰击，死伤无数，无法前进。冲锋队伍垮了下来，无力再发动新的冲锋。是日正午，便接到藤田旅团长撤退的命令。正当联队长山下大佐下令撤退时，退路却又被中国军队截断。

第26联队左冲右突，拼死苦战，于翌日四时才冲出重围，退回到马屈山南侧，收整残部。

日军之骑兵旅团彻底败下阵来，只好坚守待援。

4月 1日夜间，一愁莫展的藤田旅团长收到第12军司令官电报：令其停止攻城，待第115师团到达后，骑兵旅团由该师团长指挥。

接着，藤田少将又接到第115师团长杉浦中将电令，令骑兵旅团撤到后边休整，由第115师团接替攻打老河口的任务。

日军第115师团以步兵第85、第86两旅团的兵力，从南阳南下，在邓县、文渠地区遭到曹福林第55军阻击。经过一番苦战，冲破守军防线，向南强行突进。

第115师团来到老河口，猛攻数日，同样毫无进展。

4月6日，调来一个联队的炮兵，把城墙轰塌若干道缺口，又令工兵对城墙进行爆破。日军从那些缺口处，交替发动多路进攻。结果，一次次冲进城去的日军；都被守军用手榴弹全部歼灭，无一生还。

4月8日，黄昏。

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终于占领了老河口城。

此时，陈宗进指挥第41军正好攻下谷城，推进到汉水西岸。见老河口已升起太阳旗，便下令就地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与日军隔河对峙，互放冷枪冷炮，谁也不敢到江边汲水。直到8月15日，老河口城上的太阳旗落下，挂起白布片为止。

策应老河口作战的日第34军，也于此时向南退却。回到荆门地区。

西峡口之战。

向西峡口方向进攻的日军，是此次作战中日军最强的一路——坦克第3师团主力和第110师团主力。

日军以坦克开道，步兵炮兵蜂涌跟进，沿着南阳至西安的豫陕公路，在丛山峻岭之中的狭窄公路上拼命突进。3月28日，坦克第3师团的先头部队抵达西峡口镇南约一公里处。

守卫西峡口的是吴绍周第85军之23师和暂55师。

日军坦克部队和第110师团之139联队，猛攻一天一夜。占领了西峡口镇区，接着，马不停蹄地沿着狭窄的豫陕公路继续西进。4月5日，先头部队到达重阳店，并向守军发动进攻，

此时，以王仲廉第31集图军为骨干的中国军队，正按计划向西峡口至重阳店之间的公路两侧山地运动，计有吴绍周第85军，赖汝雄第78军，谢辅三第27军一部，武庭麟第15军，第90军王应尊之第28师等部。

4月4日，第85军廖运周第110师奉命赶到西峡口至重阳店之间的丁河店，在公路北侧占领阵地。同日，豫省保安第2团亦奉命抵达丁河店公路南侧。

翌日凌晨四点钟，公路南北两俯的中国军队同时发动反攻。顿时，山谷中炮声隆隆，喊杀声震天，丁河店在猛烈炮火中顿时火光冲天。(奇书网|Www.qinkan.net)

廖运周师同保安2团经一天半激战，夺取丁河店。接着又将丁河店东约八里的奎文关之敌数百名，尽行歼灭，击毁敌坦克数辆，攻占了奎文关，还将西峡口至重阳店之敌，拦腰斩断。重阳店之敌顿成瓮中之鳖。

中国军队第23师、第176师和裴昌会部共三个师，向重阳店的敌第110师团之139联队和坦克师团一部进行反攻，将其全歼。

王仲廉统一指挥各部队，从山地跃进，以约十数个师的优势兵力，对西峡口之敌形成包围态势。并令廖运周第110师和王应尊第28师两精锐部队，向西峡口镇发起反攻。

日军一再增加兵力，死守西峡重地，双方成胶着状态。

两军咫尺相对，寸步不让，连日争夺攻战。中、美空军也频繁出动飞机，对日军进行轰炸扫射。真是狭路相逢，誓死不让。直至8月中旬，日军从房顶上撅起白布片为止，峡谷之中激烈的枪炮声才停息下来。

　5

4月中旬。

长江北面西峡口激战的枪炮声竟日不断。

长江南面湘西大地战事又起。

日军第6方面军第20军主力，从长沙、衡阳地区，分南、北、中三路，向雪峰山东面杀来。

雪峰山绵亘数百里，从东北至西南侧对湘西，东临资水，西靠沅江，地势险要复杂，是湘西芷江中、美航空基地的天然屏障。

北路日军：重广支队向雪峰山东麓的新化方面进击。

中路日军：第116师团主力，由隆回经山门，向雪峰山中部腹地猛进。

南路日军：关根支队和木佐木支队，向新宁、武冈地区进犯。

进攻初期，日军进展顺利，特别是第116师团的挺进部队第109联队，4月11日从宝庆出发，途中未遇大的抵抗，即于4月17日深入到雪峰山中南部龙潭司附近的圭洞。

第116师团长菱田元四郎中将异常兴奋，对此判断，日军将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拿下芷江要地。该师团长一面命令挺进部队继续猛进，扩大战果，一面与南、北两路日军商议，在深入雪峰山腹地之前，各路主力密切配合，从北迂回包围，将雪峰山南麓尾巴上的洞口、武冈地区的第74军吃掉。

菱田元四郎中将的意见得到第20军司令官的认可。

4月19日，各路日军纷纷调整部署，企图向雪峰山南麓扑进。但是，正当日军调整兵力时，战场情况却风云突变，使菱田中将的计划顿成泡影。

北路，重广支队。前进到韶山地区丘陵山地后，遭到韩浚第73军的坚决阻击。4月21日清晨，该路日军冒进到桃林徐家桥时，突遭西边和北边两面山上迫击炮、机关枪的猛烈轰击扫射，抬头一看，四面山上布满了中国军队，始知钻进了“口袋”。

中国军队以发烟弹指示日军集中的位置，迫击炮弹如同冰雹似地在敌群中从天而降，哪里有大群的敌人，哪里就是一片火海。

北路日军开始展开痛苦的突围作战。

南路的关根支队为了策应第116师团的歼灭战，决定从西、南两面对第74军构成包围圈。令支队主力突进到瓦屋塘附近，然后迂回到中国军队主力背后，企图断其退路：令支队另一部兵力，向武冈前进。

关根支队在武阳、武冈地区遭到第74军狠狠打击，使之无法前进。

中路：第116师团的情况最为不妙。

首先传来的是挺进部队第109联队的呼救声，第109联队突进到圭洞附近，立即遭到第100军之51师的坚决阻击。接着，第100军之63师一部和第74军之19师从清山界西进，将敌挺进部队包围在丛山大岭之中，从东、西两个方向狠狠夹击。日军左冲右突，无法摆脱困境，遂抢占附近山头阵地固守，同时向师团长呼救求援。

师团主力亦处处受到守军阻击。中、美混合空军从4月23日起，不断出动战斗轰炸机，把成百上千吨的炸弹倾倒在日军阵地上。

4月27日。

日军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见围歼第74军已不可能，又一次改变作战计划，决定投入第47师团主力，倾力向雪峰山突进，解救被中国军队包围在圭洞地区的挺进部队，同时，在沅水以东的龙潭司地区围歼以第100军为首的中国军队主力。

根据坂西军司令官的命令，第116师团长菱田中将对本师发出命令：

第一，挺进部队应确保现占据地带，与师团主力的进出相呼应，准备攻击龙潭司一带之敌。

第二，加川部队迅速突破江口附近敌阵地，然后向龙潭司突进。

第三，儿玉部队在攻占洞口后，应首先向江口前进……

日军的整个企图是：以挺进部队坚守在雪峰山中，吸引中国军队主力于沉江以东龙潭司附近而聚歼之，却正中中国军下怀。

芷江。

第4方面军总司令部。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偕同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将军、参谋长巴特鲁将军一行。飞抵芷江，与第4方面军总司令玉耀武将军一起策划雪峰山会战下一步的战略。

何应钦认为，日军采取多路进攻，分进合击，意在夺取我芷江空军基地，作为向重庆进攻的第一步。但是，日军的多路进攻明显暴露出兵力分散不足，易于被我各个击破。同时，雪峰山地形复杂险要，易守难攻，对我军有利。因此，要采取诱敌深入，待敌进到有利地带，乃进行全力反攻，将分路进击之敌各个歼灭于雪峰山区。

基于以上原则，何应钦下达命令：

一、王耀武第4方面军之100军、74军、 73军会同王敬久第10集团军之92军一个师，分别在龙潭司、雪峰山南麓和新化地区吸引阻击敌人。

二、第六战区胡琏第18军火速从鄂西南下，拨归第4方面军序列。其部队应从辰溪、淑浦插入雪峰山东面的新化地区，再沿雪峰山东麓南下至隆回，截断湘黔公路，与北进之汤恩伯军会合，将日军关闭在雪峰山区。

三、汤恩伯第三方面军第94军和第26军（一个师），从广西边境前出雪峰山南麓，配合第74军，包围歼灭南路日军，并北上至隆回，与第18军汇合，完成封闭雪峰山之敌的任务。

四、陆军总司令部直辖廖耀湘新编第6军，从云南空运湘西，配置于芷江、安江地区，为总预备队。

五、中、美空军混合大队，以两个轰炸机大队配合作战。

何应钦同时还要各部队在运动集结时，充分利用雪峰山作掩护，隐蔽其战略企图。

各部队按照命令积极运动开进。

第18军军长胡琏率领部队从鄂西日夜兼程向雪峰山赶来。5月13日，胡琏随前卫部队到达淑浦第100军军部，见到了他的黄埔军校四期同学——第4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将军。老同学在战场上相逢，分外亲热。

胡琏对湘西情况比较陌生，寒喧几句后，马上向邱参谋长了解战场情况，以及这次会战的计划，敌我双方各部队的位置和态势。

邱参谋长要为老友设宴洗尘，胡军长婉言谢绝，说：“兵贵神速，不敢久留，等打败了日本鬼子，咱们长沙再见，再叙友情！”

说完跨上战马，带着队伍走了。

中路日军，挺进部队仍在重重包围中奋力挣扎。

第116师团主力各部，竟相向雪峰山中突进。儿玉部队于4月29日攻占洞口，打开了沿军用公路进军雪峰山腹地的大门，会同其他各部，向江口突进。上万人的大军，沿着洞口至江口的山间公路推进。结果，被74军51师的两个连堵在了铁山脚下。

此处地形异常险峻。军用公路北侧是铁山，南边是铁山庄。两连守军分别住在铁山和铁山庄，居高临下，用迫击炮轰击公路上的大队日军。

中、美空军接连出动飞机，对峡谷中的日军进行轮番轰炸扫射。

日军连续发动冲锋，均未能打开这道“鬼门关”。

第116师团长见情况险恶，未经请示军司令官，便下令停止向江口进军，部队退回月溪，直接北上救援挺进部队。

奉命退回月溪北上救援的部队，向北没翻过几个山头，就在上渣坪、土岭界附近遭到中国军队坚决阻击，被堵住去路，无法前进，中、美空军跟踪飞来，又是轰炸又是扫射。使该部日军陷入死地。

从山门突进的另一股日军，也在老隘塘附近受到中国军队的包围攻击，死伤累累，前进不得。

自此，敌20军关于在龙潭司附近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战略企图又破产了。

日军各级统帅部一片焦虑、惶恐。

日军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头脑比较清醒。从一开始，他就反对冈村宁茨那种不顾双方战力实际，狂妄西进的计划。对芷江进攻作战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4月25日，日军第6方面军破译了中国军队无线电报，得知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军队正陆续空运到芷江。

冈部大将深为忧虑，认为着不慎重指导，参战部队恐将全军覆灭。两天后，遂下决心放弃夺取芷江的打算。为了撤出陷进雪峰山区的第20军，他命令第34军主力立即向长沙附近集结，准备支援掩护第20军的撤退。但是，夺取芷江是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茨的决定，并得到大本营批准的，他冈部是无权改变这一作战的。因此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面对陷入险境且被分割包围的全军，心急如焚，只得于5月3日向各部队下达命令：各自整理部队，等待新的命令。

当天，坂西一良向冈部大将报告：“敌军集中主力对芷江方面作战，大大出乎意料。我军无法按原计划进攻芷江，请求增加二至三个师团，予敌以大的打击。”

冈部直三郎的意见是放弃进攻芷江，所以否定了坂西一良的意见。但他还是把自己的意见和第20军的请求，一并上报南京的冈村宁茨总司令官。

冈村宁茨当即表态：可以采纳坂西一良中将的意见，再增加二、三个师团的兵力，继续西进。…

派遣军总参谋部宫崎作战主任，却坚决反对坂西将军的意见。此人亦是一个头脑冷静的军人。他清楚地知道： 1944年冬季，就在日军从广西向贵州大举冒进之时，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适应与美、英等同盟国军的联合行动，由守势转为攻势，在昆明设立了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由参谋总长何应钦上将兼任陆军总司令。

陆军总司令部所辖部队为：卫立煌的中国远征军；以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为司令的四个方面军；杜聿明的昆明防守司令部等部队；共计二十八个军，七十多万兵力。

这些部队都是蒋介石的精锐，多数已换成美式装备，有的受过美军严格训练，战斗力特别强。

就在冈村宁茨轻狂西进之时，蒋介石正考虑在中、美空军混合大队配合下，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精锐之师，从西南开始全面的反攻。

因此，宫崎向冈村宁茨进言：“在雪峰山阻击我军的中国军队，虽然数量并不大，但全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所辖部队，战斗力不容忽视。从敌战力等各种因素考虑，要扭转雪峰山的被动局面，至少还需投入七个师团兵力。因此，现在应该采纳冈部将军的意见，果断中止芷江作战。”

冈村宁茨无论如何也不愿承认派遣军的失败，因此，无论如何也不愿下令中止芷江作战，但是，若要向雪峰山大量投入兵力，中国军队也必然热烈响应，大量投入兵力，这样下去，将出现难以预料的中、日两军大规模决战的局势。在雪峰山决战，只有对中国军队有利，而对日军来说，那里简直是个无底洞。

冈村宁茨痛苦地犹豫着。

雪峰山前线。

南麓战场。

汤恩伯的部队如同出山之虎，前出广西边境，扑向日军，会同第74军，立即将南路日军分割包围，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5月4日。

汤军和第74军发动总反攻。

南路日军关根支队和木佐木支队全线崩溃，一片混乱，各自夺路而逃，各级指挥官无法统率指挥自己的部队。

日军呈现出兵败如山倒的现状。

其第115大队在万福桥附近被包围全歼。关根支队司令部及其附近部队，被汤军包围，歼灭殆尽。其他各联队也在武冈、花园、隆回等地溃不成军，几被全歼。

汤恩伯将军指挥部队一路横扫北上，在隆回的桃花坪地区，同南下的胡琏第18军会师，完成了对敌的全面包围。

北路战场。

敌重广支队从韶山地区拼死突出重围，进至新化、洋溪地区，又陷入中国军队重围。激战数日，损失惨重，于5月8日，未待接到撤退命令，即突围逃跑。幸得前来增援的第47师团主力相救，残余兵员才得以逃脱。

中路战场。

第116师团各部陷进雪峰山中，被优势的中国军队分割围歼，战况空前激烈。

中、美空军和地面部队的配合作战，达到较高的协调和一致。混合空军频繁出动，对重围中的日军实行地毯式轰炸，并大量投掷凝固汽油弹。在雪峰山中，到处是一片片火海，数万日军在火海中痛苦挣扎。

5月9日。

菱田师团长终于收到第6方面军转来冈村宁茨总司令官命令撤退的电报，菱田中将绝望地向师团各部发出命令：“杀开一条血路撤退！”

挺进部队之残部乘夜暗偷偷突出重围，向东逃窜到老隘塘附近，再次被中国军队包围。拼死突围不成功，且已弹尽粮绝，虽经苦战，仍全军覆灭。

师团主力被歼灭，残部在第34军主力和第47师团的拼死救援下，才侥幸逃脱。

雪峰山一战，日军陆军部承认，伤亡共计：二万六千五百一十六人。当然这是大大打了折扣的数字。

6

日军中国派遣军的西进计划，先是在西峡口碰壁而裹足不前，后又在雪峰山冒进遭受惨败，使日军统帅部感到冈村宁茨大将的西进计划，如果不是出于急于表现自己，就是一种毫不顾及实际的轻率行为。

日本陆军部鉴于美、英的大规模反攻和有可能在中国登陆、另一方面又凛于中国陆、空军的加强，已具备大规模反攻的能力，乃提出了收缩集中大陆兵力的方案：即撤回长江以南的湖南、广西、广东数省的日军。也就是撤掉用了一百五十个大队的地面部队和一个航空军的兵力，扫了半年才完成的大陆走廊南段。

此事经请示陆军大臣阿南大将和陆军次官柴山兼四郎中将，他们都表示同意，但又觉得自己一下子毁了那么一大段“走廊”不合算。于是又提出只撤出广西全境、广东一部分和福州的兵力，暂时保留湖南那一大片水网地带。

陆军部将这个方案上奏天皇陛下，请其“圣断”。

天皇也觉得兵力排列在那么长的“走廊”上，实在是势单力薄，随时有被敌人拦腰斩断，分块吃掉的危险，同意从广西撤退。

陆军部还考虑到，皇军为打通“走廊”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仅在衡阳城下就损了一万多人马。刚打通马上又撤毁，实在有点儿“儿戏”。为了尽可能弥补这昂贵的代价，提出在将撤毁的“走廊”地段，彻底破坏城镇和村庄（实行三光政策），同时，将撤退地段的铁轨全部撬走，运回国内制造枪、炮、子弹。

对此，天皇的指示有三条：第一，撤除“走廊”，要防止敌人的宣传和世界舆论，不要让敌人把我们说成是在败退；第二，皇军撤退时要隐蔽，仿止敌人追击；第三，橇走铁轨，破坏城镇、村庄，要注意是否会给民心以不良影响。

对于撤除“走廊”，向东方收缩兵力一事，冈村宁茨大将因在西峡口、雪峰山两处丢脸，再也说不起硬话，只得同意执行。

日军首先从广西南宁悄悄撤走。

中国军队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现改任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率部驻于百色地区，密切注视着广西境内日军的动向。

他的部队改编为第4方面军后，在美军顾问博文上校等人的协助下，经几个月的休整，战斗力有所提高，将士无不跃跃欲试，准备反攻广西，收复失土。

5月上旬，张发奎得到报告，驻南宁的日军第22师团主力已秘密撤往越南，南宁仅有两个联队的日军。

过了几天，张发奎派出去打游击的突击营，在南宁郊区打死一个日军少佐军官，从尸体上搜到第22师团长给南宁日军的训令：“如受压迫，得向谅山撤退。”

张发奎判断：日军准备放弃南宁。

张上将激动不已，决心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独断向南宁之敌发动反攻。

5月中旬，张发奎命令两个突击营，挺进邕龙路两侧，截断了南宁与越南的交通线。又令第64军越过左江推进到南宁近郊，屯兵于南宁东南和西南方。令第46军主力，突过右江，迂回到南宁北面。

至此，南宁已处于中国军队包围之中。

5月26日。拂晓。

中国军队对南宁之敌发起总反攻。经一天激战，攻取南宁城。

接着，张发奎命令第46军往北，向柳州推进；令第64军沿铁路线向越南挺进；令第62军从靖西，向越南高平方向挺进……

5月下旬。

何应钦命令汤恩伯第3方面军主力，从雪峰山南麓地区挥师南下，会同张发奎第2方面军，迅速包围了柳州之敌，经数日激战，攻取了该城。

第2、第3两个方面军乘胜北上，包围了桂林。桂林之敌勉强抵抗了一下，便夺路而逃，退人衡阳地区。

中国军队收复了广西全境。

何应钦马上拟订了反攻广东的作战计划。

5月中旬。

福州。第80师师长李良荣得到侦察报告，日军将从福州撤退。李师长立即指挥本师官兵，单军反攻福州。经一天战斗，日军无心对抗，夺路逃走。

5月18日，李良荣师长率部凯旋进驻福州城。

日军呈现一派穷途未日状态。

7

中、美空军的大规模反攻作战，从1944年6月就开始了，进入1945年，空军的反攻规模更加空前。从中国大陆西南航空基地起飞的轰炸机群，同太平洋上马绍尔群岛、菲律宾等地的航空基地上起飞的轰炸机群，对日本本上构成了空中央击。

进入1945年春季，在长江中、下游数千公里的战场上，以及重庆和整个大西南后方基地上空，已很少见到涂着“红太阳”的飞机了，相反，涂有美军星徽和中国空军星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却经常大群大群地翱翔于广阔的兰天，对日军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

1945年2月下旬开始，B29战略轰炸机开始使用燃烧弹攻击日本城镇。

3月10日，午夜。

天气晴和，但北风猛烈。在强风横扫下，日本领土上的雷达无法正常工作。

深夜零时八分。三百三十架 B29轰炸机超低空飞临东京上空，立即进行地毯式轰炸。大量燃烧弹爆炸后，使全城各处火光冲天。

轰炸持续了八分钟之后，东京才发出空袭警报。但此时市民已陷入极度混乱之中，无法组织疏散和躲避。

东京防空飞行队的飞机起飞迎战，但因B29飞得太低而无法追踪，急得在天上团团打转。

日本人信奉神道，但这天夜里，被他们虔诚供奉了千百年的神灵，好像都变了。阵阵强风，像是受了神的驱使，把被燃烧弹点燃的大火，一下子就吹腾上了天空，风助火势，火借风势，遥相呼应，全城火势顿时蔓延开来，浓烟笼罩了整个城市。

B29轰炸机的踪影，被那弥天浓烟掩护得神神秘秘，忽隐忽现，简直难以寻找和捕捉。

日本飞机只得听凭中美飞机在他们的首都上空乱施炸弹。

东京地区各防空阵地上千百门高射炮，纷纷翘起长长的炮杆，对着弥漫着浓烟的夜空乱放。那一夜，他们一共打了一万一千多发高射炮弹，却没伤及B29飞机一根毫毛。

B29机群整整轰炸了两个小时又三十二分钟，才悠然离去。

东京的大火，烧红了半边天际。大火直烧到翌日八点，与初升的太阳“比试”了一阵亮度，才渐渐被扑灭下去。

这次大轰炸，仅东京民房就被烧毁三十余万户；炸死、烧毙居民八万三千零七十人（驻军死亡除外）；轻、重伤十一万三千六百零二人；受灾者达一百二十万人。

天皇在宫内大臣们陪同下，巡视了灾区。投入他眼底的是：一望无际的焦土，被烧焦的、发散着臭味的遍地死尸。

居民们扶老携幼，成千上万地向城外蜂涌奔逃，仿佛是天要塌地要陷，人类未日将要来临一般。

天皇心头无限悲伤，他闭上双眼，在心里默默祈祷：愿新日本由此灰烬中诞生！

4月13日深夜和15日深夜，B29机群又接连对东京进行大空袭。皇宫被炸，火光冲天。明治天皇的神宫化为灰烬。皇族住宅、不是被炸就是被烧。宫内大臣们也成了无家可归者。

在轰炸东京的同时，全日本各大城市无一幸免，许多地方变成一片废墟。生产设施大部被摧毁，战力、国力已根本无法恢复。

在对日本城镇、工业区和军事设施进行大轰炸的同时，美军飞机还在日本列岛周围海域，投放了大量水雷，封锁了孤岛与外界的水运航线。

日本空军已无招架之力。飞机在战争中消耗之后，无力再行生产、补充，打掉一架少一架，越战越弱。

为了报复美国军队，海军派遣了一艘名叫“伊一25号”的潜艇，从浩无边际的太平洋水底潜过去，在美国俄勒冈州海岸冒出水面，对着哥伦比亚河港口，恶狠狠地打了十七发140mm的炮弹，但其中十六发都是臭弹。美国人为了讥讽、羞辱日本军队，就在那颗唯一不是臭弹的地方，高高地竖起一块纪念碑，上刻赫赫然六个大字：

历史性弹着点。

自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美国空军（含有一小部分中国空军）轰炸日本本上共出动飞机一万六千五百架次，投掷炸弹、燃烧弹共七万吨。

日本飞机对中国城镇的侵略轰炸是惨无人道的。但是，日本本上遭到美、中空军的报复轰炸也是很惨的。日本方面作过统计，以重庆和东京为例，日本飞机每向重庆丢一颗炸弹，那么后来东京遭到的报复轰炸，则为23颗炸弹。

日本无力用飞机反击美国飞机的攻击，就研制了一种纸气球，让气球携带十公斤的小炸弹，漂洋过海去炸美国人。

这种气球是用日本纸和魔芋胶作外皮，直径十米，内中充满氢气。挂上十公斤重的炸弹，可升高一万至一万二千米高空，随着太平洋上冬季特有的自西向东的急气流，以每小时二百五十公里的速度飘行，需用四十个小时时间，飞越八千公里宽的太平洋，对美国本土进行报复轰炸。

日本军阀为了进行这种软弱无力的反抗，以保卫神圣皇国为口号，动员了大批人民投入这项纸气球的加工。日本各地剧场、国技馆和舞伎座等公共场所，都成了加工纸气球的工场，穿着黑色短裙的中、小学校的女学生们也被动员起来，夜以继日地为皇军糊纸气球。

1944年11月至1945年4月，日本共施放纸气球九千个，其中约一千个抵达美国本上。

　8

1945年7月16日，意大利和德国先后战败，美、英、苏首脑齐聚柏林郊外的波茨坦森林举行会议。会后，于7月26日，以美、英、中首脑杜鲁门、邱吉尔、蒋介石联合署名，发表对日本最后通谍式的《波茨坦公告》．主要内容是：

一、欺骗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

二、盟国军队必须占领日本，直至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成立，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时。

三、日本之主权必须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国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

四、日本军队应全部无条件解除武装。

五、严厉制裁战争罪犯，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必须予以坚决消除。

六、日本将被允许维持其经济和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之工业将被禁止。

七、在达到上述目的及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以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

公告以非常强硬的口气限令日本无条件投降：“吾人通告日本政府文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予以适当及充分保证。仅此一途，否则日本将迅速完全毁灭。”

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探求结束战争的政治力量。《波茨坦公告》发表后，促使他们更加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认为：日本的决底失败已成定局，战争往后拖一天，日本就加大一天的灾难，长此下去，日本将彻底毁灭。因此，日本只有选择无条件投降，以保全大和民族。

但是，随着苏联参战的趋势明朗化，他们又认为，这给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增加了一个选择机会。他们看出，美、苏将很快成为水火难容的两大阵营，日本是向美国阵营投降还是向苏联阵营投降，这是决定日本民族将来前途命运的异常严肃的大事。

他们认为，就目前而言，美国是日本的头号敌人，美国把日本炸得最惨，但是，鉴于前不久苏军占领半个德国后的一些做法，又使他们不寒而栗。经过反复争论，他们认为，鉴于苏联占领半个德国后的情况，日本情愿向头号敌人美国投降，情愿让美国人来占领日本本上。

日本军方亦看到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但对无条件投降这一字眼讳漠如深。他们觉得，既然美、英、苏、中各怀心计，那么，总有空子可钻，总还可以争取到比“无条件”稍稍体面一点的结局。

他们主张在两对矛盾的基础上，展开外交斡旋：即美、苏矛盾与中国的重庆方面和延安方面的矛盾。通过挑拨利用这些矛盾，使中国的民族抗战分化瓦解；使盟国反法西斯阵营解体。因此，日本在这时的外交手腕是：准备对重庆和延安同时开展政治工作，对延安措施作为对重庆措施的牵制；离间美、英、苏、重庆、延安，助长其互相争执。

日本军方由于对苏联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导致他们对战争形势的判断产生根本错误。他们认为苏联与日本是讲信用的，因此不会对日开战。这是因为，在中、日两国长达八年的战争中，日本经常通过朝鲜半岛经满洲、华北调兵遣将。在与苏联邻近的长长的“走廊”上，日军进进出出，来去自由，与苏军相安无事，使日军对中国的战争未受到干扰。其间虽然在“满”、苏边境有那么两回大的摩擦，但都是莫斯科方面采取了高姿态，而使紧张局势得以平息，同样，在希特勒挥师从西线杀到莫斯科近郊，苏联处于生死存亡之时，日本人也信守了与苏联的友好“中立”，没有趁火打劫，使苏军得以从容对付德军。

另一方面，日本自以为深知中、苏两大邻国的心底，认为苏联绝不会为了一个完全倒向美国的中国政府的利益，而向中国的敌人宣战。在这方面，日本的判断错得更厉害，在错误的路上走得更远。因为自从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后，苏联恰恰是迫不及待地要履行密约条款，出兵中国打击日军，以换取在中国的权益，以致于会议结束后没过多久，驻重庆的苏联大使就找到蒋介石门上，传达斯大林元帅的口信，要求宋子文前去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使苏联出兵中国“名正言顺”。很简单，如果苏军不出兵中国，就无法兑现雅尔塔会议上那些利益。

日本军方根据他们错误估计行事。当4月5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阴沉着脸宣布废除《日苏中立条约》，又不断向西伯利亚增兵时，日军中央统帅部仍十分肯定地认为：至少在1945年末，苏军不会向日军开战。

后来，随着苏军向东线转调兵力加速，日军大本营才觉察到有点儿不对劲，但仍未改变以前的基本判断。5月30日，才决定从派遣军抽调四个师团，一部分充实到关东军那座半空的架子内，一部分充实到朝鲜方面军内。同时命令关东军加强战备，第一，准备反击美军从北朝鲜登陆；第二，才是对付苏军进攻。

关东军开始紧急扩充军备。

首先是增加兵员。当时日本本上正受到美军的大规模空中攻击和日已迫近的海、陆军事压力，一个兵也抽不出来。中国华北方面的派遣军受到已相当强大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全面反攻，而在长江方面则受到美式化后的重庆政府军的层层攻击，也是自顾不暇，无法抽兵北上。日军大本营只得命令关东军司令官，由满洲自身实行全体动员。动员最大兵员指数为九十万。实际上这只。是个理论数字。

关东军于6月初开始动员。对在满洲的日本适龄男子，实行全体动员，好不容易才收罗了约二十五万人。

关于武器装备，那就更困难了。因为在这之前的几个月内，中央统帅部为了进行本土决战，就已将关东军山炮以上的武器和剩余的枪支、弹药，全部运回日本国内。现在新动员起来的二十五万人，只好靠关东军老部队之间调整、挪用。同时，把伪满军尽量改为槁后勤，将他们手中的枪枝弹药收归关东军新扩部队。割肉补疮，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关东军司令官只得下令削竹枪装备新编部队。

新扩编部队的军官、战斗骨干都等于零。统帅部一个军官也抽调不出来，仍然全靠关东军就地取材。这样的军队能否进行现代化的大兵团作战，不言而喻。

关东军在后期实际上是一群由满洲地区的日本侨民和公职人员临时凑合起来的乌合之众。严格他说，这是一支不能作战的“军队”，它的存在和被消灭，事实上与日本无条件投降毫无关系。

　9

7月21日，夜。

柏林郊外的波茨坦。

连日来参加三巨头会议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显得有点疲倦。此时，意大利和德国先后战败，欧洲战场业已沉寂下来。剩下的只有东方的日本了。

这日本军队也打得真亡命，在冲绳岛附近的海战中，日本海军竟以大将级的高级将领，亲率神风特攻舰队，与美军进行搏斗。

为了促使苏联早日对日作战，共同打败日本。5月28日，杜鲁门派哈利·霍普金斯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元帅会谈。斯大林却把出兵的皮球一脚给杜鲁门踢了回去，说苏军出兵打日本，涉及中国对雅尔塔提案的同意，只要蒋介石同意了密约中给予苏联的“利益”，他随时可以出兵。

当然，斯大林元帅在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伸出橄榄枝。他向美国总统的这位特使表示：只要蒋介石答应了那些条件，他愿做一切能做的事，来帮助重庆实现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唯恐特使不明白他话中意思，还进一步点明：他认为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中没有能统一中国的有力人物。……

此时，马歇尔将军急匆匆走进杜鲁门的房间，告诉他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7月16日，就是波茨但会议的第一天，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沙漠上，成功地爆炸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

原子弹的试验成功，意味着美国拥有了瞬间可以抹掉一座大城市的打击能力。

杜鲁门闻讯兴奋异常，对马歇尔说，我们既然拥有了这种神奇武器，就完全可以同英国和中国一道打败日本。那就没有请求苏联帮忙的必要了。

马歇尔说由于雅尔塔密约中苏联占有那么大的甜头，现在不叫他们出兵，恐怕也办不到。

杜鲁门和马歇尔商定：美国仍欢迎苏联参战，但并不对此寄予什么希望。同时，要尽力挽回雅尔塔密约中牺牲中国利益的部分，以便使中国更加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

杜鲁门再次派哈利到莫斯科斡旋，劝说苏方放弃对中国领土的那些要求，又一次遭到斯大林的拒绝。

美国见无法劝导苏联，深感战后苏联对亚洲的扩张欲望和威胁不容忽视，更认为不能不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杜鲁门向蒋介石捎来秘密信件，叫中国在中、苏谈判中，态度要强硬些，不要顾及得罪了苏联方而不出兵的事。

美国态度的突然变化以及中国谈判代表态度的突然强硬，使斯大林觉得这其中必有缘故。

美国的原子弹对外是严格保密的，但斯大林元帅不可能不嗅出点味儿。

千载难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要在这亚洲的东方结束了，同盟国各方不可能不在这最后一幕重头戏中挤上舞台去做一番突出的表演。

苏军更加紧了向中国边境集结兵力的步伐。

8月6日，午夜。

日本和全世界的收音机，都能收听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广播声明：

美、英、中所以于7月26日在波茨坦发表对日本的

最后通谍，其目的在于最后关头唤醒日本当局的良知，使

日本人民免遭全部毁灭。但是，日本当局执迷不悟，拒

绝了那项旨在挽救日本人民的最后通谍。现在，如果他

们仍拒不接受我方条件，可以预期，地球上从未出现过

的毁灭性打击将从空中向他们袭来。

在杜鲁门发表广播声明之前的十个小时、地球上从未出现过的毁灭性打击武器，已经从空中袭击了日本广岛。

6日上午八点钟。两架B29飞机自东方飞临广岛市上空约一万米，投下了一个胖男孩似的炸弹。“胖男孩”在二千英尺左右的空中，闪出一道眩目的蓝白色闪光；一声足以撼动大地的沉闷的轰鸣，一个巨大无比的火球；地面上腾起一个白中略带黄色的巨型烟柱；火球、烟柱，剧烈地翻滚、蠕动；一个巨大无比的怪物——蘑菇云。

五个钟头之后。美军派出数十架F13型飞机，飞到广岛上空去侦察原子弹爆炸后的情况。一会儿，他们从空中向美军总部报告：整个广岛城一片火海，浓烟遮天蔽日。广岛城还存在否，无法判断。

后来查明：广岛市当时共有三十二万零八十一人。原子弹炸后：死十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一人（38％）;伤八万二千八百零七人（25％）；受害者合计二十万一千四百六十八人（63％）。另有驻该地的军队人员死伤：九千六百五十人。

8月9日，上午十一时许。

B29飞机两架，飞临日本长崎市上空，投下了第二个“胖男孩”。摧毁该地区工业68．3％，死伤各数万人。

在日本投下的那两枚原子弹的当量各为二万吨级梯恩梯炸药的威力，相当于一吨级普通炸弹三万三千枚的装药量。日本战时生产梯恩梯炸药的能力，最高年份为三万多吨。那两个原子弹的当量，比日本一年生产的炸药总当量还大。

日本上上下下，对美国施行的核打击力量，感到大惊失色、

8月9日，夜。

日本召开御前会议。天皇决走：“鉴于彼我战力悬殊，纵继续战争，徒使无辜涂炭，文化摧毁，导致国家灭亡，尤其原子弹的出现，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朕决定结束战争。”

翌日，日本向全世界广播，向美、中、英、苏四国投降。

8月9日。

斯大林实在无法再等待同蒋介石签订《友好同盟》之后才出兵了，遂命令部队向满洲里进攻。同日，出动飞机，分别到齐齐哈尔、佳木斯、哈尔滨、牡丹江、长春、吉林、沈阳等城市上空光顾一趟，分别扔了几个炸弹。

日军本来就无力守卫满洲，一直让其唱空城计的，于是在苏军进攻的当天，统帅部便决定放弃满洲。

8月10日至11日，向满洲里方向进攻的苏军仅前进到海拉尔附近。只有进到满洲西面的一股苏军，才以每日约百里的速度向东南推进。

在满东北线上，苏军仅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那边打了些炮弹到中国的土地上，算是参战了。

日军认为，苏军只是在国境线上打炮试探，生怕与关东军硬打。由于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投降，所以，苏军事实上是以战胜国身份进入东北全境，接受关东军的投降。

8月14日。

在苏军已经进入中国东北六天后，蒋介石生怕其再继续南下，只得急电在莫斯科的谈判代表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了字。

　 10

8月10日。

日本投降的消息已在中国各地传开。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再也按纳不住心头的激动，纷纷奔走相告，尽情欢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10日晚上，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延安等地，大街小巷，锣鼓齐呜，彻夜狂欢，鞭炮放过的纸屑，在地上竟积了厚厚一层。

亿万军民狂欢纵舞，神州大地欢声雷动。

日军投降前，蒋介石曾以最高统帅部名义严令前线各部队保持稳定，密切注视当面之敌的动向。但是长江两岸各战区、各部队广大官兵，无法压抑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所掀起的浪潮，纷纷从战壕工事里一跃而起，举枪狂呼。有的官兵违令燃放鞭炮，有的朝天射击……

第33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将军，挂上一面小皮鼓，带头离开了自己的指挥所，冲上街头，与千千万万的军民一起游行欢呼，艰难的历程和胜利的冲动，使这位将军完全忘记了自己显赫的身份，竟象孩子似地在人流中，一边打鼓扭秧歌，一边号陶痛哭，八年中打得太惨啦！无数将士为之捐躯，甚至前任总司令张自忠上将也战死疆场，以身殉国。抚今思昔，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8月15日，上午十时，重庆。

蒋介石发表题为“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

他说：

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在这里得到了最后证明。

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和我国的同胞，相信这个战争是世界上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战争，我们所受到的凌辱和耻辱，非笔墨和语言所能罄述。但是，如果这个战争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战争，那么对于凌辱和耻辱的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是无须加以比较的。

我们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不论肤色，所有的人们都一定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地携手合作。这个战争的结束，必然会使人类发扬互谅互敬精神，树立相互信赖的关系。

接着，蒋介石摆出一副宽宏大量的中国最高统帅的架子，要求中国军民应以恕道精神，对待已放下武器的日本人：

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到今天一贯地只识黩武的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我们更不可以对敌国的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和罪恶。我们必须切记，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以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以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将成为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8月15日，正午，南京。

冈村宁茨和派遣军总司令部全体人员齐集总司令部广场，木然地列队面对日本方向。无线电广播里，天皇略带哭腔的声音，像幽灵似地在广场上空回荡：

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及帝国现状，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

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宣言……敌方最近使用新式残酷的炸弹，使无辜国民惨遭杀伤，残害所及，殊难估计。如仍继续交战，不仅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为解放东亚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表示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内如焚。对负战伤、蒙战祸、损失家业者之生计，朕至为轸念。帝国今后之苦难固非寻常，朕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以为万世之太平计耳。

朕于兹得以维持国体，信赖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如情之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洲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建设未来，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

在一片悲痛的哭泣声中，冈村宁茨含泪向总司令部人员作了“谨遵诏命”，决心率百万派遣军接受投降的训示。

9月11日至10月10日。

华北、华中、华南（香港除外）日军，共计陆军地面部队八个军，二十立个师团，一百零九万三千四百一十人。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

另外，尚有十数万在华日军未计算在内，他们是：

海军遣华舰队；

第5航空军；

老河口、雪峰山会战之后，调出派遣军的有：

6月25日调走：第34军司令部、第117师团；

6月19日调走：第59师团、第73师团；

7月21日调走：第39师团。

7月7日，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共打死、打伤和俘虏日军：二百五十余万人。

八年艰苦的抗战中，中国军队正面战场伤亡情况：

阵亡将士：一百三十余万人；

负伤：一百七十余万人；

人民伤亡：一千八百余万人。

滚滚长江，日夜不息地向东奔流。时而舒缓慢涌，时而汹涌澎湃；时而细涛润堤，时而巨浪拍岸，它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它是中国军民血战的记载。它在呜咽，它在呼唤，呼唤着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挺身而出，以身殉国的壮士们的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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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

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上将；

第9军军长：郝梦龄将军；

第29军军长：陈安宝中将；

第42军军长：冯安邦中将；

第3军军长：唐淮源中将；

第98军军长：武士敏中将；

第79军军长：王甲本中将；

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

第2军副军长：郑作民中将；

第五战区第2路游击司令，刘震东中将；

苏鲁战区第1路游击司令：马玉仁中将；

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中将；

第21军154师师长：饶国华将军；

暂编第5师师长：彭士量少将；

第44军150师师长：许国璋将军；

第84军137师师长：钟毅中将；

第5军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

第3军12师师长：寸性奇中将；

……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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